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VR纪录片的从业者认为，虚拟现实可以激发观众的同理心以及激发行动潜力，通过挖掘更多主题，可以通过VR技术和观众建立更紧密联系。”
今年3月初，视频工作室 Felix & Paul Studios推出VR纪录片《Space walkers》，是完整版《Space Explorers: The ISS Experience》的一部分。作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太空电影，《Space walkers》拍摄历时两年，曾于去年 9 月获得艾美奖杰出互动节目。作为3月1日至3月31日“Always On”活动的一部分，《Spacewalkers》以特别节目上线Oculus TV以及Horizon Venues。对比传统视频，VR影片的优势在于给观众带来主动的体验感，在VR讲故事层面，包含360 度叙事电影、VR 纪录片、开放世界和互动故事等形式。而VR技术带来的沉浸式和交互性，可以让观众对于影片内容产生更多不同视角看法以及同理心。这尤其适配于纪录片的表达。作为一种同理心“构建工具”，世界各地的纪录片制作人用VR做出了持续的尝试。也基于此，VR纪录片的数量和种类都在不断扩展，目前在风景、旅行探索、社会表达等题材领域较为集中。但当下VR内容的表现仍整体受制于VR头显技术、数据要求、视频拼接等因素的影响，对于VR纪录片而言，相应的VR叙事技巧依然处于摸索中。本月，Oculus Quest上新两部VR记录片《Free Solo》和《Spacewalkers》。获得奥斯卡奖的《Free Solo》讲述美国攀岩运动员Alex Honnold的攀岩经历，是完整版《Alex Honnold：The Soloist VR》的第一部分。该系列由Jonathan Griffith Productions 、Red Bull Media House 和 Meta Quest 合作制作。《Space walkers》是《Space Explorers: The ISS Experience 》的一部分，包含10分钟国际空间站拍摄镜头，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太空电影，涉及八名住在国际空间站上的宇航员。《Space Explorers》由VR 视频工作室 Felix & Paul Studios参与制作，拍摄历经两年多。该系列于去年 9 月获得艾美奖杰出互动节目。随着VR技术的发展，VR因其沉浸式体验更多开始应用到影片。电影制作人希望借助VR推动媒体并传达叙事，他们尝试不同的流派，从动画体验到 360度电影和纪录片，再到互动叙事。VR纪录片作为其中一个品类，最常见用于反映社会现实。现在一般认为的全球首部VR纪录片是由纪录片制片人Nonny de la Pena制作的《饥饿的洛杉矶》（Hunger in LA），该纪录片于2012年圣丹斯国际电影节展映并引发轰动。在这之后有诸如《流离失所》（The Displaced）《零日VR》等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出现。不少国际知名电影节阿姆斯特丹、谢菲尔德、SXSW、翠贝卡、戛纳、威尼斯等也为此类纪录片作品提供了展示和交流的平台，甚至还有相应的奖项，除此之外VR纪录片也能在奈飞等流媒体观看。选用的头戴式设备通常包含3-DoF 或 6-DoF，3-DoF允许观众观看周围的事物而无需互动，6-DoF提供完全沉浸式体验，交互方式多样，包括手势跟踪、专用控制器、语音、运动、触觉反馈、凝视甚至嗅觉等其他感官。2014年的VR纪录片《零点》（Zero Point）是第一部为 Oculus Rift 制作的 360 度电影。当时影片在steam推出，适用于 Oculus Rift DK1 和 DK2。《零点》聚焦虚拟现实的先驱、研究人员和开发人员，由Danfung Dennis所在科技创业公司 Condition One 制作。在这之前，Danfung Dennis 于 2010 年就创立了 Condition One，以探索身临其境的电影制作。当时Dennis认为将观众置于动作中心的360 度镜头可能是媒体的未来。Dennis认为该影片没有采用传统的故事叙事，而是由观众决定框架以及感兴趣的内容。而对于影片反馈分辨率低的问题，他表示受限于技术，《零点》仅仅是对VR中3D 360 度视频的实验，是“为了让人们直观地了解 VR 讲故事可能是什么样的”。此后，采用VR技术拍摄的纪录片开始逐年递增。一些知名的纪录片导演、相关媒体都参与其中。