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别让年轻的科研人员因收入低而放弃梦想
施普林格•自然集团（Springer Nature）是一家从事科研、教育和专业出版的全球领先机构，旗下汇集众多全球知名品牌，如《自然》、施普林格、《科学美国人》。该集团是2015年由自然出版集团（NPG）、麦克米伦科学和教育（Macmillan Science and Education）、施普林格科学与商业媒体等出版机构合并而成。
刘珺曾是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她曾成功领导麦克米伦科学和教育在中国的业务，使其内容和解决方案服务得到快速成长。她还积极推动科学研究，以解决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
自然出版集团（NPG，转型为现在的自然科研集团）是一家以平面和在线形式出版高影响力科学信息的公司。2015年11月。自然出版集团依据对1700多名中国一线科研人员进行的问卷调查和当面访谈，发布《转型中的中国科研》白皮书，这份白皮书被认为是对处在关键发展期的中国科研进行“把脉”。2016年初，在纪录片《中国实验室》拍摄期间，刘珺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
时任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大中华区总裁的刘珺女士。
澎湃新闻
澎湃新闻：自然出版集团2015年11月发布的《转型中的中国科研》白皮书访问了1700 多名中国一线科研人员。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调查？
刘珺：2015年，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我们也意识到中国的科研也在转型。在我们的中国读者群中，有成千科研工作者在我们的期刊上发表文章，我们觉得，这个群体会在科研的实施以及传播方面提出一些比较好的建议，这样能有助于中国科研在未来二十年的转型过程中取得成功。向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大专院校、科研工作者提供政策方面的推荐和研究，是我们做这个白皮书的初衷，
澎湃新闻：白皮书中提到，虽然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多的博士生和科技人员，但许多科学家却苦于缺乏博士后研究人员和实验室技术员。你怎么看中国的这个矛盾？如何解决？
刘珺：博士后和实验室技术人员这个观点，其实我们当时也比较吃惊。有70%的受访者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我们知道在欧美一些国家，博士后其实是过剩的，其中有很多是中国赴欧美国家做博士后的博士生。所以，我们当时在白皮书中提出，在编制方面应该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机动性。这样能够让中国的实验室在人才的结构上有更合理的支持，也可以帮助中国在科研资助上得到更好的回报率。
澎湃新闻：中国正在做的一种办法是从国外引进人才，这是长久之计吗？
刘珺：关于人才引进的这个问题，其实可以从纵向或者横向来看。比方说美国在上世纪初的时候，从欧洲引进了大量的科研人才，我们可以说爱因斯坦其实是美国从欧洲引进的一位科研人才。在上世纪，比方说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日本也是从欧美国家引进了大量的科研人才。到现在，中国香港、新加坡也是在这么做。所以我并不觉得中国特别依赖于在国外引进人才，而且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科技大国，整个体系的产量非常大。我觉得人才的多样化，应该成为一个持续长久的策略。人才要有引进，也有本土培养，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是，鼓励这些大专院所进行跨国界方面的研究。
刘珺：我觉得这些人才，不管是海归还是我们引进的一些外籍人才，从一个科研环境搬到另一个科研环境，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碰到一些挑战和不习惯，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我们做这个白皮书的另外一个原因。我们当时在选题的时候觉得，在整个科研环境中，对科研的资助、科研文化的实施以及科研成果最后的传播，包括最后的论文写作、与社会大众交流，可能是科研环境改良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些环节。我们觉得，如果在这三个方面得到很大进展，那对引进的人才和本土的人才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作用。
所以我并不觉得这是人才的浪费，而是说在政策的制定上，（国家应当考虑）怎样进行循序渐进的改进和改良，让科研人员能在这个环境中释放他们的创造力，让他们更大的科研热情得以激发，把他们的科研成果更好地转换成经济发展的动力，包括解决一些比较大的社会问题和人类所面临的难题。
其次，我觉得也可能是软环境的问题，一个是科研环境，另一个是生活环境。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挺重要的话题，但平时可能谈的比较少。
比方说我们与上海市政府、上海科委最近有很多讨论和合作。在把上海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这么一个很大、很宏伟的目标中，我觉得上海市政府做得非常好、非常有想法的一个地方是，把上海塑造成了一个像旧金山、波士顿或者其他国际性科研创新中心那样的核心城市。
科研工作者也是人，所以除了在科研工作方面对他们提供支持以外，在生活条件方面，比如在对科研人员子女的教育、医疗方面，整个城市的软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科研人员有自己的家庭，所以在考虑要不要来上海或者来中国做科研的时候，他们的考虑是多方位的。我觉得这方面的环境改善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澎湃新闻：中国目前给顶尖海外归国科研人员很高的经费、待遇支持，但对一般科研人员则没有什么支持措施，您怎么评价这种做法？
刘珺：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所以在科研发展非常快、科研人员队伍增长量非常大的情况下，资源分配就变成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让资源分配更合理，怎么让投资的回报率更高。我们就是在这么一个大话题下进行不断地调查和探索。一个比较大的任务，也是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在中国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怎样让更多不光是科研人员，也包括在小学、中学、大学学习的后备军在内的人士，觉得从事科研有非常好的职业前途。如果他们有这个梦想的话，那不应该让他们觉得，如果以后要把科研作为一个事业，那可能在收入上和生活上要做出很大的牺牲。我们觉得这是比较让人担心的地方。
