典藏｜澳门调查手记
我想，大部分的田野调查者都拥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说不定某一次的调查任务，便会将你带到一个此前从未想过会去到的地方，甚至离开许久都会一直惦记着她。
对我来说，澳门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在接到“中国方言文化典藏”项目（以下称“典藏”）澳门点的调查研究任务前，我从未去过澳门，甚至想象不出一幅专属于澳门的画面。2011年7月1日，在澳门定居多年的邵朝阳师兄到拱北口岸接上我和杨璧菀，把我们送到澳门理工学院的宿舍落脚。宿舍的阳台可以看到金莲花广场，夜景是一片霓虹绚烂，摩天大楼浓墨重彩，一座一个风格，神采奕奕地交相辉映。若非有小杨一再叮嘱“早点儿睡”，我几乎忘了已是下半夜1点了。
典藏要求项目调查点负责人必须是母语人，或者必须在调查点当地工作，如以这两个“必须”来看，我完全不合格；而澳门又是典藏的“排头兵”，是第一个调查点，带有试点的性质，因此完全没有经验可循；我们又没有取得澳门的逗留签注，调查时间很紧迫。初入澳门，未来得及细细体会初来乍到的新鲜喜悦，“急”字便涌上心头。第二天，我起床后便拉上小杨到外面打探情况，发现澳门理工学院的食堂没有早饭，只能自理；而周围的小馆子最便宜也要30元澳币一个盖饭。不一会儿邵师兄的电话来了，原来联系的发音人是当地方言文化的热心人士，但要求的报酬过高，大大超出我们的能力；后来又联系了一位发音人，是当地土生土长的退休工人，经讨价还价后，发音费为200澳元/小时（没错，是“小时”！）。我一直在不停地打着算盘，计算着在这儿工作、生活一天的成本，还真是“一国两制”啊！了解情况后，我和小杨立即开始规划在澳门的饮食起居，为了节约时间和经费，我们决定自己做早饭和晚饭。锅，碗、碟、勺、筷，插座等都是从邵师兄家搬出来的，除了油、盐、糖以外，其他全厚着脸皮跟在读的学生“凑合用用”，硬件方面则买了个超市里最便宜炒菜锅，180元澳币，回来后发现在电磁炉上没法用，硬着头皮去退货却让超市老板轰了出来，结果是邵师兄出马，声色俱厉地告诉店家要体现澳门人的“质素”（素质），才得以妥善解决。邵师兄仗义，翌日又赞助了锅盖一顶，生产资料大体解决。不久后，“澳门方言文化典藏”获得了澳门理工学院的立项资助，但我始终没能坦然面对物价差异，两年里虽多次往返澳门，但除了偶尔去拍饮食图片在外打打牙祭，我每次赴澳的伙食都开火自理。现在想起来有些愧疚，觉得自己太抠门了，也委屈了诸位同行者，她们每次同我起早贪黑，在外拍照时备受各种美食娱乐诱惑、却被我狠狠拽回宿舍，先煮饭后刷碗，完了还要再核对材料直到下半夜。
也许是一开始便着急，往后就形成了心理惯性。每次赴澳门调查总有担心：怕行程太赶调查不完，怕钱花大方了但活儿干得不漂亮，怕调查粗疏遗漏太多……而每当我紧皱眉头、语速匆匆地陈述自己的焦虑时，邵师兄笑眯眯地说：“饮茶，饮茶。长命工夫长命做。”他是一点儿也不急，真急死我了！
典藏的调查任务分为两大板块。首先是语料调查，记录音系和方言文化语料。由于赴澳调查机会难得，我们决定用《方言调查字表》对澳门单字音进行记录后，再进行方言文化词语、语篇的调查。与一般调查不同的是，除了纸笔记录以外，典藏项目需要做高品质的录音、摄像。发音人邝荣发先生时年50岁，是澳门电力公司的退休工人，小学文化水平。开始记音时，他有些紧张，说的多半是读书音，我一反问、一核实，声音提高八度半，他更紧张，一再声明自己不是老师，发音不标准。或许是听到我和小杨操着与广府片的口音相去甚远的粤语跟他比划着，过了两天他就逐渐放松了，面对质疑泰然自若，自信地说：“我唔觉。你地=啲乡下音唔同个！”（我不认为如此。你们说的乡下话不一样吧。）经过了3800多个单字音的调查磨合，到了调查方言文化词语时，邝老师已经很熟悉我们的工作目的，他对澳门的儿时记忆阀门被一下子打开了，我的纸笔记录常常跟不上他的语速和节奏，不免由衷感叹每个母语者都是最好的文化传承人。每天记音结束后，邝老师带着我们一大堆存疑的问题回家，跟“四嫂”（他的爱人）、街坊邻舍核对；第二天上午见面时，向我们一一介绍核实结果，或者再为前一天的调查补充几条语料。令人感动的是，邝老师对我们的反复追问、或音像摄录时的多次返工表示非常理解，合作态度精诚，好几次录音工作结束时，他的声音都嘶哑了，但毫无怨言。