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华 I “民族认同”抑或“公民认同”:苏联的教训与当代俄罗斯的经验

摘  要：民族问题仍然是当代俄罗斯政府与社会亟待解决和谨慎处理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解决日益提高的民族自我诉求与国家层面社会发展目标之间的矛盾，其具体体现为“民族认同”与“公民认同”、“民族进程”与“国家进程”的矛盾与错位。为此，俄罗斯政府和学界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和实践。

关键词：俄罗斯；民族认同；公民认同；民族政策；联邦制

最近20年来，伴随着俄罗斯急剧的政治和社会转型，“民族认同”(этническ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成为描述俄罗斯社会当前最现实和最紧迫的民族问题的关键术语。“民族认同”既是学术概念和社会文化惯用语，同时还是政治论争和意识形态的焦点所在。即在来自民间的“民族认同”呼声日益高涨的同时，来自政权和学界的另一种声音——“公民认同”(гражданск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也渐次响起，它成为俄罗斯联邦政府主导的一个重大和重要的社会发展目标。面对“民族认同”与“公民认同”的双重诉求，政府与社会、学界与民间、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之间展开了一场特殊的讨论和实践。

一、苏联的经验与批判

自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风暴席卷欧洲之后，“民族”(nation)、“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概念就冲破了王朝战争和家族政治的藩篱，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并且在20世纪得到了充分的实践和发展。美国历史学家汉斯·科恩(Hans Kohn)称“20世纪是有史以来整个人类接受同一政治概念——民族主义的第一时期”。在20世纪百年历史上存在69年的苏联(1922—1991年)成为上述概念和学说的最大实验场。

如果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苏联历史进行客观的分析，应该承认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有着巨大的成功之处。它主要表现为: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坚决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的原则，坚持国际主义，反对大小民族主义，广泛团结和帮助各个民族，领导各族人民群众，不屈不挠地抵御了帝国主义以及一切反共反苏势力的武装入侵和经济封锁。社会主义联邦制国家的建立，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和各族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为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苏联政府所主持的民族甄别和民族划界，使因人为和自然原因而分离的民族成员得以长久地生活在一起。在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都取得了历史性的飞跃和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广大少数民族摆脱了物质和精神上的落后状态，走上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但是在民族工作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在民族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误同样是明显的和严重的，正是这些失误加剧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加剧了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苏联联邦制国家建设的历史是一幕跌宕起伏的历史悲喜剧，国际学界已公认民族问题是导致苏维埃联邦解体和社会主义道路失败的重要原因。从历史学、民族学和政治学的综合视角来看，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在民族问题上犯下的最大失误，即未能处理好“民族认同”与“公民认同”、“民族进程”与“国家进程”的关系。

在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运动中，“民族认同”(ethnic identity/этническ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与“公民认同”(citizen identity/гражданск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是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关联的概念。

“民族认同”即是民族共同体成员对本民族的最大归属感。主要内容包括:(1)民族意识的觉醒;(2)民族国家的建立;(3)民族文化和经济的复兴;(4)民族社会结构的完善。“民族认同”的实施过程亦可称为“民族进程”(national process/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процесс)。

“公民认同”即是社会成员对于公民身份和国家政权的最大归属感。主要内容包括:(1)公民意识的确立;(2)认同国家为法律上的政治共同体;(3)在法律上效忠国家主权;(4)在道德上自觉遵守国家价值观。“公民认同”因此亦被称为“国家认同”(state identity/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这一理念的实践过程被称为“国家进程”(state process/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процесс)。

辩证地看，在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民族认同”是“公民认同”的基础，而“公民认同”是“民族认同”的最终目标。“公民认同”也即“国家认同”与“国家进程”的最高理想是国家的统一和完整、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协调和一致、民族界限的最终消失。但是在具体实践和实施过程中，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努力寻找两者的最佳接合点是执政者面临的艰难使命。

