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新谈《1921》青春群戏：“像”是第一位的，其次看表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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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1921年的王会悟前辈您好，我是生活在2021年的演员倪妮。21岁时，您初到上海，在女届联合会任职.....23岁时，您作为丈夫李达的‘战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筹备。”
在主旋律大制作影片电影《1921》最新释出的宣传片中，王会悟的扮演者倪妮，一头利落的短发，隔空对话了这位伟大的革命女性。
在过往的记忆中，历史都是厚重肃穆的，但回望历史长河，在百年前的革命先辈，其实也正值青春、风华正茂。
正如导演黄建新在采访中所提到的，“当年一大的代表平均年龄是28岁，除了董必武与何叔衡，整体年龄可能就二十三四，我们很吃惊，就这样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用了28年将中国改变了，这是多么大的理想与信念。”
而这也正成为黄建新操刀这部主旋律作品时最为主要的破题点，即站在2021，找到贯穿100年的共同点去拍摄《1921》，这才是最打动人的。而这种跨越百年的青春对话，就是通过一张张“脸”来呈现，“在拍《1921》的时候，一定要看到这张“脸”，这是我一直提的要求。”
在黄建新看来，人物是一部电影的核心。“演员和角色的结合是电影的灵魂，把人物写好，能够和观众交流，观众就能进入人物的内心。”
大胆启用青年演员的背后，黄建新透露，“‘像’是第一条，我们满墙贴的都是，比如一个角色有十几个演员备选，谁最像就往前拉。然后看‘表演能力’，看他们每个人的作品片段。”
在《1921》的群戏中，许多“戏剧性细节”通过演员的表演得到呈现。比如李达在与国际代表见面发生分歧后，在阳台抽烟，李达回想起当年烧日货时连火柴都赫然写着“日本制造”，不禁悲从中来，夫妻二人就这样动情地唱起了《国际歌》。这段打动了不少观众的细节，来自黄轩在现场“入戏”后的即兴发挥。
这样的片段不胜枚举，再如一段毛泽东在法租界的跑戏，也是主创团队尝试的十分“主观化”的创作。黄建新回忆到，“这一段虽然没有情节，但它是个内省化的过程。”当少年毛泽东的步伐配合节奏、韵律，这段戏份格外澎湃。
点映之后的《1921》，在今日启动了北京首映。随着最新预告的释出，#王俊凯受刑戏份#也登陆微博热搜。
在今年的电影节期间，黄建新曾表示，“有人看完首映后跟我说，这部戏里最大的优点是没有演员，只有角色，这是对年轻人最好的评价。”如今，即将公映的《1921》终将交出自己的答卷。
站在2021拍《1921》
找到贯穿百年的共同点，一定要看到这张“脸”
EW：您说电影《1921》其实是拍2021年的“1921”，您是如何表现的？
黄：我们一开始就很明确，不用1921年的心态去拍《1921》，而是要用拍摄当时的心态去拍。要找到共同点，因为贯穿了100年的共同点才是最打动人的。它经过了时间的考验，经过了历史发展的过程，所沉淀下来的才是最有意义的。
实际上，生命的过程是最有意思的，整个生命过程产生的魅力，是理论代替不了的。所以在拍《1921》的时候，一定要看到这张“脸”，这是我一直提的要求。
比如我们拍五四的那场戏，因为在横店拍，先是找了当地的群众演员，但他们脸上很纷乱，缺乏学生脸上的一致性。学生为知识、自己树立的价值方向所驱动，脸上有一致性的延伸。所以后来我们就从全国找来刚考上大学的学生，他们的一双眼神就是不一样。
只有做到这样，观众才会觉得真实。
像邓恩铭他们当时也是只有20岁的年轻人，到了上海，他们得空就跑“大世界”去看哈哈镜，也只有年轻人才会去。晚上玩累了，他们趴在床上屁股撅着一歪就睡着了，年长的人一定不会这样。还有通过他们的语言，吹牛的时候都是想象的在说。生命自身散发出来的这种年轻的魅力，每个人都经历过，只要一看观众会想起他们年轻的时候也这样。
