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韦伯是自由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丨弗里茨 · 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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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是自由主义者
还是民族主义者?
>>>文/ 弗里茨 · 林格<<<
同韦伯的重要性相比，世人对其复杂性或曰矛盾性也非常感兴趣：他激烈批评俾斯麦和德皇保守的社会政策，却更失望于资产阶级的政治软弱；他在一战中出于德国利益稳步推动“体面和平”的实现，却被自私的政治领袖葬送；他在魏玛制宪中期盼卡理斯玛威权领袖重振大国荣耀，却未料到会是纳粹主义的兴起…… 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甚或帝国主义者，究竟哪个才是韦伯真正的标签？推荐本文供您参考。PS：点击文内任一图片，购买韦伯经典好书。
通过阅读韦伯，我们会逐渐把他视为一个有着独特学术人格的人物。他明确地喜好非正统，强烈倾心于自由多元主义。他的性格首先反映在对朋友的选择上。他与一小部分年长同行关系甚密，包括政治科学家耶利内克。他敬重经济学家布伦塔诺，虽然存有分歧。韦伯敬重的政治盟友有瑙曼、拉德布鲁赫和安舒茨。这几位都是我所说的“现代主义者”，他们投自由左派的票，偶尔也投社民党的票。同时，韦伯也与许多年轻同行和学生有着紧密关系。无论他们持什么立场，韦伯都一以贯之予以鼓励和支持。事实上，他常常在重要方面不同意他们的见解，但他喜欢他们，恰恰是因为他们是基于原则而采取非正统的立场，或是因为他们在面对正统的年长同行时需要帮助。他们中有许多人都是犹太人，但他也欣赏那些视他为老师的俄国学生和波兰学生。
卷帙浩繁的通信，证明了韦伯对社会学家米歇尔斯的持久支持，虽然两人偶尔会发生激烈争论。米歇尔斯是社民党人，并且未让孩子受洗。普鲁士有项法律，旨在确保社民党员不能成为大学私讲师，更有甚者，米歇尔斯在一所非普鲁士大学寻职时同样吃了闭门羹，尽管那里并不存在上述法律。因此，他移居意大利，成为图灵大学的教员。1908年德国大学教师年会上讨论的是学术自由，主要目的是为了在某些职位上排除特定的宗教偏好。作为回应，韦伯把米歇尔斯的经历报道给了一家自由派报纸，坦言自己没法“表现得像是我们拥有什么（某人可以威胁取走的）学术自由之类的东西”。“为了良好的品味及真理起见，以后在德国不应该再谈学术自由。”因为事实是，“学术自由仅仅存在于政治和信仰的可接受性边界内，而不是边界外。”后来他进一步强调，教师们不应该用教室来传达他们的世界观，或用教室来规定社会政策的终极目标。他们应该把自己限定于经验分析和逻辑分析，而把个人价值取向放到公共领域，因为在那里它们将能得到批判。许多德国知识分子把学术自由与抽象的学术纯洁及非政治姿态联系起来，而韦伯所要求的是，把对多样性的宽容作为一个原则，并把教室里的讲授和公共领域的辩论区分开。
1908年，海德堡大学哲学系要为本系第二个高级教职要政府部门推荐一名候选人。韦伯想把齐美尔引进来，但是，依然占据这一高级教职的哲学家文德尔班的姿态却是故意模棱两可。此外，来自柏林（齐美尔在柏林大学以初级教职的身份教书）的一个负面反应，也传到卡尔斯鲁厄那里---柏林大学的舍费尔教授写信给卡尔鲁斯厄，告知齐美尔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犹太人”。舍费尔进一步对比了“我们日耳曼—基督教教养”与齐美尔的“世界观”，将后者刻画为抱持“尖酸和否定性的”批判主义。同样，文德尔班也写到齐美尔“破坏性的”批判主义，所有这些词汇都是憎恨性代码的一部分，被用来对比“犹太人”和“日耳曼人”的思维方式。韦伯并不知道费舍尔的信件，但他确定，必然是来自柏林的某种阻碍。当后来发现文德尔班的立场，他深感失望——实际上，也是感到恶心。
年轻的经济学家奥伊伦堡发表了一篇坚实而勇敢的报告，指出收入极低的初级讲师们（他们是德国大学教员中正在急速增加的一部分）面临的困难。这引起韦伯注意，并使他三番五次推荐奥伊伦堡为副教授。但因奥伊伦堡是犹太人，韦伯再次陷入德国大学里对犹太人的偏见。在给布伦塔诺的一封信中，韦伯抱怨道：“德国大学宁愿要最为平平的雅利安人，也不要最为出色的犹太人。”
