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敏 | 中西交融 取精用宏——中国教会大学办学经验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中西交融 取精用宏
——中国教会大学办学经验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马 敏
摘要 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播西方科学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均发挥了重要影响。在教会大学史研究中，目前亟须打破近现代史与当代史的界限，从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规律的高度，认真总结教会大学历史对当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启示，切实推进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教会大学办学经验对当今教育的启示大致可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注重有特色、高质量办学；二是注重国际化和中西融合；三是注重师资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四是注重制度建设和营造和谐宽松的校园环境。
关键词 中国教会大学；教育现代化；历史经验
作者简介
马敏，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校长、党委书记，现任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校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中国商会史研究、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研究、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史研究等领域做出了开拓性的学术贡献。
中国教会大学是指从19世纪末起由西方基督教传教会在中国所创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其中13所由基督教创设，3所由罗马天主教创设。这些在华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前驱和重要组成部分，对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自20世纪50年代起，欧美史学界就开始了对这一领域的探索，并取得了若干有相当水准的学术成果。不过，在中国大陆，因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简单地把教会大学视同为帝国主义的“侵华工具”、“反动思想的堡垒”和“文化租界”等，甚少有人敢涉足这一学术禁区。直到80年代初，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人们才挣脱种种思想束缚，重新开始审视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对之做出新的评价。章开沅教授无疑是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开拓者和领军人物之一。1988年3月，章开沅教授领衔的中国学者与来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林蔚(Arthur Waldron)博士等在四川大学召开了一次有关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工作会议，掀开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序幕。1989年6月初，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约30余位中外学者参加，标志着改革开放后中国教会大学史学术研究的正式启航，具有某种里程碑的意义。
回顾中国大陆三十余年来的教会大学史研究历程，不难看到，这一重要学术领域的研究，异军突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国内外学者的共同推动下，尤其是在海峡两岸及香港学者的密切合作下，取得了相当可观的学术成就，开拓了一个自成一格的学术分支，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朵奇葩。如同章开沅教授所描述：“尽管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在中国和世界上发生那么多重大事件，但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却如同一条寂静的小溪，不断蜿蜒前行。没有轰动，并非辉煌，却扎扎实实地、锲而不舍地向前推进。”
