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林 | 唯物史观对张舜徽史学研究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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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对张舜徽史学研究的深刻影响

周国林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新中国成立后，张舜徽先生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并将其贯穿于研究工作之中。他关注中国古代社会分期等重大理论问题，对各阶级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地位做出科学分析；充分肯定劳动人民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人民对统治阶级压迫的反抗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历史人物评价中以顺应形势需要的标准评价政治人物，以弘扬文化传统的标准评价思想文化界人物，以增进社会福祉的标准评价其他历史人物；文字学研究中揭示汉字中保存着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图影，字形的简化在历史发展中具有必然性。他“必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统率一切”的学术思想，值得后辈史学工作者认真体悟，并加以弘扬。 

关键词　唯物史观；张舜徽；阶级分析；人民观 

20世纪的史学领域空前活跃，在唯物史观被引入到史学研究领域之后，史坛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研究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尤其是后半叶，“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中国虽历经曲折，但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一批又一批坚持唯物史观的学者逐渐成为史学队伍中的骨干力量，发表了代表所在时代水平的大量论著。张舜徽先生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进入史坛的一位重要学者。以往的张舜徽学术思想研究和成就评价，对其各部著作的内容已有深入的探讨，成果累累。故本文改换思路，从其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这一角度对其著述加以分析，以增进对其著述的价值和意义的认识，并据以确立他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中的地位。

一、宏观阐述社会发展历程与各阶级生存状况

20世纪40年代，张舜徽先生在传统文化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不小的成就，出版了《广校雠略》《积石丛稿》等专著。新中国成立后，他感到旧的学术思想体系已经落伍，一定要跟上时代的潮流，让自己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站在新的起点上。1950年，他主动联系湖南省统战部门，获得了到北京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一年的机会。这对张先生来说，是其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开端。当时艾思奇讲社会发展史，胡绳讲唯物辩证法，郭大力讲帝国主义论等课程，都使张先生受益不少。加上他平日喜爱钻研《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原著，理论水平提升很快。在学习半年以后的一次思想总结中，他谈到过去受儒家思想影响太深，一切主张“中和”，不要太激烈，初次听到“阶级斗争”四字，心里便非常害怕，以为中国几千年学者提倡仁爱，还免不了祸乱，而马克思主义专从阶级斗争说起，人类争夺相杀何有已时，因之心怀隐忧：

等到学了社会发展史以后，知道人类自有阶级以来，便由剥削者爬上了统治地位，由奴隶社会至封建社会以至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形态上起了变化，不过是另一种剥削制度代替了原有的剥削制度而已。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是要根本推翻一切人剥削人的制度而不使之复活，但是原有的统治阶级不经过使用暴力来推倒它，它不会自愿离开历史舞台的，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暴力就是从一个旧社会孕育出一个新社会的接生婆。”这便是阶级斗争的原理。

总结中类似的段落还有一些，可以看出张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熟稔程度。到武汉地区的高校工作后，他在1952年又到农村参加了半年的土地改革运动，对农民与地主阶级间的矛盾、对立以及生产关系变革的极端重要性有了更深切的感受。这为他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一)对中国古代社会分期等重大理论和史学观点的关注

张先生最初采用阶级分析方法写作的论文，是1951年写成并发表于《新建设》当年第3期上的《关于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材料问题》，其中征引《墨子》中的材料，提供周代有人殉制度的实证，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随后十来年，是张先生研究中国古代史的高产时期。为了完成青年时期立下的写作中国通史的目标，他很关注史学界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以及学者们的新成果，以提升自己分析古代复杂的社会现象的能力，不时有独到的见解产生。如诸子传记中远古时代的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张先生认为这些名词不是加于创造事物的一个人，而是加于社会进化的某一阶段，“如果按照摩尔根和恩格斯的分析法，史前文化最主要的有两个时代——蒙昧、野蛮(见恩格斯所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章)。那末，有巢氏便是蒙昧时代的最低阶段；燧人氏便是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伏羲氏便是蒙昧时代的最高阶段；神农氏便是野蛮时代”。他进而将这些进化阶段同考古学上的时代划分联结起来考虑，认为蒙昧时代“相当于旧石器时代”，野蛮时代“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经过这些分析，“诸子传记中所称述的巢、燧、羲、农，虽不能肯定完全合于科学，但无疑不是凭空假想的，而是世代相传的旧说到周秦之际才记录下来的”。根据这些认识，史前时代的线索就十分清晰了。

进入阶级社会后的历史，张先生是按照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顺序叙述的。关于各个时期的社会性质，他认为不可单据个别事物的存在与否来判定。20世纪50年代初，有学者把西周是否有殉葬制度作为判定奴隶社会的依据。张先生指出：“决定整个社会面貌的是经济基础，而不是上层建筑，何况‘殉葬’是上层建筑里极小的制度呢？”又说：“按社会进化的过程来说，由一种经济制度进入另一种经济制度，绝不是像劈柴一般，一刀两断，毫无联系地分为两截；恰巧相反，而是有机的联系体。前一个历史阶段里的制度残余，有时经过了几种经济形态的变革，还保存着。”他的结论是：“殉葬制度的存在，是一件事；奴隶社会的起讫，又是一件事。固然可以说：‘奴隶社会有殉葬制度’；但绝不可以说：‘有殉葬制度的存在，便是奴隶社会。’”这些认识，堪称精到。

