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来，随着对外交流、国际处境变化、帝国疆域的移动，中国其实有四次改变传统天下观或者世界观的机会，可以使“中国走出中国，重新打开眼界、认识世界”。可是出于种种原因，很遗憾最终都没有改变中国认识世界的旧有观念。”传统中国认识世界的道路是曲折和充满挫折的。先秦时代，中国人就已经形成了认识“天下”的一些特点：●第一，古代中国人想象中，天下就是九州和它的周边。所谓九州就是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大概就是现在中国的核心区域，或者说主要是汉族中国人居住的区域。●第二，所谓周边，在古人看来就是一些野蛮人，包括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按照古代中国人的想法，这些五方之民（华夏、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文明人就是文明人，野蛮人就是野蛮人。●第三，野蛮人要服从文明人，周边的蛮夷要向文明的华夏进贡、臣服。这种观念经过先秦到秦汉大一统，逐渐形成固定模式，成为一种文化基因，一直留存在我们传统汉族中国人心里。这种古代叫做“天下观”或者今天叫做“世界观”的东西，成了我们的标配。后来无论是汉唐宋元明清，都没有改变这种想象世界的方法。可是改变的机会有没有？有的。两千多年来，随着传统中国对外交流、国际处境变化、帝国疆域的移动，其实有四次改变这种天下观或者世界观的机会，可以使“中国走出中国，重新打开眼界、认识世界”。可是出于种种原因，很遗憾最终都没有改变中国认识世界的旧有观念。
▲《万国来朝图轴》，故宫博物院藏
▍第一次机会：
第一次机会是中古时期，大概公元1-7世纪，契机是中国世界视野的拓宽和佛教世界观的传入。●第一是汉族中国人活动范围的拓宽。张骞、班超通西域，以及西部、北部各种非汉族——匈奴、鲜卑、突厥、回鹃进入汉族中国核心区域，大大开阔了中国对于世界的认知。●第二是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的世界知识形成巨大冲击。外来佛教徒给中国带来了丰富、蓊郁的知识，而本土佛教徒到印度去寻求佛理，也打开了中国对于世界认知的视野。特别是4-6世纪来到中国的佛教徒和远赴印度的中国佛教徒，他们撰写了很多有关中国之外的世界著作，也翻译了一些像世界纪、外国传之类的书籍。由于佛教进入中国，中国不得不开始正视自己的周边。甚至在佛教徒看来，印度和佛教文明比中国文明还要高明——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印度才是世界的中心；中国不是最高的文明，印度才是最高的文明；最伟大的人物不是诞生在中国，而是诞生在印度，即释迦牟尼。这种观念给汉族中国带来非常大的文化冲击。南朝时期，曾有佛教徒和儒家进行辩论：在传统中国人认知中，中国是天下的中心，洛阳是中国的中心，也是大地的中心；而佛教徒编的一本书《佛祖统纪》，里面有三幅非常珍贵的地图，显示了佛教徒心目中世界有三个中心——一个叫东震旦，即中国，一个叫西域，即现在的新疆、中亚、内中亚一带，第三个是印度。这三幅地图的并列，很大程度上挑战了传统中国的世界观念。可遗憾的是，佛教并没有征服中国，因为在中国政治永远高于宗教，佛教的知识逐渐边缘化，中国失去了一个改变世界观的机会。
▍第二次机会：
第二次机会在宋代。与汉唐“天下帝国”不同，宋和唐相比，疆域缩小了一大半。宋朝北部先后有契丹、女真、蒙古，东部有高丽，再远隔海还有日本；西边有西夏，西南有吐蕃和大理，南边有安南。缩小的大宋帝国逐渐成了亚洲各国中的一国，汉唐两代庞大的自我中心的天下帝国，成为一种历史记忆。而正是这个时候，宋朝人才清楚地意识到内和外的关系，逐渐形成一些新的世界认识：●第一，肯定外国存在的合理性，被迫承认他们不是蛮夷，是和自己对等的国家。宋朝人逐渐形成这样一种世界观：宇宙有阴也有阳，天下也有中也有外。●第二，改变了过去“华夏中心”的观念。宋朝人开始承认中国并不大，外面的世界很大，在大地之上、星空之下还有很多外国和异族，就连二十八星宿所对应的分野（之前只和中国对应），也开始既有中国也有外国。●第三，敌国压迫之下，渐渐改变了对“四夷”的态度。而且，宋代的交流中心从西北转向东南，从陆地转向海洋，对域外的知识越来越多。宋朝出使外国的使臣与负责贸易管理的市舶司官员，留下了大量关于外国和海外的文献。可是历史非常诡异，宋代的这些新观念并没有在历史学里生根，反而后来在历史中逐渐消失了。再后来继承宋朝疆域和族群的明朝，仍然把天下和世界的认知缩小到本国，退回到华夏为中心的世界认知里面。▍第三次机会：
