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龙：海外视域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摘  要：海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总体经历了一个曲折渐进的发展过程，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虽然海外研究队伍庞杂，涉及领域宽广，提出各种不同观点，但总体倾向积极，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多维研究，充满辩证思考的学理逻辑;也提出了一些十分尖锐的问题，亟待我们深入分析并做出回应。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海外中国研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海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系统回顾和分析海外人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对于我们从国际大视野更为全面地审视发展经验、总结发展规律、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无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曲折渐进而成果丰硕的研究历程

海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总体上要面对不同的语言环境和文化背景，从事学术研究的难度远远大于国内学者，但他们的研究成果之多，足可用“汗牛充栋”来形容。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文章中，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提出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既不同于“欧美式”国家，也不同于“苏联式”国家，这可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设计的最早萌芽。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海外学者、人士立即围绕新中国的独特政策和建设方式，对照苏联模式展开讨论。据汤森和沃马克的考证，西方学者有关这一论题的研究，大多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采取的一系列独特政策，不仅脱离了集权主义模式，而且与苏联模式、各发展中国家的模式相区别，因而在西方国家获得“中国模式”的称号。“‘中国模式’确实意味着一种‘毛泽东主义模式’。”施拉姆、史华慈、尼克·奈特等人也都做过类似的论述。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开始进行全方位拨乱反正，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决策，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开辟具有中国特点的发展道路。国外学者和各界人士试图弄清中国新的政策取向和未来走势，标志着海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踏上正式航程，掀起了此起彼伏的邓小平研究热潮，盛赞“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费正清、鲍大可、哈里·哈丁、兰普顿、邹谠等人都曾发表著述，就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向邓小平时代的重大转变发表了他们的看法。迈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毛泽东以后的中国》、派伊的《论80年代中国的实用主义》、戴维·W.张的《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德里克的《后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反思》等都是这一时期有影响的代表之作。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中国何去何从，社会主义何去何从，成为举世关注的热点。1992年，邓小平发表视察南方的谈话，对社会主义本质、市场经济以及中国未来改革方向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1993年《中国季刊》秋季号发表“邓小平研究”专辑，全面描述了“邓小平时代”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和进步。与时代特点相呼应，这一时期的海外学术著作也呈现出两种倾向。一是从正面反映邓小平及中国改革的研究，如理查德·伊文思、大卫·古德曼、本杰明·扬都曾为邓小平作传，迈克尔·英·毛卡、罗伯特·本尼威克等人则主编专著，全面描述中国90年代的改革。二是带有一定猜测和怀疑倾向的研究，如卡尔·林登等人主编的《俄罗斯和中国》、美国马萨诸塞科技研究所主编的《共产主义:俄罗斯、中国和东欧的教训》、摩尔·古德曼和麦克法夸尔主编的《中国后毛时期改革的困境》、卡普拉·密拉的《从后毛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时代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衰落》，等等。

进入21世纪，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效更为显著，海外有关“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讨论骤然升温。2001年，澳大利亚《中国杂志》第45、46期接连发表专栏文章，对新世纪中国政治的发展趋向做了专门研究。2004年5月，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英国《金融周刊》提出“北京共识”概念，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拉开了大范围内讨论中国模式的序幕。2005年8月，由中央编译局主办的“中国发展道路”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举行，海外学者就上述问题展开热烈讨论。雷默、萨米尔·阿明、大卫·施韦卡特、德里克、托马斯·海贝勒、苏南达·森、格里高利·陈等人都提交了颇有分量的论文。

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紧接着迎来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连续30年的快速发展，赢得世人更多的认同。此后几年间，英国著名汉学家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的时候》、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麦克法夸尔主编的《中国政治: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兰普顿的《一脉相承的领导者:治理中国，从邓小平到习近平》等，都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做了进一步的研究，成为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著作。

