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思想家艾德蒙·柏克说：“人是天生的宗教生物”。作为有限的个体，我们对至善和永生的渴望，我们对苦难和死亡的恐惧，都支配着我们的生活，贯穿了我们一生。宗教激情是人的本能，这种本能往往会强大到压制人的理性。如伏尔泰所说：“即使没有神，也要造出一个神来”。“崇拜”与“造神”是刻在人类心灵与文化基因中的东西，也是任何人类群体的必然产物。因为，“神”可以为世界提供意义与秩序，可以成为人类模仿、追随的“偶像”。大多数时候，人们宁愿造出假神，也不能容忍一个没有神的精神世界。危险的造神运动从思想观念的角度来看，人类历史就是“造神运动VS偶像坍塌”交替上演的历史。到21世纪，人类分别经历了政治造神、宗教造神和科技造神。被人们造出来的“神”，每一个都威力巨大、贻害无穷，动辄将几亿人卷入战争，将整个种群变成奴隶。古今中外的政治造神运动，都难逃“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的结局。宗教的造神更是沦为笑柄。科学理性发展到今天，倘若仍有人跳出来自称“救世主”、“大先知”、“保惠师”……那一定是骗子或者精神病患。可见，对于宗教造神、政治造神，人类已经有了足够的能力去鉴别、防范。并且，这些被造出来的偶像一旦坍塌，人们都乐见其成，置身事外——真正让人难以鉴别、防范，又让人无法置身事外的，是“科技造神”运动。我们无法拒绝科技，因为科技实实在在地造福了人类。在当今世界，科技意味着物质财富、发展优势，科技带来了更多的安全健康、精神娱乐，科技决定了人类的未来……然而，人类对科技的认识还极其肤浅。科技也可以毁灭人类、奴役人类。不幸的是，我们们被裹挟其中，也乐于沉溺其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科技造神”是当前危害最大、最隐蔽的一种造神。人工智能神话的兴起在当今世界，最大的“科技造神运动”是什么？恐怕非“人工智能”（AI）莫属。数年前谷歌的阿尔法系列，近期Open

▲古希腊德尔菲神庙遗址无神论者了解宗教，不是为了成为一个宗教徒，而是成为一个完整的现代人。人类对世界最原始的认识，通常都是二元的，因为“二元对立”最直观。《道德经》说“长短相较，高下相形”，《周易》区分“阴”和“阳”，朱熹谈“知”和“行”。不过在日常生活中，“二元对立”思维却总是贻笑大方，甚至是贻害无穷：一提到经济形势，一旦不能“走出去”，就必须“自循环”；一提到政治立场，“凡是敌人坚持的，我们就必须反对”；一提到人性，就是分“好人”和“坏人”，似乎人的善恶像戏台的脸谱一样黑白分明。事实上，善与恶都永存于人性之中，一个人选择行善或作恶，其原因可能和利益无关……宗教：无神论的假想敌道德衰败、是非扭曲的社会现状，迫使人们开始重视信仰、宗教。然而，受二元思维裹挟的人们，也总是有意无意地陷入极化立场：要么是“有神论

“革命只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手段，并没有必然性，也没有什么天命。”——雷蒙·阿隆234年前的今天，即公元1789年7月14日，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爆发了。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将“工业革命”与“法国大革命”并称为“双元革命”——前者创立了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使人类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变；而后者建立了现代社会公共制度模型，使人类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法国大革命到“革命”从西方到东方，英国工业革命对现代文明的意义已反复被诉说，无数经济史、历史学家大力讴歌，普通人也常常感叹工业革命以来的科技成就。经济史学家克拉克甚至声称：“历史只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工业革命”。事实上，正如霍布斯鲍姆所称的“双元革命”，法国大革命对世界的影响并不亚于工业革命。大革命或直接、或间接地加深了五个巨大社会影响：人民主权意识，民主政治模式，民族国家，全民动员战争模式，意识形态诸神之争。其中的每个影响都波及到了世界各地，当然也包括中国——法国大革命爆发不久，大清乾隆皇帝就得到了信息，因而加紧了对内高压控制。无独有偶，同样在烈日灼心的7月，247年前的1776年7月4日，北美13个独立州，在费城召开了第二次大陆会议，组成“大陆军”，由乔治·华盛顿任总司令，通过了《独立宣言》，美国宣布建国。开启了武装反抗与独立的美国革命。就像历史社会学家理查德·拉赫曼所说：“与其他事件相比，一些事件的影响更加深远，“革命”一定位列世界历史最为重要事件之中。”热火朝天的七月，当之无愧的成为了“革命之月”，法国大革命41年后的1830年，法国人民再次以“七月革命”推翻了复辟的波旁王朝。中国思想家朱学勤，甚至以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为模版范式，将随后二百多年的世界历史定义为——“英美模式与法俄模式的不断较劲。”而在中国，最近的100多年里，国人最熟悉的一个词汇，恐怕也是“革命”——辛亥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文化大革命。“革命”几乎贯穿了中国百年历史与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能使历史沸腾，革命是摧枯拉朽的风暴，凡是革命的正面作用，和其魅力长存的精神遗产，人们已经谈得很多，也都对。但正如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人们总是习惯将历史大而化之，而忘了历史的不同与不幸。对于革命，我们也常常将其同一化、同质化，似乎已形成了一种对革命的自动统一认知模式：开头一定是政府腐败，中间一定是英雄力挽狂澜，最后则是美好明天到来。但正如黑格尔所说“熟知并非真知”，美国作家阿蒂莫斯·沃德也说：“令我们深陷困境的，不是那些我们不懂的事情，而是那些我们自以为理解的事情。”在我们不停谈论“革命”之时，我们也往往遗忘了革命的原因、过程、结果与代价，并且由于遗忘，而轻信了许多关于革命的神话。▍错误认知一：革命一定都是激进的武装运动在我们的印象中，革命就是战争，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就像我们熟悉的那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就连学界、思想界也把革命定义为：“一个利益团体为争夺另一个利益团体的利益，从而产生的武装暴力手段”。其实，现代我们常用的“革命”一词，英语是“revolution”，而拉丁词源则是“revolutio”，其本意为“翻转”。也就是说，一切带来深刻变化的行为都可以定义为“革命”。所以我们才会说文艺复兴是场艺术革命、宗教改革是场神学革命、启蒙运动是场思想革命、蒸汽动力是场工业革命，到了当下甚至还有思维革命、智能革命的说法。这些革命与“武装”几乎都没有关系。即便是政治社会领域，革命，是否激进，也颇难定性。从过程上讲，美国革命并没有社会动荡、阶级矛盾、贫穷、财富极度不均之类隐藏在其他革命背后的动因，也没有伴随农民起义、暴动、焚烧别墅、监狱风云这样的血雨腥风，可用“平淡”二字注释最佳。但美国作家戈登·伍德在《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一书中却认为美国革命的结果其实很“激进”——不仅美洲殖民地脱离英国，而且使人们如何摆脱了一整套生活方式：摆脱了封建依附制的社会，摆脱了政治庇护制，以及摆脱了把人分成贵族与“群氓”的世界观。美国革命的结果可用“激进”甚至翻天覆地描述都不为过。▍错误认知二：革命源于暴力压迫引发的底层反抗在我们通常的理解中，一谈到革命总是和经济危机、人民民不聊生等直接联系起来，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的悲惨境况就是典型。由此所形成的大众认知就是：革命总是在经济危机中爆发。的确，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改朝换代，世界历史上的几场革命，都与经济、财税危机不无关系。但事实上，压迫常在，底层悲惨境遇也常在，而反叛很少，革命就更罕见。因为革命起源，往往是多种因素合力涌现所致。任何过分强调单一因素的结论，都不可靠。诚如罗素所言：“凡是聪明人都充满疑惑，只有傻子才坚定不移”。那些“坚定不移”者，大多都是信奉“简化思维”的人，对革命的认知，亦是如此。美国著名历史社会学家西达·斯考切波

▲郭嵩焘，字筠仙（1818年-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1818年出生在湖南湘阴。湘阴在清代属于长沙府，是湘江在洞庭湖的出口，一个通达之地。郭嵩焘家曾经“富甲一方”，到他父亲一代，家道中落。郭嵩焘“进学”后，到岳麓书院读书，与曾国藩、刘蓉一见如故，结为金兰，他们的亲近跟性情有关，更跟抱负有关，用今天的话说，他们都是有志青年。◎第一次出仕1841年，郭嵩焘入浙江学政罗文俊幕，见识了英国炮舰在宁波定海一带的攻击。1847年，郭嵩焘中为进士。很快，“太平天国”起来了，曾国藩出山，郭嵩焘也亲临战场。大约在1856年初，郭嵩焘奉曾国藩之命，赴浙江筹饷，顺道去了上海。这是郭嵩焘第一次与洋人打交道，他有点始料不及，传说中的“红毛”“鬼佬”，居然长得很漂亮，居然很讲礼貌，修的房子居然窗明几净，洋酒——葡萄酒居然也不难喝，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船舰，尤其超乎想象，那完全是一种新文明的产物。◎第二次出仕同治改元后，正与太平军作战的李鸿章希望借重既懂洋务且能理财筹饷的郭嵩焘，郭嵩焘复出，先是作为“苏松粮道”，然后转任“两淮盐运使”，不到一年，朝廷任命他署理广东巡抚。同治五年，1866年，因为左宗棠的纠参，也因为他自己在抑郁愤懑中的请求，郭嵩焘解职还乡，回到长沙。长沙八年，郭嵩焘仰观俯察，对于家国天下事，有更多思考，也产生了更多忧患。◎第三次出仕同治十三年，郭嵩焘57岁，朝廷诏命他赴京陛见。郭嵩焘束装就道，朝廷先是任命他作为福建按察使，到任不满三月，又紧急召回，让他出使英国。原来，朝廷因为云南“马嘉理事件”，需要有大臣前往英国“赔罪”，此事尤其紧迫。光绪二年十月十七日，1876年12月2日，郭嵩焘一行从上海冒雨登舟，前往英国，正式就任驻英公使，后兼任驻法公使。在公使任上，郭嵩焘“如鱼得水”，他曾经对于西方的一知半解都得到了印证，他像海绵一样吸纳西方文明，寻找这种文明的动力，并由此自我反思，感叹国家迟暮，自己“年老失学”，小楷的日记有时一天写到七八千字。不幸的是，和他一同出使的副手刘锡鸿似乎“别有用心”，成为郭嵩焘英伦生活的心腹大患。光绪五年，1879年年初，郭嵩焘黯然离任，他甚至没有再到北京述职，而是直接返回了长沙。他对于朝廷有点绝望，对于朝廷大佬们主导的洋务也几乎失去信心。然而，伊犁事件，琉球事件，中法战争，眼见国家危殆，民生悲苦，郭嵩焘“不忍不谈洋务”，他希望人们可以从“天朝上国”的迷思中早一点觉醒过来，对自己以及身边的世界有真确的了解与认知，尽量减少因为颟顸带来的自我伤害。1891年7月，郭嵩焘在长沙去世。▲《郭嵩焘出使英国》油画

熟知并非真知。——黑格尔有人说：“妨碍我们认知的，常常不是陌生的东西，而是那些熟悉并深信不疑的东西。”●比如一提到“经济下行”，很多人想到的就是政府抓紧调整“投资”“消费”“外贸”三驾马车，殊不知进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改革，放宽经济管制才是王道，正所谓“解决问题的方法，往往是问题所在”；●比如一提到“专业选择”，很多人就陷入“计划思维”，依据行业现状与未来推测挑专业，殊不知伟大不能被计划，未来工作与大学专业不对口才是常态，终身学习才是立足于世的不二法门，正所谓“人生难测如棋局，事事如棋事事新”；●比如一提到“公共知识分子”，很多人就把“公知”污名化成为卖国贼、美分、专挑毛病的无良文人，殊不知每一件公共事件背后，都需要公众知识分子积极参与批评，正所谓“批判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无独有偶，经济学者何帆也曾说过：“陷我们于无知的，恰恰是我们的已知”。原因在于这些抽象概念远离日常生活，中国又缺少“批判性思维”的习惯，因而容易望文生义，一知半解。著名经济学者汪丁丁称之为“语言的官僚化”——我们使用的绝大部分语词，早已不再有生命力，它们仅仅是意识形态僵尸，是“僵尸语词”（Zombie

