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的“赛先生”：缺失但又被滥用的科学

有一位“先生”，从“五四运动”被热血青年树为一面爱国大旗至今，无论历史如何巨变，它似乎永远都是正确的代名词。

社会精英反复使用它，主流媒体不断强调它，每个人一生接受的绝大部分教育，都是它的延伸课题，然而，无论是在宏观的政治、经济领域，还是每个人的工作、生活，它的基本精神、以及方法都严重缺失。

它拥有巨大的力量，正确地使用它，伟大的发明、财富的创造会不断涌现，然而，一旦滥用，灾难便会纷至沓来。

——它，就是“赛先生”：科学。

曾几何时，科学几乎成了“真理”的代名词，“这不科学”成了人们嘴里下意识的口头禅，似乎印证了科学的深入人心。

但实际上，这却也代表着，科学被滥用于某些本不属于科学范畴的地方，比如，政治、艺术、信仰等等。

相反，在很多本属于科学问题的领域，比如：对“被卡脖子”技术的研发，疫情的防控等等，要问何为科学思维、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却少有人能说清。因此，现实中种种反科学的愚昧、荒诞、极端，屡见不鲜。

▌科学的滥用

翻开20世纪的灾难史，几乎就是一部科学被滥用的历史。

◎进化论被滥用到社会领域，人伦丧失、人道主义灾祸频仍

进化论，本属于生物科学的范畴，其基本法则“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被滥用于人类社会，便形成了臭名昭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用科学的方法“培育优良基因，灭绝劣等基因”：

欧美各国相继通过了“绝育法案”，而纳粹德国更是以“劣等民族的名义”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吉普寨人、斯拉夫人.....

将某种优良的基因，通过政治、技术手段向全社会、甚至全世界推广，这正是科学主义被滥用的表现，结果无一不是人道主义灾祸。

▲电影《发条橙》里，科技被用来强制改造人的思想

◎致命的自负：用”科学“规划经济

一战前后，第二次工业革命起飞，爱因斯坦“相对论”诞生使人类可以计算出天体运行规律。这极大地助长了人类的自负。

面对资本主义带来的周期性危机和贫富悬殊、资本主义的“软弱和不公”，以“科学主义”来管控国家经济和政治——由强大的管理机构收集、计算全国的需求，然后组织生产、分配，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想法，从学界的探讨最后变成不少国家的实践。

这种看似准确、高效的计划模式，看似很科学，实质上是对科学的无知与滥用，结果经济坍塌，甚至造成贫穷、灾荒。

.....

为什么科学付诸于政治实践，带来的不是繁荣与进步，却是它的反面？因为，政治与科学，恰似一对冤家，底层逻辑不仅不同，甚至相悖：

·政治是求善的艺术——止于至善，但要警惕大恶

政治的起点，是对人性的悲观——人不是天使，人性矛盾、复杂、神秘，不可被计算，更无法被改变——它的崇高与邪恶，在任何时代都将永远共存。因此，政治的首要目的是“抑恶求善”。

然而，求善，不是改造人性，在人间建设一个完美的国度，而是承认人性的复杂与幽暗，审慎地选择“最不坏”的一条路——止于至善、但要警惕大恶，这便是政治最大的善。（这是保守主义思潮的基本观点，深度阅读请收藏 《保守主义经典译丛》）

▲电影《五百年后》：科技让人成了无条件服从的顺民

·科学求真——可证实，也可证伪

科学的起点是乐观，它认为人类可以不断拓展认知世界的边界，从而改造、完善社会。

既然求真，科学自然要有一套可验证、可通过计算预测的公式或答案——在严谨的逻辑和公理系统中，通过无误的前提，有效的论证，得出一个正确答案，甚至唯一的答案。

▌科学思维的缺失：科学是现代文明的一翼，却被简化为技术或工具

科学在政治等领域被滥用，但在应该被普及的地方，却又无比稀缺。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先生，在《什么是科学》《科学的历程》等书中写道：我们对科学的最大误解，就是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