遗憾的是，自1917年十月革命后，长期以来严峻的国内及国际环境的影响，尤其来自苏联高层并且影响甚广的“超越阶段”的思想倾向，导致苏联过分强调各民族之间的共性，而忽视了民族个性，混淆了“民族认同”与“公民认同”的界限和关系。最终违背民族问题的客观规律，以“公民认同”与“国家进程”的终极目标取代“民族认同”和“民族进程”必须经历的渐进过程。在“超越阶段”思想的指导下，超前地强调苏联各民族的接近和融合，人为地加速各民族的国家进程，加速各民族之间的融合过程。例如，以“双语制”形式规定俄语为族际交流语，以行政命令方式在各民族中推广俄语;在经济上实行所谓“区域分工”和“拉平政策”，双向损害经济发达加盟共和国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利益;在20世纪70年代就盲目乐观地宣布民族问题和民族间的差异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已建立起“新的历史性的民族共同体”——“苏联民族”(советская нация)或“苏联人”(советский человек)，等等。

季什科夫(В.А.Тишков，1941－)是苏联和俄罗斯著名的民族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担任俄罗斯科学院历史语言学部秘书(академик-секретарь)和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成员。他在1989—2015年间长期担任俄罗斯(苏联)科学院米克鲁霍－马克莱伊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этнологии 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им. Н. Н. Миклухо-Маклая РАН)所长职务，参与了从苏联向俄罗斯急剧转型时期最严峻的民族问题的讨论和民族政策的制定。

季什科夫在《在世界范围内理解俄罗斯民族国家建设》(Понимание нацие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в России в мировом контексте)一文中对苏联时代主导的民族理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在学术和政治语言中，‘民族’(нация)和‘国家’(государство)概念经常被当成同义词使用，而有些时候甚至就是同一个含义，尤其是通过连字符书写‘民族—国家’(нация-государство)或‘民族—国家’(nation-state)时。然而，应该用基本范畴来区别两者间的不同含义、不同历史负载和语义负载。”“‘民族’即是主权国家框架内的人类共同体，这个人类共同体以一定程度的公民团结、共同的历史与文化、对于其国家和合法政权的忠诚为标志。‘国家’即是由主权领土共同体(民族)所建立的机构系统，这个共同体赋予政权必要的组织、管理和保护的职能，包括维护和支持民族文化多样性方面的义务和强制性权力。”

季什科夫批评了他的前任、苏联著名民族学家勃罗姆列伊等人的观点。他写道:“在我国社会政治和学术界，在关于民族国家建设问题上将东欧(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学者和苏联学者(勃罗姆列依那里有个‘交响乐团’)的观点错误地混淆了，即把‘民族’(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理解为‘族裔’(этнос)，把‘民族’(нация)理解为‘民族—社会机制’(этносоциальный организм)。‘多民族性’(много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和‘人民友谊’(дружба народов)作为苏联统一的两个最重要保障原则成为我们的意识形态遗产，而现在说的是‘俄罗斯人民’(российский народ)。没有人拒绝这些原则(它成为我国宪法的第一款)。我多次指出上述说法在大联邦制国家和其居民构成多民族性的国家中的缺点和漏洞。怎样才能让俄罗斯人(россияне)成为统一和忠于自己国家的民族，让俄罗斯人民(российскийнарод)像中国人、印度人、以色列人、英国人、法国人一样认为自己是一个民族呢?”

季什科夫早在1994年就在俄罗斯最大的自由派报纸《独立报》(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上发表评论《俄罗斯是一个民族国家》(Россия как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государсво)。他认为苏联时期在民族政策上的最大错误就是把可促进各民族的“国家认同”的“民族”(нация)概念理解为“民族共同体”而非“全民共同体”，并强行地给“苏联民族”(советская нация)赋予过多的“政治理想—意识形态”的含义，而非“国家空间—公共权力”的含义。