▲郭嵩焘，字筠仙（1818年-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1818年出生在湖南湘阴。湘阴在清代属于长沙府，是湘江在洞庭湖的出口，一个通达之地。郭嵩焘家曾经“富甲一方”，到他父亲一代，家道中落。郭嵩焘“进学”后，到岳麓书院读书，与曾国藩、刘蓉一见如故，结为金兰，他们的亲近跟性情有关，更跟抱负有关，用今天的话说，他们都是有志青年。◎第一次出仕1841年，郭嵩焘入浙江学政罗文俊幕，见识了英国炮舰在宁波定海一带的攻击。1847年，郭嵩焘中为进士。很快，“太平天国”起来了，曾国藩出山，郭嵩焘也亲临战场。大约在1856年初，郭嵩焘奉曾国藩之命，赴浙江筹饷，顺道去了上海。这是郭嵩焘第一次与洋人打交道，他有点始料不及，传说中的“红毛”“鬼佬”，居然长得很漂亮，居然很讲礼貌，修的房子居然窗明几净，洋酒——葡萄酒居然也不难喝，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船舰，尤其超乎想象，那完全是一种新文明的产物。◎第二次出仕同治改元后，正与太平军作战的李鸿章希望借重既懂洋务且能理财筹饷的郭嵩焘，郭嵩焘复出，先是作为“苏松粮道”，然后转任“两淮盐运使”，不到一年，朝廷任命他署理广东巡抚。同治五年，1866年，因为左宗棠的纠参，也因为他自己在抑郁愤懑中的请求，郭嵩焘解职还乡，回到长沙。长沙八年，郭嵩焘仰观俯察，对于家国天下事，有更多思考，也产生了更多忧患。◎第三次出仕同治十三年，郭嵩焘57岁，朝廷诏命他赴京陛见。郭嵩焘束装就道，朝廷先是任命他作为福建按察使，到任不满三月，又紧急召回，让他出使英国。原来，朝廷因为云南“马嘉理事件”，需要有大臣前往英国“赔罪”，此事尤其紧迫。光绪二年十月十七日，1876年12月2日，郭嵩焘一行从上海冒雨登舟，前往英国，正式就任驻英公使，后兼任驻法公使。在公使任上，郭嵩焘“如鱼得水”，他曾经对于西方的一知半解都得到了印证，他像海绵一样吸纳西方文明，寻找这种文明的动力，并由此自我反思，感叹国家迟暮，自己“年老失学”，小楷的日记有时一天写到七八千字。不幸的是，和他一同出使的副手刘锡鸿似乎“别有用心”，成为郭嵩焘英伦生活的心腹大患。光绪五年，1879年年初，郭嵩焘黯然离任，他甚至没有再到北京述职，而是直接返回了长沙。他对于朝廷有点绝望，对于朝廷大佬们主导的洋务也几乎失去信心。然而，伊犁事件，琉球事件，中法战争，眼见国家危殆，民生悲苦，郭嵩焘“不忍不谈洋务”，他希望人们可以从“天朝上国”的迷思中早一点觉醒过来，对自己以及身边的世界有真确的了解与认知，尽量减少因为颟顸带来的自我伤害。1891年7月，郭嵩焘在长沙去世。▲《郭嵩焘出使英国》油画

“熟知并非真知。”——黑格尔很多东西，我们因为熟视，从而经常无睹，而真理与真实，恰恰遮蔽于这些老生常谈中。比如，谈到文艺复兴，很多人只知道15世纪以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为代表的意大利文艺复兴，鲜有人知道还有9世纪的“加洛林文艺复兴”、“12世纪文艺复兴”、“尼德兰文艺复兴”、“北德意志文艺复兴”等。真实的历史，恰恰是以上所有的文艺复兴，共同塑造了现代欧洲文明的伟大。再比如，提及启蒙运动，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以伏尔泰、卢梭为代表的法国启蒙运动，那是弘扬理性、锻造现代世界的法国大革命前奏。对启蒙运动再了解多一点的人，大概也知道以康德、马克思、黑格尔、费希特为代表的德国启蒙运动，他们强调理性、文化和天才创造力冲动，是历史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源头。不过，鲜有人知道，历史上还有一场以哈奇森、休谟、斯密、弗格森等人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运动”——这场启蒙运动的重要性，尤其是对当下和未来的镜鉴意义，不仅被低估，甚至快要被遗忘了。▍“天才成群而来”所谓苏格兰启蒙运动，是指18世纪在苏格兰地区“天才成群而来”——涌现出如弗朗西斯·哈奇森、亚当·斯密、大卫·休谟、亚当·弗格森等思想家。其贡献正如学者布罗迪指出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发明”了现代世界，它不仅创造了观念的现代性，而且也在政治学、经济学、道德科学、哲学、历史、宗教、艺术、工程、数学、自然科学、医学等很多方面为欧洲文化，也为人类文明增添了光彩，更为重要的是，它塑造和建构了现代社会。●塑造了英美国家的历史进程，奠定了现代世界文明的根基。当年，英美国家能从世界诸文明中胜出，就在于其国家建设、社会哺育以及道德情操的形成，受到了苏格兰启蒙思想的影响和培育。如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休谟的哲学、历史学，哈奇森的伦理学，弗格森的文明演化论等。200年后的哈耶克，甚至声称在苏格兰启蒙运动诸公的书中，“我们发现了对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第一次系统阐述。”国内很多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学者都曾表达过对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推崇之情：◆政治学者刘军宁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有两种启蒙，一种是法兰西启蒙，一种是苏格兰启蒙。苏格兰启蒙和保守主义非常接近，它强调神，强调习惯法、强调习俗。而法兰西启蒙否定神，否定习惯，强调理性，信赖人的理性能力，甚至是统治者的理性能力”；◆历史学家朱学勤甚至说：“历史就是英美模式与法俄模式的较劲”，而英美模式就源自苏格兰启蒙。回到中国近代史现场，我们知道，中国的启蒙运动，起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接受最多的是法式、德式乃至俄式的启蒙，这也导致了中国百年现代化之路在左与右、激进与保守、计划与市场、人治与法治之间不断摇摆，崎岖坎坷。回到当下，如果我们承认社会层面的启蒙尚未完成，那么，了解、普及苏格兰启蒙，无疑会少走很多弯路。如果我们对知识界近些年那些无谓的撕裂、故步自封、自暴自弃等乱象痛心疾首，那么，重拾苏格兰启蒙的思想遗产，无疑是提高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人文社科素养的必选项——因为相较于理性至上、对传统全面否定、具有乌托邦倾向的法德启蒙，苏格兰启蒙呈现出的渐进的、改良的，对传统有传承但又不完全守旧的启蒙，才是最值得我们借鉴的思想资源。▲被誉为“北方雅典”的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大约十多年前，阿瑟·赫尔曼那本《苏格兰：现代文明》引入中国后，“苏格兰启蒙”一度成为知识界的“显学”。遗憾的是，该书如今早已绝版，该话题的书籍虽然也不少，但多为严肃、专题研究性质的学术作品，很少有经典又好读的通俗读物。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今天的中国读者了解苏格兰启蒙，大部分学术经典，至少存在三个不足：●“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缺乏系统认知。很多人谈起苏格兰启蒙，只知道作为经济学家的亚当·斯密及其作品《国富论》，作为经验主义哲学家的大卫·休谟及其作品《人性论》。但实际上整场启蒙运动不仅关涉经济、哲学向度，还涉及社会、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比如注重美德的哈奇森，注重文明演化的弗格森，就连斯密也有哲学专著《道德情操论》，休谟也有历史巨著《大不列颠史》（英国史）。这些领域的总和，才是完整的苏格兰启蒙。●“泛泛而谈，看不到最重要的精神特质”。苏格兰启蒙运动，诞生于人类历史从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转型时期，其核心价值指向了这场文明史上古今之变的核心领域——道德、正义、法治、社会、政府。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从不同维度出发，均不约而同地关注了这些议题。今天，我们是否能从这些领域提炼出框架性要点，并且将这些要点，汇聚成具有同一精神特质的思想，极为重要。但我们常见的作品，还是以各个领域观点的简单罗列为主。●“没有回答当下为什么要关注苏格兰启蒙，缺乏时代特征和问题意识”。很多文章和书籍陷入“为介绍而介绍”的误区，沦为纯粹的思想史梳理，介绍了斯密、休谟的观点，但却没有回答他们的思想开创性何在，也没有回答他们的思想到底对今天有何价值？简而言之，大部分作品，没有回答一个现代人，尤其一个活在当下的中国人，为何要关注200多年前发生在遥远苏格兰的思想启蒙运动。不过，幸运的是，上海三联书店刚刚出版的中国著名法政学者高全喜新作《苏格兰道德哲学十讲》，不仅完整、清晰、系统地介绍了苏格兰启蒙运动，弥补了《苏格兰：现代文明》一书绝版后的空白。更重要的是，作者特有的观察视角与问题意识，为我们勾勒出苏格兰启蒙运动于当下的思想价值——“古今之变”何以发生，以及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四块基石。▍奠定现代文明的四块基石赫尔曼在《苏格兰：现代文明》一书中指出：现代世界由科学技术、资本主义和政治民主三个要素构成，正是改良蒸汽机的瓦特、提出市场经济的斯密等思想家，为现代世界文明提供了思想之源。在《苏格兰道德哲学十讲》一书中，高全喜老师则向前更进一步：苏格兰启蒙运动不仅为现代世界的诞生贡献了四块基石，而且这些基石一直共同捍卫着现代文明。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特别关注人性（human

鲁迅曾说：“人与人的差异，有时比人与猿的差异还大。”当代作家史铁生也说：“人与人的差别，大于人与动物的差别。因为人有思想，动物没有。”史铁生一语中的，直指人的本质：人是观念的动物。观念，也即“三观”，是人行动的前提。人与人的差异、冲突，都源自三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差异，三观不同，终将渐行渐远。而三观中，又以世界观最为根本。世界观（Weltanschauung），字面涵义是“着眼世界之上”，指的是人类理解这个世界并且与它互动的基础构架。世界观铸就了我们思考与认知的底层，世界观不同，看到的世界就不同，人生观和价值观，自然也就不同。以往，我们的世界观，往往源自两个方面：第一个源头，是传统。特别是神话宗教与伟大思想家的思想。在西方，希腊神话、基督教教义统摄了西方人关于“宇宙从哪里来”“人生向何处去”“何为良好生活”等一系列关于宇宙与人生的“终极追问”。在中国，则是女娲补天、儒释道经典、圣人道德戒令，告诉了中国人世界的由来与日常行为的方向。正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凡有所相，皆是虚妄”，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大多来自这些古老的启示与思想。第二个源头，是对过往经验的总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无数人。我们阅读什么，就会成为什么；我们经历什么，就会将过往经验升华为信念体系。查理·芒格坚信价值投资，金融宽客坚信数理统计投资，塔勒布坚信“黑天鹅”杠铃投资，都是这个道理。然而，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理性化、高度祛魅的社会。作为世界观主要来源的神话宗教与思想家言说，如果经受不住“科学”的考察，就很难再被人们不加怀疑地接受。而世界观的另一个来源：个体经验，往往只能局限于个人，很难拓展到全社会，且常常会因为个体差异，易引发价值领域的“诸神之争”。因此，我们亟需一套能够弥补，甚至纠偏以上两种源头，重塑世界观的新视角、新智识。人们常说，世界观就是宇宙观，木心也说：“宇宙观决定世界观，世界观决定人生观。”在这个以物理学为最显著代表的硬科学时代，如何从科学的角度理解宇宙与世界，重新建构我们新的、适用于当代的世界观，便显得尤为重要。美国家喻户晓的天体物理学家、曾获“斯蒂芬·霍金科学传播奖”的尼尔·德格拉斯·泰森，他的《给忙碌者的天体物理学》《把宇宙作为方法》不仅风靡欧美，在中国也是拥趸无数。他的新作《星际信使：宇宙视角下的人类文明》就是这样一部能够重塑人类世界观的佳作。▍站在外太空看一切——一位美国现代版庄子两千年以来，真正给中国人世界观带来冲击的作品，首推《庄子》及后来传入的佛教经典。佛教有“众生平等”“无分别心”的根本教义，庄子有万物同一、大小只是相对而言的“齐物”观点，这些理论让中国人意识到了自身的渺小和人为设限的虚妄。而《星际信使》一书，刚一出版就被科普作家万维钢老师誉为“现代版庄子”，原因在于作者从宇宙天文学视角下，提出了一套新的宇宙世界观：概览效应（Overview

通往地狱的道路，通常是由善意铺就的。——哈耶克人人都知道计划经济不可行，然而，作为“计划经济”认知源头的“计划思维”却一直无处不在——◆在个人成长上，“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凡事从娃娃抓起”、“人生如扣子，一步错、步步错”；◆在商业上，“小目标，一个亿”、“三年实现，五年实现”、“年度、季度、月度考核指标”；◆在社会上，“计划生育”、“赶英超美”、“100年100个诺奖计划”。这些随处可见的，动辄长期、宏观、“高大上”的口号目标，都是不同层次、不同程度“计划思维”的体现。而如今，此类“目标文化”已然渗透到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中，非但没有遭到抵制，事实正相反，没有目标、缺乏计划几乎成了随波逐流、自由散漫的代名词，甚至还诞生了诸如人生规划师、职场规划课这样的职位与课程。比起对计划经济的否定，当下更需要的，其实是对计划思维的否定。原因在于计划思维不但是计划经济乌托邦的认知来源，更在于它植根于人类大脑底层，它的存在，会严重影响我们对个人、商业、社会甚至世界的认知。OpenAI两位研究员肯尼斯·斯坦利和乔尔·雷曼出版的新书《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

ChatGPT最新升级版ChatGPT-4才到几天，刚刚（美国东部时间3月23日）OpenAI又甩出一个王炸——宣布推出插件功能，赋予ChatGPT使用工具、联网、运行计算的能力。首批开放可使用的插件包括酒店航班预订、外卖服务、在线购物、法律知识、专业问答、文字生成语音等。都说ChatGPT是AI的“iPhone时刻”，现在属于它的“App