然而，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整体性研究中，相对于其他领域而言，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毕竟又只是刚刚起步，无论就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而言，都还是很有限的。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有一批较有学术水准的论著出版，但大多数仍局限于对单个时段、学校、人物的个案研究，或仅仅作为校史的一部分加以记述性的叙述，尚缺乏理论的概括与提炼，缺乏整体性、学理性的学术把握。实事求是地讲，作为整体性论述教会大学历史的学术著作，迄今为止，尚未有超越美国学者鲁珍晞(Jessie G. Lutz)教授《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的专著问世。此外，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的主力军，目前还仍然是以章开沅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来自历史学界的学者。总体上而言，教育学界与宗教学界、社会学界学者参与研究的并不太多。过去三十年，有关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学术研讨会以及专著、论文集、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等发表或出版的研究成果虽在数量上已有不少，但这相对于教会大学丰富的历史内涵、大量史料来看，委实显得不足，尤其是这一研究领域至今没有引起教育学界的足够重视，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总的看来，尽管时光已过去了三十余年，但有关教会大学史的研究依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亟待从各个层面加以深入发掘和拓展。其中，笔者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打破近现代史与当代史的界限，从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内在规律的高度，重新审视教会大学历史对当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启示，切实推进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为此，便有必要具体总结教会大学的办学经验和办学特色，使之能够服务于当前的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正如章开沅教授所说：“对于在中国存在半个世纪以上的这一特殊教育群体，必须认真加以研究，包括其正面的与负面的社会效应及历史经验，否则就不可能对中国近代教育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获致全面的理解。”
具体而言，本文认为，在研究中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认真总结与汲取教会大学的办学经验。
一、注重有特色、高质量办学
正确总结教会大学的办学经验，首先需要厘清其在教育目标、体制、机构、师资、经费、课程、教学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的特色。只有认真、扎实地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对教会大学在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的角色及其影响做出客观、准确的评价。
与当时的国立大学相比，教会大学普遍在学校规模和人数上都落于下风，但关键在其办学质量与特色，使其在中国近现代办学史上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往往不逊于国立大学。对此，章开沅教授有很精辟的论述：“迄至1949年为止，中国教会大学虽然只有十几所，学生所占比重也不过是全国大学生总数的10－15%，但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示范与导向的作用。因为，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既包括积极的影响又包括消极的影响。”
各个教会大学大多办得有自己的特色，不求全求大，而求异求新。如金陵大学的农业改良与农村调查，燕京大学的新闻学系与社会学系，华西协合大学的牙科，华中大学文华图专的图书馆专业，金陵女子大学的家政学专业，东吴大学的比较法学，圣约翰大学的商科等都办得很有特色，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甚至在国际上也有很大的名气。华中大学就曾直截了当地将自己的办学特色归结为“小规模”和“重质不重量”，重点办好中文、历史、英语、经济、哲学、宗教等人文学科和生物、化学、物理等少量的自然学科。
教会大学在近代新式学科体系建设中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纵然教会大学的存在已经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情了，但时至今日，那些在20世纪50年代大学重组及调整中受到教会大学学科影响(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或直接传承教会大学主体(如华中师范大学)的高校在学科建设方面，仍然具有当年教会大学学科建设的一些特色。
肖朗、项建英从教育学科入手，指出教会大学教育学科的师资由牧师兼职到专业教师，课程设置日渐实用化、本土化，教学方法日趋多样化、科学化的演变过程。应方淦则认为清末教会大学不仅是西方学位制度引入中国的一条重要渠道，同时，也对中国高等教育实践产生了示范效应，促进了近代中国学位制度的发展。此外，周谷平、应方淦指出教会大学通过向国外政府或大学注册立案以获得学位授予权而率先将西方学位制度引入中国，并随着办学水平和质量的提升，教会大学逐渐扩充学位门类、提高学位层级，促使学位制度不断完善。此举不仅促进了中外高等教育之间的交流，也刺激和推动了中国学位制度的产生与发展。王玮系统梳理了1901—1936年间中国教会大学的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认为教会大学在博雅教育理念的影响下践行科学至上的办学思想，并将其分为单科课程、专业系科与专业学院三个阶段。此外，还重点论述了教会大学的工学教育、医学教育和农学教育。