我之所以在这些特定案例上停留，不仅仅是为了反驳那些把韦伯视为反犹分子的看法，更主要的是为把韦伯刻画成一个本能的自由主义者。我主要是指他的文化个人主义，它回应了洪堡的看法，并在密尔的开放的学术共同体这一理念中重生。在这一共同体中，相互冲突的多元理念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生活方式之间的巨大差异，是学术进步的前提。这一模型不但适合韦伯坚持对非正统的宽容，而且适合韦伯对经济学的愿景——即作为一门影响未来子孙的素质而非确保其幸福的人文科学。韦伯赞赏那些在经过审慎思考的原则上行动的自主个体。他坚持认为，知识分子必须有能力抵抗流行观点；他鄙视没有风骨的人，那些人能与环境中任何会帮助他们取得成功的因素相适应。
韦伯自由主义取向中的另一个因素是，他对人的权利的执著。在这个问题上韦伯很容易被误解，所以必须首先把他的观点追溯到耶利内克经过深思熟虑的信念上。耶利内克是位政治科学家，但他没有把人权这一理念追溯到法国大革命，而是追溯到美国大陆会议时期一些州宪法的宣言。这些宣言根基于宗教自由，这一原则激励着英国清教平均派们以及威廉斯这样的美国新教人士。在美国的环境中，对宗教自由的坚持被转化成主观权利（限制国家针对个体的权力）这一更为广泛的信条。耶利内克把这一由宗教动机所驱动而产生的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与自然法理念区分开来。他视人权为历史产物，或在宪法那里设下的根本性承诺，而不是在人类本性中发现的公理。此外，他意识到了韦伯后来所说的新教伦理对现代自由根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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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在1906年评估俄国的自由主义前景时，表达了对人权的看法。他对1905年俄国革命的评论，起先只是一些对一个宪法草案所做的笔记，因为对俄国地方自治会自由主义的缘由非常感兴趣，这些笔记后来拓展成长文。虽然自治会本身还只是各等级的间接代表机构，但吸引韦伯的宪法草案，则设想了一个两院制的立法机构：有一个直接选举产生的下院和一个间接选举产生的上院，意在把沙皇体制转变成立宪君主制。俄国自由主义者根本就没有表达对议会制度的轻蔑，而这种轻蔑在德国已是时尚；相反，他们议程的核心政治条目是“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不记名的”选举权，以及由宪法保护的人权。自由主义者把在俄国引进完全的平等选举权视为职责，即使知道鉴于俄国农民的文化背景，这样做非常危险。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俄国自由主义者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不是由资本家组成的资产阶级，并且他们得到了（依附于地方自治会的官员中）那些更为激进的“第三要素”的支持。韦伯认为，这些俄国自由主义者，就他们原则性的个人主义而言，可与1848年法兰克福议会成员相比。
韦伯论文的要点是：在俄国，争取个人自由困难重重，因为在西欧促使个体权利兴起的长期历史发展进程，并没有来得及在俄国做同样的工作。民族间的差异这一问题还没有解决，教会和国家的分离也尚未实现。更重要的是，俄国农民主要对重新分配土地感兴趣，这将会带来相当麻烦的问题。此外，资本主义迟来的进展，唤醒的是很可能导致革命暴力和官僚集权的阶级冲突，而不是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渐进式的社会改革。列宁主义明确拒绝了如下命题，即在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前，资本主义的发展及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必须先完成。韦伯甚至发现，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官僚集权，与沙皇体制的官僚集权之间，存在亲和性。“西欧人权的政治个人主义，部分是由先前的宗教信仰所创造，部分是由对自由个体之间利益的自然和谐这一乐观信念所创造，然而，这一乐观信念被资本主义永远破坏掉了。”受过教育的有产阶层，已经抛弃了旧式的中产阶级个人主义，这一个人主义也不太可能传播到中下阶层那里，更别提传到革命性的大众那里了。