很少有两个国家的关系，像中美一样复杂纠结。任何两国之间的一点风吹草动，都能引起官方与民间的轩然大波、口攻笔伐。几十年前就有人如此形容——一讲到中国，美国人就分成了两类，一类患了神经病，一类患了精神病。事实上，这也是很多中国人提到美国时的典型症状。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都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正视历史，看清事情的本质和真相。《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正是这样一部少有的能够直面问题的著作，讲述了从1941-1950年这段最难以被正视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为什么“历史的友谊发展到顶点，却变成互相间的敌视”。◎不仅是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更是一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仅仅十年的时间，中美关系经历了彻底反转。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的蜜月期，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而彻底崩溃。美国在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彻底成为泡影：以往的善意被误解为敌意，相互责骂代替了友邻对话；政治、舆论乃至军事的对抗，代替了曾经的合作、交流、援助和并肩作战。这不仅仅是一场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败，更是20世纪最大的一场地缘政治灾难：地缘上，中国的正式版图发生了极大变化，从“海棠叶”成为了“大公鸡”，台湾从此成为一块“心病”。观念上，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本质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失败。从此，激进主义最终席卷了这个东方大国，中国踏上了一条与美国一开始的意愿完全相反的“大国之路”。◎一枚反射当下中美问题不可多得的棱镜良好的意愿和高尚的理想，为什么总是带来悲剧性的后果？为什么以争取中国人好感的目的开始，却以激发中国人反美的现实而终结？以往，意识形态领域的简单思维，“对立”、“斗争”的语汇，遮蔽了问题背后的多样性。《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则像一枚不可多得的棱镜，不但将问题“折射”，聚焦到最关键的方向——整个四十年代的美国对华政策——上来；还通过“色散分解”，将光线解析为丰富的光谱，还原出问题的本质——愿望与现实错位的背后，是思想的立足点与政策所遵循原则的内在矛盾。最重要的是，它还清晰地“反射”出当下现实困境的根源：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处于这场灾难的延长线上，所有的冲突与阴影都有它的回声。◎历史亲历者+跨文化背景透视这段历史，需要的不只是对史料的掌握，更需要足够的国际政治视野，对中国和美国两种文化都有足够的了解与关切。作者美籍华裔学者邹谠，毕业于西南联大，身份特殊，既是国民党元老后代，历史的亲历者；同时又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十分熟悉中美彼此的政治运作与交往的手法和心理。也只有这样的作者，才能将美国对华政策充满悖论的自相矛盾，美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在对华政策上的博弈，中国内部国共双方不同阶段的斗争与妥协、手段与目的、攻防转换与进退变化，都展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哪怕是在更多档案解密开放的今天，本书的价值也丝毫不减。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先知书店独家好书《美国在中国的失败》（还可在规格中一并购买《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

亚里士多德说：“每个系统中都存在一个最基本命题，不能被违背或删除”，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第一性原理”。可以说每一门“学问”都有其“第一性原理”，比如：索维尔说：“经济学第一课是稀缺性”；霍姆斯大法官说：“法律的生命不在逻辑而在于经验”；德鲁克说：“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对于人生这一门“学问”而言，其第一性原理非

“我们时代的问题是，在第二等重要的事情上聪明，在头等重要的事情上全然无知；在小事上理智而冷静，在大事上像个疯子在赌博。我们零售的是理智，批发的是疯狂。”——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一针见血看透本质的人，和花一辈子也看不清本质的人，命运一定不同。身处现代浪潮中的我们，总沉迷于现代社会的表象，过分关注现代社会丰厚的物质与文化生活，丢失了对现代社会的本质拷问。抓住本质，才能洞察问题，这个时代第一等重要的事不是衣食住行，也不是文化娱乐，而是看清现代社会本质，成为一个清醒的现代人。▍韦伯对现代社会的三个洞察对现代社会本质洞察最深刻的，首推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著名学者刘擎称：韦伯是现代思想走向成年的标志，他是第一个对现代社会做出全面而系统解释的人。韦伯对现代社会本质特征的洞察，可以归结为三点：●祛魅——“理性化”是现代社会的核心。古人对世界的认知总是指向宗教，无数未知且无法解释的事物构成了古代社会的神秘主义基调。现代社会“科学理性”的发展，彻底瓦解了宗教与神秘，在科学理性号召之下，人们不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是不能解释的，这一祛除神秘的过程被韦伯称为“祛魅”。用韦伯自己的话讲：“我们搭乘电车，只要知道电车行驶有一定规则可循，至于这样一个会走的机器是怎样制造的，我们并不知道。”现代社会，这种科技黑箱无处不在，即使我们不懂，也知道它是能够解释的。同时，对于当下仍然未知的事物，现代人仍愿意以理性去看待，相信它终有能被解释的一天。●诸神之争——“价值多元”的正反两面。古人的信仰与价值往往是统一的，古代中国以儒家为价值基础，中世纪欧洲以基督教为共同信仰。但是，现代社会的理性思辨摧毁了这种统一的、宗教式的价值标准，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开始以各种“主义”作为自己的价值信仰。更为重要的是，各种形形色色的主义都能言之成理，但却又互相冲突对立。这种价值多元的附生品就是信奉不同价值主义的人开始无穷无尽的争斗，造成韦伯所说的“诸神之争”。当下世界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的极度撕裂，正是如此，这种撕裂也将世界一步步推向危机的边缘。●工具理性——“科层制”的高效与牢笼。古人价值体系中，一件事符不符合道德伦理——即一件事应不应该去做，才是最重要的。但在现代社会，“一件事怎么做才最有效”反而成了首要考虑的问题。如在环保议题上，工厂关心的是如何生产效益最大，而不是该不该这样生产、这样生产会不会破坏环境。韦伯将“一件事该不该做”称为价值理性，将“怎么做才最有效”称为工具理性，韦伯对现代社会的本质洞察，就是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的泛滥要求这个社会必须是高效的，因此，能够保障效率的现代科层制（也称官僚制）笼罩了现代社会各个领域——政府、学校、军队、公司等等。科层制有着严密的上下级结构、明确的职位分工与任务清单，在这种强大且严密的组织中，每个人都成为流水线上的一个螺丝。由此，整个社会沦为韦伯所说的“理性牢笼”，在这个牢笼中，每个人都是一个技术零件，所谓“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种牢笼所带来的精神压抑与对个体创造的抹杀，相信每一个现代职场人一定深有感触。▍现代性的五个面向：始于韦伯思想暂停处的洞察韦伯以“理性化”为核心的洞察，虽然看到了理性泛滥带来的困境，但受困于时代、年岁、问题意识的限制，并未对这种困境做更深入的探讨——他生活于现代社会形成不久的19世纪，在学术旺盛期（56岁）突然离世，关注的问题核心为科学理性——“这位深刻理解科学理性力量的思想家”自己也曾说：科学与理性无法回答什么是幸福，无法回答生命的意义，无法回答什么样的人生与选择是值得的。对于韦伯这一未能完成的回答，后续跟进的学者还有很多，他们试图从更多维的角度理解现代社会，洞察时代之困的精神根源。马泰·卡林内斯库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就是能够与韦伯思想构成互补，从文学、艺术的精神文化层面理解现代社会的经典著作。在洞察现代社会本质上，本书能够带给我们三种新的视角：●批判理性——与韦伯构成审视现代社会本质的双雄。如果说韦伯的论述主题是“科学理性”，卡林内斯库的主题则是对科学理性的批判与反思。本书从文学、艺术出发，勾勒了现代社会在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文明（科技、工业、商业）的强烈排斥与否定，这是人们对韦伯所揭示的“理性牢笼”的反抗。这一意义上，卡林内斯库延续并深化了韦伯的命题。●三大对立——现代精神的内核冲突。现代人的思想世界可以分为两个维度：外在的价值取向与内在的精神内核，统一的传统思想基础被科学理性打破后，人们在外在的价值取向上走向多元，产生诸神之争；同样，在精神文化领域人们也走向了多元，并产生了一种处处对立矛盾的“敌对文化”。这种“敌对”呈现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根源，卡林内斯库将这种精神冲突总结为三大对立：与古代对立，与理性对立，与自身对立，我们的精神世界每天处于各种矛盾之中，无不是因为这种“敌对”造成，我们既反叛传统、又反叛现代（即理性）、甚至将自己视为一种新的传统与权威，反抗自身。●五幅面孔——现代文化的审美取向。身处现代社会，我们会发现很多文化现象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极度抽象的绘画，各种莫名其妙的行为艺术，艺术展上不知所云的艺术品，没有主题的电影，荒诞、实验、先锋的文学，充斥各种不和谐音符的音乐，奇形怪状的建筑与雕塑，等等。法国艺术家杜尚曾说：艺术不只是具体的物件，也可以是概念。这种观念下，现代艺术成了一种理念，而不再是一种具象化的形式，这种美学理念正是现代社会的精神与文化本质。卡林内斯库将现代社会的文化审美归纳为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后现代主义。作者深入追讨了这五个概念的政治和社会起源，然后抽丝剥茧、条分缕析它们日后的美学和文学轨迹，五副面孔在历时性和共时性互相渗透的立体层面上，勾勒了审美现代性大约一百五十年的丰富历程。我们所有理解与不理解的文化审美，我们每个人形形色色的精神面向，都能在现代社会的这五副面孔中找到对应。▲马塞尔·杜尚作品《被快速飞旋的裸体包围的国王和王后》今人在谈论现代社会时，往往关注的是科技、工业、商业这些维度，而很少关注现代社会的文化与审美。卡林内斯库以及他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以其独特的视角、深刻的洞察，跳脱了现代社会的表象，进入到现代社会的文化本质以及现代人的精神内核。韦伯终止的地方，就是卡林内斯库研究开始的地方，他与韦伯对现代社会的洞察构成一种完美的思想互补。洞悉现代社会本质，先知书店诚挚推荐阅读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本书是现代性审美研究的扛鼎之作，早在1977年一经出版便成为学界经典，但由于其专业门槛极高，造成大众对其了解不够。然而，越是难懂，越是证明其对现代社会本质的深入，我们就越要去读原著。本书自2002年中文版首次面世以来，已历经两版多次加印，目前在售版次已是第二版第六次加印，足以见本书对中文读者同样重要且极具魅力。先知书店有幸获得新版次独家发行权，数量有限，感兴趣的朋友下图扫码即可一键收藏。另外，还可在规格中选择“韦伯作品集”与“反思现代性六书”套装，与韦伯作品互读，帮助我们从原点出发，以更广的维度理解现代、反思现代。策划：先知书店文稿：万壑松、六号编发：六号▌延伸阅读早熟落下的顽疾：2000年中国社会史的12个洞察葛兆光:

