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这样不好，但我停止不了——寻找强迫症的根源

原文以An Inner Look into the Minds and Brains of People with OCD为标题

发布在2017年10月4日的《科学美国人》上

原文作者：Simon Makin 

复杂的计算机模型显示，强迫症患者能够感知他们所处的环境，却不能利用这些信息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大概十年前，David Adam被倒刺铁丝网划伤了手指，伤口虽然不深却流血了。作为一名科学记者，他曾经写过一本书来记录自己与强迫症的斗争，书名叫做《无法停止的人：强迫症与迷失在思考中的真实人生》（The Man Who Couldn't Stop: OCD and the True Story of a Life Lost in Thought），所以他很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的强迫症包括对感染HIV病毒的过分恐惧，并产生了一系列围绕血液的强迫行为。

来源：PXEL66 GETTY IMAGES

这次他赶回家拿了纸巾回来检查铁丝网上是否有血迹。“我擦了擦铁丝网，发现纸巾上没有血迹，铁丝网下面也没有，我想离开，却又一次又一次重复检查，”他说道，“你被困在这可怕的循环中，所有日常生活中用来进行判断的证据都告诉你没有血，如果有人问你同样会说没有，然而如果问自己，你就会说‘可能有’。”

这样的强迫行为以及相关的强迫思维构成了强迫症。这一精神疾病远不止过度洁癖，甚至可能会对一个人的生活产生灾难性的影响。Adam的故事展示了强迫症一个奇怪的特点，患者通常十分清楚他们的行为不理性，却没有办法停止他们的强迫行为。

《神经元》（Neuron）于2017年9月28日发表的一项新研究将决策数学模型应用于一个简单的游戏，来搞清楚游戏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这项游戏反映了人们在感知世界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通常一个人相信自己对环境的感知，并以此指导自己的行为。

正如该论文第一作者Matilde Vaghi 所说，“如果觉得要下雨，我们就会带伞”。而研究表明在强迫症患者中，信念和行为之间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被破坏，导致他们所知的与所做的相互矛盾。这一观点暗示强迫行为是强迫症的一个核心特征，而不仅仅是强迫思维或错误信念导致的后果。

Vaghi和同事的研究代表了新兴计算精神病学领域正在进行的一类研究。它最终有望产生一些工具，用于对强迫症高风险人群进行早期检测。这一领域同样可能帮助在理解精神疾病生物或认知机制的基础上改进诊断过程，而目前精神病学家仅仅是通过观察症状来进行诊断。

一项更加偏重机理的分析显示，重复不合理行为（带有强制特征）的倾向是多种疾病所共有的，如强迫症、药物滥用和进食障碍等。这类分析能够区分不同类型的强迫症，帮助精神病学家更好地了解哪种治疗最有效。

强迫症患者信念与行为的不一致在原则上可能有好几种解释。比如，他们感知环境的能力或许在某种意义上受到了损害，或者无法相信自己感知到的事物，哪怕明知它们是正确的。受到这些问题的启发，Vaghi和同事们决定分别在强迫症患者和正常人中研究感知过程中信念和行为的关系，以便发现两者之间的联系，找出强迫症患者是哪个环节出了错。

剑桥大学研究生Vaghi和Fabrice Luyckx以及伦敦大学学院神经经济学家Benedetto De Martino共同领导的团队利用一项现成的任务来研究感知过程中信念和行为如何随时间发生变化。他们找了24名强迫症志愿者以及25名健康志愿者，让他们玩一种电脑游戏：沿着圆圈移动目标桶，用桶收集从圆圈中间发射出来的彩色点（“硬币”）。

被试必须将桶移动到他们认为最可能接到下一个硬币的位置，同时要求他们对自己所做选择的信心按百分比评分。大多数情况下硬币的平均位置几乎是一样的，仅有一些细微差别，但每一次有八分之一的概率硬币的位置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两组志愿者在所接到的硬币数量上没有太大差别，但强迫症组相比健康组更倾向于将桶移动到上一次硬币降落的精准位置。健康志愿者的行为接近有关感知的数学模型的预测，而强迫症患者则明显不符合这样的预测。此外，强迫症患者对神经科学家所称的“预期误差”反应过度，在游戏中的误差表现为他们放置桶的中心位置和硬币实际接触圆圈位置之间的差别。健康志愿者很少注意这些误差，因为他们会在心里计算之前操作中硬币的平均方向，因此较少移动桶的位置，除非硬币的方向发生大偏移。