在评论1905年俄国革命的最后六页里，韦伯用极具张力的段落，把他的各个主题带到一起，读起来抑扬顿挫。韦伯再次指出那些促使现代自由兴起的独特历史条件：欧洲的扩张，早期资本主义时代西欧的独特经济社会结构，现代科学的兴起，尤其是宗教理念——与特定的政治格局及物质条件一起，形塑了现代人的文化价值。然而，不幸的是，当前的发展指向远离民主和个人主义，不仅俄国如此，其他地方亦然。韦伯主要担忧的是官僚化：“新式奴役之铁笼已经到处准备就绪”。技术和经济进步的放缓、“租费”战胜“利润”、剩余“自由土地和自由市场”的枯竭，将会使大众极易屈从而进入那一铁笼。显然，如果所有事物仅仅是取决于由物质条件所创造的利益格局，那么，所有的征兆都将指向不自由：“认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与民主或自由之间存在亲和性，实属荒谬。问题只能是：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下，从长时段来看，这些东西何以可能生存？”对韦伯来说，这是他所处时代最迫切的问题。
韦伯的悲观主义语气不应被解读成退缩。韦伯承认，短期来看地方自治会自由主义面临巨大障碍，但最终能扮演鼓舞人心的记忆这一角色，一如法兰克福议会之于德国。事实上，韦伯期待自由主义能够保持住它作为一种理想的力量，尤其是基于下面这一特定原因：当下流行的中上阶层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同行们之间的疏离，能够被克服。“民粹式的浪漫主义”之影响，必然被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所击溃。它可能被马克思主义所取代，但那“巨大且具根本性的农业问题”，不可能由蕴含于马克思主义内的“思想手段”所掌握。相反，它唯有通过自主的组织才能解决。而这的确能最终把知识阶层的两翼再次带到一起。“因此，对自由主义来说生死攸关的是，它将继续把与官僚集权及雅各宾集权的斗争视为天职，把向大众传播不可剥夺的人权这一旧式个人主义原则视为天职，而这些人权对置身西欧的我们而言似乎已经平淡无奇，正如黑面包对丰衣足食的人来说已经平淡无奇。”自由主义必须趁现在赶紧行动。“被大加批判的生产无政府主义，以及同样被大加批判的主观主义”，可能提供了最后一个机会，“来从根基开始建构自由文化”，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俄国。而这正是我们必须以极大同情来对待“俄国争取自由的斗争”的原因，无论民族间有多么不同，甚至国家利益有所冲突。
1905年俄国革命的悲壮现场
对韦伯来说，国家利益当然非常重要，但自主的自由人格同样重要。在1905年讨论大型工业中的工作关系的会议上，韦伯明确地把他的“价值视角”界定为“性格学的”视角，他想要知道的是，处于特定生存状况的人将会变得如何。他呼吁注意德国工厂里为工人设定的惩戒规则中的语言，他把其称为“官方行话”。“德国公民越少在政治事务上有发言权”，韦伯总结道，他们将会越加坚持在自己企业里的统治权。但对德国而言，这一“对支配的市侩式渴望”，不但代价昂贵，还“扭曲了劳动人口的性格”。韦伯支持布伦塔诺反对德国劳动法的片面性，它用尽心机保护罢工的破坏者，同时却允许雇主以解雇来威胁参加工会的工人。然而，对劳工来说，工会自身就极具价值，无论它们是否在与管理层的冲突中斩获甚多。因为仅仅工会自身，就能培育并维持工人阶层“骑士式的荣誉感”及“理想主义”。
在1905年年会另一次会议上，韦伯又与施莫勒针锋相对，关于大型联合企业中是否应该增加政府代表。施莫勒显然不赞成“议会式的唠叨”，韦伯则以有意夸张的简化方式回应到，德国的伪宪政体制并没有议会体系的好处，却有着其所有坏处，包括政党任免权在内。因此，他怀疑公司委员会里的政府职位，并不会如施莫勒所暗示的那样吸引“利他主义者”，相反将会成为支配性政党提供给它的客户的“俸禄”。重工业与公务系统结盟，只会强化官僚制的愚昧效果。事实上，韦伯质疑实业家们是否对社民党（作为对中产阶级的一个威胁）的生存感兴趣，正如他质疑社民党是否对能加强其工人基础的镇压感兴趣。
