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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2018年9月初，我去看我的一位中学老师。他在西部一座小县城的普通中学任教，还有半个学期就退休了。
老师虽然老了，但一如既往的开朗，我们聊了很多。在校园里走的时候，看着那些来来往往，多多少少有了“社会气”的学生，他突然有点无奈，但又聊以自慰地说：“我尽力教他们，只要以后不成为社会的负担就行了。”
这句话在我内心掀起了波澜，并引起了我的“职业敏感”。学生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竟然触发这样的感慨，可见他有一个很强烈的心理背景。
这个心理背景，只能是：现在的学生，无论是在学习态度上，还是“思想品质”上，似乎都不好管了。但是，基于他的职业伦理意识，又必须管——在一种无力感中，所能做的，也就是告诉学生一些做人的道理。
他似乎感受到了一种像“势”的东西，而且，已经是多年的感受。这种东西悄无声息地消解、侵蚀、改变他和学生的关系，他的心态，学生的心态，还包括家长的心态。
只是，他虽然撤退，但仍然在坚守，仍然以他年轻的时候，以当初教我们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
在那一刻，种种关于中小学的新闻画面和日常画面，在我脑海中交织、重组，最终形成了一幅清晰的画面：在中国社会大变化的背景下，教育所建构的老师-学生-家长的关系，经历了一场嬗变，并达到临界点。
它平时只是一种可以感受到的日常，而学生和家长，针对老师的那些恶性事件，不过是突破日常的一种极端表达罢了。这种新的社会关系的出现，已经对现有社会结构产生影响，它对未来中国社会的影响更是无法想象。
我的“职业敏感”，让我不由得问老师：“现在学生的表现怎么样？”
他的回答简单干脆：“越来越不行了。”
这像是一句气话但又不像。我知道他有明确所指，不是学习成绩或智商之类，他指的是“态度”，学生在头脑-心理-人格上，对自己，对老师，对世界的态度，这些态度正在影响着他们的行为。
我们那时候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老师所教我的那个时候，是20世纪90年代初。班上当然什么人都有，有学霸，也有学渣，有规规矩矩的，也有吊儿郎当甚至“玩社会”的。
学霸和规规矩矩的人，当然对老师都表现出足够尊重。看起来，吊儿郎当甚至“玩社会”的本身就没有对秩序的敬意，似乎也不会尊重老师。但实际上并没有，他们只是在其他学生面前秀肌肉，在老师面前还是很规矩的。而老师，也敢于批评他们。比如，我的老师，就曾经把班上一个“玩社会”的同学说得无地自容。
这恰恰也是当时的氛围，整个社会，尤其是家长，对教师的权威具有一种天然的信任，并且，在道德上赋予教师以一种较高的地位。
这种氛围构成了对一些“坏学生”的行为约束，使他们对老师有所敬畏。敢和老师当面冲突，侮辱甚至打骂老师并不是令人欣赏的行为，不可能得到任何支持——而家长首先就是惩罚这种目无尊长的行为的人。
在这个背景下，教师-学生-家长的关系，多少还有传统教育的一点影子。家长送子女上中小学，并不单预设是去“学知识”“读书有出息”，还预设了“让老师好好管管”。
换句话说，在家长那儿，教师也要负责教学生文明礼貌为人处世之道。在家长那儿，师生关系并不仅仅是角色关系，还要投入自我情感。如果一个教师，只是以角色来对待自己的孩子时，家长会非常失望。
这种被家长需求的关系建构，使教师在面对学生时，投入的并不仅仅是角色，还有自我，必要时他们还要板起脸来形成震慑。
任何一个人都是运用角色、真自我、假自我来和世界打交道的。多数情况下，它是两个以上的组合，只不过根据现场氛围，比例不同而已。
教师首先是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必须先凸显，来提醒学生是什么角色，这样才能维护正常关系。就像领导出现在员工面前，“张老师”“李老师”的称呼就是对角色的强调。
但这样并不够，角色会拉开心理距离，会显得死板。要能影响学生，获得认同，要让他们在知识和道理上获得教益，就必须用真自我。鉴于人的复杂性，以及防御一些调皮捣蛋的学生，假自我也要上。
我测算了一下比例，在教师获得足够社会信任、具有很大权威的社会氛围里，他们面对学生的“角色+真自我+假自我”组合，大概是：角色60%~70%，真自我10%~30%，假自我0%~10%。
在印象中，我的老师当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角色占到60%，真自我占到了30%，假自我只有10%。而我当年对老师的关系中，角色可能占到70%以上，真自我接近30%，由于他平易近人，假自我的成分可以忽略。
从比例上看出，如果角色的比例大幅上升，而真自我、假自我的比例下降，关系就变了——变成了市场上、社交场合上、陌生人社会中的那种关系。这种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与人之间拉开心理距离。在背后，显然有着防御，不可能谈信任。
在社交场合，在跟客户谈判的场合，在利益博弈的场合，在营销的情境下，表现出角色情感和假自我情感往往有用。但如果用在教育领域，在师生关系中，就不正常了——