“两千多年来，随着对外交流、国际处境变化、帝国疆域的移动，中国其实有四次改变传统天下观或者世界观的机会，可以使“中国走出中国，重新打开眼界、认识世界”。可是出于种种原因，很遗憾最终都没有改变中国认识世界的旧有观念。”传统中国认识世界的道路是曲折和充满挫折的。先秦时代，中国人就已经形成了认识“天下”的一些特点：●第一，古代中国人想象中，天下就是九州和它的周边。所谓九州就是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大概就是现在中国的核心区域，或者说主要是汉族中国人居住的区域。●第二，所谓周边，在古人看来就是一些野蛮人，包括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按照古代中国人的想法，这些五方之民（华夏、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文明人就是文明人，野蛮人就是野蛮人。●第三，野蛮人要服从文明人，周边的蛮夷要向文明的华夏进贡、臣服。这种观念经过先秦到秦汉大一统，逐渐形成固定模式，成为一种文化基因，一直留存在我们传统汉族中国人心里。这种古代叫做“天下观”或者今天叫做“世界观”的东西，成了我们的标配。后来无论是汉唐宋元明清，都没有改变这种想象世界的方法。可是改变的机会有没有？有的。两千多年来，随着传统中国对外交流、国际处境变化、帝国疆域的移动，其实有四次改变这种天下观或者世界观的机会，可以使“中国走出中国，重新打开眼界、认识世界”。可是出于种种原因，很遗憾最终都没有改变中国认识世界的旧有观念。▲《万国来朝图轴》，故宫博物院藏▍第一次机会：通西域与佛教传入第一次机会是中古时期，大概公元1-7世纪，契机是中国世界视野的拓宽和佛教世界观的传入。在中古时期，中国有关世界知识最重要的来源有两个：●第一是汉族中国人活动范围的拓宽。张骞、班超通西域，以及西部、北部各种非汉族——匈奴、鲜卑、突厥、回鹃进入汉族中国核心区域，大大开阔了中国对于世界的认知。●第二是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的世界知识形成巨大冲击。外来佛教徒给中国带来了丰富、蓊郁的知识，而本土佛教徒到印度去寻求佛理，也打开了中国对于世界认知的视野。特别是4-6世纪来到中国的佛教徒和远赴印度的中国佛教徒，他们撰写了很多有关中国之外的世界著作，也翻译了一些像世界纪、外国传之类的书籍。由于佛教进入中国，中国不得不开始正视自己的周边。甚至在佛教徒看来，印度和佛教文明比中国文明还要高明——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印度才是世界的中心；中国不是最高的文明，印度才是最高的文明；最伟大的人物不是诞生在中国，而是诞生在印度，即释迦牟尼。这种观念给汉族中国带来非常大的文化冲击。南朝时期，曾有佛教徒和儒家进行辩论：在传统中国人认知中，中国是天下的中心，洛阳是中国的中心，也是大地的中心；而佛教徒编的一本书《佛祖统纪》，里面有三幅非常珍贵的地图，显示了佛教徒心目中世界有三个中心——一个叫东震旦，即中国，一个叫西域，即现在的新疆、中亚、内中亚一带，第三个是印度。这三幅地图的并列，很大程度上挑战了传统中国的世界观念。可遗憾的是，佛教并没有征服中国，因为在中国政治永远高于宗教，佛教的知识逐渐边缘化，中国失去了一个改变世界观的机会。▲《佛祖统纪》中的三幅地图▍第二次机会：宋代“华夏中心主义”的破除第二次机会在宋代。与汉唐“天下帝国”不同，宋和唐相比，疆域缩小了一大半。宋朝北部先后有契丹、女真、蒙古，东部有高丽，再远隔海还有日本；西边有西夏，西南有吐蕃和大理，南边有安南。缩小的大宋帝国逐渐成了亚洲各国中的一国，汉唐两代庞大的自我中心的天下帝国，成为一种历史记忆。而正是这个时候，宋朝人才清楚地意识到内和外的关系，逐渐形成一些新的世界认识：●第一，肯定外国存在的合理性，被迫承认他们不是蛮夷，是和自己对等的国家。宋朝人逐渐形成这样一种世界观：宇宙有阴也有阳，天下也有中也有外。●第二，改变了过去“华夏中心”的观念。宋朝人开始承认中国并不大，外面的世界很大，在大地之上、星空之下还有很多外国和异族，就连二十八星宿所对应的分野（之前只和中国对应），也开始既有中国也有外国。●第三，敌国压迫之下，渐渐改变了对“四夷”的态度。而且，宋代的交流中心从西北转向东南，从陆地转向海洋，对域外的知识越来越多。宋朝出使外国的使臣与负责贸易管理的市舶司官员，留下了大量关于外国和海外的文献。可是历史非常诡异，宋代的这些新观念并没有在历史学里生根，反而后来在历史中逐渐消失了。再后来继承宋朝疆域和族群的明朝，仍然把天下和世界的认知缩小到本国，退回到华夏为中心的世界认知里面。▍第三次机会：蒙元世界帝国第三次机会，出现在横跨欧亚建立世界帝国的蒙元时代。当时的蒙古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人带来了很多有关世界的知识，这给中国人带来了世界新视野。蒙元征服中国以后，元朝的秘书监——帝国最高的中央文化机构，曾经准备修撰大帝国的一统历史和一统地图，这是当时一个叫扎马鲁丁的回回学者（波斯人）向忽必烈上书提议的。这里的“一统”既包括汉族中国，也包括蒙古征服的欧亚各地。扎马鲁丁还带来一个很重要的早期地球仪，这个地球仪已经告诉中国人地球是圆的，且三分是陆地、七分是海洋，地球仪上还有经纬线，叫做“小方井”。还有一幅由朝鲜人绘制、保存在日本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这幅地图是仿照蒙元时期中国人对于世界认知的地图画的。非常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地图上有非洲，有非常准确的阿拉伯半岛，甚至还有欧洲，里面还标志着罗马、巴黎、巴格达。遗憾的是，这些新的世界知识在蒙古时代结束以后很快就消失了。在传统中国人心目中，仍然坚持着以汉族中国为中心，以周边四夷为蛮夷的观念。▲《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绘制于1402年▍第四次机会：欧洲传教士来华第四次改变中国世界观的机会，是晚明传教士带来的新世界知识。明朝中后期，一些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其中最有名的是利玛窦（1552-1610），他曾经在广东肇庆画了一幅《山海舆地图》，是根据一幅欧洲世界地图画的。这幅世界地图与今天的世界地图已经非常接近，它在明朝中后期影响非常大，后来甚至连皇帝都叫太监们按照这个地图，仿制了一幅6扇屏风的《坤舆万国全图》。这幅地图对中国人冲击巨大，它让我们认识到以下几点：●第一，世界非常大，中国只是亚细亚的1/10，亚细亚只是世界的1/5。●第二，大地并不是传统中国人认为的天圆地方，中国也并不在世界中央。●第三，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有多种文明，且各个文明都非常发达。传教士带来的新知识，给中国带来一个改变世界观的契机。很可惜，这种契机并没有使中国走出自己的传统，中国人仍然习惯于“在传统内变”，而不是把两只脚迈出传统“在传统外变”。这是因为中国的传统太强大，中国的知识体系太完整。因此，中国真正世界观的改变要到晚清，由于坚船利炮的侵入(外因)，中国人不得不改变的时候，我们的世界观才出现根本转变。▲《坤舆万国全图》▍错失四次机会的启示当下的我们，能从这四次曲折历史中得到什么启示？●第一，我们应该知道传统中国有关世界的看法是相当顽固的。作为文化的基因，它一直影响着我们今天看待世界的方法。同时，尽管有这么多次新知识传来，但是知识增长未必就能促使观念改变，知识史与思想史不一定同步，观念的改变必须有一些“不得不变”的外因。●第二，受中国近代国际环境关联，这种观念转变总显得那么被动，至今也没有彻底完成。中国古代思想传统太过早熟与系统，因此任何改变都要整体的改变，中国人需要一个整体的理解，才能有对观念、思想和知识的整体颠覆。●第三，要想使中国人走出中国，重新理解世界，仍然需要从教育开始。如果没有教科书和教育系统的介入，我们很难改变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知，也很难培养具有世界公民意识的现代中国人。如今，全球化时代仍在深化，中国既面临着21世纪全球化的浪潮，同时还在继续着1840年以来开启的现代化转型历程。这种境遇下，中国更需要一种适应新时代的“世界观”与“全球观”。而葛兆光在文中指出，中国传统世界观就像基因一样持久与顽固，深刻影响并阻碍着当下国人对世界的认知，国人在转变“世界观”的道路上仍然任重道远。要想扫除中国传统世界观的不利因素，首先要深入历史与思想史，了解中国传统世界观是什么，然后才能进行更有效的批判与反思。同时，对中国古代四次“开眼看世界”的历史也要有深刻洞察，从历史中看到经验与教训。因此，先知书店推荐阅读“中国历史上的四次全球化”套装（《魏晋南北朝》《剑桥中国宋代史》《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1840年以来的中国》），通过对中国历史四次“世界知识转变期”的理解，帮助当下中国建立一个新的认知世界的视角。●《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佛教兴盛期，也是中古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佛教的兴盛、北方民族大融合带来了一次中国人认识世界的全新机会，日本讲谈社“中国历史”系列“魏晋南北朝”一卷，被作者川本芳昭命名为《中华的崩溃与扩大》，其中“扩大”一词即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国“世界观”的重塑与扩大。先知书店推荐阅读著名日本京都学派历史学家川胜义雄所著《魏晋南北朝》，作者在书中一贯阐明了自己的代表性观点“六朝贵族制社会”，并将六朝史放入东亚文化圈乃至世界史中解读，讲述了一部“黑暗时代”的华丽中华文明史。●《剑桥中国宋代史》：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重要且独特。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日本京都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曾提出著名的“唐宋变革论”，认为宋代是中国从“中古”踏入“近世”的开端；受此影响，日本历史学家宫崎市定把宋朝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称“（在宋代）一个新世界诞生了，其基本特点已是近代中国的特点”。可以说，当代中国继承的传统文化，其实就是两宋的文化。宋代“新文化”与当时新的国际形势（东亚诸国林立），为宋人带来了新的认识世界的知识。理解“宋代之新”，在当下这个以民族国家为独体的全球化时代，便显得尤为契合。英国汉学家崔瑞德所著《剑桥中国宋代史》，为我们带来了理解宋代历史的全新视角，将宋代历史跳脱中国、跳脱东亚，放置全球视野下，看看西方学者眼中的宋代是什么样的。●《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作为一个世界性帝国，蒙元帝国的史学研究比任何一个中国朝代历史更具有“世界性”。美国当代历史学家梅天穆(Timothy

《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作者索维尔说：认识到自己的无知，需要一定的智慧。或许因为此，“终身学习”成了一种信条。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却很容易陷入两种误区：一是缺少工具意识，在没有思维“脚手架”的情况下，随意攀登知识高峰；一是碎片化的学习与阅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低水平重复一些枝节片叶。比如，在中国与世界这一问题上，在经历了“从中国看世界”——“从世界看中国”的转变之后，突然发现我们更看不懂了。为什么?原因之一是只有宏大视野的比较远远不够，必须要从抽象的“中国”，进入到相对具象的“中国社会”认知上。无疑，这是一个专业而又庞大的事业，我们尝试从社会史领域的三部名家经典——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梁庚尧《中国社会史》、王笛《碌碌有为》，以社会史的视角与思维工具，梳理出关于中国社会的12个洞察，分属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宏观层面：早熟、封闭但并不稳定的中国社会▍洞察1：中国社会过于“早熟”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发现，从农业起源、农业经营方式（多肥多耨、精耕细作）、工商业水平、城市集聚程度以及中央集权体制、意识形态化文化确立等等社会要素而论，中国都显示出较之世界其他民族的早熟，且这一文明体系善于借鉴历史不断修正补漏，愈发完善周密。毫不夸张地说，就世界传统农业社会这一历史时段，中国无疑是最为先进、周密和成熟的少数类型。早在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已经出现了完善的中央集权体制以及官僚机构，比西方国家要早一千多年。但是过早成熟的国家政府也使中国社会一直都备受压抑，国家权力不断膨胀，人们除非迫不得已只敢当“顺民”，而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常言道：早熟的果子不好吃。事物如果太早发展成熟的话，就会出现种种不完善的地方。同样，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太早发育成熟，也会出现许多预想不到的问题。▍洞察2：中国社会没有大的变革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一直到1840年，虽然中国有着许多朝代更替，但是本质上其中央集权体制依然没有太大变化，只是小修小补。而西方社会则不一样，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大的变革，例如宗教改革、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等。西方社会能够清晰地看到历史的进步，社会整体的向前，中国传统社会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进步，但在重要制度、文化、经济等社会宏观维度进步不大。▍洞察3：中国社会以“大一统”为发展主流不同于西方与印度，中国历史一直以“大一统”为主流，每过一段时间的分裂，必会出现一次统一。经过战国的分裂后出现了秦朝的一统，经过三国的纷争后出现晋朝的一统，经过南北朝的内战后又出现了隋朝的一统。中国统一的时间整体超过分裂的时间。从秦始皇开始，两千多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一个强大的中央王朝统治当中。大一统的出现虽然有利于国家社会的稳定，但是也使中国地方发展不平衡，中央的政策一旦到了地方就会发生变形。民国史学家邓云特所著《中国救荒史》中，提到中国历史上每当朝廷要决心赈灾的时候，到了地方，赈灾款都会被地方官员瓜分，最后钱款所剩无几。（推荐阅读邓云特《中国救荒史》，本书为先知书店“绝版复活”书籍）▍洞察4：中国社会是集权社会，结构并不稳定金观涛先生在《在历史表象背后——对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探索》中，认为中国有着绵延两千多年、停滞的、周期性的超稳定结构，但中国历史学者王笛却认为中国社会并没有停滞，而且是一个不稳定的结构，他在《碌碌有为》一书中，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特征分析道：其一，对社会结构影响最深刻的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其二，“大一统”“科举制”“重农抑商”政策使中国社会变为了一个二元结构，二元结构其实缺少缓冲机制，社会很容易实现崩溃；其三，在专制集权下，并不能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权。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完全仰仗某一个人的政治体制是最简单的政治体制。同时，这种体制也是最不稳定的。”王家范在《中国历史通论》中也发现，中国社会的三大系统，政治居高临下，包容、支配着经济和文化，造就了“政治一体化”结构类型，中国社会是一个以政治为中心的过度政治化社会。中观层面：封闭秩序下，法治、产权、宗教缺失▍洞察5：中国社会以人情关系为纽带中国的社会关系其实就是靠血缘关系、同学关系与同乡关系等社会纽带连结而成。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了什么问题，遇到什么矛盾，一般的老百姓都会倾向于找关系疏通来解决问题，而不会优先选择法律，走正式的途径去诉诸国家公权力。这个例子很好地反映了中国社会无处不在的人情关系以及人们对这些关系的依赖程度。但也正因为我们过于依赖这种人情关系，导致了中国社会法治观念的难以普及，阻碍了我国的法治现代化。▍洞察6：中国社会的产权不清晰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农业土地的产权并非非常清晰，人们虽然会有私田，但是国家会经常干预土地的分配，使得农民的土地财产没办法得到充分的保障。而西方不同，例如，早在古罗马时期，就把土地产权分为了使用权、占有权与所有权。到了中世纪，西方社会的土地私有权已经得到了国家的极大尊重，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近代思想启蒙者洛克甚至认为：“哪里没有财产权，

“世界任何事物90%都是垃圾，我们应该将有限的精力，放在那些数量微乎其微但有价值的事物上。”——史特金定律索维尔说：“经济学的第一课是稀缺性”——与人类的欲望相比，所有的资源，永远都是稀缺的。“将有限的时间浪费在最美好的事物上”是我们的理想，但现实却往往事与愿违——不是被蝇营狗苟的琐事耗尽年华，就是被我们厌恶却又无能为力的人和事折磨得心力憔悴。不仅如此，碎片化时代，我们还被各种算法以及算法背后那只硕大的手“投喂”着。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统计，国人观看短视频的人均单日时长已远远超过2个小时，在这个“娱乐至死”与“碎片化”的时代，总有太多这样的事情分散着我们的注意力，我们沉溺于这些成瘾性极强的事物而不能自拔，像极了新时代的精神鸦片。不幸的是，尽管很多人意识到了这种危险，但人们仍然试图以这种方式快速了解世界、扩充自己的认知边界。而这只能是南辕北辙，看似获得了很多，实则一无所有，看似什么都去关注了，结果是什么都没学到。因此，这是一个必须重拾自己“注意力”的时代，将有限的精力放在最有意义的事情上来。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什么事情才是最值得关注的。我们将引入两个筛选机制解决这一难题。▍第一层机制：史特金定律世界只有10%的事物值得关注20世纪50年代，科幻小说还未走向成熟，仍被广泛认为是一种“低俗小说”，面对这种批评，美国科幻作家史特金反击道：“世界任何事物90%都是垃圾”。世界任何事物90%都是垃圾，科幻作品也不例外，为何非要揪住这90%批评，而不去关注那些更有价值的10%呢？史特金的这句话被人们称为“史特金定律”，它告诉我们，世界万物90%都是不值得关注的，甚至可能是“用之有毒”的垃圾，我们应该将自己有限的精力放在那剩余10%有价值的事物上。属于这10%有价值范畴的事物有很多：●对人类文明有着巨大贡献的人物。如牛顿、康德这些伟大的科学家与思想家，他们都是各自专业领域的佼佼者，但是他们的影响力早已突破自己的领域，对世界、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无处不在。●颠覆人类认知的科技与思想。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洛克的“有限政府”思想，无疑颠覆了人类对自身、对权力的固有认知，一种新的思维范式瞬间占据人类大脑，并从根本上改造了人类社会。●改变世界的伟大企业与品牌。如微软、苹果、Space