第三次机会，出现在横跨欧亚建立世界帝国的蒙元时代。当时的蒙古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人带来了很多有关世界的知识，这给中国人带来了世界新视野。蒙元征服中国以后，元朝的秘书监——帝国最高的中央文化机构，曾经准备修撰大帝国的一统历史和一统地图，这是当时一个叫扎马鲁丁的回回学者（波斯人）向忽必烈上书提议的。这里的“一统”既包括汉族中国，也包括蒙古征服的欧亚各地。扎马鲁丁还带来一个很重要的早期地球仪，这个地球仪已经告诉中国人地球是圆的，且三分是陆地、七分是海洋，地球仪上还有经纬线，叫做“小方井”。还有一幅由朝鲜人绘制、保存在日本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这幅地图是仿照蒙元时期中国人对于世界认知的地图画的。非常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地图上有非洲，有非常准确的阿拉伯半岛，甚至还有欧洲，里面还标志着罗马、巴黎、巴格达。遗憾的是，这些新的世界知识在蒙古时代结束以后很快就消失了。在传统中国人心目中，仍然坚持着以汉族中国为中心，以周边四夷为蛮夷的观念。▲《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绘制于1402年
▍第四次机会：
第四次改变中国世界观的机会，是晚明传教士带来的新世界知识。明朝中后期，一些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其中最有名的是利玛窦（1552-1610），他曾经在广东肇庆画了一幅《山海舆地图》，是根据一幅欧洲世界地图画的。这幅世界地图与今天的世界地图已经非常接近，它在明朝中后期影响非常大，后来甚至连皇帝都叫太监们按照这个地图，仿制了一幅6扇屏风的《坤舆万国全图》。这幅地图对中国人冲击巨大，它让我们认识到以下几点：●第一，世界非常大，中国只是亚细亚的1/10，亚细亚只是世界的1/5。●第二，大地并不是传统中国人认为的天圆地方，中国也并不在世界中央。●第三，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有多种文明，且各个文明都非常发达。传教士带来的新知识，给中国带来一个改变世界观的契机。很可惜，这种契机并没有使中国走出自己的传统，中国人仍然习惯于“在传统内变”，而不是把两只脚迈出传统“在传统外变”。这是因为中国的传统太强大，中国的知识体系太完整。因此，中国真正世界观的改变要到晚清，由于坚船利炮的侵入(外因)，中国人不得不改变的时候，我们的世界观才出现根本转变。
●第一，我们应该知道传统中国有关世界的看法是相当顽固的。作为文化的基因，它一直影响着我们今天看待世界的方法。同时，尽管有这么多次新知识传来，但是知识增长未必就能促使观念改变，知识史与思想史不一定同步，观念的改变必须有一些“不得不变”的外因。●第二，受中国近代国际环境关联，这种观念转变总显得那么被动，至今也没有彻底完成。中国古代思想传统太过早熟与系统，因此任何改变都要整体的改变，中国人需要一个整体的理解，才能有对观念、思想和知识的整体颠覆。●第三，要想使中国人走出中国，重新理解世界，仍然需要从教育开始。如果没有教科书和教育系统的介入，我们很难改变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知，也很难培养具有世界公民意识的现代中国人。如今，全球化时代仍在深化，中国既面临着21世纪全球化的浪潮，同时还在继续着1840年以来开启的现代化转型历程。这种境遇下，中国更需要一种适应新时代的“世界观”与“全球观”。而葛兆光在文中指出，中国传统世界观就像基因一样持久与顽固，深刻影响并阻碍着当下国人对世界的认知，国人在转变“世界观”的道路上仍然任重道远。●《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佛教兴盛期，也是中古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佛教的兴盛、北方民族大融合带来了一次中国人认识世界的全新机会，日本讲谈社“中国历史”系列“魏晋南北朝”一卷，被作者川本芳昭命名为《中华的崩溃与扩大》，其中“扩大”一词即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国“世界观”的重塑与扩大。