诸如纽约时报出品的《流离失所》（The Displaced，2015），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获得者罗杰罗斯·威廉姆斯（Roger Ross Williams）的《在黑暗中旅行》（Traveling While Black，2018）等。今年，圣丹斯电影节上首映的VR记录片《We Met in Virtual Reality》记录了视频游戏VRChat 社区的五位不同成员在虚拟和现实世界中所建立的社会关系。它并不专注于虚拟现实背后的技术，相反，更多反映沉浸式技术的人性化一面。本片的导演和编剧Joe Hunting使用电影级虚拟相机VRCLens花费数小时来拍摄整部纪录片，全程在VRChat 中拍摄，捕捉人们在疫情封锁期间使用社交 VR产品 的真实情况。电影通过五个特定人物的生活探索VRChat 中的不同社区，并在电影中都用他们各自的化身名称来称呼他们。其中有两对依靠社交VR技术交流的情侣以及一名 美国手语教师Jenny，她通过VRChat 的“Helping Hands”社区帮助为所有听力、失聪和听力障碍 VR 观众创造支持性教育环境。VR纪录片创作公司中，制作公司East City Film以制作有关社会现实问题的 VR 纪录片而闻名。其纪录片《Common Ground》因提供交互式 VR、6DoF 体验，在Broadcast Digital Awards中获得了最佳 VR 体验奖。正如众多VR纪录片的从业者所认为的，虚拟现实可以激发观众的同理心以及激发行动潜力，通过挖掘更多主题，可以通过VR技术和观众建立更紧密联系。除了纪录片本身运用虚拟现实技术，有些团队配套推出纪录片对应的虚拟现实应用程序，如2016年纪录片 《At the Fork》背后团队推出互动试听VR程序，允许观众选择电影中特色农场的导游或独立虚拟游览，观众只需使用手机，通过360度移动从不同位置观察动物。当 VR 作为一种商业上和技术上可行的娱乐形态开始受到关注时，新媒体的理论家和实践者一开始认为这沉浸感的力量将促成一种新的讲故事形式。纪录片人对这一前景感到特别兴奋。开创性的 VR 纪录片 Clouds over Sidra（2015 年）的制片人 Chris Milk 将 360 VR 称为“移情机器”。他推断，当你与某人亲身接触时，当他们在场时，你会感受到与他们的某种联系，这会转化为关怀和同情，并且这种影响会延续到你在 VR 中感受到的虚拟存在中。但尽管早年围绕着 VR 有很多喧嚣，但当谈到纪录片讲故事和一般的讲故事时，新媒体似乎并不成功。举例来说，自称“电影虚拟现实的首要目的地”的 With.in 工作室目前提供的产品，多数仍主要是早期电影的简短体验——异国情调的景色、新闻报道事件、短动画、恐怖经历之类的感觉等等，并没有什么能像当代电影观众喜欢的那种持续的故事讲述方式，无论是虚构的还是非虚构的。With.in 自己的工作室已将注意力从 VR 讲故事转向制作 VR 锻炼视频。考虑到现阶段VR头显带来的不适，有部分声音认为VR视频的优势在讲故事方面并不明显。对比VR在游戏平台的广泛使用，不少人认为在影片使用VR媒介带来的不适并不仅仅是头显导致，而是反映了VR技术不利于故事讲述。在技术层面，VR视频还面临诸多挑战。由于描绘 360 度视野需要大量数据，而大多数高质量的直播流的最大分辨率为 1080p，这对于 VR视频来说通常是不够的，因此需要支持更高分辨率的流媒体。并且大多数 VR 视频必须以每秒至少 90 帧的速度录制来保证画面生动，这也需要更多的数据支撑。在拍摄过程中VR视频还需要注意组合来自多个摄像机的视频片段。它在帧重叠的地方或可能会出现伪影和混合问题，影响观感。这就要求拍摄前的彩排以及设置引导交互场景或者添加字幕来引导观众跟进剧情。尽管关于问题的讨论时有，但行业并未停止VR叙事的探索。届威尼斯电影节VR 项目的联合策展人 Michel Reilhac 曾表示：“如果电影是一种与时间游戏的艺术，那么 VR 就是一种与时间和空间游戏的艺术。而我们才刚刚开始理解这意味着什么。目前，电影业仍在进行试验，我们应该接受所有这些试验，因为没有它们，这个行业就不会进步。” “没有人可以预测 VR 将如何影响未来的电影制作，但我相信在未来几年以及几十年内，随着技术发展，虚拟现实继续向主流文化扩展，它将影响年轻的创作者、和电影制作人，他们会觉得通过 VR 而不是电影媒介来讲述故事更加‘本土化’”。Félix & Paul Studios联合创始人Félix Lajeunesse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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