燕京大学作为中国教会大学中执牛耳者，其专业发展最为完全，学术影响也最为深远。因此，学界多以燕京大学为切入点，探讨教会大学所引进之西方学科及与中国社会之关系。田正平、刘保兄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个案，梳理了燕大社会学系由以美籍教师为主体向以中国籍教师为主体的变化过程，并认为这批中国籍教师致力于创建中国的社会学理论，培养社会学人才，服务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为社会学的中国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亦为大学学科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肖朗、费迎晓认为燕大自1924年创办新闻学系之后，为适应社会与自身发展的需要，其人才培养目标实现了由“德才兼备的新闻从业人员”到“有创见及改革能力的领袖人才”的重大转变。同时，其也在课程设置方面做了相应的调整，推动了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协调发展。侯强从东吴大学、燕京大学和震旦大学入手，指出教会大学的法律教育是独立于官办与私办新式法律教育之外的另一个系列，在其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独有的特色，促进了中国法律教育的发展。张亚光、李雨纱则利用燕京大学经济学学位论文，系统分析了1924—1951年燕大经济学学位论文的分类数量和结构比例，由此梳理燕大经济学学术思想脉络。汪洪亮对华西坝教会五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各具特色的“边疆学”研究做了很好的分析，认为尽管成就大小不同，研究侧重点不同，但这五所学校都形成了各自的边疆研究学术传统。
二、注重国际化和中西融合
办学国际化系教会大学的突出特征之一。在中国战乱频仍的动荡环境中，教会大学之所以能够保持较多的活力和较为强劲的发展势头，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办学方式体现了多渠道的国际联系，教会大学成为中西文化交融汇聚之所，“在一个较为封闭的大环境中形成若干个较为开放的小环境。与国立大学相比较，教会大学的中国师生与西方文化乃至西方社会有较多直接的接触，思想比较活泼并且享有较多的自由”。
与文化封闭性相对的开放性是国际化的根本前提与基本内涵。然而，就每一所教会大学而言，其开放性特征的形成往往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初期的在华基督教高等教育，主要目标是为各教会的传教工作提供干部人才，其教派性是非常明显的，学生也基本以基督徒子弟为主，开放性与包容性均十分有限。随着20世纪20年代教会大学的功能开始由传教为主向教育为主转化，教会大学的世俗化和开放性趋向增强，联合化和国际化趋向逐渐冲淡了教派化倾向。以地处武汉的华中大学为例，在20世纪初的文华大学时期，该学校基本上可以说是美国圣公会的私立大学，教徒学生的比例高达80%以上，宗教生活相当严格。到20世纪20年代组成联合的华中大学之后，华大不仅融入了其他教派和他国所办大学，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化高等教育机构，而且，教徒学生的比例有所下降，开始对更广泛的中国社会阶层开放。联合的华中大学将其宗旨规定为：“实施高等教育，培植中国青年，务期发展其人格与知识，成为中国之忠实国民，适合社会需要并扶助社会德智体群各方面之进展而完成本校设立者办学之初志。”
教会大学的国际化特征，不仅体现在其董事会构成、经费来源、师资队伍、英语教学等“硬实力”方面，更体现在由此而升华形成的互补性、多元化、开放性的文化氛围和育人环境。正是多种渠道、多种形式的国际性联系，使教会大学成为中西文化交融汇聚之所。
来自不同教派的教会大学之间的联系，在1932年以前系一种比较松散的联系。为了协调各教会大学的教育目标、计划以及来自西方的财政援助，有几所教会大学于1925年协商设立了一个名为“在华基督教高等教育协进会”(The Permanent Committee for the Coordination and Promotion of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的正式组织，但活动不多。1927年8月，各教会在上海集会，由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倡议设立一个更为正式的基督教在华高等教育协调机构。于是，1928年设立了“中国基督教大学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该委员会的设立促进了各教会大学之间的协作，但它却并未包括全部中国基督教大学在内，其提供服务的范围也十分有限。直到1932年底，才在纽约成立了比较正式和代表性较广泛的协调机构——“中国基督教大学校董联合会”(ABCCC)，该会设有常设机构，其最初的成员包括10所在华教会大学的董事会。但“校董联合会”在性质上仍属自愿联合的协调机构，对各教会大学的影响力和约束性均十分有限。1937年左右，“校董联合会”提出成立一个更大的和更加统一的中国教会大学联合组织机构的设想，于是有了所谓“联合托事部”的名义。当时认为这个计划中的新组织有这样一些好处：“在统一和有效的相互关系方面可以制定长期步骤，可以容许为整个事业的最大利益使用一切可动用的财源，能够容许行政与发起工作上经济效能之实际增加，可以减少董事会和委员会议数量，容许会员们把他们的时间与精力集中到更重要的事情上去，可以为我们寻找更广泛的合作与资助提供一个更健全的基础。”1945年6月30日，校董联合会在纽约举行年会，正式宣告“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UBCCC)的产生。