党的十八大的召开，形成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海外学者认为，中国正在迎来一个“习近平时代”(Xi Jinping Era)。美国纽约大学终身教授熊玠(James C. Hsiung)在《习近平时代》一书中认为，中国的崛起和民族复兴将是人类在21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习近平时代”意味着“中国的新长征”。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在其主编的《习近平复兴中国:历史使命与大国战略》一书中认为，“习近平时代”的最大任务是完成“三大治理”，即执政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规避“两大陷阱”，即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实现一大跨越，即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跨越，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伊丽莎白·C.伊科诺米(Elizabeth C. Economy)在《第三次革命:习近平及其新的中国政府》一书中认为，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上，毛泽东和邓小平分别完成了中国的第一次革命和第二次革命，习近平将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基础上，通过全面治理和改革，实现中国的“第三次革命”。

二、异彩纷呈而充分肯定中国成就的研究倾向

虽然从事海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学者的知识背景、研究目的、阶级立场和思维方式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研究内容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方面面，存在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但总体倾向是积极的，是以正面评价为主的。

1.多领域多视角总结中国发展经验

绝大多数海外学者高度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并且从多方面多领域总结中国发展的经验。雷默提出“三定理说”，强调创新发展、可持续发展和平等发展、自主发展的意义。奈斯比特提出“八大支柱说”，强调解放思想、发挥主体能动作用、调动人民创造性、政治与学术结合、发展市场经济、融入世界等因素的重要意义。巴里·诺顿提出“两个层面说”，从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分析中国发展的前提条件与内因。戴维·W.张提出“混合模式说”，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呈现出一种“混合性”“综合性”的特点。萨利茨基、傅高义等人也坚持类似的观点。伯特尔·奥尔曼(B. Ollman)等人提出“市场社会主义说”，认为“中国取得的成就是令人惊异的”，中国的成功在于走了“市场社会主义”的路子。“中国证明了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的形式是与广泛扩大其物质利益的充满活力的经济相适合的。”这种社会主义大大优于资本主义，“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它既是唯一可行的社会主义形式，也是唯一合乎需要的社会主义形式”。罗斯·吉廷斯(Ross Gittins)指出:市场社会主义的试验曾在南斯拉夫、原苏联和东欧等国做过试验，但最终归于失败，现在仅剩下了中国，唯有中国能够将市场社会主义的试验进行到底。

2.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发展

海外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形成的传统，正是这一传统的延续，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迈斯纳指出，相对于传统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更加正统的马列主义理论”。马克·布莱彻(Marc Blecher)指出:中国的许多试验都是大胆的创新，“中国模式不是一个，而是有几个”。“在社会主义这面大旗下，有多少东西可以兼收并蓄，在一国的具体条件下，从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中可以引出一些什么结论，在这两方面中国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美国经济学家大卫·科茨、印度经济学家阿嘎瓦拉、法国汉学家魏柳南等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强调，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断然拒绝“华盛顿教义”，正因如此，中国才避免了灾难性后果。英国经济学家彼得·诺兰认为，中国在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外，发现了自己的“第三条道路”。这是一种完整的哲学，也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不仅为自己的生存可能提供了一座灯塔，而且为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冲动提供了一种替代选择”。罗斯·加诺特(Ross Garnaut)认为，中国发展经验的显著特点是非凡的制度创新。德里克提出“后社会主义论”，认为“‘后社会主义’并不表示社会主义的结束，恰恰相反，它提高了‘在社会主义危机期间以新的、更具有创造性的方式反思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由于摆脱了对……一个不可阻挡的未来……的迷信，就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构想社会主义’”。