其实，在苏联时代，季什科夫也曾经是“民族”(нация)理论的赞同者。例如他在接任苏联科学院米克鲁霍－马克莱伊民族学研究所所长后，还于1989年7月1日在苏共中央和苏联文化部联合主办的《苏维埃文化报》(Совет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上发表了《人民—民族—国家体制》(Народ，нация，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一文。但是在由苏联向俄罗斯转型过程中，季什科夫成为第一批批判苏联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学者。他甚至公开宣布“忘记‘民族’”(Забыть о нации)，或改称“俄罗斯民族”(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я)，因为“俄罗斯本身就是‘民族之民族’”(Россия－это нация наций)。

季什科夫提出把“民族”理解为“拥有共同国籍者”(согражданство)，而“民族”(нация)的实质就是“公民民族”(гражданская нация)或“国家民族”(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нация)。

季什科夫继而提出将俄罗斯国家法律和政府公文中的“民族”(нация)界定为“国家认同”和政治学意义上的“俄罗斯民族”(российскаянация)，意即“各民族之民族”(нациянаций)，对应的是强调种族—族裔属性和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和народность)。他于2008年在莫斯科出版了《俄罗斯民族:形成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я: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ое многообразие)。

季什科夫卸任后，担任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职务的马尔德诺娃(М.Ю.Мартынова)在2014年发表的《基础科学的实践作用: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所近十年的研究》(Прикладная роль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ой науки:ислледования института этнологии 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РАН последне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中强调:“在过去的20年里，随着市场关系日益重要，我国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实际应用价值明显地扩大，民族学和人类学在实际应用领域的多样性和逻辑知识也随之扩大。在今天，已经没有人把民族学仅仅视为一门专门研究异国民族情调的学科了。”“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所谓的民族国家进程以及民族政治问题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显而易见，民族因素在政治进程中的作用以及在多民族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一直被低估。近几十年来的国际政治事件、‘民族复兴’、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种族间矛盾的加剧，提升了社会各界对民族学知识的兴趣，同时要求学者们要灵活运用科学和公众调查的数据。在这方面，俄罗斯的民族学家对当代俄罗斯的社会问题，如民族自我意识的增长(民族动员)、民族主义的形式、分裂主义和种族冲突的原因的研究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因此，该研究所把自己的研究服务于国家转型和建立“俄罗斯民族”的需求。在过去的25年里，该研究所的学者出版了1500部著作，仅2013年就出版了50部著作和数百篇论文。马尔德诺娃在文章中特别提及了季什科夫为中学教师编写的《俄罗斯民族》(Российскийнарод)和高等院校人类学专业编写的教科书《俄罗斯民族》。

显然，季什科夫和马尔德诺娃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地位代表着俄罗斯学界的主流观点，并且对俄罗斯领导人和联邦政府的民族政策产生极大影响。

二、俄罗斯政界与学界的思考与实践

为解决历史遗留的民族问题和国家转型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俄罗斯学界展开了广泛的学术讨论，探索新时期俄罗斯的民族状况和国内政治情势，试图在民族学理论上提出新的创建。

对于苏联的主流民族理论尤其是“民族”(нация)概念的理解和重新建构成为俄罗斯学者讨论的焦点。苏联时代对于“民族”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主要是基于斯大林1913年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殖民地问题》中的经典论述，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当代俄罗斯学者认为斯大林笔下的“民族”强调的是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和社会特质，是民族对于国家和政权的“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此民族实际上是“政治民族”。

1993年，在俄罗斯总统办公厅的参与下，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与其他政府机构联合建立了“民族学监测和冲突早期预警网络”(Сеть этн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мониторинга и раннего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я конфликтов)。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出版了240本著作，内容涉及民族关系和种族冲突预测，反映了民族构成特点，人口变迁特点，移民过程，少数民族的日常情况，少数民族的公共活动、政治运动的社会和民族构成及其影响等。