联合托事部系真正由13个中国基督教教会大学所组成的统一组织，负责协调和指导中国教会大学的工作，对之进行经常性的财政资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新教教会大学的最高领导机构。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教会大学之间的长期组织整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教会大学又与若干的外国大学保持密切的交往和协作关系，有的甚至直接在国外注册。如哈佛与燕京、普林斯顿与燕京、耶鲁与雅礼、耶鲁与华中大学等关系都非同一般。传教士教育工作者一般都模仿西方的学校，以西方学校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水平，因此其学历一般为国外大学所承认。根据加利福尼亚大学誉志久野于1928年对中国教会大学的分类，1925年后的金陵大学和燕京大学定为甲级或乙级，其毕业生有资格进入美国的研究生院。属于丙级的教会学校有华中大学、金陵女大、岭南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1926年以后的雅礼；1925年以前的燕京和齐鲁大学也属于丙级。美国的研究生院允许接受这些学校的毕业生，但要求他们补修30个本科学分。誉志久野认为中国其他教会大学的毕业生只能进美国大学本科，有些可进三年级或四年级，有些则只能进二年级。
开放性的办学宗旨与广泛的国际联系使中国教会大学具有某种独特的文化氛围，在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师生关系、校园文化乃至图书收藏、课余生活方面，均能感受到某些与普通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不同的文化气质。
中西文化通过教会大学这一媒介所进行的“双向对流”，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学者们认为，教会大学为中西文化交流架设了桥梁，由教会大学体现的中西文化的融合，从整体来看，并非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是一个双向对流的运动过程”。从最初的主要借鉴西方的办学经验和采取西方的办学模式，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收回教育权”运动之后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加大，中西文化的融合加强。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还应看到西方文化为适应中国文化所进行的调适与顺应。
教会大学既是基督教文化与近代西方文明的载体，同时它又处在东方传统文化环境与氛围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要逐步走向本土化、世俗化。高时良先生指出，教会大学所从事的中西文化交流活动，是离不开基督教义的渗透的，而基督教在近百年来又被利用为外国对华侵略的工具，如何对待这个问题，需要做具体的科学的分析。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由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基督教文化同中国的文化接触，彼此相互渗透，对其中的积极成分，兼容并蓄，亦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教会大学中中西文化交融的典型例子，便是教会大学中普遍开设了国学教育与国学研究，形成了中西合璧的课程体系。这一课程体系呈现出的特点为：第一，教科书语言主要为汉语；第二，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为主要内容；第三，西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占有一席之地；第四，儒家文化、传统经学在新的课程体系中并未被摒弃；第五，加强了与实际生活的联系，形成了兼顾谋生的职业教育。
20世纪20年代以降，为了教会大学更加“接近中国情形，切合中国的需要”，各教会大学都扩充和改良国文系，加强中国文化(国学)课程。有人甚至建议“设立中国文字、中国哲学、中国史学、中国社会学之专科”。这些均说明，20年代中期以后，教会大学已普遍重视中国学术思想与历史文化。
张寄谦具体考察了哈佛燕京学社在中美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认为哈佛燕京学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典型。在哈佛燕京基金的支持下，燕大先后聘请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来校任教，同时又陆续选送优秀毕业生前往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学成归来后充实燕大教师队伍；燕大出版以发表中国文化研究学术论文为主的《燕京学报》半年刊，推动中国文化研究的开展，使燕大迅速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研究的重镇。同时，燕大与哈佛燕京学社也为美国的中国文化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此外，陶飞亚研究了齐鲁大学的国学研究所；何建明研究了辅仁大学的陈垣与国学研究，认为辅仁大学自创办时起就以国学教育与国学研究为重心，以考证的专门学问为特色，以赶超国际中国学(汉学)为志业，在国学人才的培养和国学问题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成为中国近代国学研究的重镇之一。