在1907年关于德国市政府选举的争论中，韦伯批判了协会另一位资深成员瓦格纳的观点。瓦格纳呼吁修正普遍选举权，以防社民党人获胜。韦伯认为对普选权加以修改的时代早已过去。此外，对社民党执掌地方政府而言，谁该更害怕呢：“资产阶级社会还是社会民主，尤其是社民党中那些作为革命意识形态的担纲者们”？与其他大众组织一样，社民党也在经历官僚化，职员们的利益与革命空想家的激情之间明显的张力，如果听任其发展的话，必然会尖锐化。显然，如果社民党人被允许加入老练的组织行列，将会严重威胁到他们的革命激情。
我将非常乐意带我们的德国君主们去曼海姆（社民党党代会所在地），让他们看看（这些代表们是如何行动的）。俄国社会主义者们对他们曾敬为是未来大革命担纲者的社民党已经无可奈何，这一政党中的中下阶级的面相清晰呈现出来：一个吹毛求疵的瘸子，取代了他们曾经在聚会中习以为常的革命激情。
在控制了一个市政府之后，社民党可能刚开始还会做做姿态。但基于对选民利益的考虑，他们将会最终追求新重商主义政策，以吸引雇主来到他们的城镇。西西里的卡塔尼亚公社，现在正在社民党人的控制中，却是岛上最繁荣的城镇之一。在韦伯看来，对德国政治来说，基于中产阶级对社会民主的恐惧而产生的政策，比社会民主本身要更具破坏性。显然，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取消国内自由这一其他国家已经实现的权利，更加损害德国在国外的声望。
1905年德国鲁尔区爆发煤矿工人总罢工
1909年，社会政策协会讨论了自治市的公共企业问题。韦伯再次反对瓦格纳，并控诉了许多老一代成员对官僚制的过度热情。他不同意私人企业家在可能情况下由官员取代。他反复强调，这将会导致按照雇主需要来调整社会政策。他完全承认“官僚机制在技术上的优越性”以及德国公务员极高的道德标准，然而他也指出，法国、美国甚至英国，在没有（道德上）可靠官员的前提下也表现出色，尤其是在外交领域。就像韦伯所坚持的那样，我们许多人都把国家权力作为我们的终极价值。
因此，韦伯至少部分重申了他在弗莱堡就职演讲中的立场。然而，他的阐述也强调了另一个他同样关心的问题：
这一发展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尽管存在许多例外，德才兼备的人在官僚等级制中确实也有机会提升，正如大学宣称给有才华者提供了舞台。但是，一想到世界某天将仅由教授们组成，就让人觉得可怕。但更可怕的是，一想到这个世界将由那些小齿轮们居住，这些人双眼紧盯着一个小职位，并努力追求一个更高的小职位——你将会越来越多地在当今德国公务系统的精神中发现这一状况，最重要的是，在它的继承人即我们的学生中，也发现了这一状况。
仿佛我们是需要秩序并且仅仅需要秩序的人，在秩序被松动的那一刻，我们变得紧张和懦弱；仿佛世界将仅仅充斥这样的秩序人——这正是我们所面临的发展。因此，核心问题并不是我们怎样去支持它，而是该做什么来抵抗它，以从官僚理想的支配中，保留一点人性。
显然，这一关于“官僚化之人性代价”的远景，比韦伯所写的任何关于国家大义至上的文章，都更为激情澎湃！
到1909年为止，韦伯挑战了社会政策协会里所有重要的年长成员，布伦塔诺除外（他和韦伯都坚持工会权利）。韦伯担心，协会内部的分歧会对协会的公共影响以及社会政策事业本身造成冲击。果不其然，有影响的实业家和雇主协会，对“讲坛社会主义者”的抱怨声越来越大，并要求实业家和雇主的观点必须在经济学界那里得到表达。在1908年所谓的伯恩哈德案中，韦伯公开反对普鲁士文化部在柏林大学强制安插一个亲企业家的经济学家。紧接着，他选择不去参加施莫勒的七十周岁庆典，而是写了一封信作为替代。1912年，韦伯试图组建一个聚会，好让组织里的年轻成员能表达他们对老一代人的总体目标之持续支持——进而抑制公众对改革的反对情绪。但布伦塔诺拒绝去柏林，施莫勒则以身体不适婉拒。随后，韦伯试图发起一个由拥护社会进步政策的中产阶级支持者组成的更为非正式的聚会，但是，由于个人之间实质性的分歧，这一提议也失败了。事实上，在和布伦塔诺协商的过程中，两人的关系破裂了，而这必然增加了韦伯的疏离感。仿佛学术性社会政策的整个传统正处于危险中，此时的德国也正在迈向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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