社会分期中，最难处理的是封建社会的起始年代。学术界有西周封建说、东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秦朝封建说、汉代封建说、魏晋封建说等多种分期法。不同见解之间的争辩，推动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从前揭《关于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材料问题》一文看，张先生最初是倾向西周封建说的。而到晚年撰写《中华人民通史》时，他已经采用秦朝封建说了，这应当是各种观点的争鸣使他的认识发生了转变。他对此有一段简要说明：

依据五种经济形态以分析中国社会之历史阶段，吾必以为自夏商以迄周末，为奴隶社会阶段。至秦统一天下，始进入封建社会。或以春秋战国之际，已呈现封建制雏形，在秦以前，早是封建社会。不悟社会进化，至不平衡。此方已是先进，彼方仍甚落后。在春秋战国之际，虽有少数国家进行变法，力图富强，已有封建制度之萌芽，而边远地区仍停留在奴隶社会或原始社会。发展既有参差，自未可概目为封建社会也。自秦统一天下，一切制度法令，下达于全中国，切实施行，无远弗届。真正实行封建地主制度，实自秦始。

对社会分期的这种处理方式，在通史编纂中相当平实，有助于他对各种历史资料加以剪裁。

在20世纪50年代的学术争鸣中，有过“打破王朝体系”的讨论，虽然有一些著名史学家不赞同这一主张，张先生却高度认同，并运用于通史编纂中。在叙述夏朝到清朝的历史过程后，他有如下一段总结：

在这四千多年的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贵族和野心家们为取得最高统治权位，争夺相杀，战祸相连，形成改朝换代的局面。统治者未得天下之时，人民遭兵燹、流亡之殃；在统治者得天下之后，人民受剥削、压迫之苦。广大劳动人民经常处于水深火热的困境下，难以维持生活。然而旧史记事，多褒少贬；特别对于历代开国时的“创业”之主，歌颂之辞尤多。循例相沿，何可保信。三国时人隗禧，曾指斥《左传》为“相斫书”。其实我们今天所常翻阅的《二十五史》、正续《资治通鉴》之类，又何尝不是“相斫书”！近人于右任在早年所写《咏史诗》中有云：“风虎云龙亦偶然，欺人青史话连篇，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这确是对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高度概括！我们今天编述《通史》，再不能沿用旧体，以帝王为中心，而应站在人民的立场，以事物的发生、发展变化为中心。我们对历代统治阶级的改朝换代，只看成是一种社会现象，与其他事物并举平列。这样，才能打破修史的王朝体系，破除旧史家们所强调的“正统”或“非正统”的糊涂观念。

在张先生看来，史书编纂应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以帝王为中心，历朝统治者的改朝换代不过是一种社会现象，不应占据历史记载的中心位置。他的《中华人民通史》“社会编”就是这样做的，这是他在修史中打破王朝体系的一次积极尝试。

(二)对中国古代各阶级生存状况与社会地位的分析

1957年，张先生撰写了一部《中国封建社会之分析》，书稿分6册，内容依次为统治阶级树立威势的基础、统治阶级欺骗人民的方法、统治阶级的生活享受、受压迫人民的痛苦、封建社会的教育、封建社会的文献。每册又各分细目，如“统治阶级树立威势的基础”下，有阶级与阶层、居高以驭下、凭藉权力霸占土地、利用宗法巩固政权四部分。此书稿虽未出版，但汇录了张先生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认识，读者也可从其目录获知他的基本观点。在其后的著述中，他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对历代统治者维护自身利益的阶级本质揭示得淋漓尽致。如汉代文景时期田租“三十税一”，比传说中的夏商周的税收都低得多，自来传为盛事。张先生指出：

揆之情实，而农民受惠实鲜。故其后王莽下令有云：“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罷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什税五也。”(见《王莽传》)加以我国封建社会租税之制，直接生产之农民，向地主负责，每亩须纳收获之过半，不得省减。地主向政府负责，苟有减租免税之令，惟地主能受其惠耳。故荀悦《汉纪》卷八云：“古者什一而税，以为天下之中正也。今汉氏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然豪强富人，占田逾侈，输其赋太半。官收百一之税，民输太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强也。今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豪强耳。”此诚推本之论已。当文景减省租赋之际，未见有直言其弊者。迨事过境迁，始有洞察及此之人，追论其事，而得失明矣。要之，封建帝王，实当时之地主也。其所施为，皆为其本阶级服务耳。

这段分析中，使用汉代王莽、荀悦等社会上层人士的评价资料，对文景“三十税一”做出有利于地主阶级的结论，可谓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对于北魏均田令中的若干规定，张先生也同样依据有关资料，做出了“这一制度，很明显的照顾了地主阶级利益”的判断。