正如章开沅教授所归纳的，教会大学中文化的“双向对流”，也表现在许多长期在中国教会大学工作的西方教职员(包括一些传教士)无可避免地要受到中国文化的熏染，在不同层次与不同程度上吸收中国文化，并且将其带回故土。所以，对有些西方人来说，教会大学又是一个观察、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不大不小的窗口。中西文化的双向流动，往往也是超乎政治功利的，诸如金陵大学的贝德士一类传教士兼教育家，的确是真诚地抱着了解中国文化、为中国服务的文化观念来从事其宗教和教育事业的。因此，我们更应该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诠释这种文化的双向流动现象。
正是这种双向的文化对流和“立足中华文化，放眼世界文明”的文化趋向，使教会大学能够充满活力，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良好的发展势头。
三、注重师资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高质量
教会大学对高质量的追求，是通过高质量的师资建设和高质量的人才培养来实现的。师资是办好学校的关键，教会大学一般拥有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在延聘优秀教师上，教会大学往往是不惜血本的，所招聘的教师通常是中外荟萃，极一时之人选。在招聘教师时，各校往往坚持严格的用人标准，严格审查拟聘教师的学历、资格、道德修养、教学能力、学术水平，对已聘师资的任用、考核以至生活待遇等都有周密的考虑安排以及制度化的规定，通过创造良好的条件，吸引高水平教师前来任教。教会大学教师的生活待遇通常高于国立大学的同级教师。
教会大学中有许多杰出的外国校长和教师，如司徒雷登、卜舫济、毕启、贝德士等，他们在中西两种文化中生存、定位，往往已弄不清楚自己到底是美国人、英国人、加拿大人还是中国人，有相当多的文化困惑和身份认同挑战，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政治风波和人生危机的考验，但有一条是共同的，即他们都十分敬业，十分爱校，十分热爱中国文化，往往既是传教士，又是有着很深造诣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在中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建设现代中国社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成为许多教会大学学生终身难以忘怀的人生导师和学业良师。
教会大学中也有许多十分杰出的中国校长和中国教师。杰出中国校长有如陈垣、吴贻芳、钟荣光、韦卓民、林景润、杨永清、陈裕光等。杰出中国学者和大师就更多了，如冯友兰、顾颉刚、俞平伯、周作人、老舍、郑振铎、陈垣、张东荪等，不胜枚举，他们都有高深、精湛的学术造诣，著作等身，同时也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学生，为中国科学和文化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为了培养高质量的学生，教会大学很早便引进了西方大学通常实施的人文教育理念，注重学生的人格培养和合理的知识结构，并为此制定了较为齐全的课程体系。如燕京大学要求学社会科学的学生至少要修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入门课各一门，并允许在此基础上志愿选读其他门类的高级课程。学自然科学的学生也同样必须要修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有关课程，以扩大知识面。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文理渗透、文理交叉、通识教育、大类培养等，在当时已在实实在在地实行。
教会大学还普遍重视教学、研究、推广三者的有机结合，注重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通过模拟练习、实地考察、社会调查等方式，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分析能力，引导学生养成独立观察和独立思考的习惯，培养其创造性思维的能力。
正是上述一系列得力的教学措施和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使教会大学能够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活跃于中国社会的各领域。教会大学对中国现代化的最大贡献，便在于它们为中国的现代化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专业人才。
如果说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学生是大学的“产品”，那么了解毕业生的成长和贡献对了解教会大学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个别或少数的例子往往难免以偏概全，只有一定规模的计量分析才有可能提供客观的证明。
教会大学为近现代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以前，教会大学为中国贡献的大学毕业生达到了1万人左右，其中3500多人从事教学工作，500人从事社会或宗教服务，100多人在教会工作，700多人从事医药工作，近400人在农林领域工作，100多人从事工程工作，300多人在法律界工作，另外还有很多在工商及社会生活领域工作，毕业生中尚有1100多人继续深造，其中300多人赴国外留学。著名的教会大学毕业生如冰心、陶行知、吴文藻、许地山、费孝通、黄华、侯仁之、杨绛、荣毅仁、戚寿南、谢家声等，都是中国现当代各个领域的风云人物。