3.充分肯定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

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发展无疑成为影响和塑造世界的重要力量。绝大多数的海外学者充分肯定中国崛起对世界和平发展的意义。早在1997年，基辛格就指出: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确实惊人，但就军事领域而言，中美之实力不可同日而语。中国不是一个支配亚洲的军事大国。我们的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中国的防务开支充其量只有我们的1/10。针对美国“接触+遏制”的对华战略，新加坡《海峡时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并非奉行扩张主义的大国，没有必要对它进行‘遏制’”;“采取一种把是否同中国对峙作为战略选择的遏制政策是不合时宜的”。拉兹鲁·伊斯拉姆(NazrulIslam)指出，“中国的崛起正震荡着整个世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几乎全球每个角落都有中国提供的廉价商品。……世界战略平衡随中国崛起而改变。”里金纳－艾布拉米认为，“中国模式”不仅具有实践意义，还具有三大理论意义。首先，“中国模式”颠覆了公有制企业没有效率的传统观点。在中国，很多乡镇企业在实现增长方面非常有效率，乡镇所有制也是一种公有制。其次，“中国模式”颠覆了新兴的大国是好战和富有侵略性国家的论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再宣示，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崛起并没有为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再增加一个新例子，反而增加了一个“反例”。最后，“中国模式”还颠覆了经济发展必将导致西方民主的定论。在中国崛起之前，相关的统计数据已经表明，经济发展和西方式民主制度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而中国的发展则为这种结论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实证。龙安志认为，“中国的做法有两个可供大家‘打包带走’的‘重点’:第一，没有一个模式是普遍适用的;第二，基于意识形态的经济学是不切实际的。中国政府让市场有序发展。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再把它拉回来。如果财政措施、税收和利率都不管用，那么政府就会果断采用行政手段，规定费用和配额。它们并不在意你怎么看，只要做法奏效就行。……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金砖国家)和77国集团(G77)很重视中国的做法”。英国汉学家马丁·雅克指出:崛起的中国将为世界提供完全不同于当今资本主义的价值。“中国的国家模式注定要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发展中世界发挥强大影响力，由此也将改变未来经济分歧的相关条款。可以想象，次贷危机中盎格鲁－美国模式的崩溃，将使中国模式用于更多的国家。”

4.乐观展望中国未来持续发展

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和条件。在中国具有27年工作经历的霍夫曼(W. John Hoffmann)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改革以来，已经产生了好多版本的“中国崩溃论”，但中国却从来没有崩溃。在问题面前，中国领导人表现出机敏、实用、耐心和对新观念的开放。中国的适应变化能力是无法估量的。美国纽约大学终身教授熊玠认为，中国时代正在来临，在未来的国际秩序中，中国不会延续令其厌恶的两种治理模式，一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模式，一是斯大林式的大国沙文主义模式。中国会更多地关注国际正义。中国反对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它曾为统治世界为“白人的责任”提供了合理依据。不仅如此，中国也不赞成苏联的“国际无产主义”，因为这意味着在苏联的全盛时代，其有权凌驾于所有联邦国家之上。“公正”应该包括社会正义和对世界欠发达国家表示同情。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通过与中国学生、教授、工人和农民的大量讨论，认为大多数中国人都肩负着使命感，他们坚信中国会成为创造历史的大国。“过去60年，甚至过去250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在优秀国家领导人的卓越远见指引下，中华民族定能创造辉煌!”马丁·雅克认为，与历史上一些大国崛起时的情况相比，中国具有多方面的优势条件，包括人口优势、劳动力规模、规模效应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的影响、中国对世界贸易的影响，等等;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

三、多维探索而充满辩证学理的研究方法

海外学者虽然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主客观条件各不相同，但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总体倾向是严肃而有理性的，充满了辩证分析的特点。

1.问题研究与结构研究相结合

问题是时代之号角。海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或者为本国利益和战略服务，或者出于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关心，或者为本国改革提供中国经验参考，或者受学科研究转向的影响。但无论何种原因，他们总是紧扣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因时代主题的转变而迅速转变自己的研究主题，从来不会将自己的研究固定在某一个点上，毛泽东时代的最初探索、邓小平时代的全面改革、江泽民时代的深入推进、胡锦涛时代的丰富发展、习近平时代的创新完善，相继成为他们的研究重心。另一方面，海外学者也特别注重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发现隐藏在理论背后的结构和规律性联系。迈斯纳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沃马克的《历史和意志》、派伊的《论80年代中国的实用主义》、戴维·W.张的《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等都反映了海外学者试图发现某种规律的研究倾向。