关于统治阶级的生活享受，张先生在《中华人民通史》“社会编”中，特辟“统治阶级的腐朽和罪恶”专章予以揭露，历数帝王生活的侈靡、帝王的愚昧和残暴以及皇室、贵族、官僚、地主的骄奢淫逸。其中仅帝王修陵墓一项，就不知耗费多少民脂民膏。张先生对这件事有一段简略的叙述

从汉以下的历代帝王，都仿效秦始皇的办法，在即位之初，便开始自掘坟墓，预备好葬身之地。汉武帝即位后刚一年，即营陵墓，逐年选运珍宝器物送入墓中，他在位达五十余年之久，到后来，陵墓中不能再容纳东西了。陪葬品之多，可以想见。由是后世帝王，相沿不改，不过规模有大小不同而已。每一帝王预修陵墓的工程，时间长的，可延至四五十年，短的也需要十几年才能成功。我们今天看到的明代十三陵，清代东陵、西陵，以及陕西境内的汉、唐诸陵，都是耗尽当时天下财力物力，用人民的血和汗营建而成的。

当然，统治者生前的享乐更加耗费民众的劳动成果。他们大兴土木，营建宫室，妻妾成群，纸醉金迷，“把广大劳动人民用血汗创造的物质财富，完全掠为己有，过着骄奢淫逸挥霍无度的寄生生活”。

对于受压迫剥削的广大人民群众，张先生则表现出极大的同情，认为封建社会中受剥削受压迫最深、痛苦最重的有农民、工人和妇女。对于痛苦的农民，他有这样的分析：“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封建农民与奴隶的重要区别之一，在于奴隶不但没有任何人身自由，而且没有任何生产工具。农民则不但是半自由的依附者，还拥有一定的生产工具。但是，中国的佃农，实际上还是农奴。”“他们长期生活在农村中，直接受到四种人最为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张先生所说的四种人的剥削和压迫是指地主的剥削、官僚的压迫、豪强大姓的专横、高利贷者的掠夺，他都依据史料一一加以叙述。痛苦的工人是指从事手工业的劳动者，在对他们的叙述中，张先生列举了手工业工人被迫为统治者服役、统治阶级所给予手工业工人的重重压迫、统治阶级对城市手工业的破坏、家庭手工业的被摧残和生产技术不易改造提高的原因等四个方面的大量材料。妇女约占人口的半数，受到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条绳索的束缚。张先生认为她们在几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受尽了痛苦和折磨，值得好好总结和清算。他从统治阶级内部对妇女的约束、反映在女教课本中的精神枷锁、最高统治者对妇女的摧残、妇女肢体被残毁的事实——缠足等八个方面加以陈说，道尽妇女所受种种苦难。如在包办婚姻下，妇女受到的虐待、遗弃现象相当普遍，尤其是在片面的贞烈观影响下，广大妇女在“贞烈”的虚名下牺牲了：

经过宋以来理学家们大力提倡妇女守节以后，又加以统治阶级的旌表和奖励，后来在社会上便出现了走极端的两种倾向：丈夫死了，不独不再嫁人，还进一步不想再活下去，决心陪着丈夫一道死，这叫做殉节的“烈妇”；或者男女仅有订婚的关系，一旦男子死了，女子决心不再嫁人，甚至到男家去，抱木主以成婚，这叫做守志的“贞女”。明代是专制政体极端严酷的时期，也就是奖励妇女贞烈最力的时期。所以宋濂修《元史》时，在《列女传》中，搜罗的节烈妇女竟达一百八十七人之多。对于丈夫死后而跟着自杀的妇女，特别加以重视和宣扬，这又进一步替妇女们暗设了深广无垠的陷阱。

从这些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张先生采用阶级观点去分析复杂的社会问题，已经层次分明，细致入微了。他同情劳动人民的遭遇，力图将他们的苦难一一倾诉出来，已到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程度。

二、充分肯定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对于史学家而言，认识这一原理并不难，难的是将其落实到历史研究过程中，用具体的史实加以阐发。张先生经过长期的努力，在阐发这一原理上有重要的创获，主要有两点。

(一)劳动人民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

古代浩如烟海的史籍，绝大部分是围绕统治阶级写作的，涉及古代事物的发明和创造，每每归功于个别人物，甚至远嫁名于荒古不可知之人。著述者瞧不起劳动大众，轻蔑地称呼他们为“野人”、“贱役”。张先生对此从根本上加以否定，他说：“人类历史，首先是生产者的历史。人类文明，是无数劳动人民经历了若干年代集体创造的结晶。”他的意思很清楚，人类要生存就必须要生产，人类早期的所有创造都是在生产劳动中发生的。

所谓“劳动创造一切”，首先是在集体的条件下，才能创造物质财富。人们观察问题时，每每只注意到目前和周围一切事物的现象，把集体的含义，局限于空间的联系——横的联系；而忽略了它的时间的联系——纵的联系。……在这漫长的过程中，虽涌现出不少优秀人物，发明了或创造了一些东西，但是毫无疑问，在他们以前，必然继承了前人已取得的成果，然后有着力处；在他们以后，又必有赖于后起者凭藉这一新的成就，再向前发展与提高。如果认真从人类历史进程的整体来看，那些所谓发明家和创造者的个别人物，也不过是集体创造中的一员而已。