如果问“历史到底有什么用？”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想起唐太宗李世民那句“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简单说，历史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给今人以经验教训。对于国人来说，最能彰显这一功能的无疑是“史学界二司马”：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然而，黑格尔却说：“人类从历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为何东西方对历史的功能和认识有如此大的偏差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不同的史学家由于视野和角度的差异，所得出的历史教训，其穿透力有着天壤之别。绝大多数史学家终其一生，只专注于狭小的专业领域，成为作碎片化史学的专家。只有极少数绝世天才，才敢于站在人类思想的高处，俯瞰文明的历史。他们的信条是：只有天才和蠢货，才敢无所不谈。因此那些俯瞰人类文明的世界历史天才，显得尤为可贵。1885年诞生于美国的威尔·杜兰特，就是其中一员。杜兰特是普利策奖及自由勋章的获得者，美国思想史上的巨人，最杰出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之一。他早年投入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门下，却完全超越杜威的实用主义，成为文明观念的捍卫者。季羡林评价他，“冒着专门史家的各种批评，一往无前的冲进了人类文明的致命深处。”在他的巅峰著作——厚达15卷的宏篇巨著《文明的故事》中，杜兰特就为我们留下了值得借鉴的五个历史教训：▌教训一：重农抑商可能会抑制文明的发展人类文明有两大传统，雅典传统和斯巴达传统。前者代表了商业文明，后者代表了农业文明。公元前480年，希腊联军在温泉关战役中击败波斯帝国，预示着年轻的欧洲击败古老的东方。自此，雅典海军变成了商业船队，自由城邦变成了繁华的商业中心。与此截然相对的是，斯巴达解散了陆军，回到了封闭的农业社会。而以当时中国为首的东方世界，则承袭了“重农抑商”的传统，历经千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都没有放弃对商业的鄙视，居于四民之末的商人随时都能成为强权的牺牲品。斯巴达和雅典，虽然都消失在了历史长河里，但雅典的后继者却远超斯巴达。18世纪英国诗人雪莱甚至说：“我们（西方人）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文学、宗教、艺术，皆根植于希腊。”他口中的希腊其实就是雅典。而长期处于农业文明的中国，虽然三千年历史没有断绝，但其特质面对现代工商业文明依然相形见绌，特别是1840年以来的中国，这种差距越发明显。可以说当下国人诸多痛苦，无不因为我们仍处于这种农业文明向商业文明转型期的阵痛。▌教训二：文明不是被设计出来的而是自然生长出来的文明的制度是如何诞生的？有两种思想试图探索源头。一种是基于集体主义的乌托邦设计，认为文明是由学者和政治家设计出来。如柏拉图、马克思的“理想国”。另一种是基于个人主义的演化论，认为文明从商业传统、自由市场的积累、演化中而来。也就是老子、哈耶克等推崇的自发秩序。杜兰特并不喜欢理想国，认为“理想国是一成不变的社会，是僵化、厌恶创新的遗老世界”。他相信，文明的火种源自自由的思想市场，良善的法律来自习俗和利益的冲突，而思辨则源于人类个体的交流、合作与竞争。因而，他主张：只有在全面开放的商业中，思想才会碰撞出火花。然而遗憾的是，当近代中国开始开眼看世界时，却恰恰处于民族主义、乌托邦主义横行世界的时代，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柏拉图”，却没看到多少“哈耶克”的价值。当下，“热爱正义却不爱一个个具体的人”的声音充斥网络，甚至被某些专家上升到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高度。文明是自由土壤结出的果子，所有带有某种“强权意志”的思潮，都是对自由与文明的遏制。▌教训三：历史上的所有乌托邦都会以惨烈的失败告终乌托邦主义通常向人们许诺最美好的未来：全能的政府、充分的福利、平等的社会……后世的人们常常相信，乌托邦主义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缺陷所导致的必然结果”。然而杜兰特却以雄辩的史实证明：乌托邦的冲动，一直深埋于古往今来的人性之中，因此它会永远伴随着人类社会。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再到奥威尔的“1984”、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每一个号称“人间天国”的理想之城，都有着极权统治的影子，给城内的平民大众带来的也只有匮乏、混乱、腐败和大屠杀。而历史上的德意志第三帝国、苏维埃主义，其真实历史更是恐怖。▌教训四：“我们的历史被三大阴影蒙蔽”在杜兰特看来，我们的认识被三大阴影蒙蔽：一是互相矛盾的历史证据；二是历史学家普遍缺乏思想高度，带来了种种偏见；三是爱国心带来了民族和宗教的曲解。他说，“大部分历史是猜的，剩下的都是偏见”。历史学首先是无穷无尽的史料学，所以傅斯年才会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面对浩瀚的史料如何选择，如何用像布罗代尔那样综观历史的新史观处理史料，如何避免以今观古的错误历史认知，这既考验历史学者的道德，也考研历史学者的高超技艺。也正因此，他决心将历史重新写一遍，以严谨的历史结论，思想家的视野，世界公民的身份，纠正人类的历史记忆，建立有普世色彩的历史观。这一笔下去，就花了半个世纪。这套经历三次迁移，一次大洪水，才最终被写出来的巨著——威尔

“金字塔这么浩大的工程，被建造得那么精细，各个环节被衔接得那么天衣无缝，建造者必定是一批怀有虔诚之心的自由人。如果是一群有懈怠行为和对抗思想的奴隶，绝不可能让金字塔的巨石之间连一片小小的刀片都插不进去。”——法国天主教徒布克最近，ChatGPT——这一人类历史上的革命性事件引发的关注和讨论，不仅远超正处于转折时刻的俄乌战争，而且还从不同的维度在社会各领域持续发酵。有人说，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仅次于互联网发明本身。ChatGPT对未来人类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乃至世界格局的重塑，虽然刚刚开始，但却注定是革命性的，其底层逻辑如下：●人类将从工程师时代进入创作者时代。因此，鼓励适宜创作与创造的社会生态，将更加重要；●互联网世界知识更新的加速度将越来越快。因此，数据的开放程度、信息的流动速度、自由度，将成为影响知识更新速度最重要的因素；●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制度、教育等水平的差异，进化与被淘汰的加速度，也会越来越快。不过，回到现实世界，ChatGPT的诞生，最头疼的无疑是互联网寡头谷歌公司，最尴尬的，似乎应该是美国政府的反垄断调查部门以及背后的反垄断法。▍颠覆谷歌的ChatGPT打脸反垄断法ChatGPT诞生的新闻公开发布后，谷歌的股价大幅缩水，谷歌管理层更是如临大敌，除了启动“红色预警”外，还紧急召回几位创始人，寻求应对之策。因为ChatGPT对谷歌的挑战，还不是在同一个赛道上的竞争，而是釜底抽薪式的革命——有点类似于当年苹果对于诺基亚的颠覆。为何曾让美国政府担心其垄断地位会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互联网寡头谷歌，在一夜之间竟然也会面临灭顶之灾？谷歌早已经成为web2.0时代的王者，长期占据着搜索引擎市场的垄断地位，在成为互联网寡头之后，谷歌的业务也扩展到云计算、移动智能手机等多个领域。作为曾经的屠龙少年，谷歌当然深知要从战略层面多重布局，以防止自己在互联网世界的垄断地位被新公司所颠覆，但是即便如此，为何最后还是事与愿违？其实，这类屠龙少年最后被新进颠覆者屠龙的故事，不但不是什么新鲜事，甚至可以说贯穿了技术革命的历史，其原因学界几乎早就有了共识：基于市场竞争所形成的垄断地位，是颠覆式创新的结果；某个行业的寡头被后来者颠覆，几乎没有一个是因为大张旗鼓的反垄断，而是源自伟大的企业家精神孕育出的颠覆式创新。经济学家张维迎在《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一书中，更是直接了当地说“企业家精神才是最好的反垄断法”。“垄断”这个词，一直被当作贬义词。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垄断会妨碍自由竞争，妨碍创新的涌现，所以要反垄断。不过，过往的案例却显示，“反垄断”不但没有动摇寡头的垄断地位，也很少推动自由竞争和创新。当年，美国政府对美孚石油的分拆，对微软的反垄断调查，并没有动摇两者的垄断地位；今天，ChatGPT的诞生，同样也不是反垄断的结果。20世纪的历史，曾经上演过好多出“用善良的愿望，将民众带往地狱”的悲剧，为何在经济与商业领域，也会遭遇同样的荒诞剧呢？这自然会引出下面几个更具体的问题：●垄断、创新、企业家精神，三者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说ChatGPT的诞生，可能再次拉大东西方世界的差距？●中国怎样才能出现颠覆式创新的涌现？这些问题，其源头几乎可以追溯到当年的李约瑟之问，回到当下，我们可以借助德鲁克、克里斯坦森、张维迎等人的洞察与作品，来拆解这些问题。▍“反垄断”为何经常被搞反?“遇垄断必反”，在经济领域，这几乎被所有类型的政府视为自己的使命。但事实上，首先要界定，到底何为垄断？哪一种垄断才会妨碍创新，才应该去反？垄断，至少可分为自然垄断、市场垄断、行政垄断三种。自然垄断，是基于地理、历史、文化等原因形成的独一无二性。比如，中国的万里长城、秦始皇兵马俑，埃及的金字塔，这些都是基于历史文化沉淀而成的，具有独一无二性的垄断。这种自然垄断，是不存在竞争者的，自然没有必要反垄断。市场垄断，其实是创新的结果。比如，微软、苹果，以及刚刚诞生就颠覆谷歌的ChatGpt，都是因为它们做了“创新理论之父”克里斯坦森所说的颠覆式创新，才形成市场垄断这一结果。简单说，创新本身就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最重要的手段，市场垄断是创新的结果，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创新，就不可能形成市场垄断。可见，如果反对基于竞争形成的市场垄断，就等于反对竞争、反对创新，这在逻辑是讲不通的。真正的垄断，或者说真正需要通过政府的反垄断（法）来解决的，主要是基于人为强制形成的行政垄断。这类垄断，人为设置了准入门槛，将大量的竞争者排除在外，也相当于人为的消灭了竞争，自然不可能有颠覆式创新发生。▍颠覆式创新史，也是一部企业家精神的绽放史颠覆式创新其实就是对整个行业进行根本性的变革的创新，而不是在原有技术上的小修小补。而近40年的世界历史，至少一半可浓缩为一部互联网的进化史，也是一部政府部门的反垄断史，更是一部“颠覆式创新VS被颠覆式创新革命”的革命史：●比尔·盖茨的Windows操作系统遭遇网景雅虎门户网站挑战；●拉里·佩奇的谷歌搜索引擎与微软平分秋色；●乔布斯的iPhone智能手机颠覆诺基亚王朝，将互联网带入智能时代；●扎克伯格的脸书社交网络遭遇中国短视频APP的剧烈冲击，最后以美国政府的干预收场；●马斯克的星链计划、电动汽车，不但颠覆了传统的产业格局，更是将创新引向更广阔的星辰大海。以上创新，无疑都是教科书级的颠覆式创新。那么，这些创新究竟从何而来？政治哲学家和制度经济学给出的答案一般都是自由市场、私有产权，经常被引用的案例，就是古埃及的金字塔，一定是由一群自由人（工匠）创造的，绝不可能是身披镣铐的奴隶建造出来的。问题是具备这些条件的国家有很多，为何上述这些颠覆创新几乎都发生在同一个国家，甚至主要聚集在一个叫硅谷的地方？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一言以蔽之，就是企业家驱动企业发展所要具备的精神。关注企业家精神与创新之间关系的，早期有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后有提出“创造性破坏”的熊彼特，但将二者关系阐释得最清楚的，首推被誉为管理学之父的德鲁克和他的名作《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在书中，德鲁克把“创新”视为“企业家精神”的标志。德鲁克说：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特有的工具，企业家（精神）最主要的任务是做与众不同的事，而非将已经做过的事情做得更好。德鲁克进而认为，创新可以成为一门学科，供人学习和实践。企业家必须有目的地寻找创新的来源，寻找预示成功创新机会的变化和征兆。更难能可贵的是，德鲁克并没有停留在理论发现的层面，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德鲁克洞察并总结出创新的三种类型、七个来源、六种原则以及四种战略、四种方法。不夸张地说，本书是理解企业家精神与创新关系的封神之作，也是刻意练习创新这一秘笈，绕不开的经典。可见，按照德鲁克对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关系的洞察，互联网颠覆史，同样是一部“企业家精神绽放史”。▍创新者如何走出“创新不能落地的窘境”？如果说张维迎、德鲁克分别从宏观、中观的层面，阐释了企业家精神与市场经济（竞争）、企业家精神与创新的关系，重塑了我们对这些最重要问题的认知，那么，克里斯坦森用“创新者三部曲”（《创新者的基因》《创新者的窘境》《创新者的解答》）回答了那个“最后一公里”议题——“创新如何落地”？因此有人说，在所有讲述“创新理论方法”的作品中，如果只能选一套，首选“创新理论之父”克里斯坦森的“创新者三部曲”。下面是我们从书中选摘出的几条写给创新者的箴言：●创建一个围绕破坏性技术的新的独立机构，确保其得到有效资源支持，不与其他主流业务竞争资源，不受主流客户的左右，而把自己匹配到那些需要破坏性创新产品的客户中。●把实现破坏性技术商业化的责任，下放给规模恰好与目标市场相匹配的一个小规模机构，从而更容易对小型市场上出现的成长机会做出反应。●既定的思维模式和已有的知识不足以支持对破坏性变化进行判断，公司应将创新实施计划变为学习计划，领先企业幸免于难的机会会大增。类似充满哲思又可直接操作落地的箴言，书中俯拾皆是。克里斯坦森不仅调研了超过75个国家、500名世界知名企业家职业生涯中最有价值和创新性的商业构想，更将创新这一绝大多数人眼中“学不来的天赋”化为一种“可激发思维，改良决策，实现财富增值”的思维特点和行为模式。因而，一经出版，即被奉为人人必读的“商业圣经”。▍告别工程思维，拥抱生态思维张维迎在《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从容应对变化最好的方式，是掌握那些隐藏在现象背后的不变的东西。企业家精神就是那种创造变化，但其本身不变的东西。近些年，全球范围内，一边是政府对互联网寡头频频的反垄断，一边是星链计划、ChatGPT等颠覆式创新的涌现。“颠覆式创新、企业家精神、反垄断”三者的关系，早已被事实证伪，然而，在很多人的观念世界里，依然将谬误奉为金科玉律。类似情况，也投射到中国国内。不过，伴随着国际政治的巨变，芯片技术、航空航天、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核心技术的差距也日益凸显，因此，攻克“卡脖子”技术，一时之间成了从政府到企业必须要直面的一场“攻坚战”。然而，解决问题的金钥匙，恐怕不能寄望于反垄断，而过去作为成功经验的“举国体制+工程思维”，或许在工业化追赶阶段、互联网技术应用领域具有后发优势，但却不大可能催生出颠覆式创新，因为颠覆式创新离不开这样一种生态：法治市场经济+企业家精神的自由绽放+创新者特有的心智和行为模式。简单说，从宏观的政治经济环境，到具备特有素养的创新者群体，缺一不可。只有潮水褪去时，才知道谁是裸泳者。然而，潮水正汹涌上涨之际，无论置身事内者，还是旁观者，最需要做的，不是焦灼绝望，而是透过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与创新，洞悉领先者必须具备的生态思维，修炼创新者的内功。为此，先知书店推荐“理解企业家精神与创新”专题书单，精选张维迎、德鲁克、克里斯坦森三位作者的五部经典，大致可对应创新所需要的生态的三个维度。本文的编写受这些作品启发良多。点击下图或者识别二维码，一键收藏“理解企业家精神与创新”五书，购书即赞赏先知书店。策划：先知书店文稿：先知书店店长、万壑松编辑：郭永森▌延伸阅读企业家要拥抱商业文明，不要玩“宫心计”以开放看待文明：人类史上的三种社会秩序有商业的地方就有自由、美德和法治贫穷的地方最需要商业，“脱贫”的地方最需要公益自由不可阻挡，却命运多舛：托克维尔的世纪预言

