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念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农村建设成就—基于《中国季刊》的考察

摘  要：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问题是中国的根本问题，农村建设的成败直接影响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境外特别是西方学者了解农业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对中国农业的研究可谓浓墨重彩。作为西方当代中国研究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杂志之一，《中国季刊》自创刊以来就将农村研究作为重点，既关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农业技术变迁，也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成就，这些研究既以事件为经，又以时间为纬，共时与历时相结合，横向与纵向相交织，共同构成了一幅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农村建设与改革的完整图示。

关键词：农村建设；西方视角；《中国季刊》海外中国研究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问题是中国的根本问题，农村建设的成败直接影响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境外特别是西方学者了解农业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对农业的研究可谓浓墨重彩。据笔者统计，作为西方当代中国研究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杂志之一，《中国季刊》从创刊以来，研究农业问题的论文达120篇之多。在《中国季刊》上发表研究中国农业问题文章的学者包括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王海(Thomas Heberer)、戴慕珍(Jean Oi)、安晓波(Bjorn Alpermann)等，他们都是当代中国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学者。他们或者关注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挖掘中国走向现代性的内生动力;或者致力于建构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农村社会概念体系，既关注中国农村的整体发展，又关注农村的典型个案。境外学者对中国农村建设的研究综合运用了东西方的社会科学基础理论和方法，立足于中国农村的传统和现实，从多个视角出发审视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变化与成就，勾勒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建设的立体画面。刊文作者的身份多为高校学者，并依托于当代中国研究的核心机构，他们的观点基本代表了当代境外对新中国农村发展的总体看法。因此，通过《中国季刊》研究境外特别是西方学者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建设的基本看法，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农村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经济，最根本的就是确立农业制度，并制定与之相适应的农业政策。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开展，社会主义农业改造也被提上日程，社会主义农业制度的确立迅速迈开了步伐。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取得的成就得到了西方学者的高度认可，他们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初农业建设取得重要成就得益于农业制度和农业政策的卓越有效。正确的农业政策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在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正确农业政策的带领下，“一个由河南、河北和山东三个省份组成的、总人口约为1.8亿的大型北部地区，在1970—1971年间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这对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意义重大，更直接推进了工业化进程，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农业政策在“从农业约束中释放工业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总而言之，新中国成立之初农业建设的成就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初农业建设就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比起成就本身，背后的经验更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力量，早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其中“农”指的就是党领导农业建设，坚持党的领导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农业建设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业政策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是得民心的。芝加哥大学的刘裕(Yu Liu，音译)认为中国农村的快速发展是一个组织上的成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卓有成效，“组织者密集，有凝聚力和效率”，得到了农民的广泛欢迎，这与苏联农业集体化遭遇的抵制对比鲜明。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卜约翰(John P. Burns)教授盛赞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是农村建设成就的直接推动者。美国密苏里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李怀银(Huaiyin Li，音译)通过对江苏东部东台和上海松江县的研究，肯定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治理能力，其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事件定性，有效提升了解决纠纷的效率，肯定了中国共产党解决实际问题、维护农村稳定与发展的能力。第二是以人民为中心，在农业发展的同时不忘民生问题。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这是唯物史观给我们的启示，以人民为中心，高度重视民生问题是农业建设取得成就的主要动力。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基于对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和中国农业发展情况的考虑，做出了农业以种植马铃薯等杂粮为主的决定，因为这样更有利于解决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保障和改善民生。“在中国人的饮食中，谷物、豆类和马铃薯提供几乎十分之九的卡路里摄入量，一般情况下，糖、植物脂肪、动物蛋白质和维生素摄入不足。”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准，其核心是提升农民的素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民的教育，不仅治贫还治愚，以教育的发展带动乡村的民生建设，为农村经济建设积累了人力资源。“公社大大扩展了技术教育的机会，也可以为进行技术改进提供更多的资源。”鉴于中国缺乏熟练劳动力的现状，亟须通过建立学校、普及教育的方式提升广大劳动者的素质，党和政府在农村加紧农业学校的建设，创新农民教育方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它取代了1958年夏季和秋季的农业文化合作社，以经典的形式体现了教育改革中所强调的学习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的概念。”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想要的是让农民放弃一种生活方式并采用一种新生活方式，即将小生产者的生活转变成集体化农民的生活”，培育了社会主义制度下自食其力的新型农民。此外，党和政府在农村成分划定中推行相对温和的政策，“对江苏无锡几百户农户的农业发展调查，证实了土地占有并不是当时确定成分的主要标准”，保证了开展农业生产的稳定环境。因此，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教授罗伯特·艾什(Robert Ash)指出，“中国成功得益于中国政府对民生的关爱和政策的有效性”。