秉持这种看法，张先生在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努力宣传和考证劳动人民祖先集体创造的伟大成就。他在1956年撰写的《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物志》(以下简称《创物志》)中，概括了生产、生活领域八个方面的重大成就。如其中第一项“我们祖先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成就”，具体表现是：发明了生产工具，改进和提高生产粮食的方法，关于杂粮、蔬菜、树木的大量生产，施肥、治种、灌溉等方面的创造；第二项“在生产斗争实践中所取得的知识”，具体表现是：对天文方面的了解，掌握了晴雨寒暑的一般规律，依据时令节气进行生产活动，计算方面的发明，找到了度量衡的标准，发明了辨别方向的工具指南针，发明了火药，等等。此外，还有饮食内容的日益丰富、生活资料的多方面发展、生活资料的进一步美化、努力改变自然环境、创造出保健的方法、掌握治疗疾病的方式与方法六个方面的成就。在对这些成就的展示中，张先生用了大量的事例，包括出土文物，都贴近生活，具体而微，栩栩如生地反映了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中的伟大创造力。

张先生认为，劳动人民还是精神文明的创造者。他在《创物志》中列举了文字、文学、书籍三项。比如他在“劳动人民创造了文学”大题之下，认同鲁迅先生的“杭育杭育”派说法，并考证说：“文学是劳动人民在劳动过程中创造出来的，这在几千年前，便有人注意到了。《庄子·齐物论》说过：‘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释文》引李注：‘于、喁，声之相和也。’……古人所谓‘劳者自歌’，便是发乎自然、不可抑制的口头创作。”《诗经》中保留的古代歌谣最多，虽经王官们的排集润色，劳动人民祖先真挚的思想情感和痛苦呼号的声音，仍然跃然纸上。此后几千年的人民文学，一直保持着这种艰苦卓绝的现实主义精神。从这一认识出发，张先生列举了劳动人民创造文学的具体表现，如远古人民歌唱的内容，人民歌唱被统治阶级采集和排斥的原因及其对后世诗歌的影响，民间叙事诗的高度发展，民间叙事诗的原始形式，表现在谣谚中的憎和爱，民间讲说故事的形式和内容，等等。

(二)劳动人民对统治阶级的反抗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

张先生认为，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第二种形式，是通过阶级斗争推动历史的前进。在20世纪50年代，他曾专文讨论宋代农民起义的社会背景和英勇事迹。宋代阶级矛盾尖锐、民族矛盾激烈，农民运动次数之多、地域之广，是中国历史上所仅见的。他说：“我们祖先在这三百一十八年之中，对内燃起了革命的火焰，前仆后继地展开了不调和的英勇斗争；对外掀动了捍卫祖国的热潮，此伏彼起地予侵略者以打击。虽然没有推翻当时的封建王朝，最后也无法挽救祖国的危弱，使不沦亡于异族，但是那种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精神和事迹，永远留存于天壤，鼓舞了后来七百年间农民革命的队伍，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灿烂光辉的一页，值得我们重视。”

在《中华人民通史》中，张先生用专章反映历代被压迫阶级的反抗和革命。他认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重，反抗愈烈，这是一条阶级斗争的规律；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阶级斗争就没有停止过。在奴隶社会中，广大奴隶的反抗沉重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统治。如商朝末年，周族大军进逼至距商都仅七十里的牧野，他指出：“正是由于被强迫编入商军的大批奴隶举行了阵前起义，倒戈相向，才直接导致商王朝的灭亡，显示了奴隶起义的巨大力量。”西周厉王时期，发生了以平民为主体的“国人暴动”，赶走了周厉王，不久西周灭亡。“国人暴动终于打破了奴隶制下王位世袭的法统，动摇和削弱了奴隶制的统治，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人民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到春秋时期，奴隶起义在各诸侯国普遍出现，给奴隶主贵族以沉重打击，“使大批奴隶在斗争中挣脱了奴隶主的枷锁，争取得到人身的解放，为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国人不断加入到反抗奴隶主贵族的斗争中，“这两股力量，是推动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飞跃的根本动力”。

进入封建社会后，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统治，常常发展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从秦末到清末，农民的大小起义不下数百次，张先生只得选取十次以示例。第一次自然是秦末的农民起义，同残暴的统治者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秦末农民大起义在我国历史前进的进程中，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陈胜和吴广两位伟大的农民革命领袖，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永远发出灿烂的光辉”。此后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还有西汉末、东汉末、东晋末、隋末、唐末、两宋时期、元末、明末的农民大起义，都对历史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最后一次是清代晚期的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洪秀全等人还有一些思想主张和施政设想，都是中国农民革命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在当时虽因革命失败而没有彻底实现，但那些进步理论和革命思想，却替近代民主革命提供了崭新的有用的内容，也就揭开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序幕”。在张先生看来，每一次农民起义的爆发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无一例外地推动了当时历史的进程。