陶飞亚与美国学者包德威合作，曾经对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生做了一定的计量分析和问卷调查，指出，齐鲁医学院存在的几十年中，培养了近700名医科毕业生。这些人早年求学目的从个人来说是藉以在社会上立足谋生，从社会角度来说也反映出当时的青年人希望用科学来解救人民的疾苦，来促进国家的进步。他们受到教会学校的培养，但在求学动机中将振兴中华民族的希望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宗教因素反而很少被强调。
李湘敏、谢必震通过对教会大学毕业生的统计和分析，指出中国教会大学培养的学生，毕业后主要分布在教会机构、银行、邮政、医院、文教、商业等部门，而大多数在文教部门工作。可以说，教会大学为近代中国的教育部门输送了大量的人才，从而充实了近代中国的教师队伍。无论是小学、中学或是大学，无论是普通教育或是实业教育，中国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对中国近代化所起的作用，都与中国教会大学的人才培养有着直接的关系。徐以骅也认为，在人才培养上，教会大学毕业生中人才济济，成才率高。除个别食洋不化的西奴外，绝大多数毕业生有心报效祖国，是有孙中山所勉励的“先觉觉后”精神的。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是我们祖国的一笔财富。
教会大学究竟是如何培养出了如此众多的优秀人才？这正是我们今天应该结合教会大学的办学经验深入思考的，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回答当代中国教育中所谓的“钱学森之问”。
四、注重制度建设和营造
和谐宽松的校园环境 一方面，教会大学以西方大学为榜样，十分注重现代化的管理制度建设，建立了高效率的学校管理体制，设置了综合性的院系机构，各类教授委员会、评议会，层次分明，各司其职，其行政和教学组织机构运行的特点是简洁、精干、高效、有序，决不人浮于事，运转不灵。在教学管理上，往往都有十分严格的考试评分制度和学籍管理制度，实行严格的淘汰制。如金陵大学每年录取的200余名新生，在经过四年学习后，能顺利毕业的仅100人左右，淘汰率高达50%。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规定，凡预科学生，如果化学、物理、生理、英文四门主科中，有一科不及格，就不能升入医科和牙科。之江大学实行严格的考试评分制度，学生缺课超过一定的时数，即不准参加这门课程的学期考试，不给学分。每门课程的成绩由平时成绩、小考成绩、期考成绩三项平均加以计算。再如，为保证学生质量，华中大学建立了严格的考试制度。除了在学生进校前进行严格的选拔考试外，学生在校期间、毕业前都要进行严格考试。学生进入三年级之前，还必须参加“中期考试”，科目包括普通英文、普通国文和两种主修课目。以1929年到1932年为例，在此期间入学的153人中，68人通过“中期考试”进入三年级，有20人重修了一年，27人被淘汰，另有38人因未参加补考或其他原因自动退学，即一次过关的学生只有44%，加上重修后过关的也不过57%。
另一方面，教会大学在宗教信仰、思想观念、师生关系、社团活动等方面则采取开明的态度，营造宽松和谐的校园氛围，促进学生心智的自由发展。教会大学的学生社团通常十分活跃，如圣约翰大学就有莎士比亚研究会、军乐会、益智会、摄影会、美术研究会、歌咏会以及各种联谊社、同乡会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此外，教会大学还十分注重学生的体育活动，竞技水准很高，由学生组成的各种体育代表队在国内外的一些大赛中屡屡夺冠，为学校争得极大的荣誉。
教会大学办学氛围的和谐宽松，也体现在较为宽容、自由地处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上。章开沅教授认为，与国立大学相比，教会大学的中国师生与西方文化乃至西方社会有较多的直接接触，思想较活泼并且享有较多的自由。同时，也由于更为经常直接感受某些外国势力政治、宗教、种族偏见的刺激，比较容易触发民族情绪乃至滋生革命思想，所以，历次反帝爱国运动与民主革命运动，都有大批教会大学师生积极参加，有的教会大学甚至成为爱国民主运动的重要据点。赵清教授也指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是从教会大学培养出来的。正是这一部分知识分子从西方传教士传播的西学、新学中学来了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学说，他们要求对中国维新改革，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走西方的道路，许多人成为知识分子的精英。
教会大学在教育上的兼容并蓄和相对宽松自由，从其对待女子教育的态度和做法也能够观察出来。许多学者都注意到，在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上，教会女子大学成为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先驱，起到了某种程度的开创作用。王奇生认为，教会学校不仅开创了中国的女子高等教育，而且当中国人自办女学兴起和发展使得教会女子初等和中等教育变得无足轻重之后，教会女子大学教育依然保持着领先地位和第一流的水平，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女性的成长提供了一块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教会大学培养了占全中国女大学生总数的30%左右的学生。在当时中国大学女毕业生还不多的情况下，她们在我国妇女界高级知识分子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何晓夏指出，中国的女子教育由传统的贤妻良母主义向近代化转化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它是由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引起的，教会女子教育对这个转化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教会女塾、教会女子中学、教会女子大学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女子突破家庭的束缚，负笈上学，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破天荒的事，是对传统女子教育的革命。女子走入学校，也就为她们走入社会打开了大门。