2.文献研究与切身体验相结合

从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队伍来看，其学术背景是相当复杂的，但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一般是从文献研究入手的，美国学者施拉姆、加拿大学者陈志让、日本学者竹内实皆因编辑毛泽东的文献而蜚声国内外;傅高义为完成《邓小平时代》，除阅读《邓小平年谱》和《邓小平文选》，还查阅了中外与邓小平相关的所有文献和档案。然而，海外学者又不局限于文本，在有条件的时候，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到中国进行实际考察，以至于真正成为“中国通”。雷默曾在《不可思议的年代》一书中坦承，他一半时间在中国，一半时间在美国。戴维·兰普顿在《一脉相承的领导者:治理中国，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一书的“导论”中提到，为完成此书，他曾与中国领导人进行过558次的交谈。其他学者如德里克、傅士卓、罗德明、季塔连科等，也都与中国政界、学界有着广泛的交流，以自己的切身感受直陈自己的观点，反映出不断接近客观的学术追求。这与国内一些学者从“本本”到“本本”、闭门造车、以武断的教条评价现实的做法截然不同。

3.中国传统与世界文明相结合

一方面，海外学者强调，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文化传统对当代中国普通群众和领导者的价值理念、治理方式、政策选择等都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应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和传统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戴维·W.张就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想，“它的由来是至少3000年的中国政治传统”。杰柳辛认为，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和避免两极分化的思想是完全符合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中国古代经济学家管子曾说，“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孔子也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魏柳南指出:儒家传统在“文革”后的中国重新找回了核心位置。中国看起来正在向某种社会类型前进，我们可以大胆地称这种社会类型为“儒家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海外学者强调马克思主义及世界现代文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洛丽塔·纳波利奥尼通过对20世纪全球改革的比较，认为中国的成功说明亚当·斯密打不赢马克思，“中国模式成为最大赢家”。熊玠从中国现代化视角，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人一脉相承的努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国家独立，建立起了新中国，从此，中国人民的命运就掌握在了自己手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走上了改革的道路，而他们所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让中国重返世界舞台中央;现在，实现国家复兴的任务落在了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任中国领导班子上，中国前所未有地接近了实现国家伟大复兴的梦想。”

4.心理研究与背景研究相结合

现代心理学表明，人的生活经历及由此形成的潜意识，对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往往起着潜在的支配作用。基于这一理论，国外一些学者相当重视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及普通民众心理的研究。20世纪70—80年代，派伊、所罗门曾与苏联学者耶基莫娃、弗拉基米诺夫等人就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心理支撑展开辩论，前者认为毛泽东思想只是毛泽东个人心理的反映，后者则认为是整个中华民族心理的反映。迈斯纳、魏斐德等人则在其著作中分析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与普通大众在心理上的变化，揭示了历史事件产生的心理根源。80年代中期以后，派伊和本杰明·扬等人则发表论著，讨论邓小平、江泽民等人的心理特点与领导风格。然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心理归根结底来自人们赖以生存的周围环境。海外学者在进行心理研究的过程中，也高度重视历史及周围环境对领导人和普通大众心理的影响。费正清很早就分析近代以来列强入侵对中国人的影响，提出了“刺激—反应”的分析模式，而马丁·雅克等人在其著述中都分析了近代中国历史对中国人提出“振兴中华”、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根源。

四、深谷回响而亟待回应的问题

尽管绝大多数海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赞成态度，但也有人出于主观条件的限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者知之甚少，或者故意曲解，提出了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亟待我们深入分析并做出回应。

1.中国特色“特在何处”?

海外有学者认为，当下中国正处在重要的转型时期，面临诸多挑战问题，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具有独特性。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在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先后形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模式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与这两种模式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是十分明显的。第一，从价值取向看，在中国，资本和权力服从于人民利益，人民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依靠者，而且是资本的占有者、使用者，国家制度的制定者、监督者，利益的分享者。这与以资本为主体的美国模式和以国家为主体的苏联模式相区别。第二，从经济特征来看，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国家调控作用和市场决定作用相结合，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这在西方教科书上基本是空白，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第三，从政治制度看，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不搞多党制，不搞“三权分立”，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与坚持中国特色的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相结合，这不仅与英美国家资本主义相区别，也与当今其他社会主义相区别。第四，从文化基础看，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又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时代价值，同时借鉴西方文明发展中的有益成果，“以马为本，以中为根，以西为用”，融合古今中外，走综合创新之路，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文化品格。第五，从发展道路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改革和创新为动力之源，不但考虑自身发展，而且兼顾世界发展，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与近代以来西方大国掠夺殖民地的发展道路截然不同。第六，从历史背景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足于5000年文明史、170年民族振兴发展史、70年不懈奋斗探索史、40年改革开放史，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所不具有的。