这种教育的“市场化”，因为削弱教师对真自我的投入，势必迫使他们调整自己在跟学生相处时的行为模式和传授内容。也许这种心态会自然产生：我上好课可以，其他跟我没关系了，反正有校规校矩，还有法律。
我问我的老师：“学生越来越不行是指哪些方面？”
老师对我的回答是：
“好多学生心理脆弱，自尊心又很强，越来越说不得，一说就逆反，要么不听，要么顶撞老师，还显得有道理的样子，好像根本没把老师放在眼里。而家长根本不管，或者管不了，有时候家长还要找老师麻烦。现在管学生风险很大，有什么问题还要受学校和教育局的处罚，所以很多人都不想管了。我也只能尽本分说说，变成什么样，就看个人了。”
我在认知上已经准备好要接受老师的描述，因为认知背景就是这样的，但我还是在其他老师、学生、家长那儿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在老师的感慨背后，存在着一个普遍事实和社会生态。
这一社会生态跟日常接触、媒体报道、对社会变化的客观微观分析吻合。在中小学教育领域，老师、学生、家长已经修改了角色、真自我、假自我的比例，一些社会后果也出现了。
“很多人都不想管了”，意味着老师在面对学生和家长时，扩大了角色的比例，不是扩大“教师”角色，而是扩大社会关系中与人打交道的身份这一含义的角色，很角色化地不投入真自我。
真自我的收缩，使得教育关系具有了陌生人社交中的含义。这样，风险可以降到最低。而且一些极端事件显示，出于责任心去管学生，可能带来伤害性后果。
也就是说，对教师具有足够的社会信任，很大权威的社会氛围，已经被破坏。教师尽管还没有变成公司职员，但其职业也具有了市场含义。
今天的家长，当然并不是就没有了对教师的信任，但后者不值得托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他们会签订一个心理契约和社会契约：你不能对我的孩子做什么。这跟过去“你要好好管教他”产生了强烈反差。
这种社会氛围的变化，因素众多——学校规模的扩大和集中，导致大家的关系陌生人化，教师“补课”形成的社会负面印象，家长对学生的溺爱，“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市场化对教育的侵蚀……都足以颠覆教师曾经被预设的道德地位。
在这种氛围下，学生的敬畏度必然下滑。他们对教师的态度，由环境，由并不成熟的心智和人格所支配，就像对世界的态度一样。
教育，因此越来越像是一个和心理-人格的成长教育无关的，只关乎升学和未来的社会位置竞争的竞赛。那些心理素质不行的人，或竞赛中的劣势者，心理-人格必然出现紊乱——除非他有很强的自我教育能力。
当教师-学生-家长的关系，变成了以“角色+假自我”为主，那就跟市场化社会对应起来。彼此拉开心理距离并且还有防御，所有人被放入一个紧张并且具有潜在冲突的结构里。
这样一个结构，反过来又给大家施加心理压力。在这个过程中，师道尊严由此跌落，教育的含义经受着新的质问。
对于教育领域的这个大变化，我的老师看上去只是无奈，站好最后一班岗而已，毕竟他快要退休了，他的注意力，更多是在无愧于自己为教育事业奉献一生的自我认同中。
但是，我还是在其他老师、学生、家长身上，发现了一个共同的东西：焦虑。
教师的焦虑很简单。
在角色、真自我、假自我关系模式变化后，既然伦理含义上的师道尊严已经跌落尘埃，那其他东西就重要了。毕竟，一个人重视道德地位，而忽视经济地位，是有前提的，那就是“社会尊重”要继续存在。
问题是，随着道德地位的下滑，教师的经济地位虽略有上升，却并不能弥补道德地位下降带来的心理落差。他们的社会价值排序下降已是不争事实。而排序的下降，将直接导致教师在工作态度上的下降，而他“管”学生的心理动力也就全面减退。
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也有了分化。重点学校的教师，因为学位是稀缺资源，家长和学生必须表现出足够尊重。并且，能在重点学校读书的学生，家庭教育相对可以替代教师在心理-人格教育中的作用。而普通学校的教师，则没办法通过稀缺资源，来弥补地位的下降。
学生的焦虑更简单。
学习成绩好的，有信心通过升学进入更高社会位置。学习成绩不好的，则容易失去信心，对既定规则有一种逆反心理，心态浮躁，又很自我。
在缺乏对教师的信任和敬畏的情况下，他们转而对社会有一种渴望。这使得他们的学习成绩和心态，很可能就应对于他们以后的社会位置。换句话说，在教师不敢管，也管不动的情况下，学生很可能要用以后较低的阶层处境，来为自己现在的心态埋单。
家长的焦虑也不复杂。
对家长来说，在高房价下，在对物价上涨和对未来的担忧中，在社会位置的竞争中，越来越把注意力或者希望放在孩子身上。
焦虑的心理本来就是脆弱的，容易支配他们的行为逻辑。他们或因无力管教而对孩子作出补偿，更加纵容孩子，或对教师有着防御，想尽办法让孩子获得资源倾斜。无论怎样，全社会都把心理能量压向了教育。
教育，由此“承接”了由别的领域带来的风险。
总之，当教育变成陌生人社会中的关系设定时，当师道尊严全面沦陷时，每个人的成长和他未来的社会关系，更多和他的原生家庭、个人智识、心理-人格挂钩。一旦家庭教育、自我教育失去作用时，整个社会都将为此付出更高的成本。
也许，我们到了需要重新问一问教育的本质的时候了。
来源 | 南风窗 （ID：SouthRevi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