在校园环境建设上，教会大学的建筑往往也很有特色，大多是中西合璧，营造了中西文化交融，同时又十分和谐、优美的育人环境。董黎通过对若干有代表性的教会大学建筑形态的分析，提出，教会大学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于中国近代教育事业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还是中国建筑近代化过程的关键点。教会大学建筑形态的构成以及因此而导致的中国传统古典建筑的复兴，是中西文化双向流动的较为成功的特例。教会大学建筑形态突破了中国数千年以来的物以致用的狭隘建筑观念，使中国古典建筑第一次被赋予了时代和民族文化的象征意义。姑且不论有关中国传统的古典建筑复兴的褒贬是非，仅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建筑工程实践看，星罗棋布般矗立在中国地平线之上的这种中西合壁式的建筑作品，俨然在提示着教会大学建筑形态的存在价值和深刻影响。
显而易见，对于正处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当代中国大学教育而言，教会大学的上述办学经验，是十分值得借鉴的。我们当前高等教育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如办学浮躁，急功近利，“五唯”现象突出；千校一面，缺乏特色；行政化严重，办学效率不高；重知识传授，不重创新思维培养，难以培养出创新型的杰出人才(即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等等，似乎或多或少都可以从教会大学的办学实践中找到一些现成的答案和解决之道，从而启迪我们去开展进一步的教育和教学改革，真正按照教育自身的规律办学，“回归大学本位，回归教育本质”。
当然，教会大学也并非十全十美，在长期办学中，也多少存在孤芳自赏，脱离中国社会，崇洋化、贵族化等习气，尤其在其早期与西方殖民政策有着连带关系，是西方殖民的受益者。对此，我们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和持批判的态度。
但毕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要认真总结近代历史上教会大学正反两方面的办学经验与教训，“将教会大学作为主体的教育功能与日益疏离的宗教功能乃至政治功能区别开来”，“将学校正常的教育工作与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华政策区别开来”，在更为客观、更为科学、更为全面的基础上评价教会大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系统总结教会大学的办学经验，将其办学的精华和长处运用于当前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过程之中，推动中国大学扎扎实实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目标迈进。
四、注重制度建设和营造和谐宽松的校园环境
一方面，教会大学以西方大学为榜样，十分注重现代化的管理制度建设，建立了高效率的学校管理体制，设置了综合性的院系机构，各类教授委员会、评议会，层次分明，各司其职，其行政和教学组织机构运行的特点是简洁、精干、高效、有序，决不人浮于事，运转不灵。在教学管理上，往往都有十分严格的考试评分制度和学籍管理制度，实行严格的淘汰制。如金陵大学每年录取的200余名新生，在经过四年学习后，能顺利毕业的仅100人左右，淘汰率高达50%。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规定，凡预科学生，如果化学、物理、生理、英文四门主科中，有一科不及格，就不能升入医科和牙科。之江大学实行严格的考试评分制度，学生缺课超过一定的时数，即不准参加这门课程的学期考试，不给学分。每门课程的成绩由平时成绩、小考成绩、期考成绩三项平均加以计算。再如，为保证学生质量，华中大学建立了严格的考试制度。除了在学生进校前进行严格的选拔考试外，学生在校期间、毕业前都要进行严格考试。学生进入三年级之前，还必须参加“中期考试”，科目包括普通英文、普通国文和两种主修课目。以1929年到1932年为例，在此期间入学的153人中，68人通过“中期考试”进入三年级，有20人重修了一年，27人被淘汰，另有38人因未参加补考或其他原因自动退学，即一次过关的学生只有44%，加上重修后过关的也不过57%。
另一方面，教会大学在宗教信仰、思想观念、师生关系、社团活动等方面则采取开明的态度，营造宽松和谐的校园氛围，促进学生心智的自由发展。教会大学的学生社团通常十分活跃，如圣约翰大学就有莎士比亚研究会、军乐会、益智会、摄影会、美术研究会、歌咏会以及各种联谊社、同乡会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此外，教会大学还十分注重学生的体育活动，竞技水准很高，由学生组成的各种体育代表队在国内外的一些大赛中屡屡夺冠，为学校争得极大的荣誉。
