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三万里》：全部的李白，重返大唐的幻梦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

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多年前，若论述李白与盛唐的关系，很难逃得过余光中的这三句诗。

如今，追光动画推出电影《长安三万里》，同样有酒有剑，有豪肠和大唐，李白又一次从诗集、课本和想象中纵马奔来，成为时下的热门话题。

电影上映六天，票房即破3.5亿元，猫眼预计总票房达6.9亿元；豆瓣开分8.0，之后又涨0.2，是近两年来评分最高的现象级动画电影。

只是该片近3小时的片长，无疑是对影院和观众的挑战。它究竟为什么需要这样的长度，又是否值得这样的长度？

一部为李白立传的电影

电影行业上一次对李白的想象，还要数陈凯歌导演的《妖猫传》。辛柏青将李白的“癫与狂”、“痴与醉”演绎得淋漓尽致。可惜，只是惊鸿一瞥，未能尽窥李白全貌。《长安三万里》则满足了观众的期待：在这部影片里有几乎全部的李白。

“全部”是复杂多向的，令人不安的，甚至会冒犯一部分观众。在诸多评价中，就有声音指出，李白总是纵声大笑，缺乏内心素描；中年李白顶个啤酒肚，过于颠覆想象；以及某些与浪漫天才人设不符的入赘和反叛，似乎“有辱斯文”。

但事实上，历史上的李白可能就是这样。诚如《长安三万里》所述，李白是一个矛盾体，在他身上，儒道两派影响颇深。他既有求仙问道之意，又不舍入世治国之心。

“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李白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曾这样直抒胸臆。他还在这篇文章中坦言，他仰慕范蠡和张良：辅佐圣君，建立不世功勋，然后功成身退，或像范蠡泛舟湖上，或如张良云游四海。

“先儒后道”，便是其一生的写照。对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长安三万里》里的李白，为何总是汲汲于入仕。他的求仕之路贯穿一生，而影片都做了相应的展示。

首先是行卷（将诗文投稿给权贵，以期被举荐）。他是商贾之子，隶属贱籍，不能参加科举，只能寄望于行卷。但“贱籍”终究连累了他。干谒受挫后，他转而寄情山水，于扬州千金买笑，只图畅快一乐。

其次是入赘。入赘到权贵人家，自然可以抹除“贱民”身份，或为岳丈提携一二，也未尝没有可能。但男子入赘，多为人不齿，尤其是像高适这样背负家族荣耀的青年志士看来，入赘简直是对祖辈和尊严的背叛。可李白执意为之，而且还是两次。若非强烈地渴望“治国平天下”，李白又何以至此。

再者是诗名。求仙问道的李白，并非真正地隐逸。不然他的诗歌又怎么会流传出去，一度抵达天听？诗名和道名，终令他成为翰林学士。可惜“待诏”不过是帮闲文人。再加上当时奸臣当道，焉有你李白的位置？最终只好被“赐金放还”。

最后是“造反”。李白平生最大的“污点”，莫过于成为永王的幕僚。永王是唐肃宗的弟弟，史书说他抗旨不遵，意图造反。永王事败，李白难辞其咎，成了杜甫诗中“世人皆欲杀”的罪人。

问题是李白为什么要加入永王阵营？彼时，“安史之乱”，天下不平，黎民遭殃，纵是飞扬的诗仙，也不会漠视人间苦难。“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李白之悲悯不亚于杜甫。他相信跟随永王可以实现“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十一）的壮举。只是爱国诗人李白，对政治高层的伎俩或筹谋一无所知。

诚如电影中高适对李白的判断，他是那么的“天真幼稚”。对李白而言，这不是贬义，而是惋惜——从青年到晚年，谪仙之人儒业无奈，道业也无奈，流放夜郎遇赦，说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但之后困境犹在，只能在绝笔之作《临路歌》中慨叹，“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

但观众不会忘记片中最浓墨重彩的场景——李白在吟诵《将进酒》时，众人乘鹤掠过星河，直上云霄，与神仙碰杯对饮，又如贬谪之仙坠落凡尘，一曲“与尔同销万古愁”惊醒如梦浮生——对李白诗作的演绎已臻化境。

这样一个丰富的李白，需要一个充分展示的空间。

一部记录大唐诗人群像的电影

《长安三万里》虽呈现了完整的李白，但故事的展开方式和叙事的第一主角却是木讷、耿直的高适。

电影开篇即“安史之乱”后数年，吐蕃大军压境，困守孤城的大唐节度使高适向前来问责的太监程监军，讲述自己与李白的一生往事。

高家祖上功勋卓著，可惜到高适这一代，已家道中落。身负家族振兴使命的高适，前往长安求取功名。可惜，他跟李白一样，不能见用于贵人。好不容易受岐王赏识，得来一次机会，却也只是如杂耍艺人般博人一笑。

李白的狂放不羁，他学不来，也不想学。他有自己的路要走：告别长安的纸醉金迷，拒绝扬州的舞榭歌台，退回梁园苦读诗书，勤修武艺，而后转去边疆投军，渴望用军功荣亲报国。

可惜，上阵杀敌的高家枪法，年过半百才等来“用武之地”。若非“安史之乱”，他大概只能是一名小小的幕下书记员。战乱乃用人之际，文武双全的高适因缘际会终获重用，官至节度使，奉命平定“永王之乱”，后又成为与郭子仪地位相仿的救国栋梁。