然而，关键在于信心值评分在两组之间并没明显差别，只不过该评分在硬币方向出现大的转变后会急剧下降，然后在新的平均方向形成后重新恢复。这意味着强迫症患者在建立对所发生事件的正确感知方面与健康人没有差别。但是他们实际上放置桶的位置显示他们并没有用所获得的信息来指导行为。“这项研究表明强迫症患者的行为与信念在一定程度上是背离的，这与临床发现密切相关，正如强迫症患者所描述的，尽管知道摸门把手并不会让自己感染却还是忍不住要洗手。”

研究团队还发现，信心值与行为不相符的程度在强迫症严重的患者中更大。De Martino 说：“令人兴奋的一项新发现就是强迫症患者行为和信念的背离在这种疾病中看起来很关键。我们发现其背离程度与症状的严重程度明确相关。”这些结果表明强迫行为是强迫症的核心特征而不仅仅是对特定强迫思维的反应（例如通过清洗缓解怕被弄脏的焦虑）。

未参与此项研究的普林斯顿大学计算神经科学家Nathaniel Daw 表示：“这些行为曾被认为根植于强迫思维之中，它们会引起焦虑因而人们会采取强迫行为来减轻焦虑。而本研究则表明强迫行为本身才是核心缺陷，而不是由强迫思维引起。”

De Martino对决策背后的机制感兴趣，尤其是信心水平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两者通常紧密联系在一起，很难研究清楚它们的具体关系，但研究团队认为在强迫症患者身上或许可以将它们分开。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信心可以通过行为来衡量，可以想象一下你在不确定的情况下采取行动需要多长时间。

De Martino指出：“这个观点大致就是通过观察行为来预估信心，但这并不是大脑使用的唯一方式。”如果通过观察行为来预估信心，那么信心和行为将不可分开。但是，实际上是有可能独立于行为来预估信心的，并且能够以平行架构的形式同时指导行为和反映信心水平。De Martino表示：“这种可能性与我们的实验数据相符，同时这也是该研究在特定临床价值之外所具有的更广泛的意义，这些病人能够帮助我们分辨认知体系的另一种可能。”

实验结果表明大脑不依靠行为计算信心水平，但正常的运作依赖于两者的紧密联系。Daw表示，这与行为控制的双系统观点一致，该观点认为行为控制系统分为明确清晰的推理和更加含蓄自发的直觉行为。“精神病学中与强迫有关的一系列问题都与这两类过程的脱节或失衡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研究仅仅是对患者在某一时刻的“快照”，因此无法了解其中的因果关系。Daw指出：“我们不知道这样的损伤究竟是强迫症的结果还是原因。”想要解释这样的损伤与病人特定的强迫观念和强迫行为之间的关系，需要对强迫症病人进行长期研究，观察疾病的各个方面随时间如何改变。但如果行为和信念的脱节是强迫症的根源，这也许代表了许多表现出不同症状的病人的共同致病机制。

De Martino 表示：“我们希望通过了解一般机制来指导新的治疗，而不是仅关注特定症状。”Vaghi指出，现有发现也说明如果强迫行为是疾病的核心，直接针对行为的治疗（如认知行为治疗）可能比针对强迫性反刍思维的治疗更有效。

研究团队的下一步计划是研究损伤机制发生在大脑中的什么位置。研究者已经知道协调计划、解决问题等高级功能的前额叶的一部分与深层的腹侧纹状体之间的连接在强迫症患者中是异常的。此外，似乎决定了患者异常行为的预测误差主要在腹侧纹状体中加工处理。这些结果表明前额叶和纹状体区之间的神经回路或许是导致功能紊乱的关键因素。

利用脑成像技术对强迫症患者在执行此类任务时的大脑进行检查，也许能够帮助验证该假说。“精神疾病实际上就是大脑疾病，”Vaghi表示，“许多人会认为精神病人疯了、胡言乱语，但我们从不会这么说癌症病人，将这类行为与大脑机制联系起来有助于帮精神病人洗脱这样的污名。”

Vaghi还说，这项研究显示了计算精神病学的潜力。“这个例子证明计算与临床方法相结合是一种真正有效的途径，如果没有计算模型，我们无法追踪到与这种行为真正相关联的部分，而现在我们能够理解模型的哪一部分解释了行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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