教会大学办学氛围的和谐宽松，也体现在较为宽容、自由地处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上。章开沅教授认为，与国立大学相比，教会大学的中国师生与西方文化乃至西方社会有较多的直接接触，思想较活泼并且享有较多的自由。同时，也由于更为经常直接感受某些外国势力政治、宗教、种族偏见的刺激，比较容易触发民族情绪乃至滋生革命思想，所以，历次反帝爱国运动与民主革命运动，都有大批教会大学师生积极参加，有的教会大学甚至成为爱国民主运动的重要据点。赵清教授也指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是从教会大学培养出来的。正是这一部分知识分子从西方传教士传播的西学、新学中学来了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学说，他们要求对中国维新改革，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走西方的道路，许多人成为知识分子的精英。
教会大学在教育上的兼容并蓄和相对宽松自由，从其对待女子教育的态度和做法也能够观察出来。许多学者都注意到，在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上，教会女子大学成为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先驱，起到了某种程度的开创作用。王奇生认为，教会学校不仅开创了中国的女子高等教育，而且当中国人自办女学兴起和发展使得教会女子初等和中等教育变得无足轻重之后，教会女子大学教育依然保持着领先地位和第一流的水平，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女性的成长提供了一块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教会大学培养了占全中国女大学生总数的30%左右的学生。在当时中国大学女毕业生还不多的情况下，她们在我国妇女界高级知识分子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何晓夏指出，中国的女子教育由传统的贤妻良母主义向近代化转化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它是由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引起的，教会女子教育对这个转化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教会女塾、教会女子中学、教会女子大学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女子突破家庭的束缚，负笈上学，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破天荒的事，是对传统女子教育的革命。女子走入学校，也就为她们走入社会打开了大门。
在校园环境建设上，教会大学的建筑往往也很有特色，大多是中西合璧，营造了中西文化交融，同时又十分和谐、优美的育人环境。董黎通过对若干有代表性的教会大学建筑形态的分析，提出，教会大学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于中国近代教育事业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还是中国建筑近代化过程的关键点。教会大学建筑形态的构成以及因此而导致的中国传统古典建筑的复兴，是中西文化双向流动的较为成功的特例。教会大学建筑形态突破了中国数千年以来的物以致用的狭隘建筑观念，使中国古典建筑第一次被赋予了时代和民族文化的象征意义。姑且不论有关中国传统的古典建筑复兴的褒贬是非，仅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建筑工程实践看，星罗棋布般矗立在中国地平线之上的这种中西合壁式的建筑作品，俨然在提示着教会大学建筑形态的存在价值和深刻影响。
显而易见，对于正处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当代中国大学教育而言，教会大学的上述办学经验，是十分值得借鉴的。我们当前高等教育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如办学浮躁，急功近利，“五唯”现象突出；千校一面，缺乏特色；行政化严重，办学效率不高；重知识传授，不重创新思维培养，难以培养出创新型的杰出人才(即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等等，似乎或多或少都可以从教会大学的办学实践中找到一些现成的答案和解决之道，从而启迪我们去开展进一步的教育和教学改革，真正按照教育自身的规律办学，“回归大学本位，回归教育本质”。
当然，教会大学也并非十全十美，在长期办学中，也多少存在孤芳自赏，脱离中国社会，崇洋化、贵族化等习气，尤其在其早期与西方殖民政策有着连带关系，是西方殖民的受益者。对此，我们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和持批判的态度。
但毕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要认真总结近代历史上教会大学正反两方面的办学经验与教训，“将教会大学作为主体的教育功能与日益疏离的宗教功能乃至政治功能区别开来”，“将学校正常的教育工作与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华政策区别开来”，在更为客观、更为科学、更为全面的基础上评价教会大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系统总结教会大学的办学经验，将其办学的精华和长处运用于当前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过程之中，推动中国大学扎扎实实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目标迈进。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科学报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jccnucn）。点击首页下方“关于我们”就能了解“投稿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