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我们都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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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我们都是
改革的既得利益者
文/小左同学
张维迎特定的学术观念已经成为他个人的传统，其观点始终如一：自由市场和企业家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和张维迎一样，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相反，我们也是任何反市场的逆向改革的受害者。
1、烧饼少年成长记（1959~1977）
1959年11月1日，张 43 35056 43 15231 0 0 3051 0 0:00:11 0:00:04 0:00:07 3051迎出生在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家庭，父母都是不识字的农民。贫寒的家境迫使12岁的张维迎利用暑假到60里外的地方打工，但是他似乎从小就有非常强的学习天赋。贫寒的家境磨砺出了他吃苦耐劳的禀性，而优异的学习成绩则激发了他日后对知识不懈的探求。
高中毕业后，张维迎的学习名声远近皆知。年青气盛的他回到了乡村当上了团支部书记并兼生产队会计，这应该就是张维迎人生中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1977 年 10 月份的某个早晨。张会计正准备上山秋收时，无意中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来的一个重要消息：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高考制度，任何人都有权力参加高考！张会计的内心应该是颤抖的，这种颤抖应该属于那个时代所有知识青年的独特记忆。于是张会计在繁忙的秋收季节，利用每天的田间时间复习，然后再扛着一大摞烧饼走进考场，考一门吃一个。最后这位“烧饼少年”被省里最好的综合型大学西北大学录取了，录取在新开设的政治经济学专业，那一年，他18岁。
2、西北大学：锋芒初露的年轻人（1977~1984）
青年张维迎的“叛逆”成就了他以后卓越的学术勇气与学术良知。
1982 年张维迎考取了中国经济学界的“西北王”何炼成教授的研究生，这位严肃而尽职的教授对他要求很严，同时这位教授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学家：刘世锦、邹东涛、张维迎……
1982年3月在西安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西北大学作为主办单位之一，使他有机会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张维迎在大会上语出惊人：
“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不是为了使国家昌盛，人民富强，而是死死守着那些过时的教条，那么他们的良心何在呢？”
身在西北，心系天下。他，也不过 23 岁。
但是张维迎的研究生生涯却险些因为一篇文章而没能毕业。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83年，《中国青年报》上的一篇报道《首都青年个体户座谈批判向钱看》，这引起了他的思考：为什么在中国钱被视为万恶之源？为什么中国人“学而优则仕”，而西方人“学而优则商”？他一气呵成写出了《为钱正名——有感于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报道》的文章。张维迎的观点是：“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这种观点即使在今天也不会被很多人接受，何况那个年代。
但这本身是一场学术性质的讨论，然而由于复杂的政治形势逐渐演变成了批判“一切向钱看”的观点，对《为“钱”正名》的批判突然升级，学术讨论变成了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他不得不接受一连串的批判，还要写检查，并把检查发表在《西北大学报》和《陕西日报》上。张维迎后来回忆说其实他本来可以留校教书的，但是由于发生这件事，“就觉得这个地方不是特别想待，平时都很好的一些人，突然之间一批判起你来，好像你真的犯了错误，你真是一个坏人，有那样一种感觉。”那一年，他25岁。
这次风波也使他下定决心离开西安，到北京闯天下。从西安到北京，从西北大学到国家体改委，从学生到政府工作人员，从理论到实践，刀锋初露的年轻人迎面走向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浪潮。
3、莫干山上的年轻人（1984）
那时的经济学家不多，收入也不高，然而却有着非凡的影响力。今天的经济学家很多，收入大大提高，然而影响力……
1984年9月，中青年经济学家所召开的的莫干山会议则肯定会被记入史册。这次会议，使中青年全面崛起，开始影响中国的改革时代。看看参加这次会议的名单就明白了：王岐山、马凯、周小川、郭树清、楼继伟、李剑阁、张维迎、周其仁、华生等等。