2.中国成功源自“新自由主义”?

海外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只是一种表面的权宜之计，实际上早已背离马列主义而走向资本主义。尤其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海外一些人高调预测，中国将和苏东国家一样，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必然崩溃。笔者认为，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凝固化为僵硬不变的教条，以为社会主义就是“单一的公有制+单一的计划经济+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激烈的阶级斗争”，然后把这一模式作为检验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准，并将这种标准强加于中国，由此得出中国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其二是把社会主义等同于孤立的个体，否定社会主义与周围资本主义的联系。在他们看来，证券、股票、市场、民营经济都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社会主义一旦借鉴了这些具体做法，就必然成为资本主义。其三是过高估计新自由主义的能量。新自由主义极力宣扬私有化，鼓吹“市场万能论”，鼓励全球资本主义化。新自由主义在世界的推行，先后导致拉美陷阱、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经济社会全面休克、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金融危机，以致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各国不得不对自己的政策进行大幅度调整。中国正是因为一开始就坚决拒绝新自由主义的策略，才避免灾祸，取得了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等同于新自由主义的成功，这种逻辑充满了对新自由主义过度虚夸的想象。

3.中国发展“威胁世界”?

在海外中国研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发展必然造成对世界的威胁，并因此采取各种手段竭力阻遏中国发展。尤其突出的是，特朗普上台后，更是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毫不隐讳地指责中国是印太地区的“破坏性力量”，发动了对中国的贸易战。笔者认为，“中国威胁论”的逻辑，不仅源自冷战思维的惯性，更源于对中国文化特质的无知，同时也充满某些人别有用心的蓄意炒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不同场合曾对“中国威胁论”进行了批驳，零和博弈、国强必霸的逻辑完全不适合于中国。第一，历史已走出强权争霸的时代，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相互的依赖性在增加，正在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离开其他国家而单独发展。第二，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自古以来就奉行“国虽大，好战必亡”“四海之内皆兄弟”“协和万邦”“以和为贵”“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中华民族不存在霸权主义的文化基因。新中国成立后，几代中国领导人更是秉持“和平共处”原则，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无偿支援亚非拉各国的建设。第三，文明是多样性的统一，要求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民族整齐划一，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一种语言、只有一种音乐、只有一种服饰，这是不可想象的。第四，中国的发展成就，是中国人民几十年不懈奋斗、流血流汗拼出来的，而不是抢别人饭碗得来的。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不仅自身受益，而且回报世界，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4.中国未来“必然崩溃”?

海外有极少数人一直不看好中国发展，借中国发展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一再预言“中国必然崩溃”。毋庸讳言，当下中国的确面临发展方式粗放、创新能力不强、法治化水平不高、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资源环境遭受破坏、社会道德水准下滑等问题。但中国不会因此而崩溃。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对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具有十分清醒的认识，而且从各方面加强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首先，党的十九大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发展的总目标、总任务、总布局、总战略，以及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都做了明确的规划，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保障。其次，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严厉整治“四风”，坚决反对特权，反腐成效显著，已形成压倒性态势，并且推出90多部党内法规，把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障。再次，根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发展方式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发展质量在不断提升，资源环境压力得到缓解，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了坚实经济保障。最后，针对意识形态和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就如何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真正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创造人民大众需要的文化产品等都做了系统论述，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提供了重要保障。

作者信息

成龙，1964年生，博士，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

文章原载：海外视域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国外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因文章篇幅原因略去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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