而到了调查后期，邝老师俨然成了“北语录音”软件的专家，无需我们提示，他根据波形便能自觉调整口部与话筒之间的距离，逢送气音便离话筒远些，逢高元音韵母便离话筒近些，一看波形超过了-6便自责不已，有时我觉得勉强能过的条目，他还建议我重新录制，让我佩服不已。正因为有了这样理想的发音人，我和杨璧菀能大胆地多次试验，最终利用投影仪、摄像机与“北语录音”软件相结合，设计了发音摄像、录音同步进行，且能获得高质量音像材料的摄录方案，该方案对机位摆放、人员配合模式、人像大小定位等，都有需严格遵守的操作步骤。后来，在每次典藏新增调查点的调查技术培训会上，我们都会通过模拟演示，将此方案推广给大家，以确保各调查点的多媒体音像材料能达到较高的品质。现在，这种摄录模式也用于“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音像摄录工作，在全国广泛使用。
发音人邝荣发先生
与学理研究有所不同的是，典藏的创新性在于需对方言文化进行实地调查，需要调查者实地寻访，用照相机、摄像机记录方言文化词语所指的对象，把语言符号与客观世界真正结合起来，这与人类学、民俗学的调查研究方法有相似之处。在进行方言文化调查的过程中，是先语言、后文化，还是先文化、后语言，我曾非常纠结。第一次去澳门时，我尝试着一开始就做方言文化调查，看到什么拍什么，由于不是本地人，觉得什么都新鲜，什么都要拍；但整理时看着好几百张照片，又觉得自己就是个稀里糊涂的旅客，不知所谓；后来在邝老师的配合下完成方言文化词语记录后，再根据记录所得的条目去拍摄，目的性就强多了。方言文化调查难度在于，在历史潮流的涤荡中，有些文化事项在今日已是碎片或残迹，需要去挖掘、去抢记、去保护；再者，我不是当地人，需要去融入，获得信任后才能得到真实的材料。2011年10月，我和杨慧君赴澳专门拍摄方言文化照片，与游客喜欢去赌场、教堂、新马路不同，我们常常是一头钻进巷子里，逢人便问，见到民居、店铺、寺庙就两眼发光，将老百姓习以为常的物件视若珍宝，恨不得全部收到相机的镜头里。碰到算命、祈愿、占卦、博彩等信奉或娱乐活动时，怕拍照会引起别人误会，便到其附近佯装游客，一人摆姿势，一人拿着相机假装为对方拍照，事实上镜头却对着被试，这就是我们的“快速隐匿调查法”。遗憾的是，我们也曾想用此方法深入娱乐场拍摄博彩照片，但几次都被致以警告而宣告失败了。而棺材铺、寿衣店、寺庙、灵堂、先人牌位供放处、坟地……这些离神秘文化最近的地方我们跑了个遍，虽然都以肃然起敬的心情往之，一开始还是会觉得头皮发麻，总是萌生退意，但一来二往就横下心来，似百无禁忌了。后来杨慧君独立承担了典藏衡山点的调查研究任务，她说调查时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能乐观面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澳门调查时，每次打退堂鼓都被我抽着鞭子、追着赶着迎难而上，最后只能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
向老街坊询问调查条目
典藏项目涉及一年之中的各种节日节令，需多次往返调查点进行拍摄、记录，这对于在北京仍有科研和教学工作的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于是，我与杨璧菀、杨慧君达成共识，对于节令性的调查条目，三人轮流赴澳查缺补漏，后来还联系了澳门大学的黄梁君同学，由她协助拍摄与婚事相关的条目。2012年年初，我赴澳对春节民俗进行专项调查，由于学生、同事都要回家过年，只好请家人随行管理我的伙食起居。那一年澳门天气阴冷，终日飘着毛毛细雨，我穿着厚厚的羽绒服，脖子上挂着单反相机、肩上背着三脚架，手里拿着摄像机，走在逼仄倾斜的街道里，觉得步子特别的重。外出时由于内地手机信号不稳定，一旦我扎进人群或钻进巷子里后，往往便与家人失联了，全凭心灵感应在某一处相遇，或索性饭点儿时回到住地集合。