先知书店推荐阅读著名日本京都学派历史学家川胜义雄所著《魏晋南北朝》，作者在书中一贯阐明了自己的代表性观点“六朝贵族制社会”，并将六朝史放入东亚文化圈乃至世界史中解读，讲述了一部“黑暗时代”的华丽中华文明史。●《剑桥中国宋代史》：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重要且独特。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日本京都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曾提出著名的“唐宋变革论”，认为宋代是中国从“中古”踏入“近世”的开端；受此影响，日本历史学家宫崎市定把宋朝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称“（在宋代）一个新世界诞生了，其基本特点已是近代中国的特点”。可以说，当代中国继承的传统文化，其实就是两宋的文化。宋代“新文化”与当时新的国际形势（东亚诸国林立），为宋人带来了新的认识世界的知识。理解“宋代之新”，在当下这个以民族国家为独体的全球化时代，便显得尤为契合。英国汉学家崔瑞德所著《剑桥中国宋代史》，为我们带来了理解宋代历史的全新视角，将宋代历史跳脱中国、跳脱东亚，放置全球视野下，看看西方学者眼中的宋代是什么样的。●《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作为一个世界性帝国，蒙元帝国的史学研究比任何一个中国朝代历史更具有“世界性”。美国当代历史学家梅天穆(Timothy May)所著《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从全球史视野审视蒙古帝国历史，这比中国视角的蒙元历史更具有广阔度，也跳脱了“将蒙元帝国完全等同于中国的一个朝代”的历史局限。作者将蒙古帝国历史称为“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将蒙古征服称为“成吉思汗大交换”（与“哥伦布大交换”类比）。而中国只是作为整个蒙古征服的一部分，将中国的征服放在欧亚大陆一隅，这种对比不仅有利于我们理解庞大完整的蒙古帝国，也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自己——元代中国。●《1840年以来的中国》：明清之际欧洲传教士的来华，实际上是中国晚清被迫开关的前奏，放在世界史视野上，其历史逻辑是一脉相承的，均处于大航海时代开启的西方扩张历史之下。同时，正是由于中国没有抓住明清之际的转型机会，才迎来了1840年之后“被动”的历史。著名法学学者、中国政法大学王人博教授独辟蹊径，以“宪法”视角审视了中国1840年以来的近代历史与现代化转型，他将宪法称作“现代国家的格林威治时间”，而中国近代历史的真问题，就是以法治、以宪法为核心的现代化转型问题。阅读这样的著作，令人耳目一新，更能帮助读者理解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本质。本套书虽是通识类史学著作，但作者皆为各领域史学权威大咖。除了权威性高、专业性强以外，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都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能够摆脱自身民族文化倾向的影响及意识形态影响，真正地从文明的角度看清一个时代的流变和特质。《魏晋南北朝》《剑桥中国宋代史》《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三书作者均为日、英、美三国顶级历史学者，为我们带来了国际视角，《1840年以来的中国》则与传统历史学家不同，以法学家的视角重构中国近代史，在思维范式上与一般史学著作存在着根本差异。
注：本文为葛兆光先生演讲文字编录，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勿食我黍”，原标题《传统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曲折和挫折》，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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