这是一群忧心于城市改革的青年经济学者，他们被“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凭论文水平确认代表资格”的“铁血原则”吸引，啸聚浙江莫干山。参加者中，年龄最小的就是张维迎，他只有 25 岁。他以《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从1300余篇应征论文中脱颖而出，成为莫干山会议的150人成员之一。
80年代初中期的中国，农副产品和初级工业品的价格始终偏低，价格体系很不合理价格。价格改革成为一个关键问题，要不要改？怎么改？当时“调价派”代表了主流，1979~1984 年国家先后 6 次大规模调整农产品价格，但张维迎认为光调不放不是真正的改革，因为“调”只是用“新的不胀钢温度计代替旧的不胀钢温度计，而真正的改革必须把‘不胀钢温度计多换成‘水银柱温度计’”，否则治标不治本。
怎样才能将不胀钢温度计换成水银柱温度计呢？他从农产品价格改革中得到启示。双轨制！旧价格用旧办法，新价格用新办法，然后逐步放开，建立一个全新的替代价格制度。他的论文再度作为最有价值的理论方案引起轰动，成为研讨会向中央领导报告价格改革思路的基础，对随后的价格改革起到了相当有份量的作用。
中国经济学界无法不注意到这个叫张维迎的年轻人了！
4、国家体改委：张主任的体制内生活（1984~1990）
非常幸运，讨论价格改革的这篇文章得到当时正在组建体改所的高尚全先生的欣赏，成为他进入体改所的“敲门砖”。这年12月，他去体改委报到上班了。
1984年12月~1990年7月，张维迎在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工作，最后获得的学术职称为副研究员，职务为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处在这样一个职务，对于热爱学术的张主任无疑再好不过。
30 岁不到，张维迎已经横扫中国最顶尖的经济类期刊，他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社会科学》《比较》等期刊相继发表了十多篇重要论文，每篇都紧扣改革的大主题，涉及的问题有价格、价值、企业家、股份制、宏观调控等等，既有专业方面的学术价值，更有着特殊的政策价值。
张维迎作为一个自带锋刃的经济学家，不抛出一些犀利的观点才不正常。在那个年代，他就敢喊出“学而优则商”这样的口号，就敢提出“愚公真是愚，他为什么搬山而不搬家呢？”
在国家体改委的 6 年时间，张维迎也略有遗憾，这遗憾就是少了一些论战……
5、牛津大学（1990~1994）
1990 年 9 月，张维迎正式成为牛津大学博士研究生。接下来的四年无疑是让张维迎终生受益的四年。1994 年 8 月的一天，具体时间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张维迎一定会铭记。因为，张维迎在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年会上宣读了自己的论文，得到与会者的好评。著名经济学家、委托－代理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赫姆斯特姆认为他的研究非常有意义。随后，其博士论文中文版《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一经面世，即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不少大学的经济学研究生几乎是人手一册，首批印刷 5000 册，但三个月后出版社就不得不加印。
张维迎的博士论文不仅对当时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对国企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他的博士论文里充满了数学符号和公式，似乎是一本纯理论的学术著作，与中国的实际没有多大关系。但真正读懂这本书的读者不可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书中的思想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具有独特的理论指导价值。特别是，他提出的“国有资本变债权，非国有资本变股权”的改革思路在学术界和政府有关部门产生了强烈反响，被美国著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Lardy教授称为“张氏定理”。
6、北大任教（1994~ 至今）
这些年他和林毅夫、郎咸平、李稻葵、华生、高西庆、余斌……等人都有过论战，张维迎的锋刃从来都在。1994 年的张维迎，既没有留在国外，也没有回到政府部门，而是走进了北大，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他能耐得住寂寞，因为他对学问有特殊的偏好，所以高校是他最好的栖息地。他关心中国经济，因为改革而让他走上历史舞台，所以回到中国是他唯一的选择。
张维迎可以说是国内最具有争议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从他成名以来始终随心所欲的经济学家，不被盛名约束，自由的阐述自己的观点，不能说他是最大胆的经济学家，但是他一定是最敢说的经济学家。他对非议和赞扬似乎并不怎么在乎，如同课堂上是否有旁听生不会影响他讲课一样，他始终只是那个自带锋刃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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