在季什科夫等学者的呼吁下，“‘俄罗斯民族’社会团结联合会全俄联盟”(Обще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юз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объединений 《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я》)于2007年12月19日宣布成立，同时发行《俄罗斯民族通报》(Вестник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ации)杂志。2008年1月，该刊转为双月刊，每期发表1000册，编辑委员会由俄罗斯科学院人文学部的9个所长、12个院士和5个通讯院士组成，该刊物已经成为在俄罗斯颇具影响力的学术和政治刊物。

新时期的俄罗斯政府采取了不同于苏联时期的民族政策。

其一是国家依据《俄罗斯联邦宪法》保障各民族的经济和文化权利，尊重其“民族认同”的诉求。

1996年6月17日颁布了《俄罗斯联邦民族文化自治法》(Закон 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культурной автономии)，宣布“民族文化自治是民族文化自决的形式，是属于一定族体的俄联邦公民的社会联合，他们在自愿和自我组织的基础上独立地决定保存其独特性以及发展语言、教育和民族文化问题”。2001年至2002年，俄罗斯政府对这部法进行了两次修订，于2003年11月17日颁布了新的《俄罗斯联邦民族文化自治法》。

1999年4月30日颁布了《俄罗斯联邦关于保障土著少数民族权利法》(Закон о гарантиях прав коренных малочисленных народов)，法令第一章“基本概念”第一条即对“土著少数民族”(коренные малочисленные народы)概念作出界定，强调:“俄罗斯联邦境内土著少数民族(简称少数民族)即为居住在自己祖先传统聚居地上的人们，他们保留着传统的生活、经营和手工艺方式，其在俄联邦境内人口总数少于5万人，并认为自己拥有独立的民族社区。”法令第五章规定“国家政权的联邦机构必须全力保护少数民族的传统栖息地，传统的生活、经营和手工艺方式”。

其二是政府和学界联手强力宣传“公民意识”(гражданское сознание)和“公民民族”(гражданская нация)理论，推进各民族对俄罗斯联邦政权的“公民认同”和“国家认同”。

1993年12月12日由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叶利钦总统签署的《俄罗斯联邦宪法》的第一段文字即明确表述:“我们，在自己土地上由共同命运联合起来的多民族的俄罗斯联邦人民，确认人的权利和自由、公民和睦与和谐，维护历史形成的国家统一，依循普通公认的各民族平等和自决的原则，缅怀将对祖国的热爱与尊重、对善良与正义的信念传递给我们的先辈，复兴俄罗斯主权的国体并确认其民主基础的不可动摇性，努力保证俄罗斯的繁荣和昌盛，基于为自己的祖国而对当代和后代所承担的责任，意识到自己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特通过俄罗斯联邦宪法”。

普京总统在2004年2月5日切博克萨雷市有关族际关系和宗教关系的讲话中说:“我们今天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俄罗斯人民(российский народ)是统一的民族(единая нация)。在我看来，正是这样的统一的精神将我们各民族联系在一起。我们的祖先所做一切就是为了让我们感觉到这一统一性。要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历史以及我们今天的现实。俄罗斯的各种族和宗教的代表自身感觉就是事实上的统一人民(единый народ)。我们要为了社会和国家的一切利益来运用所有的自己的文化财富和特点。我们必须要保存和巩固我们民族的历史统一性。”

2008年6月29日，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梅德韦杰夫在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举行的纪念罗斯受洗10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表示:“俄罗斯民族(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я)，就像国家本身一样，已经开始自身的发展阶段，将形成多民族(много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组成的国家，并最终在汇合东方和西方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走向成熟。”