有人将权力分为两种：强制他人的能力和影响他人的能力。强制力往往以暴力为后盾，强调服从，影响力则主要源自一个人杰出的创造和贡献，其结果是自发追随。有强制力的人不一定有影响力，除非他利用强制力铸成大恶，或因慎用强制力造就大善；有影响力的人大多数都不具备强制力，但对现实和历史的影响，却是长远而又深刻的，因为他们开创性的贡献，重塑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观念和思维。在史学界，就有这样一位历史学家：他并不为大众，尤其是国人所熟知，他在中国的知名度，远不如黄仁宇、费正清、汤因比、麦克尼尔、彭慕兰等人，但他却是被史学界公认的最有影响力的人。有人说“如果历史学设置诺贝尔奖的话，只要他愿意，年年得奖的都是他”。因为他对历史学的贡献，不亚于牛顿、爱因斯坦对物理学的贡献。中国人所熟知的黄仁宇的“大历史观”（macro-history），也只是对他原创性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历史不可能被改变，但却可以被重新定义，而他，就是那个重新定义历史的人。他，就是《论历史》一书的作者，年鉴学派的第二代掌门人布罗代尔——一位在纳粹德国的战俘营中，凭借超凡的记忆力和天分，完成开创性的史学巨著构建的传奇人物。无论对历史的认知还停留在《XX演义》《XX王朝》阶段的历史门外汉，还是只读过几本《XX简史》《XX几百年》的历史爱好者，布罗代尔及其作品都是奢侈品，因为他是“影响历史学家的历史学家”，对大众略有门槛。但他又是必需品，因为他的书能将我们从读历史最容易陷入的五大误区中拖拽出来，进而汲取历史的力量，感知历史的魅力。▌“读历史”最容易陷入的五大误区·误区一：历史是逃避现实的避难所人们在现实中遭遇困境时，常会选择读书，尤其是通俗、演义类的历史，作为逃避现实的工具。毛姆说：“阅读是最好的避难所”，鲁迅也说：“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然而，现实问题恰恰是历史问题的延续和折射，历史不仅不应该成为逃避现实的避难所，相反，好的历史理论恰恰是一把能穿透现实、解剖现实的“手术刀”。布罗代尔最为著名的“长时段”理论，便是例证。在《论历史》等作品中，布罗代尔提出应该从长、中、短三种时间审视历史：◎长时段的历史要看“结构”。即关注长期不变的东西，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这些因素虽然变化缓慢，但它们常常对历史起到最深刻的作用，这是历史的“地理时间”。◎中时段历史要看“局势”。即关注较短时期（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以至一二百年）内起伏兴衰、形成周期和节奏的一些对历史起重要作用的现象，如人口消长、物价升降、生产增减、工资变化等。这是历史的“社会时间”。◎短时段历史看“事件”。即一些突发的事变，如革命、条约、地震等，这些“事件”只是“闪光的尘埃”，转瞬即逝，对整个历史进程只起微小的作用。这是历史的“个体时间”。近些年，三观相近的人见面，问得最多的两个问题无疑是：我们怎么搞成今天这个样子？未来这个世界会好吗？关注现实，就不要将历史当作逃避现实的避难所。其实，这些来自现实与未来的焦虑，或许根本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但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却是思考这些问题最好的框架和工具。·误区二：历史是影射现实的哈哈镜在言说不自由的传统社会，用历史映射现实的春秋笔法，成了很多史学家的无奈之举。因此就有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那么，到底该如何评判这类基于揭露或批判现实的良善目的，不得不误用和滥用历史的普遍现象？这是一个关乎历史到底是什么的元问题。在《论历史》等作品中，布罗代尔没有纠结于历史是否应该求真求善，而聚焦于在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终极目的。为此，布罗代尔将历史视为一门综合学科，历史学家必须要借助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包括地理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甚至统计学、自然科学已有的理论和方法，都应成为历史学的基本工具。可见，与其说历史是一门综合学科，不如说历史是一门复杂的物种。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既不是两个永不交叉的平行世界，但如果把历史等同于现实的哈哈镜，这显然是对历史的矮化。·误区三：历史是别人思想的跑马场由于历史与现实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一直都是理论的丛林、观念的战场，也是个“暴论”的输出机，上面躺着各种理论的“尸体”——从“西方的没落”到“文明的冲突”；从“崖山之后无中国”到“东西大分流”；从“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到“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从“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到“史学就是史料学”；从“微观史”“碎片化”到“大历史”“大叙事”......这些耳熟能详的概念和理论，似乎已成了约定俗成的行业术语。然而，如果不了解这些理论的诞生背景、各自关照的是何种问题，结果就只能对这些“大词”人云亦云、鹦鹉学舌，看似知道了很多，事实上成了别人思想的跑马场，任各种理论思想来回驰骋。著名学者汪丁丁曾将怀特海的深刻洞察概括为：“在任何理解之前，先有表达。在任何表达之前，先有重要性感受”。这个“重要性感受”，体现在布罗代尔《论历史》等作品中，就是“问题史学”。布罗代尔认为：历史绝不是为了恢复过去而研究过去，历史一定要联系现实，提出问题进行研究，所以他宣称：没有问题就没有史学，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要寻找什么，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已找到的东西。关注理论不是做理论的奴隶，而是用理论开启新的世界，毕竟是“理论决定我们观察什么”。“问题史学”不仅是历史学的刚需和前提，用问题史学追问“究竟什么最重要？究竟该如何研究？”更是避免自己的大脑沦为历史学家思想跑马场的必须。·误区四：历史窄化了自我心量长期以来，东西方传统的历史叙事，都约等同于政治军事史，历史被窄化成了围绕帝王将相的单一宏大叙事和鸡零狗碎的宫闱秘史。对“政客”“英雄”“妃嫔”的过度关注，使历史沦落成一门“成功学”“偷窥学”，读史者的眼中、心中自然没有了芸芸众生，原本复杂的世界被简化成“忠奸”的脸谱，其结果是个体价值的漠视，复杂世界的简化，读史不但不能明智，反倒束缚了心智。对此，历史学家王汎森说：“历史应是一门扩充心量的学问”，而扩充心量的前提就是关注视野的扩大。”在《论历史》等作品中，布罗代尔指出：只有整体史(Total

传统的力量之大，远超想象。比如春节。虽然自1912年中华民国诞生开始，“元旦”就成了“法定”的新年的开始，甚至，袁世凯、蒋介石先后都曾尝试过，通过废除作为文化传统的春节，将元旦确立为新年开始的方式，以此来传递自己彻底与封建帝制决裂、实现共和的决心，但都以失败告终。即便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无论元旦前后，媒体人写了多少篇热情洋溢的新年献词，都改变不了“元旦”更多是“财务年”意义上“新年”之始，而春节，依然是中国人辞旧迎新的符号这一事实。尤其是经历了连续三年疫情防控，“出行自由”在一夜之间被恢复后的今年春节，其意义更不同寻常——人们被压抑许久的情绪，让今年的春节，比往年似乎来得更早一些。不过，无论新年的开始是元旦，还是春节，过去的一年，世界和中国所发生的巨变，都让我们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参与者。过去的一年，已成为历史，但它的影响，并没有随着新的一年的开始而递减或消失。▌过去一年的世界其实，早在2022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全世界都知道这一年，将会始于一场体育盛事——北京冬奥会，终于另一场体育盛事——卡塔尔世界杯。然而，当它成为历史的时候，我们才发现竟然飞出那么多的黑天鹅。1.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世界再起战火，并持续至今。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爆发战争，过去的一年，整个世界几乎都笼罩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霾中。对待俄乌战争的态度，从一开始的两种声音——其实对战争性质的界定、战争胜负的预判，国内声量最大的恰好是与现实相反的——现在几乎成了一边倒的境况。今天，几乎没有人再会怀疑战场上的胜负了，更多的人都在关注、讨论战争结束后，俄罗斯民族的走向、俄乌战争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以及新的一年，俄乌战争如何重塑世界政治格局。过去的一年，可能俄乌战争这只黑天鹅太过抢眼，以至于英国政坛巨变、斯里兰卡政局动荡、伊朗国内的爆发的群体抗议运动等这样的黑天鹅事件，也成了转瞬即逝的“流星”。◎多名政治家谢幕，其高规格的葬礼，让历史与现实照进人心。过去三十年，世界的主旋律是我们所熟知的和平与发展，然而，过去的一年，参与或塑造这段历史的多位政治家相继谢世。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苏联末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逝世、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同志逝世。这些政治家有些执政生涯平平淡淡；有些迄今被诋毁但实际上为人类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有些则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将国家引向正确的方向。过去的一年，世界以各种方式致敬这些政治家，一方面是对和平发展年代的怀念，但更多是在表达一种对现实的态度。2.科学理性的力量更加强大◎可控核聚变取得重要进展，人类距离可改写科学史的“永动机”的诞生，似乎只有一步之遥。2022年12月5日，美国能源部宣布，在加州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LLNL）所设立的国家点火装置（NIF）中，首次实现了可控核聚变的“净能量增益”。这是世界上首次激光核聚变点火，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历史时刻。该技术一旦成熟，“永动机”将不再是笑话，现实世界万物运转的动力将不再是传统的能源，而是先进的技术，科学和理性塑造世界的历史将再度加速。未来几十年，可控核聚变技术一旦商业化，世界经济政治版图将会更加的明朗和“固化”——那些自由和创新涌现的地方，将再次引领未来的世界潮流，而过度依赖资源禀赋的地方，其衰落不仅不可避免，而且还会加速。◎全世界走出了疫情的阴霾。2022年2月24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布，终止所有针对新冠疫情的限制，包括对感染者不再进行隔离，并结束免费核酸检测。西方其他多个国家也陆续宣布疫情结束。年中，朝鲜疫情爆发，但大概短短两个月，官方宣布疫情得到控制。2022年年底，卡塔尔世界杯如期举办，紧接着，中国一改沿袭了三年的疫情管控措施，从政策端推动工作、生活的常态化，到2023年春节前，放开管控后的第一波疫情感染高峰期即将结束。“大灾不过三”是农业文明时代中国人对各类天灾的朴素认识。今天，我们与其说新冠疫情让“大灾不过三”的古语再次应验，不如说现代社会的运转逻辑与复杂的经济社会分工，“三年”是一个社会承受能力的极限。疫情固然难以防范，但打败人类的，从来不是天灾人祸，而是人类自身的缺陷。3.现代文明遭遇重创，但其内核依然坚固如果说局部战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地震”、后疫情时代的冲击等事件，重创了现代文明，那么，英国女王的葬礼和世界杯，向全世界公开宣告了自由与和平。2022年9月8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无数民众、政客、媒体参与了葬礼仪式，仪式可谓空前绝后，高规格纪念英女王的背后，其实是一场对捍卫现代文明——政治文明、司法文明、工商业文明、科学文明的集体宣誓。（读懂这一事件底层的文明密码，点击阅读《现代世界的诞生》）2022年12月19日，阿根廷以7比5的成绩击败法国，夺得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冠军。阿根廷球星梅西终获“球王”封号。有人说，足球就是现代的“战争”，但它是以和平友爱竞争的方式展开的。同理，市场经济也是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也是以和平友爱的竞争方式展开。特别是在三年疫情、俄乌战争的背景下，以及世界杯前伊朗国内爆发的集体性抗议事件这一特殊时间点，都让这届世界杯显得尤为重要和特殊。我们相信人类所有的冲突，最后都会越来越多以足球这种“战争”形式解决。正如史蒂芬·平克所说，人类现代文明演进的重要标志就是越来越少的暴力。爱好和平是全人类文明的共同信念。▌过去一年的中国周有光先生曾说，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且由于今天中国的体量、历史文化的特殊性，我们看过去一年的世界，是为了看清过去一年的中国。而要看清过去一年的中国，我们必须借助一位非常重要的历史学家和他看历史的“三时段”理论。他就是年鉴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打开历史的“金钥匙”：布罗代尔的“历史三时段”论布罗代尔在《论历史》等作品中，曾阐述过从“三时段”的视角看历史的理论。他认为历史学家应该从长、中、短三个时间视角审视人类历史，融合多学科、跨学科的方法论，才能得到一部人类整体史（Total