随着我跑了几天后，妈妈也兴奋起来，常告诉我这个东西她小时候见过，那个活动以前家里也办过，突然说某个词儿的说法她想起来了，那首歌谣听过，但在老家是这么唱的……她说，很多名物、活动早已消失在日常生活中了，甚至受到她青年时代的教育影响，觉得凡旧需破，既然破了则不宜再提起，更不能怀念，但没想到澳门竟然还有，派利是、放鞭炮、舞狮舞龙、抢生菜、财神拜年、祭祀许愿，这些传统风俗现在澳门都由政府、寺庙或企业组织，全民参与，办得红火却不矫情，年味儿十足，这是在家乡或北京过年时都不曾感受过的。我想起小时候常听人说我的老家是个文化沙漠，经济也不发达，潜移默化之中，我自报家门时总带着些自卑，似乎别人皆洋气，舶来品均好。现在想来，或许并不是家乡不好，而是因为我们忽视、甚至放弃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久而久之，竟觉得自己一无所有，也不知道我是谁，若中国各地皆如此，谈何自信与复兴！但好在尽管时过境迁，而文化基因就如烙于脑海的胎记，稍加提示便会被唤起，正如那时妈妈在澳门街头对我娓娓道来时的红光满面，精神焕发。这也是我们今天对中国方言文化进行抢救性调查保存的意义所在。
或者是得益于丰富多元的文化滋养，澳门人热情、圆融。走在街上，若与陌生人目光交汇时，彼此一点头，一微笑，只要天色还亮着，道一声“早晨”[tʃou35ʃɐn21]（早上好），距离便近了，能停下攀谈许久，我也从中品味到不同对象的百态人生。有一次，在华士街看到了一座外墙破旧的传统民居，上前询问坐在门口的老人是否能入户参观，老人欣然应允。打开房门，里面光线昏暗，人气惨淡，日常用品四处堆放着，潮湿、黏腻的味儿不太好闻。我只拍到了较为旧式的厕所（见图1-65），却用更多时间当了老人的听众。原来他一直独身，有时义工会来家里帮忙陪伴，就在这口齿含混的讲述间，想到老人临走时也许连个“担幡买水”（送终）的亲人都没有，我心中非常难过。在水上街市拜访过去的“水上人家”，几个婆婆把我带到义兴码头参观，她们坐在老式的藤制沙发上，把大脚丫子搭在塑料拖鞋上面，大声谈笑，酣畅淋漓，我仿佛看到了过去船儿靠岸后，几家人蹲坐在船头吃饭、闲聊的热闹场景。在福庆街曹大仙庙调查时，得知澳门的许多庙宇都由家庭经营，一家打理一个神仙的凡间事儿，令我很意外。从庙里出来后，“曹大仙”的经营者邀我到街上的咖啡店里小坐，入座后每人一杯热气腾腾的“鸳鸯”饮品，一片抹了花生酱的新出炉面包，聊旅游，聊我的工作，聊跑狗，聊过去七夕有烧“七姐衣”、种绿秧、比赛手巧的风俗，天南地北无所不及，仿佛我是他们认识了多年的朋友。又记得在莲溪新庙“华光诞”的酬神活动里拍摄“神功戏”，演出开始前我到后台调查道具名称，演员们都在用心装扮、练嗓、练把式，认真投入，丝毫没有因为这临时的露天舞台（见图6-25）并不豪华而放松懈怠。主办方看着我摄影行头齐全，询问细致专业，便将我列为上宾，与赞助商和文化名流安排在同一排，只见身着旗袍的太太们手握香扇伴随节拍挥舞，神态陶醉多情，她们一晚上安坐于简陋的临时靠椅上，不曾离席。
在后台准备的粤剧演员
澳门几经填海造地，目前仅有30多平方公里，与祖国大地的幅员辽阔相比，她孤悬海表，是名副其实的弹丸之地。然而，在或屈辱，或无奈，或认命的历史轨迹里，她竟悄然避开了数轮激进、颠覆的动荡岁月，自然完整地保存着各式文化元素，在今日看来，以往不堪回首的岁月恰又成为了历史机缘的眷顾。行走于澳门满载沧桑的老街上，我常常有穿越时空的错觉，我从海边新街晾晒的鱼干里嗅到了昔日渔村的咸香；从气势恢宏的教堂、热情奔放的葡国土风舞里体验到了浪漫的欧洲风情；从随处可见的“门口土地”和香火鼎盛的寺庙中触摸到了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传承；华灯初上之时，又从娱乐场的霓虹绚烂中惊叹她作为国际都市的富丽繁华。现在有很多城市要为打造文化名片专门搜罗文物残迹，或是人为作古，刻意粉饰，而澳门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她本身就是个历史文化博物馆，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地前行，传统与欧化并存，古旧与繁华并重，勤勉与奢靡并行。我想，这也许就是我们一直所追求的“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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