故事结尾，高适施展从李白相扑之术中悟到的兵法“以虚御实”，瓦解吐蕃攻势，解了长安之围。

追光动画选择高适做叙事主角，不外乎两个原因：一者，相较于李白的天才，高适与普罗大众的距离更近，从他的视角出发更能观照李白的命运和大唐的兴衰；二者，高适是唐朝诗人中唯一的显达者，只有他被拜将封侯了。由布衣而至王侯，这样的故事更能激励人心。

可以说，李白和高适是互为对照乃至镜像的一组人物关系：一个浪漫，一个现实；一个飞扬，一个落地；一个天上，一个人间；一个成功，哪怕用了四十多年，一个失败，却也败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当然，仅李白、高适两人，不足以承载长安的千古风流。唯有诗人的群像，才能书写大唐的万千气象。

于是，故事还以高适的主观视角，穿针引线地带出了黄鹤楼的觥筹交错，扬州的繁华一梦，“岐王宅里”和“酒中八仙”（典出杜甫诗句）的盛世一角，以及“社交恐惧”的王维、顽皮爽朗的小伙子杜甫、“孤帆远影”上的孟浩然、烂醉“落井”的贺知章、从吴道子画作中悟道的“草圣”张旭，还有老当益壮哥舒翰、精壮大汉郭子仪等唐代名将，以及李白和杜甫诗中提及的人物丹丘生、岑夫子、李龟年等纷纷现身，为书写唐之兴盛和衰败做了绝佳的注脚。

在中国影史上，以这样极具浪漫的笔法和恣意的想象，来呈现唐朝和诗人群像的影视作品寥寥无几。《长安三万里》用48首诗词带领观众穿越回那个文采耀目、波澜壮阔的时代。当一个个我们从小就熟读熟诵的诗人化作银幕上或仰天大笑或沉郁哀叹的生动形象，复活的好像就不止是记忆，而是整个青春和那个暌违千年的大唐。这样的大唐，值得一部长篇巨制来描绘。

一部书写盛唐而衰的史诗

李白和高适是《长安三万里》用心所在。若说这是关于他们两位的传记电影，亦不为过。但电影创作意图，似远不止此。“长安”是唐朝的代名词，以长安而非李白或高适做片名，其真实意图就是在探讨一个更为宏大和深刻的命题——煌煌大唐何以由盛而衰？

答案藏在片中。

其一，有才不识，有才不举，有才不用。

就像李白，“贱民”身份，不能参加科举，行卷亦是无望，若非求道和诗文暴得大名，恐怕也不会被举荐成为翰林学士。但唐玄宗和永王用他，不是让他治国；唐肃宗甚至想杀他。李白是否有治国之才，很难评判，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没机会。

再说高适，功勋之后，文武双全，入长安干谒，同样被撵出来。想要入仕，竟需讨得公主欢心。四十多年，碌碌无为。不是不愿，实无门路。年过半百，才得遇良机。

从两位主角的境遇可见一斑，还有剑术超群的裴十二，女子身份比李白更加无助；绝代名将郭子仪无人赏识，险些因一个不值一提的失误而被问斩；老将军哥舒翰纵有机会，却因古稀之躯已无力回天。

影片写尽了“不得志”。名士良将有志难逞，如何治世兴邦？而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电影已经揭露。

朝堂之上，奸相当道，前有李林甫，后有杨国忠。片中同李白一起在长安饮酒的北海太守李邕，便是被李林甫下令活活杖毙的。

边疆之城，武将失职，以游戏的方式选拔队长，而非品评才干。高适带队侦察敌情，途见战友惨死，而此时军营守将却醉心美人歌舞，毫不关心士兵死活。

外敌环伺，狼子野心者如安禄山，反叛之心路人皆知，上不闻，下颤栗，李白发现端倪还惹来宵小走狗的追杀。

这群把持朝政的昏臣贼将，骄奢淫逸，野心勃勃，盛唐如何不衰？

影片中“黄鹤楼”出现三次。前两次，诗酒歌舞，极见大唐风采；最后一次，楼已焚毁，满目尽是疮痍。影片大篇幅着力在“盛”，因为此间的“盛”，早已埋伏着“衰”的蛛丝马迹；也只有写“盛”，才能反衬出“衰”的触目惊心，令人哀叹和沉思一个璀璨帝国是如何腐朽的。

总结而言，《长安三万里》拥有三部电影的容量：一部李白传记，一部诗人群像，还有一部大唐的史诗传奇。这些内容统摄在一场战争和回忆下，借用两个诗人延绵五十多年的友谊做了一次惊人的融合和动情的书写。

可以说，本片是一次邀请，邀请我们重回大唐，在这部恢弘的史诗寻找自己的情感落点，或是家国情怀，或是文化洗礼，或是单纯地重返中学（或正在中学），将旧日的铅字化作一场幻梦。

在这样的盛唐画卷和千古风流中大梦一场，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撰文丨李瑞峰    编辑丨李瑞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