“在理解“科学”方面，我们有着强烈的“应用”倾向，因此，一直将“科”、“技”混为一谈，导致我们对“科学”的本质缺乏理解。”

我们在向很多朋友推荐吴国盛、江晓原等老师领衔翻译的《剑桥科学史》系列时，不少人也说：“我不太懂技术”。

而吴国盛老师认为，用技术来认识、甚至取代科学，不仅不利于我们真正了解科学，还会带来两大问题：

◎实用主义泛滥，导致基础科学的停滞

评价一个国家的科学水平，如果只看它的技术应用情况，却避而不谈它背后的基础学科与文化精神，那就是舍本逐末。

正如决定一棵树能长多高的，并不是它繁茂的枝叶，而是它的树根扎得有多深，树干有多高——对于科学来说，基础学科就像一棵树的树干，它决定了一个国家对世界认知的深度和高度。

那么，什么才是科学的基础学科和文化精神呢？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是数学、物理学等，其实，看看《剑桥科学史》系列的目录，便不难发现，除了数学、物理之外，宗教、哲学、逻辑等对科学的重要性则被我们长期轻视了。

我们知道，理性和信仰是人类文明的双翼，而科学无疑是理性结出的最耀眼的硕果。好的科学史，其实是一部理性视角下的文明史，涵盖了科学所需要的数学、哲学、逻辑等各种知识，以及思想、制度、信仰等环境。

譬如，在人类文明“打地基”的阶段，古希腊哲人所留下的两项重大遗产：

·运用理性，不断对世界求真的哲人精神；

·在一系列基础学科上做出了建树，其中形式逻辑，是科学出现的必要条件。

这两个遗产，贯穿了西方文明2000多年的“接力长跑”，并最终引发了现代科学革命。

然而，东方文化中的实用主义底色，导致中国古代虽有领先世界的四大发明，却未形成求真的科学精神。

吴国盛老师在《什么是科学》中所总结道：

“中国文化务实，强调“学以致用”，对学术一向抱有明确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态度，从不认为学术、学问、知识有独立不依的价值，读书的价值尽在“黄金屋”和“颜如玉”，尽在“敲门砖”和“进身之阶”。

“这种文化传统反映在对科学的理解方面，就是强调科学是一种生产力，是人类为了物质生存的需要必定自发从事的一项活动。离开了应用，离开了国计民生，我们就根本无法理解“科学”是怎么回事。”

基础科学停滞不前，纵有零星的技术，终究无法叠加、迭代。全球化背景下，基础科学落后的国家，在卡脖子的“根技术”上，很难突破。

◎科学思维的缺乏，导致无知之愚

如果说基础科学的研究水平，决定了“硬实力”，那么科学思维在大众中的普及程度，则是看不见的“软实力”。

科学思维最基本的特点，是使用理性和逻辑，对科学范畴内的事务，进行独立思考和判断。然而，我们的教育体系中，逻辑和批判性思维长期缺失。

现实中，很多虚假消息、洗脑言论，只要稍加运用科学思维，便可辨别真伪，然而，却有无数人对此深信不疑。

疫情当前，各种反科学的言论和行为让人大跌眼镜：有人选择喝高度酒防毒，有人一出现症状就打抗生素；未经过双盲测试的某些药物，被宣传成具有预防、治疗疫情效果......

