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是怎么来的？未形成汉族前是一个怎样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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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的诞生
文：姚大中
纪元前八世纪前半以来的春秋战国约五个世纪间，中国国家、社会自渐变而突变，积量变为质变。
此期间生产关系巨幅调整，政治体制集中化，都市中自由市民成长，交通四通八达，货币并行流通各国，大商贾的对象已非一地而系“中国”全体，工业者也着眼“中国”共通的市场而生产，学者、游说者、侠客活动的社会超越了国界，南与北仅有方言之别而文字均相互通，此皆指向统一的大道。
同堪注目，“事”与“人”相结合，今日中国主要部的习称所谓“中国本部”，历史上汉族“中国”组合者的汉族，其成形与诞生，正与“中国”地域的统一进程相当。
汉族自非从天而降，如何而“来”的答案，又正与春秋战国五百年间社会、经济大变革，以及国家并合、国土开拓、民族播迁诸因素，息息相关。
基础性的了解，系届至春秋时代“中国”域内民族分布状况。于此，留存迄今的史料记录颇多，
如下都可举证
及（周）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于是渭首有狄、邽、冀之戎，泾北有义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伊、洛间有杨拒、泉皋之戎，颍首以西有蛮氏之戎。（《后汉书》西羌传）
当春秋时，义渠、大荔，居秦晋之域；陆浑、阴戎处伊洛之间；鄋瞒之属害及济东，侵入齐宋，陵虐邢卫，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若线。（《晋书》江统传录《徙戎论》）
印象尤其明晰的说明文献，可以十二世纪宋朝学者洪迈《容斋随笔》（卷五）周世中国地的记事代表：
“成周（东周）之世，中国之地最狭，以今（宋朝）地理考之：
“吴、越、楚、蜀、闽，皆为蛮；
“淮南为群舒；
“秦为戎。
“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鲜虞、肥、鼓国；
“河东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铎辰、潞国；
“洛阳为王城，而有杨拒、泉皋、蛮氏、陆浑、伊雒之戎；
“京东有莱、牟、介、莒，皆夷也；
“杞都、雍丘，今汴之属邑，亦用夷礼；
“邾近于鲁，亦曰夷；
“其称中国者，独晋、卫、齐、鲁、宋、郑、陈、许而已，通不过数十州，盖于天下特五分之一耳。”
便是说，届至春秋史剧上演，周朝领域内，包括周初所封建诸殖民国家的各“国”住民，原始的、进步的各种经济方式与生活习惯，差异仍大。
虽然其中标准“中国”，亦即以城郭定居为标志，代表精深灌溉农业集团的“五分之一”比例，估计为嫌保守，此其一。
其二，“蛮”“夷”“戎”“狄”称谓，其时为立于“中国”文化、经济基准而互相区别的不同生活类型集团，“中国”自身，又至春秋时代仍是依于地域而别的晋人、卫人、齐人之称，反倒无统一称谓，而为单纯的政治区分。
区别人类集团乃政治意识，区别基准最早原系惟一依凭政治，从历史时代之始的殷朝文字资料可发现，都超脱血缘氏族意识而依地域性的部族别，名之为羌人、周人或鬼方、人方。
农业生产力不断向上，技术进步的农耕集团与周围不同经济类型人类间，社会生活形态歧异明显发生，文化差别的感觉敏锐化，固有政治区分之外，文化、经济基准的“戎”“狄”意识乃因而强烈萌生。
其时，历史区划已系周朝封建国家的时代。
大变化自洪迈所记述的时代展开，天子权威失坠，封建秩序约束力解纽，封建制国际和平均衡局面崩坏期的纪元前八世纪以后，也是经济上大发展的时代，农业愈进步，土地需求愈炽热，国家兼并现象加大乃为不可避免。
春秋政治中轴五霸与十二诸侯全以由进步农业为基盘的高文明支持，而形成春秋时代国家数字急剧减少的磁心。
激化了的灭国形态，一方面系农耕国家自身间基于更有利的共同利益，而铸定其最高发展与最终结局必须合并的方向，结合彼此的土地与人口；另一方面，向原在“中国”域内和平共存，却非“中国”式生活诸集团的国家，展开无情战争。