根据普京总统在2012年5月7日颁布的第602号总统令《关于保障各民族和谐》(No.602《Об обеспечении меж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огласия》)，俄罗斯政府于同年9月7日组成了“俄罗斯联邦国家民族政策战略”工作组。同年10月29日，俄罗斯政府颁布了《2025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民族政策战略方案》(Стратег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5 года)，明确将“俄罗斯民族”概念列入法律条款。该方案正文部分的第一段话即称“我们——俄罗斯的公民，我们和我们的孩子生活在这个国家，我们对于这个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不能无动于衷。我们希望大家了解俄罗斯联邦国家民族政策战略方案，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给以下信箱:[e-mail]。您对上述方案的所有愿望将在下一次民族关系理事会上转交给俄罗斯联邦总统。”在第一款“总则”(общие положения)中对“俄罗斯民族”和“公民认同”(гражданск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概念作出了界定。“‘俄罗斯民族’(即俄罗斯联邦多民族人民)为俄罗斯联邦的分属不同种族、宗教、社会和其他属性，并且承认自身的公民共性，承认自身与俄罗斯国家形成政治—法律联系的人们(同一国籍者，согражданство)组成的公民共同体(сообщество граждан)。”而“公民认同”即“俄罗斯联邦公民共同的对自己的俄罗斯公民身份、对俄罗斯民族属性的认同”。

2016年12月1日，普京总统在电视上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再次强调:“大多数公民对祖国的感受和关于历史教训首先应当是和解(примирение)，是加强社会、政治与公民的和睦(согласие)。绝不能容忍将过去的分裂、仇恨、欺侮和残酷带入今天的生活中，为了达到个人的政治或其他目的而利用曾经触痛俄罗斯每个家庭的悲剧。让我们记住:我们是统一的民族，是共同的民族，我们只有一个俄罗斯。”

三、“民族认同”抑或“公民认同”?

苏联解体与俄罗斯社会转型已经过去整整四分之一世纪，俄罗斯学术界和政界，尤其是俄罗斯联邦政府与各联邦主体大力调整民族政策和国家战略，力图从顶层设计和国家治理的角度，自上而下推进“公民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协调发展，在保障“民族进程”的前提下加速“国家进程”，成果显著但充满挑战。

根据苏联解体后首次于2002年进行的全俄人口普查统计结果表明，在俄罗斯境内居住着至少156个民族。而2010年全俄人口普查统计结果再度表明，在俄罗斯境内居住的民族数量增加到193个。

举例来说，在北抵北极圈、南达阿尔泰山北麓、东起堪察加半岛、西到乌拉尔山的广袤区域里，居住着布里亚特人(Буряты)、卡尔梅克人(Калмыки)、图瓦人(Тувинцы)以及在人种和语言上极为接近的哈卡斯人(Хакасы)和阿尔泰人(Алтайцы)。他们在遗传人种学上属蒙古(西亚和东亚)人种，在语言学上分属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

在苏联时期所进行的最后一次全国人口普查(1989年)的统计资料中，布里亚特人有421000人，卡尔梅克人有174000人，图瓦人有207000人，哈卡斯人有80000人，阿尔泰人有71000人，上述民族居民总计95万人，占全苏人口比例的0.333%。在2002年全俄人口普查统计资料中，布里亚特人有445175人，卡尔梅克人有173996人，图瓦人有243442人，哈卡斯人有65400人，阿尔泰人有67239人。上述民族居民总数超过99万人，占全俄居民人口比例的0.685%。

1993年俄罗斯社会学者历时一年，在俄罗斯境内调查各民族居民对“俄罗斯公民”身份的认同情况。统计资料表明:非俄罗斯族的居民对本“共和国公民”的认同度普遍高于对“俄罗斯联邦公民”的认同度。布里亚特共和国的布里亚特族被调查者中有28%的人选择“我只是我的共和国的公民”，有25%的人选择“更多是我的共和国而非俄罗斯的公民”，仅有2%的人选择“更多是俄罗斯的而非我的共和国的公民”。卡尔梅克共和国的卡尔梅克族被调查者中有27%的人选择“只是我的共和国的公民”，有19%的人选择“更多是我的共和国的而非俄罗斯的公民”，仅有2%的人选择“更多是俄罗斯的而非我的共和国的公民”。在图瓦共和国的图瓦族被调查者中，42%的人选择“只是我的共和国的公民”，有22%的人选择“更多是我的共和国的而非俄罗斯的公民”，仅有1%的人选择“更多是俄罗斯的而非我的共和国的公民”。在2010年的全俄人口普查统计资料中，布里亚特人有461389人，卡尔梅克人有183372人，图瓦人有262934人，哈卡斯人有72959人，阿尔泰人有74238人，上述民族总数超过105万人，占全俄居民比例达到0.738%。由此可见，这一庞大族群的人口总数和在全俄居民中所占比例均呈增长趋势。这一族群的民族形态、精神文化以及物质生活经历了苏联骤然解体和俄罗斯急剧转型的历史震荡，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双重压力之下，自然而然地提出了“民族认同”和“民族进程”的诉求。