对于创造历史的人民，张先生特别提醒不可忽略了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他说：“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历史，是汉族和各个少数民族共同创造、推动、发展的。例如葡萄、胡瓜、胡琴、胡笳等等，很多东西都是源自少数民族而丰富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汉族人在人数上固然要多于少数民族，但是少数民族分布和活动的地域却相当广阔。我们要编新的通史，绝不能排斥或轻视少数民族的作用和地位。”这一观点，他曾多次论述。后来他编纂《中华人民通史》，在“地理编”专设“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一章，有各民族共同开发边疆、创造文化，各民族共同抵抗侵略、保卫国土，各民族地区拥有丰富的资源及其对国家的贡献等内容，是其人民观和民族观的反映。

三、客观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

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同时也肯定杰出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以及对社会生活的重大影响。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这样的人物不断涌现，对社会的进步做出重大贡献。张先生在其著述中介绍、评价过数百位历史人物。按照他自己的分类，计有政治、军事、英杰、哲学、教育等16个类型的人物受到他的关注。对如此众多的人物，张先生大体是从三个角度加以评价的。

(一)以顺应形势需要的标准评价政治人物

在中国古代，帝王将相总是更有机会处于当时政治舞台的中心，但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印迹。只有顺应时代潮流做出重大决策加速历史进程，或维持社会稳定、保障边境安宁，或关心民众疾苦，对生产生活提升有所建树之类的人物，才能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对周公、管仲及其之后直到清代的林则徐等政治家，张先生极为重视，其中自然包括颇具争议的秦皇汉武。秦始皇在后世遭到诟病，主要是其“焚书坑儒”之事。张先生为之作《焚坑辨惑》，谓秦朝明令保存的科技书籍，没有一卷流转到后世，可知书籍的散亡不尽由于秦火；当时《诗》《书》等典籍，官府仍有收藏；所谓“坑儒”，是坑杀了一批术士而不是儒生。即使这仍有可议之处，但相对于秦始皇完成全国统一大业，仍是次要的。“彼能适应当时社会发展之趋势与要求，在全中国范围内进行前所未有之总体改革，自具有极高之进步意义。将中国社会推进一大步，引入崭新境地，此乃秦皇对中国历史做出之重大贡献也。”汉武帝在后世遭到诟病，主要是其西域用兵“劳民伤财”。张先生为之作《汉武拓地之功》，认为汉武帝几十年中对外用兵，促进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以及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又况版图日广，增设郡县益多，尤为今日中国之疆域，早已奠定辽阔之基础”。因此，张先生的总体评价是：“自来论及中国英主，必曰秦皇汉武，以其功烈之盛也。即今用新观点评价历史人物，此二人仍不失为雄才大略、有气魄、有眼光之大政治家。在中国历史上，居于重要地位。”坚持这种从历史发展大局评价人物的标准，他对后世的唐宗宋祖以至清代的康熙、乾隆诸帝都有客观的评价。

对于具有法家精神、敢于担当的政治家，张先生也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出现在我国历史上的历代政治家，都莫不具有法家精神。周秦法家的言论、政绩，便直接影响他们的思想行动。像汉代的霍光，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晋代的王猛，唐代的魏征，宋代的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有胆有识，敢于担当国家大事，都是从周秦法家书中取得了指导性的丰富理论，作为自己治国理民的重要依据，所以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充满了浓厚的法家精神。”故在叙述霍光、诸葛亮这类政治家的业绩时，他都时常带有赞许的口吻。在提及清人所言义理、考据、文章三种学问之时，他征引清人王鸣盛的观点，认为三者之外还有经济之学。经济之学不仅来自于书本，还需要广泛的社会阅历，特点是将学问用之于社会，“有体国经野之心，具济世安民之略。坐言起行，有裨实用”，“清乾嘉时，儒林辈出，要皆博士专门之学耳。迄乎道咸，始有如陶澍、林则徐、魏源、左宗棠之流，有志经世，建树于时”。的确，陶澍、林则徐、魏源、左宗棠这些人的学问达到一流水平，却志在经世。当中华民族面临危机时，他们敢于担当，挺身而出，为挽救国家危亡做出了重大贡献。张先生赞扬这些由苦读书而走上政坛的人，表明他重视事功，极其欣赏把文章写在中华大地上的政治家。

(二)以弘扬文化传统的标准评价思想文化界人物

在任何时代，都会有一些人总结人类文明成就，提出社会管理与人际行为准则之类问题，并将其传播，成为大众共识，起到维系世道人心、保持社会稳定的作用。在哲学、教育、宗教以及各相关学术领域，这样的人物不少。张先生对他们有过不少评说，如先秦时期的老子、庄子、墨子、荀子等思想家，当然最绕不过的是孔子和孟子。