事物的发展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农业建设在取得骄人成就的同时也遇到了挫折和挑战，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也展开了客观而深入的研究。例如有学者指出了农业建设中的浮夸风对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遭遇的严重自然灾害有很大影响，有文章认为，“中国正在遭受又一年的重大灾难。它们主要源于其不平衡的农业产业，并影响其经济的每个部门”。当时中国的经济困难是由于不切实际的目标造成的，农业计划明显受到苏联体制的影响，过于野心勃勃、不切实际。事实上，这一时期政府的农业政策的确过于激进，导致农业建设目标的不切实际，加剧了自然灾害的影响，最终导致了严重困难时期的悲剧发生，可以说这一教训的总结是十分深刻且中肯的。

可以看出，境外学者对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农村的发展综合运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视角进行考察，既关注经济也关注政治，既关注党的领导也关注民生保障，呈现出多样性特征。他们能做到一分为二，较为公正合理地审视中国，对中国改革开放前农村发展成就给予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政策过于激进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改革开放后农村进一步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拉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序幕，而农村改革作为“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真正起点”颇受西方学者关注。这一时期，中国农业产出迅速增长，农业生产力水平取得质的飞跃，成为西方学者首要肯定的对象。西方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恢复农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中国的粮食安全政策一直试图同时实现粮食的充裕性和可获得性这两个政策目标”，在这一过程中，农业生产力被不断解放出来，农业生产获得根本性的发展，最终“消除了中国政府在粮食安全上的长期顾虑”。

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成功推行，这一时期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推动力，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实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这进一步吸引了西方学者的目光，成为西方学者盛赞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建设成就的另一侧面。美国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罗思高(Scott Rozelle)认为，农村私营企业发展是中国农村经济增长的又一动力，乡镇企业发展的成就支撑了农村建设的成就，“乡镇企业在过去20年中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尽管该行业最近的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减弱。乡镇企业对国家工业总产值的贡献从1979年的约10%上升到1996年的近40%，在20世纪80年代以平均每年近20%的速度增长，该部门的变革创造了500多万个新的工作机会”。随着农产品增加和农村私营企业的发展，农民有了更多的选择权，而正是因为农业金融机构的增加，满足了农民的资金需求，农业经济被进一步搞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谭安杰(On-Kit Tam)教授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现象，他指出，“自1978年经济改革方案开始以来，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两大机构的存款基数和贷款额均有显著增长”。