但另一组统计数字表明了“公民认同”与“国家进程”在政府推动和现代条件下的同步进展。巴什基尔人(Башкиры)是俄罗斯境内主要的非斯拉夫民族，2010年全俄人口普查的统计资料是1584554人，主要居住在俄罗斯乌拉尔山南部的巴什基尔共和国和车里雅宾斯克。巴什基尔语属于阿尔泰突厥语言，鞑靼语也被视为其母语。2010年的全俄人口普查资料表明，97.9%的巴什基尔人熟悉地掌握俄语，比2002年人口普查时提高了4.5%。2002年全俄人口普查数字表明1056871巴什基尔人掌握巴什基尔语，2010年全俄人口普查资料证明有935810巴什基尔人掌握巴什基尔语，说明在8年内，有121061巴什基尔人忘记母语——巴什基尔语。2002年全俄人口普查资料表明，有1396947巴什基尔共和国的居民掌握鞑靼语(占总居民的34.04%)，2010年全俄人口普查资料表明，这个数字下降为1007282人(占总居民的25.4%)，意味着在8年内，有389665人放弃了鞑靼语。以上数据，又证明了同样来自非俄罗斯民族对于“公民认同”和“国家认同”的自主选择。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人格研究小组负责人、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大众意识比较研究实验室主任、俄罗斯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马古(B.C.Магун)在总结以上数据时表示:“这就是为什么全俄罗斯公民身份对俄罗斯的其他民族具有吸引力，因为这些与‘俄罗斯国家性’(российскость)相关的价值、象征和观念符合他们的利益和价值观。”

2014年12月9日，俄罗斯联邦政府在巴什基尔共和国的首府召开了主题为“民族与公民民族的形成:俄罗斯联邦民族政策的争论”(Этносы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нации:диалектик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的全俄学术研讨会，“民族认同”和“公民认同”会议讨论的焦点问题。乌法国立大学的阿布扎罗娃(Н.А.Абузарова)认为:“全俄公民认同意识的形成对于俄罗斯来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在于，俄罗斯是一个事实上的多民族国家，以及民众意识中的民族认同意识要比公民身份更为重要。”她认为:“不应将民族认同看成是与公民认同背道而驰甚至是不相容的行为。俄罗斯需要全俄公民认同意识。公民身份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和防止国家分裂的稳定因素，是防止出现离心现象的重要因素。主张公民身份不是以取消民族认同为必要前提的。主张民族认同不应过分强调民族利益和民族价值。公民身份与民族身份不是对立关系，它们的对立势必导致国家危机，它们应该是合作伙伴，它们之间的关系核心应该是‘共存’(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和‘兼容’(совместимость)。”

由以上两组对比数据俄罗斯学者的论述可见，在苏联解体后的急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转型过程中，“民族认同”(“民族进程”)和“公民认同”(“国家进程”)是一个同时并存，或相向而行，或异向背离的棘手问题。有鉴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实施的仍然是联邦制的国家体制，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仍然是俄罗斯政府亟须谨慎处理的当务之急，因此如何妥善地处理“民族认同”与“公民认同”的关系与尺度将是一场难以终结的权力与权利的博弈。

作者信息

张建华，1962年生，博士，黑河学院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

文章原载：“民族认同”抑或“公民认同”:苏联的教训与当代俄罗斯的经验，《国外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因文章篇幅原因略去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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