20世纪70年代末，“如何重新评价孔子”是摆在所有学者面前的课题。张先生曾以此为题发表演讲，主张让事实说话，对孔子实事求是地作出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评价。他首先从“生前的孔子”讲起，还孔子一个本来面目；然后叙述“死后的孔子”，包括历代帝王尊孔祀孔及孔子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最后才归结到我们今天应如何看到孔子不可磨灭之处，并从他身上继承些什么。张先生的结论是：“我们必须去掉他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那一套言论以及统治阶级附加于他的那许多东西，从而拨开迷雾，还孔子作为一个古代大教育家的伟大形象，给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作出公正合理的评价，承继那份可以适用的珍贵遗产，使之发扬光大，这是我们的责任。”后来，张先生又撰文肯定“孔子言论之精华”，认为所列举的20条孔子言论，“苟能熟绎其理，引归身受，用以指导己之言行，大有益于淑身立业。世之尊孔学者，贵能记取其精言而力行之也”。他还有肯定“孟子言论之精华”之作，认为孟子的一些豪言壮语足以开拓胸襟，“至于有裨治学教人之论，尤不刊之明训已”。当然，张先生也认为不可对孔孟迷信太过，应该了解孔孟的弊短。春秋战国之际，各诸侯国都试图革旧图新以振其邦，而孔孟周游列国，乃以则古称先游说诸侯，有迂阔之嫌。“故在今日读孔孟之书，但择取其言之有益身心修养者，深切体味可也。虽时之相去已二千数百年，而其有关为人处世、治学接物之理论，多有格言名句。如能取精掇要，犹可古为今用也。”

在封建社会后期，对思想文化领域影响最大的人物莫过于朱熹。张先生自青年时期即服膺朱子之学，从《朱子文集》和《朱子语类》中撮抄其精粹，汇编成两部“录要”。他肯定朱熹“明人伦”的教育思想，称朱熹一生重视教育课本的编纂，主编的《小学》是教导初学的基本读物，使求学者懂得“做人的样子”；又有《四书集注》，“后竟成为封建知识分子必读的教科书，影响至为深远”。理学成就之外，朱熹在朴学上也造诣精深，“他对于经史、训诂、天算、地理，都有研究。既是一位唯心主义理学的集大成者，又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在我们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教育家，除孔子外，大概没有超过朱熹的了”。对与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和明代的王守仁等若干思想界人物，张先生也对其思想做过深度抉发和评说，落脚点在社会风尚的教化上。

宗教人士在宣扬教义、凝聚世道人心方面殚精竭虑，张先生对他们中的非凡人物格外重视。东晋时，法显在探索佛教经典的过程中，感到经律舛缺，多不能窥其原意，决心西去印度取经求法。法显以65岁高龄出发，历经30余国，78岁时回国，带回很多梵本佛经。张先生称赞“他是到印度取经求法的第一人，影响于佛教的发展很大”。在北方，则有鸠摩罗什组织弟子翻译大量佛经，既信且达，文美义足，“创造了一种融冶华梵的新体裁，即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一块新园地”。至唐代，前有玄奘经过千辛万苦，九死一生，西行至印度取经，回国后从事译经工作，“成为我国译经史上译著最多的一人，对丰富我国古代文化作出了贡献”；后有鉴真出生入死，百折不回，东渡日本传播佛教义理，成为日本律宗的创始者，“并将中国的建筑、雕塑、医药等方面的知识和技术介绍到日本，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

(三)以增进社会福祉的标准评价其他历史人物

在社会生活中增进大众福祉，医学和科学技术应该是最为直接的。医生救死扶伤，解除病人痛苦，使人延年益寿，历来受到尊重。对他们中的佼佼者，张先生选取了15位代表人物重点评说。首位是战国时被尊称为“扁鹊”的齐国名医秦越人，他是医学史上脉学的倡导者，为后世中医的望、闻、问、切四大诊法奠定了基础。其后还有张仲景、华佗、孙思邈、宋慈、李时珍等人，或以其精湛的医术，或以其不朽的著作，造福于社会，救人于病痛之中。在展现他们的成就时，张先生特别突出他们救助大众的情怀。比如他称赞扁鹊热心为劳动人民治病，“当时巫术盛行，以‘逐疫’、‘驱疾’等迷信活动愚惑人民，扁鹊却用自己的医药知识和医疗经验解除人民的疾病痛苦，以实效批判了巫术的虚妄，为人民所信仰”；张仲景在东汉末年瘟疫流行之时，“面临着这种惨痛的景象，于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努力探求治疗时疫和其他疾病的方法”，完成的《伤寒杂病论》是一部理、法、方、药兼备的名著；明末清初的傅山，是学人兼治医术者中最杰出的人，留心民间医疗经验，仔细推敲药方，“他所开出的药物，价格较贱，奏效很快，而又得来容易，所以最能方便许多穷苦农民的治病”，“他在当时受到广大群众的信任和尊重”。