如果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那么，政治无疑是国人的信仰，而国际政治，则是被高谈阔论最多的分支。关于很多人对国际政治的认知，网上有个段子说得好：下限是左邻右舍的鸡零狗碎、上限是《三国演义》中的三国争霸，平均值则是“黑暗森林式国际政治想象”——要么“是我们的一盘大棋”、要么“他们迟早玩完”。中国哲学家邓晓芒也说：“我见过不少民间的谋略家或军事家，个个高卧隆中，放言高论，无非是战国七雄，天下三分，都是些厉害角色。但从他们嘴里听不到公平和正义，听不到人道和权利，也听不到价值和文明。所有的只是“赢”的技术和“霸”的良策；也听不到人间的疾苦和现实的纠结，所有的只是沉溺于章回小说中的自我陶醉。”无论江湖段子，还是哲学家的洞察，国人对国际政治的认知，都停留在“丛林法则”，而非政治科学。之所以如此，离不开两大原因：1.

国际史学界有这样一句话：“如果史学成为诺奖奖项，只要布罗代尔愿意，每年获奖者都是他自己。”另有多名历史学者说：“史学界有了布罗代尔，我不得不转而从事其他行业。”也有很多人表示，20世纪诸多历史学大家中，如果只挑选一位封为大师的话，这个人必定是布罗代尔。布罗代尔究竟有何贡献可以担当如此高的评价？可以不夸张地说，所有现当代史学家都是布罗代尔的“孩子”——布罗代尔把新生的年鉴学派推向了高峰，历史的书写，从此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视野扩大：从单一的政治史到全景的历史传统历史学中，历史要么被当做道德和政治的经验教训；要么与政治、政权、意识形态紧密相连，为当下的政权、民族和国家制度，提供历史的依据。布罗代尔及其年鉴学派则扩大了历史视野——历史被看成综合过程，成为一种全景的历史（total

编者按：今天是英国著名保守主义思想家埃德蒙·柏克（Edmund

如果要选出“内涵最深刻、外延最广泛，但却被滥用最多”的词汇，“灵魂”一定名列榜首。灵魂，是“赞美界的天花板”。哲学家叔本华将才华形容为“灵魂的觉醒”，亚里士多德将快乐的最高层次形容为“灵魂的快乐”，我们形容文艺复兴大师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也说他雕出了人物的“灵魂”；灵魂，还是“人生境界的水平线”。有人说，人生有三个境界，依次是物质的境界、精神的境界、灵魂的境界；塞·约翰逊则说，人一旦失去了灵魂，就会手足无措。可见，“灵魂”是指居于复杂事务中心位置，并且具有先决性的东西。对个人而言，失去灵魂是一场悲剧，对现代社会而言，失去灵魂，是一场灾难，而认错灵魂，无疑是所有灾难的源头。不过，如果要问，现代社会的灵魂到底是什么？不仅与文明接轨的现代人鲜少去反思，即便很多“现代社会的渴慕者”，也往往答案模糊。因为“现代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看似清晰，但定义模糊的概念。现代社会：“市场的逻辑”取代“强盗的逻辑”的社会何为现代社会？对这个超级问题，人们往往因对“现代”“现代性”“现代文明”等理解的差异，而给出不同的答案。不过，如果问起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主要区别，意见再迥异的人也会达成如下共识：现代社会就是以协作取代传统社会的对抗或争斗，以契约取代传统社会的身份或阶级。可见，平等、协作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而这正是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经济学家张维迎更直接地说，现代社会主要遵循“市场的逻辑”，而传统社会则遵循“强盗的逻辑”，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现代社会就是“市场的逻辑取代强盗的逻辑”的社会。我们还可以借用马克斯·韦伯的“三标准模型”来定义现代社会。简单说，韦伯将社会架构分为经济、政治、价值三大维度，按此框架，现代社会可被描述为三句话：经济上以分工合作为基础的陌生人交易社会；价值上以“自由、平等、公正、诚信”等理念为前提的契约社会；政治上以有限政府、法治为架构的民主社会。不过，哪个才是现代社会的灵魂？迄今认为最接近标准答案的，不是制度，就是普适的理念和价值，而“经济”，似乎只是实现这些目的之工具——苏联式的管控经济、凯恩斯式的调控经济，或者近些年听得最多的市场经济，好像只是工具箱里可根据需要任意选用的“锤子”或“扳手”。市场经济：现代社会的灵魂市场经济之所以是现代社会的灵魂，因为它不仅催生了现代社会的诞生，成为现代社会首当其冲的元问题，还让“经济、政治、价值”三者联动起来，推动着现代社会持续、健康运转。▌唯有市场经济

这是一本不用写一个字推荐语的名著。这本书的作者，是学界一位里程碑的人物。很多人强调，他在经济学界的地位，堪比社会学界的马克斯·韦伯、科学界的达尔文。与之相比，他诸如“新制度经济学奠基人”新经济史先驱者”、甚至“诺奖得主”等荣誉和称号压根不值一提。当年，本书作者有关“制度创新”的观点卜一问世，一石激起千层浪，并迅速登顶经济史学界新浪潮的最前沿，深刻地刷新、重塑了当时关于国家兴衰的认知，其影响力更横跨近半个世纪，并至今不衰。比如：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路径依赖理论”“国家理论”“搭便车理论”“意识形态理论”等概念、范式无不来源于他。而当下，作为中国经济学天花板的周其仁、张五常、吴敬琏、张维迎、韦森等知名经济学家，皆深受他的影响；华人世界“离诺奖最近的经济学家”杨小凯的“后发劣势”理论，亦从他那儿得到了启发和借鉴。他就是诺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这本书就是他的成名作，也是被无数思想家、学者奉为“案头书”的《西方世界的兴起》。简述本书的核心洞见：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后来居上的主因，不是技术变革、不是人力资本、也不是资本积累，而是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制度创新，尤其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明确的产权保护等要素的出现。而书中关于财产权等核心论点与《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不谋而合。不过，诺斯的贡献在于进一步弥补了亚当·斯密未能认识到的空白，这些案例与细节亦在书中得到丰富展现。不过，由于书名极易被人误解，必须强调一句，本书研究的对象是“西方世界”，但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其解释力则是普适的。上世纪80年代，本书引入中国后，迅速被奉为不可不读的社科经典，是国家兴衰、经济史研究者、

著名保守主义思想家、保守主义之父埃德蒙·柏克曾有一个著名“定律”：任何打着“自由、平等、博爱”旗号，却以暴力建立、凝聚的政权，如果不接续上本国、本民族的自由传统，回到良序的轨道上来，便不可能繁殖养育，长久延续。这个定律不仅适用于当今绝大多数现代民族国家，更是对发生于233年前那场“改天换地”的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今天，当我们提及这场大革命，谈论起的“人民主权”“民主”“人人平等”“民族国家”“总动员”“左派”“右派”“意识形态”等等语汇，都是这场“政治与精神”领域的大变革，对当今世界造成深刻影响的证明。爆发于1789年7月14日的法国大革命，由一场加税运动而起，以攻占巴士底狱为号角、因《人权宣言》而“加冕”，却最终以拿破仑的复辟而告终。攻占巴士底狱的群众身上无疑闪烁着正义的曙光，“自由、平等、博爱”的宣言震撼整个世界，但当雅各宾专政的铡刀高高举起时，也就同启蒙运动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先贤的初衷渐行渐远，激进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暗流在巴黎的激荡，将它变得面目全非。正如德国诗人海涅所说：“播下了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如今回望大革命硝烟的同时，希望我们也能记住大革命的教训。▍法国大革命的第一个结果：民主政治

刚拿到吴敬琏先生的《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一书，第一感觉是只有关心中国经济民生、国家转型的企业家、公务员或历史、经济爱好者才会读。毕竟，把“40年改革开放”作为题材，这样的断代史不仅少见，主题也很特殊，在娱乐至死、流行躺平的当下，怎么看，受众都是极少数。但在收集本书信息时，在相对还比较纯粹的豆瓣上，竟然看到近千位读者为这本书打出了五星好评，评论也很直接：“第一次有被作者捏在手心的感觉”“太真实了”“读完毛骨悚然”“深刻到令人窒息”，看评论，读者显然是出圈了......一本经济主题的断代史，为何能积攒这么多圈外读者的口碑？我们在看了上百条好评、十余篇长书评，并通读完整本书后，发现口碑主要来自三方面：◎“这本书很有画面感，让人如临现场”——细节中隐藏着玄机，细节中能看到“魔鬼”。在书友的反馈中，多次提及“画面感”、“现场感”、“身临其境”等等词语，仿佛书中的历史，在眼前复活了。的确，这本书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很好读。不仅文字简洁、干练，明白如话，更重要的是，这本书体现了什么叫“魔鬼都在细节里”。吴老写历史，并非泛泛而谈，也不止是只有框架和结论，而是将大量的细节融入其中，既增加可信度，也让读者知道每场变革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看到历史关键时刻的众生相。这是吴老作为改革进程的亲历者、参与者独有的优势。比如他写80年代后期，时任领导人艰难抉择时的勇气、顾虑，或写改革派与保守派的观念交锋、利益博弈，呈现给读者的，既是亲身的经历，更是扎实的史料、翔实的数据，以及细致的描写。这样的写作，往往能把读者拉回历史现场，从细节中发现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玄机，让被遮蔽的“魔鬼”一个个复活、现身......难怪很多读者感叹：一本经济改革史，竟读出了强烈的“沉浸感”、“现场感”，既过瘾，又贴近、感知了真实历史。◎“只有吴敬琏先生，能写出这样一本书”——要驾驭刚刚发生的经济社会变革这样的宏大命题，实践智慧比一般的理论更重要很多关注经济改革的读者，其实对吴老早有耳闻，也在网上看过不少他直谏敢言的文章，知道他是“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但是，能驾驭1976年-2018年长达四十多年的中国经济社会变迁史，既要做到紧扣主线，把“统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五次惊心动魄的博弈历史，全景式、客观地呈现出来，又能从经济变革中，提取出有助于当下和未来，推动整体性改革的经验教训，这是单纯的学院派做不到的。吴老的人生经历、家国情怀、实践智慧，这些集于一身，才让这本书有了“唯一性”：·