但是这些人一旦有了信仰，就会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都是高中生、大学生，为了信仰放弃了还不错的生活条件，这批人为了中国革命所留下来的精神是了不得的。
EW：电影中多少情节是真实的，又有多少是虚构的？
黄：大部分都有依据。比方说有一场戏，毛泽东一路从湖南坐船十几天来到上海，李达请他吃饭。他们都是湖南人，毛泽东就特别想吃辣，当然这个是很自然的，是没有记载的。
因为李达的胃垮了不能吃辣，所以炒菜全不辣，但李达把原因推给王会悟说是她不能吃辣。结果王会悟是一名新女性，说“我能吃辣啊”，一下弄得李达很尴尬，这个人物关系就有意思了。
毛泽东和李达之间一直都有书信来往，李达给他提供书，他欠的好多书钱没给。吃饭时，毛泽东拿出账单说：“你的书就是年轻人心目中的一盏灯，我们都登记着。”李达接过来就把账单撕了，对毛泽东说：“我就是一个供货，你是分销。我们就像公司，大家就为这个公司的未来干一辈子。”后来毛泽东给李达的书信中写道：“我们公司办的很成功，生意很兴隆，欢迎你回来。” 毛主席写了这句话，我们就拿这个倒推回去，他们应该讨论过这个事，不然不会平白出现这句话。所以就拿开公司来比喻，这句话又是今天所有人都特别容易理解的事儿，所以大家都说这是最牛的“创业天团”。
那个时候，毛泽东也想去法国但是外语不行，为了补课就在一个洗衣房里干活打工。所以电影里毛泽东是一个打工的形象，在干活时陈独秀找他了。这样我们就觉得，这些伟大人物在成长期间跟我们有很多相近的地方。
EW：电影《1921》的历史顾问都有谁？
黄：《1921》的历史顾问很多，包括上海的、民俗的、租界的；党史顾问就有一大展览馆的老师们、国家和上海的党史办、文献办等等，给我们提供信息。
其实我们这次做了很多功课，但是没把它拉开说。
比如李达去印刷厂要去改字，要把“百姓”改成“人民”，印刷工人觉得这都一样，而李达认为这有本质区别，“百姓”是泛指，“人民”则是主人；还有我们表现了从法租界到公共租界交通规则的变化。
我们都很严格的拍了，如果懂这段文化的人就能看出来。
演员选角
“像”是第一条，其次看“表演能力”
EW：《1921》大胆启用了一些年轻的演员，在选择年轻演员时会考虑哪些方面？
黄：“像”是第一条，我们满墙贴的都是，比如一个角色有十几个演员备选，谁最像就往前拉。然后看“表演能力”，看他们每个人的作品片段。
有人看完首映后跟我说，这部戏里最大的优点是没有演员，只有角色，这是对年轻人最好的评价。
其实我们对青年演员要有充分信任，谁都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而且大部分的专业院校毕业的学生，本身已经经过多轮筛选，这个筛选过程已经自然完成。
EW：如何评价影片中王会悟这名女性？
黄：她是一名新女性，很独立。我们之所以想拍她，是因为毛主席认为她是一大的保卫部长，她处理了非常多这样的事情。
她是因为看了李达的一篇文章，很敬佩，便主动去找李达了。她是一位很美的女性，年轻时烫着弯弯的头发，不是我们想象的短发的那种革命者的形象。我们表达她的美，美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这样观众也自然能够去接近她。
因为剧中牵扯到的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其实知识分子理想化了以后会特别浪漫，所以我们也拍了他们浪漫的爱情。
主旋律创作的创新
1921是故事片，人物是讲故事的核心
EW：《1921》相较您的前作《建党伟业》等，有怎样的创新？
黄：我以前拍《建党伟业》是个编年史，讲述了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开始到1921年8月3日南湖会议结束，整整十年的历史。它由十年历史中最大的几个症结点构成，出现了相关的重要人物。