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科学家与技术人才发挥的作用不可估量，值得大书特书。中国自古是一个农业大国，需要观察天象和物候，以制定历法指导农业生产，故天文学等自然科学格外发达，张先生概述了他们的成就。如他称赞东汉时期的张衡，功绩在创制世界上最早利用水力转动、用以观察天体运行的浑天仪和测定地震的候风地动仪，懂得月亮有光是日光的反照、月食是由于月球进入地影而产生，并认识到行星运行的快慢与距离地球的远近有关，反映了我国东汉时从事科学研究的深度；南朝宋齐时期的祖冲之，不仅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圆周率数值推算到小数点以后七位数字的科学家，还编成《大明历》，在我国历法史上首先将岁差引入历法，并改革了闰法；宋代的沈括是11世纪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在天文方面撰有浑仪、浮漏、景表三议，提倡的新历法与今阳历相似，在数学方面创立隙积术、会圆术，在物理学方面发现了地磁偏角的存在，并阐述凹面镜成像的原理，在地质学、地理学和制图学方面也有不少突破。至于农业方面，则有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王祯的《农书》、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反映出各自时代农学达到的水平。能工巧匠的制作和大型工程，往往大大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且有跨时代的价值。如战国时李冰治理岷江，修建都江堰，变水害为水利，兼具防洪、灌溉、航行三种作用，是造福子子孙孙的大手笔；西汉时赵过发明新农具，进行技术改革，扩大耕地面积，增加作物产量，在农业发展史上做出巨大贡献。随后又有改进造纸术的蔡伦，修建赵州桥的李春，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毕昇之类的人物，以其成就彪炳史册。明代则有水利专家潘季驯，他受命治理黄河达三十年，掌握了黄河水患的规律，制订出了一套治河的有效方法。他的《河防一览》是毕生经验的总结，“给予后来治理黄河的人们以极大的影响，起过很好的作用”。对于这些曾经为社会进步付出过血汗的人，张先生是不吝笔墨的。

在其他领域中，也有不少人为增进社会福祉卓有建树，张先生同样予以赞扬，兹不俱列。

四、深入揭示汉字的社会生活图影与字形演变趋势

与多数现代史学家不同，张先生年轻时治学走的是由小学入经学、由经学入史学之路，首先对语言文字学下过大量工夫。而在系统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训练后，又将唯物史观用于文字学的研究中，把文字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来看待，从文字的形成与演变来考察人类的早期历史。他还从历代文字的繁简变化，指出汉字字形简化的基本趋势和必要性。

(一)汉字保存着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图影

在对许慎的《说文解字》和清代王筠、段玉裁等人的“说文学”著作钻研几十年的基础上，张先生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对于有关人类起源、阶级分析学说略有窥悟之后，感到用古文字证说远古史迹，颇有贯通之益。他在谈到古文字的创造时说：

“语言是从劳动当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从猿到人”一章中，早已明确地提示出来了。后来有人根据这句话加以补充，并且肯定语言是在集体劳动中发生的。劳动创造了语言，但它在远古，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人类劳动，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不断向前发展的。劳动人民为着要适应发展的新情况，便感觉到需要一种可以传久行远的东西，作为人类劳动过程中表达思想、记载事物、传递经验的工具。这样便产生了文字。

他认为文字是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自然也反映了劳动和社会生活。这种认识贯穿在他解说文字的全过程中。

张先生在详细考察后看到，我们的祖先在田猎时代、畜牧时代、农耕时代的生活场景和认知能力，在汉字中有充分的展现。比如，他在谈到畜牧时代的情况时说：

在畜牧过程中，劳动人民掌握了野兽的性情和特长，选择其中最驯顺或者可役使的，留为家畜，如犬、羊、马、兔皆是。人们知道犬的嗅觉较敏感，所以创造的“臭”字从犬，从自(自即“鼻”字)；犬性近人，所以“伏”字从人，从犬；因近人而可习玩，所以“狎”字、“狃”字皆从犬；因近人而最能懂人意，听嗾使，所以“奖”字从犬；犬能守家，有时逐人不发一声，所以“默”字从犬；有时从草中忽然跑出追逐人，所以“猝”字从犬；有时从穴中忽然跳出，所以“突”字从犬；犬善走，所以“倏”字从犬；几个犬在一块儿，更喜赛跑，所以“猋”字从三犬；犬性最不能群，两三只在一块便须咬啮，所以“独”字从犬。羊性最能合群，所以“群”字从羊；羊性最为驯顺，又不好斗，所以“吉祥”二字在金文中都写“吉羊”，便直接用“羊”字作“祥瑞”之祥了。而且由此还创造了善、美、羞、義一类的字。

像这样的字群，都是通过畜牧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后创造出来的。至于农事耕种这一类劳动中创造出来的文字，就更复杂且有理致了。如“男”字从力田决定于农业生产以男子为主，“耤”字象人以两手持耒耜而推之之形，这类文字多得实在难以枚举。

阶级社会中不同人群的生活状况，也在文字中留下印迹。广大劳动人民辛勤劳作，却难以得到温饱，甚至连住所也没有。“仄”字从人在厂下，“陋”字象人隐在岩洞中，这便是“侧陋”的本字。即或有屋可住，也缺乏衣被，只能以草覆盖，所以“宛”字象人在宀下转卧之形。到了冬天，特别不能忍受，所以“寒”字象人在宀下，以草上下自掩，而其下有冰。可怜一幅劳动人民的生活图，在这些字上描绘尽致。剥削者则是另一番境况，饮食男女是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所以“寜”从宀心在皿上，“安”字从女在宀中，就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可在文字中得到证明。如“奚”字在古书本系奴隶、罪人之称，甲骨文中的“奚”字象手持索以拘罪人之形；“执”字在甲骨文中，象罪人跪下梏其两手之形；又有“挚”，象罪人被执以手抑之之形；另有“圉”，象拘罪人于囹圄之形。对于这些保留了阶级对立和仇恨痕迹的文字，张先生指出：“我们今天研究这些文字的由来，象这一类的材料，是可以当作最原始最宝贵的阶级斗争史的资料来整理的。”