史料载，西晋时期曾发生了一次灾荒，导致全国农作物大面积歉收，很多老百姓无粮可吃，只能挖树根、啃树皮，饿死了很多人。消息传进当时的皇帝晋惠帝耳中后，他很想为自己的子民做点什么，便问官员，老百姓没饭可吃，为何不去喝肉粥呢？这个简短的对话，被唐朝史官编入《晋书》，成了今天“何不食肉糜”的来源，晋惠帝也因此留下千年骂名。晋惠帝久居深宫，不知民间疾苦，却心忧自己百姓，这才有了何不食肉糜的荒诞。然而，更荒诞的是，在全民教育普及，资讯发达、信息过剩的今天，“何不食肉糜”的荒诞，却依然充斥社会各领域。比如，在“如何提高贫困群体的收入”问题上，一位好心的官员表示，可以把“闲置的房子租出去”、开“私家车出去拉活”。在这位官员眼中，贫困群体都有车有房，且不止一套——连掌握统计数据的官员认知都如此荒诞，其他人便可见一斑。其实，不唯政治、官场，在中国经济面临危机的当下，“何不食肉糜”的荒诞言论，在所谓经济专家身上，更是集中、扎堆出现。▌经济问题：“何不食肉糜”专家的大舞台衡量经济健康程度的三大指标之一：就业率，在最近几个月遭遇了“滑铁卢”，民间一时议论纷纷，很多专家更是耐不住寂寞，亮出了看家本领。比如，最近引发讨论的“失业税”，据说便是某位专家拍脑门的结果。他认为，要帮助失业群体走出困境，政府应征收“失业税”。初看，可能以为这是个段子，但这位专家的思考路径，却相当“严肃“：1.失业率上升不假，但很多人属于“主动失业”——因为对工作挑三拣四，高收入的干不来，低收入的不愿意干。2.这样的人，实在很坏：要么在家啃老，破坏家庭和谐；要么吃失业救济金，有愧国家财政；整日游手好闲，还可能犯罪。3.用失业税逼他们尽快就业，可一举多得：国家有税收，失业被解决，从此家庭和谐、经济增长、社会稳定。或许是觉得这样还不够荒诞，有专家更进一步建议“付费上班”，一可解决找工作的难题，二可为企业提供流动资金，帮助创造更多岗位。对此，很多网友、文章批评“专家的良心坏透了”“建议专家不要再提建议”。但其实，“失业税”不仅是个道德问题，更是个经济领域很普遍的认知问题，任何版本的“何不食肉糜”，都存在三个共通的认知缺陷：没逻辑、没实践、没常识。具体到这位经济专家，也是如此。▌没逻辑：因为不遵循基本学理就“失业税”而言，至少犯了三种逻辑谬误：◎不当预设：“失业税”的结论，建立在“大规模失业是主动选择”的假设之上。但这既不符合现有经济学的解释，也没有任何必要的数据支持。◎以偏概全：的确存在因为丧失劳动积极性，因而选择混低保、吃失业救济金的人群，但极少数并不等于大多数。◎自相矛盾：对丧失经济来源的人收税、对需要帮助的人施加惩罚，不仅是逻辑上的自相矛盾，更证明了专家的非蠢即坏。因为违背基本逻辑，即便不懂经济学的人，凭直觉也知道“失业税”很荒诞，更何况，这建议出自所谓专家。专家不仅应该在逻辑上体现出远超一般人的严谨，在提出新观点时，更该遵循现代学术的三个基本学理：自洽、他洽、续洽。首先，理论必须逻辑自洽，不能自相矛盾，不能包含悖论；更严苛的标准，是保持“他洽”——在不能证伪其他主流学说的情况下，理论必须与之不发生矛盾。比如，“相对时空观”刚问世时，因为与“经典时空观”不兼容而未被采纳，直到爱因斯坦证伪“经典时空观”，它才被普遍认可为更强大的解释体系；▲相对时空观：空间被重力场扭曲，导致光线偏折最重要的是“续洽”——新理论在诞生时，往往是为了解释当时的历史和现实，但要真正成为经典的理论解释，还需要在多年之后，仍然能够持续地解释新现象、兼容新理论。以费孝通先生研究中国乡土社会的名著——《江村经济》为例，这本首版于1939年的书，因为真实还原了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并说明了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社区的结构关系，而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工作中的一个里程碑”。如今多年过去，很多现象都发生了变化，但这本书的观察视角，分析框架，依然适用，它也依然是研究中国社会绕不开、不过时的经典。再以厉以宁先生首版于32年前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为例，该书在当时使用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学概念——”非均衡”，因为很好地解释了中国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因而成为当时学术界广泛认可的理论体系。随后32年，中国经济的面貌发生了巨变，按道理这本写于数十年前的书，使命也就到此为止，理应过时了。的确，在经济发展顺遂的年代，除了中国经济的观察者、研究者之外，这本书几乎无人问津。但最近几年，在经济问题日渐严峻，而与之相应的改革却严重缺位，甚至出现停滞、倒退时，很多读者发现厉以宁先生在书中所揭示的“非均衡”本质，不仅早就预言了这一天，乃至开好了定性、定量的药方。——符合学理的知识，因为深刻洞察本质、尊重逻辑，所以解释力并不局限于一时，而是具备跨越时代的远见。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一书对于预知中国经济改革可能遭遇的危机、洞见改革的方向，仍然具有高度的参考价值。▌缺实践：不躬身入局，便只能纸上谈兵其实，不唯专家，中国大部分社科领域的知识分子，自古都有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主要原因有二：1.觉得那不是“君子”所为——《易经》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又说“君子不器”。因此，形而下的实践，便为“君子”所鄙视。今天的很多专家，尽管在“求道”上一无所得，却照样瞧不起实践。2.认为进入实践，反而阻碍真知——古语云：“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意思是置身事外，反而更能看清本质。但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旁观者”之所以拎得清，就在于他也曾是当局者。如果没有实践中的亲身感受，再怎么旁观也只能隔靴搔痒。正因为缺少实践，各种专家、知识分子的理论，往往很容易架空于现实，一旦广为推广，便可能带来严重灾难。“失业税”便很典型——它不但会因为遭遇最基本的道德非议而无法落地；如果强制推行，反而会导致严重的人道灾难、社会动荡。历史上并不缺这样的真实案例：王莽变法、法国大革命，以及20世纪多场因激进思想而引发的灾难，无一不是如此。那么问题是：为什么缺少实践的知识，一旦遭遇现实就会溃败？◎实践是不可替代的学习方式，它产生特殊的“意会知识”波兰尼在《个人知识》一书中提出，人类除了通过语言、文字、数据库传播的“显性知识”以外，还有一种只能通过实践感知的“意会知识”。比如对人性的认识；游泳、开车等等技能；信仰中的超验体验；组织中不成明文的惯例等等；这类知识看再多理论也很难学会，只能在实践中通过亲身感知来学习。经济学不仅有书面上的“显性知识”，同样存在大量“意会知识”。比如，市场改革的理念，要如何通过中国的政治体制，运作成为现实？这一过程中，便充满了大量“意会知识：体制中“非明文的惯例”；主要“拍板者”的个人行事风格、心智模式；利益集团之间的隐形交易与博弈等等。若非置身事内、亲自实践的人，很难感知到其中的暗流涌动与难处所在，更遑论设计出能被游戏规则接受，并顺利往下推动的改革方案。▲王莽新政看似超前，但因为脱离现实而弊端累累真正能够将理念，落地为现实的人，必须既懂经济学规律这样的“学问”，又具备理解现实，将规律运用于现实的“技巧”——这种对学问与技巧的平衡，被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实践智慧。以中国经济学泰斗，已过耄耋之年的吴敬琏先生为例，他便是极少数具备“实践智慧”的经济学家，通过他的学术成就以及人生经历，可以总结出在经济学领域，具备“实践智慧”的两个特征：首先，要有理论高度——既要懂得经济学的普适规律，又要不断探索前沿理论——这是吴老经受严苛的经济学训练并不断思索的结果，也是他屡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深刻理解现实，把正确的理论，通过正确的做事方法，落地为现实，而这必然需要长期的实践经验。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过程中，吴老始终置身事内，通过亲历改革难点与痛点、理解体制规则、参与高层决策，从而设计出一条阻力最小，使得正确理念能够落地为现实的方法。通过他的

有一位“先生”，从“五四运动”被热血青年树为一面爱国大旗至今，无论历史如何巨变，它似乎永远都是正确的代名词。社会精英反复使用它，主流媒体不断强调它，每个人一生接受的绝大部分教育，都是它的延伸课题，然而，无论是在宏观的政治、经济领域，还是每个人的工作、生活，它的基本精神、以及方法都严重缺失。它拥有巨大的力量，正确地使用它，伟大的发明、财富的创造会不断涌现，然而，一旦滥用，灾难便会纷至沓来。——它，就是“赛先生”：科学。曾几何时，科学几乎成了“真理”的代名词，“这不科学”成了人们嘴里下意识的口头禅，似乎印证了科学的深入人心。但实际上，这却也代表着，科学被滥用于某些本不属于科学范畴的地方，比如，政治、艺术、信仰等等。相反，在很多本属于科学问题的领域，比如：对“被卡脖子”技术的研发，疫情的防控等等，要问何为科学思维、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却少有人能说清。因此，现实中种种反科学的愚昧、荒诞、极端，屡见不鲜。▌科学的滥用翻开20世纪的灾难史，几乎就是一部科学被滥用的历史。◎进化论被滥用到社会领域，人伦丧失、人道主义灾祸频仍进化论，本属于生物科学的范畴，其基本法则“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被滥用于人类社会，便形成了臭名昭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用科学的方法“培育优良基因，灭绝劣等基因”：欧美各国相继通过了“绝育法案”，而纳粹德国更是以“劣等民族的名义”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吉普寨人、斯拉夫人.....将某种优良的基因，通过政治、技术手段向全社会、甚至全世界推广，这正是科学主义被滥用的表现，结果无一不是人道主义灾祸。▲电影《发条橙》里，科技被用来强制改造人的思想◎致命的自负：用”科学“规划经济一战前后，第二次工业革命起飞，爱因斯坦“相对论”诞生使人类可以计算出天体运行规律。这极大地助长了人类的自负。面对资本主义带来的周期性危机和贫富悬殊、资本主义的“软弱和不公”，以“科学主义”来管控国家经济和政治——由强大的管理机构收集、计算全国的需求，然后组织生产、分配，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想法，从学界的探讨最后变成不少国家的实践。

对真正自由之本性的把握，是那样不确定和混乱不清，这是最持久、最难以克服的障碍。——阿克顿勋爵编者按：自由一直是人类文明中极为重要的基本价值。然而，自由的本质，只有少数人能够看清。现代文明意义上的“自由”一词，从进入中国开始，就面临理解的混乱。不但有古今含义的混淆，还有中西文化语境的差异。以赛亚柏林认为，两种类型的自由之间的冲突，没有人比贡斯当看得更透彻，表达得更清楚。首先，先生们，请问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一个美国公民今天所理解的“自由”一词的含义是什么？▌什么是今天的自由

期间，劳资冲突虽时有曝光，但市场经济为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创造了自由迁徙，自由择业的机会，取而代之的是国民收入的普遍增加，城市置业率的大幅提升，以及让世界注目的GDP每年近两位数的增速。

有人说，学者往往分为两种。一种通过聚焦历史，以关怀现在；而另一种通过立足现实，来影响未来。这其中，前者以国史大纲作者，“最后一位国学宗师”钱穆为代表；后者则首推“精准预言未来趋势”而被公认“互联网教父”的凯文·凯利。

笛卡尔发现他在做梦的时候，梦境中的真实，竟让他丝毫无法接受自己的梦境竟是一场虚幻。于是他追问道：“我又如何知道，我醒来之时不是在另一重梦境之中呢？”

很多自诩为了解哈耶克的读者，要么简单地给哈耶克的思想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要么走入另一个极端，回避中国的问题意识，沉浸在哈耶克思想的故纸堆中。——题记1992年3月23日，被称为“观念的囚徒，自由的卫士”的思想家哈耶克逝世。哈耶克的一生跌宕而幸运。他亲眼见证电器工业化的起飞，亲身参与世界大战。他见证了苏维埃的幻灭——事实上，他本身就是乌托邦的掘墓人。

◎政治机会相比经济，政治才是真正决定“社会规范”最底层的逻辑。良善的政治，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和平、公正的开放政治机会，可以防止暴力，也可以让品行高洁、年富力强的人更容易脱颖而出。

历史的使命感，以及审慎的态度，也让阿克顿难以猝然下笔。最后他留给世人的，除了满屋的卡片和残稿，就只有寥寥几部文集。而这不多的几部作品，却让后人推崇备至。而《近代史讲稿》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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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人们对互联网有两种对立的未来想象，一种认为互联网代表了人类自由民主的未来；另一种则认为互联网带来的只能是浅薄、粗鄙和混乱。我不赞同这样的极端想象。”——徐贲《人文的互联网》18世纪80年代末，法国底层社会开始盛行一种“八卦文学”的小册子，这种作品投法国底层民众所好，对路易十六、王后和权贵大臣的隐私进行添油加醋、夸大其词、抹黑编造，内容中充斥着对当时上流社会奢靡骄淫的记述，这让民众对路易十六治下的上流社会，越发地嫉妒和仇恨。

这种启蒙思想，虽然对现代启蒙有重大贡献，却也带来了法国大革命的腥风血雨，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下多少人被无辜滥杀。后世以法国启蒙为原型的现代化，也常常走向理性、人道的反面，将人间变成了修罗血狱。

作为观念的“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进入中国后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而近百年后的今天，“德先生”踪影难觅，而“赛先生”亦身份不明，正如有人所说，对很多中国的精英群体来说，“赛先生”依旧还是个客人。

总之，人人都知道信任很重要，但似乎都被信任危机包围；信任的建立，离不开声誉、法律与制度——这个道理，很多学者都懂，但却回答不了上面的“信任怪圈”。因为今天的“信任怪圈”，是下面几种巨变的结果：

阅读陈乐民是为了获得一种羞愧感文：阎连科

◎最易传播与“俘获”人的，往往是“有毒思想”：在人类思想史上，有毒而深刻、有毒却充满道德热情的思想并不罕见，民众常常被这些剧毒观念俘获，成为灾难当中的棋子和牺牲品。我们该如何辨别知识分子的剧毒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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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定义的亲密关系，是成年人之间成熟的爱。所谓成熟的爱，是认可并接受人本身并没那么纯粹，有私心和杂念的这一事实，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一种最不坏的相处方法，使两个人在相处中达到一种相对和谐的幸福状态。

3.语言即审美——空洞、粗鄙的语言一旦泛滥，导致语言丧失了思辨、审美的功能，人们活得越来越浅薄、粗俗。例如，“政治正确”泛滥的时代，语言非但没有“紧缩”，反而更加“通胀”，结果“美盲”取代“文盲”。

古往今来，无数人为了坚守、传播超验的信仰，甘愿舍弃名利，走出舒适区，忍受苦难，甚至放弃自己的性命和哲学。但很多追求实用的大众，崇拜理性的学者，无法理解这种超然的体验，于是对它视而不见、惊诧莫名。

赵洪云的孩子今年刚好读大学，因此他写《爸爸与小孩》是给自己的孩子最好的一份成年礼。这本书的出版也是给所有想要培养孩子的人文素养、健全孩子的心智、建立一段良好亲子关系的家庭的一份陪伴礼、成长礼。

有一位高位截瘫的残障人士，连生活都无法自理，却是“自杀求助热线”的志愿者。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有轻生的人打电话来，他总是这样鼓励对方：“你看看我，连我这样的人都在拼尽全力活着，努力实现我的价值……”

愚政：为什么聪明人会做出愚蠢的决策？文：巴巴拉·塔奇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