这一时期，农民本身素质提高，积极要求参加基层选举，行使民主权利，体现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共同进步，西方学者在表示惊愕的同时，也对这一成就大加赞赏。究其原因，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步入后工业社会，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超过对物质生活的考量，对他们来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刚刚改革开放国家的农村，精神文明能取得巨大进展是不可思议的。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政治学教授白思鼎(Thomas P. Bernstein)撰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权利意识明显增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进一步健全，加强对村民的教育、提升基层群众的民主意识也是改革中农村进步的体现，“村民选举作为对官员制衡的一个有希望的开端”，反映出农民的基层民主意识明显增强。改革的春风，不仅推进了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对农村社会结构的变革也产生了影响，改革开放“放宽移民限制，允许年轻人在家外寻求财富”，但却“破坏了农村集体化大家庭的经济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农民工问题，境外学者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问题，并指出农民工本身的素质也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得到了提高。有研究认为，农民工远非同质群体，他们体现了多样性，他们对权利的诉求也呈现出多样化特征。这一研究结果体现了境外学者对中国农民关注的持续性和研究的逐渐深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根本性的，西方学者总结了这一时期中国农业改革的基本经验。第一是坚持改革开放。关于改革与农业发展的关系，西方学者一个具有共识的观点就是农村改革解放了生产力。西方学者肯定了政府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巨大意义，在改革的推动下，中国农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中国农村建设成就得益于中国政府对农村经济建设制度上的创新，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给了农民更多的自主权，对农民实施制度上“松绑”，农业粮食生产得以大量增加，“有粮吃是生存的基础，而解决贫困问题才是真正解决生存问题”。中国政府随后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激发农民的积极性，进一步刺激了农业经济的增长。美国资深汉学家戴慕珍教授指出，“1985年4月，政府废除统一购买制度，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中国粮食控制政策的重点，取而代之的是合同采购系统”，这一制度有利于农民自主支配自己的产品，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形成支持。罗伯特·艾什也肯定了中国农业体制变革的巨大意义，他指出“1983年的‘1号文件’特别强调了专业户的出现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进步”。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末，有学者在预测整个80年代中国经济走势时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正在进行中。尽管面临各种障碍，但可以依靠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以及所有友好国家和人民的关心和支持，克服任何困难。经过‘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中国经济和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将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长足发展。我们可以肯定这一点。”这一论断表现出改革开放背景下西方学者对中国农村经济未来走势的乐观。第二是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美国斯坦福大学施坚雅教授指出，“一个完美的市场”应该是一个“最值得或最有需要的人必然会获得他们在道德上最好的商品份额”的市场，基于这一认识，施坚雅高度评价了邓小平改革取得的成就。“邓小平改革在八年时间内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中国农村地区的个人和家庭实现自治，并成功地建立了有利于企业主动性和农业生产力的体制框架和激励结构。”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科学文化教育在农村改革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制度的创新激发了农民的主体性，改革中推广农业技术提升了农民的专业素质。例如，有研究显示农业技术的推广使得贵州山区的农业生产力得以提高。第三是注重发挥政府的作用。有西方学者认为国家对农业发展投入的增加也是农村建设可以持续取得成就的重要保证。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怀特(Lynn T. White)指出，“1979年中国农业投资在国家基础建设中的比例增加到14%”，有力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在盛赞中国农村改革的同时，也有西方学者认为这一阶段的改革伴随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能否被解决、解决得好不好，将对农村改革的质量和前景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首先是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在中国农村改革的过程中，经济虽然发展了，但是部分地区发展经济的同时却出现了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一些西方学者注意到改革对环境带来的负面因素，虽然农村经济改革改善了农民生活，但是中国农村工业发展引发的环境污染也日渐严重。有学者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工业的表现引起了对该行业未来经济健康和长期可持续性的担忧。还有的学者认为不公平的分配制度将制约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例如白思鼎教授在肯定中国的农村在过去20年中经历了巨大变化的同时，也指出了改革带来的土地分配不均的问题制约了农村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在国家的支持下，东部沿海省份的农村工业化迅速发展，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而西部地区的收入增长则更慢”。其次是农村的“空心化”问题。农村的“空心化”使乡镇政府成为“空壳”，其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格雷姆·史密斯(Graeme Smith)认为，在农村税制改革和企业私有化的进程中，一些村庄日渐空心化，它们的服务能力因农村税收和农业税费的削减而削弱，制约了农村未来的进一步发展。

总而言之，在这一时期，学者本着客观中立的立场高度评价了中国农村改革取得的成就，总结了中国农村改革提供的经验并指出了中国农村改革出现的问题。中国的改革是在变动中取得发展的，只有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调整上层建筑中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能保持生机与活力。改革之初牛津大学博士研究生西里尔·林(Cyril Chihren Lin)就指出，这一时期乃至将来“中国经济调整在理论上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

三、社会主义农村改革进入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农村改革也呈现新的特征，新时代在五位一体布局下农村实现全面发展，农村呈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环境生态化的新一轮变革。新一轮农村变革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不畏艰难，励精图治，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旗帜鲜明地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改革进入新时代，引发了境外学者的高度关切和热烈讨论。