不少关键性的文字解说，尤其能体现出唯物史观对张先生文字学研究的指导作用。如“人”字，许慎的解说是：“天地之性最贵者也。此籀文，象臂胫之形。凡人之属皆从人。”张先生在征引宋人徐灝的解说和甲骨文、金文中的“人”字字形后，加了很长一段按语：

张先生强调“人”字取义于直立，抓住人与动物在形体上的最大区别，明显受到恩格斯关于“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一认识的启发。这在古文字解说上，是别开生面的。

(二)汉字字形简化在历史发展中的必然性

20世纪初，学术界开始发出简化汉字的强烈呼声，但最后成为现实，是在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设立了文字改革机构，进行了大量调研工作。1954年11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数次修改的基础上编成《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继而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求意见。一些人士留恋过去常用的“正体字”，认为简体字有损固有文字的尊严，或者担心今后继承文化遗产会发生阻碍。作为青年时代即关注文字改革的学者，张先生对汉字简化的大方向高度肯定，并针对某些质疑的学者，迅即发表了自己系统的见解，以大量史实论证汉字简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总结四千多年的文字变化，张先生的基本认识是：“我国文字的发展，是由简少到繁多；而字形的变化，则又恰巧相反，是由复杂到简单。大约愈到近今，书写便愈容易。”从甲骨文金文开始，文字字形由古文而大篆、而小篆、而隶书、而草书、而楷书、而行书，直到现代的印刷体、简笔字，简化是一个基本趋势。根据这一客观事实，他从三方面论证，来打消“向后看”之人的顾虑。第一，在造字和用字的历史过程中，我们的祖先尽量地采取了简体字。第二，在长期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严密压制的情况下，竟消灭不了简体字。第三，“文字必须为大众服务”，在1904年便开始有了响亮的呼声。这三点说明简体字受人尊重和使用不是从今日开始，而是古已有之。张先生从而得出结论：“说简化字形即是‘摧残’中国文化，不独对新事物太隔阂，对旧事物也没有弄清楚，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针对简化汉字会阻碍文化继承的观点，张先生又从“考古”与“实用”的区别给予回应。他在引用张之洞《輶轩语》中“下笔宜用今字，而读古书必识古字”之言后说：“今天为着面对大众，使广大人民都有读书阅报的机会，一切出版物都应该采用简化了的字体。至于进一步去做研究工作，接受祖先们的文化遗产，便非认识已经废掉了的字体——古字不可。这仅是一少部分人所努力的工作。这工作的内容，便是‘古文字学’。因为今天所保存下来汗牛充栋的古书，不可能在最近若干年内一律更换为新字体去重印，如果想去理解它，非先从识字下手不可。”实用与考古二者之间可以并行不悖，互不相妨。最后，张先生拈出张氏《輶轩语》中对平日喜写古字之人的十六字评语“俗人所骇，通人所哂，非惟不雅，俗又甚焉”，指出这类人士食古不化的病痛，含蓄地表达了他对质疑简体字者的批评态度。

以上从社会分期与阶级结构、人民观、历史人物评价、文字学研究四个层面，概略地展现张舜徽先生用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的若干实例，可见他对唯物史观的运用是全方位的，也是相当娴熟的，分析问题时往往是很自然地表露出来。他在晚年的一次演讲中说：“在社会科学领域内，用文字写成的作品，不外三大类：一是抒情，二是纪实，三是说理。由三者发展起来，便成为文学、史学、哲学。是社会科学领域内的重要部类，而史是其主干。必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统率一切，然后研究文学、哲学，不致放滥无归。”这一夫子自道，又说明他运用唯物史观是十分自觉的，而不是要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寻章摘句，为自己的论著贴标签。他虽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但坚定地信服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并将其贯穿于自己的研究过程之中。尤其是在历史文献学和文字学领域贯彻唯物史观，取得不少开创性成果，赢得学术界的高度赞誉，从而成为20世纪后期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中的重要一员。他几十年之中不断探讨新问题，取得新成就，与他坚持唯物史观是分不开的。

在纪念张舜徽先生110周年诞辰之际，我们总结他的学术成果，评价他的学术贡献，还需要对他的治学思想、经验和方法加以探讨，以便继承和发扬。联想到与张先生同时代的一些史学家，如谭其骧、唐长孺、何兹全等先生(他们都出生于1911年)，同样坚持唯物史观，都取得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足以说明唯物史观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因此，张先生“必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统率一切”的学术思想，是他毕生研究工作的经验总结，也反映了他们那一代若干史学家的心声。认真体悟张先生的这一思想精华，从中受到启迪，并落实到新时代的史学研究过程中，扩大唯物史观的学术影响力，是我们对他最好的纪念方式。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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