纪元前七世纪前半齐桓公“尊王攘夷”乃万古流芳的一大历史盛事。攘夷，非常明显便是驱逐夷狄，自此堂皇大纛矗起，轰轰烈烈的列强霸业，等于向夷狄发出了总攻击令，攘夷运动蔚为灭国运动主流而相与合一。
以迄春秋之末的两个世纪间，“中国”地理范畴完成农业经济齐一标准的净化，战国时代，放眼七雄便已系清一色相同文化、经济的地与人。
进步农耕诸集团以“攘夷”共同行动，而与夷狄尖锐两分对立期间，彼—我自觉的激发，而有由最早典型农耕部族“夏”引申的“诸夏”意识突破。
《论语》中孔子名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八佾篇），可指示两个对比名词被广泛应用，“诸”明示了复数，正是生活方式共通立于孔子所慨叹“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宪问篇）的境界，而生活场所（国家）又相分割的时代状态反映。
“诸夏”构成，纯粹依循“农耕”基准为特堪重视的特质，质言之，是文化的而非血统的。
夏（周）人、殷人同系高文明农业民族，而于文字资料中非同一血统，考古人类学的史前人骨计测，各时代、各地域出土记录也颇歧异，但却于历史推移历程中均相认同，其开朗性便是农耕诸集团汇成广大“诸夏”的强大合力。
相对而言，清朝姚彦渠《春秋会要》世系卷除周朝王室外，录有一百七十六国，其中四裔类“犬戎”“骊戎”“鲜虞”均明记姬姓，与周族为同血统，文化形态却互殊。
“鲜虞”又记其系“白狄别种”，则白狄可能也与周族存在血缘关系。
而类此，于攘夷运动中都已是战争对象。“诸夏”农耕环境统一运动值得注意的另一面是，农业知识与技术愈向上，人口愈多，结合的需求愈大，防洪设施、人工运河以及灌溉工事网兴筑，在在依赖大量劳动力，所以，斗争动机原非定须排斥夷狄不可，增加土地的同时，也希望增加人口，逼迫被征服者合作，转变其固有经济与生活方式，毋宁更为有利，除非夷狄拒绝放弃传统，才断然加以消灭或驱逐。
惟其如此，“诸夏”攘夷运动下的夷狄，并非全数向“中国”域外大退却，被吸收入“诸夏”圈的亦绝非少。
战国七雄以外诸国之一，鲜虞后身的中山国便于其时以“诸夏”化著名，“诸夏”坚持文化准则，而非以血统为要件以区别夷狄，此又系例证。
于此，已可明晰获得如下结论——
春秋后期，中国全域一致的惟一民族，实质已渐形成，只是依于列国分立的形势而以“诸夏”通称。
待攘夷成功，四夷的蛮、夷、戎、狄于“中国”已全不存在，“诸夏”名词随之退隐，战国时代反而未被强调。
相对来说，四夷意识也自其时修正，由“中国”域内移向“中国”域外而赋予方位之别，但是区别于“中国人”的基准，所重视仍是生活风习而非血统，如“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火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皮穴居，有不火食者矣”。（《礼记》王制篇）
间隔两个多世纪，秦朝统合中国又过渡到汉朝，伟大的单一民族与伟大的单一中国合一时，正值北亚细亚游牧大风暴威力最猛烈之际，农耕—游牧抗争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前此诸夏—夷狄局面，却已转变为“中国”内—外对立态势，“中国”民族自觉再度高扬，一个骄傲的民族名词“汉族”，终随“汉”的朝代名正式成立，而于历史散发其恒久的光辉。
所以，二千年中国历史主宰的汉族之名，系纪元前三世纪末而得，汉族实体的诞生则须早过至少二百年，在约略纪元前第六或第五世纪。
于构成汉族的意义上，前此存在的诸组合成员，或者说，前汉族诸集团，例是“诸夏”，此其一。
其二，前汉族诸集团均具扬弃狭隘血统观念的明朗开放性，汉族诞生便秉此特质，汉族形成之后，恢宏豁达的开放性继续未变。
“中国”以外异民族，自汉朝以来一波又一波被鼓励、欢迎与吸引加入汉族范畴，汉族自身也以不断新陈代谢而得新血统、新成分的补充，而保持充沛的活力、旺盛的生命力，以及日新又新的创造力。
以汉、唐雄伟的世界性大帝国建立为顶点，近代世界成立以前，汉族几乎已系世界文明进步史上最高智慧与最大贡献的渊薮。
历史上的汉族向以“民族大熔炉”闻名，其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荣誉，正基于前汉族时代便已赋有的开朗与开放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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