1.对农村经济与产业的研究。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教授高默波(Mobo Gao)分析了新时代中国农村农业的发展，他认为，解决当前农村问题的关键是土地所有制问题，随着农村土地的三权分置与村级集体经济试点，中国的农业经济势必蒸蒸日上。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罗思高则另辟蹊径，分析了农村的道路建设，他指出道路扩建对农村就业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农村道路基础设施改善降低了村民找工作的成本;另一方面，随着道路扩建带来的经济增长，村民对于农村的就业前景更加乐观。因此，道路扩建对于农村民生的改善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2.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研究。牛津大学的劳拉－韦恩莱特(Anna Lora-Wainwright)的研究显示，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加剧了人们对污染对健康影响不确定性的关注。挪威奥斯陆大学副教授李安娜(Anna Ahlers)等人通过分析三省三县实施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的模式与试点策略，解释了县乡政府如何运用这些策略以及它们的效果，指出生态环境保护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并呼吁大家重新审视中国农村的模式实践，因为这些可以反映中国农村治理的现实。

3.对农村教育和农民素质的研究。新时代农村改革的推进呼吁农民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和农民的全面发展，近年境外学者对农村教育的研究明显强化了。有学者认为中国政府致力于提高农村地区的教学质量，是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努力的关键组成部分。近年来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体现出显著成效。除了关注教育以外，学者认为近年来中国农村生产方式的进一步改变，对农村的传统结构与社会观念产生重大影响。在中国大规模的城乡流动打破了传统的农村父权社会，使得临时的非父权居住方式成为可能。

4.对农村社会治理的研究。美国史密斯学院助理教授刘沙兰(Sara Newland)指出，“干部个人的工作升迁诱因在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以此为依据寻找农村社会多层次治理的可能性。她认为正是农村基层干部中“革新者”与“执行者”的同时存在，为中国农村的有效治理提供可能。德国柏林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潘宇舟(Matthias Stepan)指出，近年来政府政策对日常生活感知到的城乡差距的日渐缩小产生影响，这意味着中国农村的社会治理初步取得成效，更意味着这一社会治理政策能够在中国农村更好地推动下去。

5.对农村社会保障的研究。一项来自瑞典哥德堡大学比杨·古斯塔弗森(Bjorn Gustafsson)教授的调查高度评价了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收入分配政策，他指出由于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在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农村，少数民族与汉族在可支配收入上基本上不存在差距，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生活富裕意味着更健全的社会保障，一项研究表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实施在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的同时提高了农民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治信任，不仅是养老保险的受益者，就连潜在的政策受益者也表现出更高的政治信任。

总而言之，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农村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背景下，境外特别是西方学者基本上消除了对社会主义农村改革的顾虑和疑虑，对新时代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肯定性评价越来越多。

审慎对待西方学者对中国农村改革的研究，注意其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变化，有利于我们形成对西方中国研究整体性的看法。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引发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他们当时对农村研究多采用宏观的研究视角，部分是因为学者们获得中国农村发展一手数据比较困难。改革开放后西方学者对中国农村则更倾向于个案研究，依托田野调查的数据，倾向于自下而上地审视中国农村的发展，通过对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生活图景的复原，揭示中国农村发展的内在逻辑。西方学者既关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农业技术变迁，也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成就，他们的研究既以事件为经，又以时间为纬，共时与历时相结合，横向与纵向相交织，共同构成了一幅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农村建设与改革的完整图示。

社会主义农村建设与改革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前现代到高度现代化的伟大飞跃，成就是显著的，影响是巨大的。西方学者时刻关注中国经济改革引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对中国农村改革取得的成就进行了肯定，也指出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中国农村建设需要方法的创新，提升中国农村发展的可持续动力。《中国季刊》作为西方当代中国研究最具影响力的杂志之一，长期以来在期刊引文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的地区研究排名中名列前茅，对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以《中国季刊》为基础，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学者当代中国农村改革的研究状况，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把握中国改革开放对国际社会的影响，这对于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起着重要的辅助性作用。

作者信息

薛念文， 1969 年生，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

文章原载：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农村建设成就 ——基于《中国季刊》的考察，《国外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因文章篇幅原因略去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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