十年前做过了，这次我们觉得不能再这么线性的拍，重复也没有价值。所以拍《1921》就想去聚焦，把它变成一个故事片。故事片就得有情节、有人物、有反转，有正面反面的存在，这就是《1921》特别难的地方，我们也努力去做这件事。
后来我们有两个团队，分别在欧洲和日本，去寻找能跟故事情节发生联系的东西，我们意外发现两条线索。
一个是在日本警视厅的档案馆里，发现了一份写明中共要开会的日期跟代表来源的电报纪录。这也是后来支持情节发展的主要因素。
因为在清末中俄发生冲突的时候，清政府向日本请求了支援，日本在海上打败了俄国舰队，这时候清政府给了日本驻军东北的权利，日本从此野心勃勃的想占领东北，并把它叫做“满蒙政策”。因为共产主义的成立和发展，日本政府认为这个联合会破坏“满蒙政策”，因此派人跟踪想要阻止。这是日本的大背景，虽然我们没有拉开讲，但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线索是，我们在查史料时也很吃惊，不光是书本上写的马关、辛丑条约，实际上清政府的这种卖国条约签了将近1800个，国库都光了，国家到了这个程度不变不行，这就是共产党诞生的原因。
我们找到讲述故事的方法，然后就开始找人物，因为支撑情节发展一定得有贯穿人物。
我们发现在上海早期的组织里，李达是可以贯穿全线的一个人物。因为当时一大开完会，从全国53个党员中选了3个中央局的负责人，就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当时李达和王会悟刚刚结婚，王会悟就义务帮助李达组织、担任保卫。
当年一大代表的平均年龄28岁，还是给董必武、何叔衡把年龄给拉上去的。这样一批年轻人只用了不到30年，改变了几千年国度的属性，这是多么大的力量，多么大的胸怀，多么大的信念，生死度外。他们身上的精神非常伟大，我们觉得这是有价值的。
EW：您创作的作品中既有伟人故事，也有的描绘普通人的生活，在塑造这两类人物方面您有什么创作心得吗？
黄：电影的核心是人。为什么在电影颁奖时，永远是男女主角先被新闻媒体追？因为所有的观众是通过演员的表演来进入电影的。
这说明了演员跟角色的结合是电影的灵魂，把人物写好，能够跟观众交流，观众就能够进入人物的内心。
以往有时候我们拍的人物高高在上，观众挨不着，感觉像是受教育或者仰视，其实我们发现那些伟大人物不是这样的。比方说我作为编剧参与《长津湖》的剧本，发现在50年代初，毛主席只有两件衣服没有补丁，他最多的一件衬衣有53块补丁，警卫员把他衣服扔了，毛主席为衣服还可以穿而大发雷霆。
毛主席把他唯一的补丁大衣送给了毛岸英，毛岸英和刘思齐两人攒了8个月的工资送给他爸爸一件大衣，然后就上战场就牺牲了。后来，毛主席就拿出大衣披在肩上，走在中南海的大雪里，这样基于真情实感来写，人物就离我们近了。
我们拍李达回忆起当年去烧日货，滑火柴时发现火柴都是日本制造的。演员现场即兴表演时哭了，我们现场的人都哭了。我们和演员讨论这场戏时，只提出希望出现一种特别真挚的内心情感流露。
曹郁是很好的摄影师，他把角度找的特别好，他要求两个人扛着机器随时移动追演员面部的微表情，这得懂戏。演员即兴出来的东西，摄像机一瞬间捉住了就会动人。
所以当时全场结束了之后，我忘了喊停，演员就一直在那流泪，我看旁边的人都在哭。只要我们找到了这个点，就可以打动观众。
另外，比如一段毛泽东跑步的戏，是特别主观化的一段戏。会诞生这样的戏，是因为我们在试图通过瞬间转换一些角度，进入到人物内心，观众能够被他的韵律和节奏激起从而引起共情。
EW：如何看待主旋律电影创作？
黄：我们说的“主旋律电影”在国际上就叫做“主流价值电影”，其实任何商业电影都是主流价值观的，正义一定战胜邪恶，这是基本主流电影的要求。
还有一部分是探索人类认识复杂性的电影，那也是人类认识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这两种是相互补充的。
市场电影追求的，还是符合绝大多数人在劳累一天以后，对正义或者对情感的一种满足，这是使他继续生活下去的一个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