当然其实在国外，如果在美国或者欧洲的话，很多科学家立志做一个科学家，最大的初衷都不是要去发财，而是因为他们对科学有恒久的好奇心，要去探索一些未知的东西。但是他们的尊严和生活水平可以得到基本的保障。
我最近去北京参加了一个未来科学论坛，这个论坛上成立了一个中国的“未来科学大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举措，就是除了国家、政府在不断地支持以外，我们也看到很多企业家、金融界人士、文艺界人士，越来越关心科学，大家一起来讨论我们怎么让科学成为一个更主流的话题。我们也是觉得，科学好像还是一个象牙塔，一个非常高深的话题，大家觉得科学很伟大，很崇高，但是不知道科学是做什么的，或者我们为什么在科学上投了那么多纳税人的钱，成果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比如把这些讨论或者是跨界的对话做得更好。
刘珺：我觉得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这也是我们在白皮书里讨论到的。我们觉得，科学传播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科学传播就是写论文，得到发表，这样你可以用你的科学成果激发其他科学家同事做研究时产生一些灵感。广义的科学传播是指与社会大众比方说企业家、金融家、政策制定者、政府官员的沟通，如果他们能非常投入地参与到科研传播中去的话，其实对科学家和整个社会也非常有帮助。
比方说在美国，我们公司旗下有另外一本旗舰型刊物叫《科学美国人》。《科学美国人》可能是全球连续出版历史最久的一本科普杂志，有160多年历史。它从一开始出版，就定位在科普，所以我们就觉得，可能是在欧美国家，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以后，科普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体系。这里面有杂志，有媒体的平台，也有科普工作者，包括记者、科普写作人员，他们有这方面的素养和经验，既可以和科学家等专业人士有对话，又能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写文章给不是科学家的受众去看。
我们觉得科普不是一两天、一两年内就能够发展起来的。我们也了解到，这两年虽然中国在科普方面有也有很多的成绩和进步，但科学家还是觉得他们在科普方面，第一，花的时间不多；第二，与大众和一些媒体的交流有障碍。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很多非常有科学素养，但又有大众媒体经验的记者或是作者，可以把他们要讲的一些事情用非常贴切和精准的语言讲给大众。所以我们觉得，在这方面，人才培养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科普需要科学家来做，但也需要媒体来做，需要社会大众一起投入进来。
刘珺：这个问题跟我们之前说的现在中国很多实验室还是普遍缺乏博士后和技术人员有关系。我们觉得，现在在对科学家的资助，就像你刚才说的，在购买硬件方面可能比较宽松，就是鼓励大家买最好的硬件和设备去做项目。但最终来说，科研是要靠人的，靠人的灵感、人对科学的实施和实验数据的分析，最后把论文写出来。所以我们觉得，资助条件的灵活度，包括编制的灵活度，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方面也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如果中国的科研人员是非常好的博士生，他觉得一定要先去国外镀金做博士后，未来才可以在中国找到一个研究员的工作或者是副教授的工作，那我们觉得，中国可能白白浪费或损失了一些非常好的人才。所以我觉得，一方面要鼓励人才的多样化，但另一方面，我们要让有志于在中国做博士后的非常好的人才，在国内获得适当的资助和条件。
刘珺：我觉得是非常密切相关的关系。客观来讲，中国从改革开放以后，发展到现在已经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实力投资在科研上。中国现在整个研发投资也是居全世界的第二位。我记得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的教授基本上是不做科研的，他们是以教学为主。所以我们觉得，经济发展使中国有能力把很多资源、资金投资到研发上。
但现在我们的经济已进入到一个新常态，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想到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所讲的一句话，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是说，中国经济从过去二三十年以两位数连续增长，到今天向新常态过渡，科研变成了最为重要的一个动力。
在科研方面，我们觉得重点在于，一个是科研的创新，另外一个就是科技成果的转换，就是说，科研成果怎么直接去驱动经济增长，怎么去用科研成果解决社会的大问题。比如说公众现在都比较关心的环境污染问题、新能源开发问题、食品的供应和安全问题，包括城市化建设过程中涌现的问题，都要靠科研和创新来找到解决方案。
接下来二十年，中国经济的转型必定是很痛苦的，但中国经济的转型一定要和科研紧密结合起来。我们同时非常有信心，因为如果中国是在这个点上，也就是进入新常态以后，再来谈对科学研究的重视的话，就太晚了。中国政府是在中国经济仍处于高速增长的二十年前的时候就把科研放到了最重要、有战略意义的高度，这是非常有远见的。我们希望在今后的二十年中，科研可以在中国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澎湃新闻：您怎么理解创新？
刘珺：我觉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觉得别人没有想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有震撼力的创新。也有人觉得创新是不断发展的一个过程，就是所谓渐进式的创新，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改良，不断往前推进，到了一定阶段以后，会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我觉得这两方面其实都非常重要。
创新从原动力来讲有不同种类，比如说如果我们现在发现一些新药，这是一种创新。还有一种创新是工程类应用方面的，比如中国的高铁。第三个方面是在消费领域的创新，比如中国在电商、社交媒体方面的创新。
所以我们不应该认为创新一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我觉得，如果一个社会要前行的话，一定要对这几种创新持包容和支持的态度，才会有一个相辅相成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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