为何时至今日，科学思维依然如此稀缺？在《什么是科学》一书中，吴国盛老师写道：

“技术其实是一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事情；而科学则是含有创造性的，最终是根植于人性自由的维度，没有自由发展的个性，没有自由的空间，创新和创造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自赛先生引入中国一百多年来，在学习如何“做”科学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但在“理解”科学方面，缺课甚多。“理解科学”的缺失不是没有代价的。

▌科学精神的三个维度：追问本质、尊重事实、捍卫真理

◎追问本质

科学精神的第一个维度，是从现象到本质的追问精神。正如那个众所周知的故事：牛顿追问苹果向下掉落这一现象的本质，从而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

科学之所以萌芽，正是始于好奇心的追问，这种追问是不达本质不罢休的，因此它又与“功利性的追问”存在鲜明的差异：

科学追问的是现象背后支配一切的法则，而功利性的追问，更关心的是，如何发明一个有用的工具。

自古以来，中国能工巧匠辈出，四大发明更是领先世界，但很少有人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指南针永远指南？背后存在何种规律？

追问停在了工具层面——这正是李约瑟难题：“现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技术发达的中国”的答案和原因所在。

◎尊重事实

什么是事实？

在逻辑学上，事实就是验证为真的“真命题”。比如“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个事实有大量史料、人证交叉验证，因此为真。

科学之所以要尊重事实，是因为科学研究的本质，便是一个不断用证据去验证命题的真假，从而使得“真命题”替代了“假命题”的过程。

譬如，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经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的观测证实，使得牛顿的“经典时空观”为假，“相对时空观”成为新事实。

▲广义相对论原理：太阳的引力场扭曲了时空，使远处的星光发生偏折

然而，对于普通人而言，尊重事实，听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

首先，要尊重各学科最基本的事实，掌握最重要的常识。比如：可以不懂医学，但必须尊重关于“病毒”的基本事实。不能成为经济学家，但一定要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免费东西最后算下来，一般都是最贵的。

事实和常识，每个月只需要坚持读一两本好书便可廉价获得，但却可以让我们不被谎言、谣言所蒙蔽；

其次，面对事实，不能自我欺骗，更不能歪曲，哪怕它伤害了自己的情感，冲击甚至颠覆了自己的认知。

认不清事实，最多只是无知；看清了事实，却还指鹿为马，甚至掩盖事实，把事实当做谣言去“辟谣”，那就是道德问题了。

◎捍卫真理：

真理不止发现难，传播真理、捍卫真理更难。

16世纪最大的科学观念革命——“日心说”的提出，哥白尼虽对它有创造之功，但真正将它传播至全欧洲的，却是顶着极大的宗教压力，公开传播、捍卫“日心说”的布鲁诺”。

《剑桥科学史》中，科学与宗教、科学与世俗权力冲突的案例，俯拾皆是；新、旧范式的冲突，其剧烈程度，丝毫不亚于科学与其它领域的冲突，好在科学可以被验证：一旦新的科学范式被验证，即可定纷止争。因此，《剑桥科学史》也是一部发现真理、传播真理、捍卫真理的历史。

中国从来不缺为国家献身的知识分子，但敢于为真理对抗强权的知识分子却罕见于历史，科学精神的缺失，实为重要原因。

▌科学方法两个维度：符合逻辑、重视证据

◎讲逻辑

形式逻辑的出现，为科学发展，奠定了最为关键的思维基础。从此，人类对世界，逐渐从感性的、经验的、片段式的认识，走向理性的、科学的、系统的认识。

因此，形式逻辑不仅是科学之父，更是人类正确认识世界，必须遵循的思维规律，它有三个最基本的定律：

·同一律：思考、讨论任何问题时所使用的概念，需要涵义清晰，并且涵义在讨论过程中，需要保持前后一致，不能混淆概念，或偷换概念。

比如，在讨论“防治疫情，到底西医有效，还是中医更有效”这个科学问题时，当讨论进行不下去时，“西医论者”喜欢说对方“智商有问题”，而“中医论者”往往回敬说“我智商有问题，你良心有问题，你这是典型的崇洋媚外。”

·排中律：面对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时，不能说它们都是假命题，否则就是搅混水，其中必有一真。

比如，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宗教催生了科学”。“宗教扼杀科学于摇篮中”——两者不可能同时为假。（推荐阅读《宗教与科学：不可能的对话》）

无矛盾律：面对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时，不能说它们都是真命题，否则会自相矛盾，两者之间，必有一假。

比如，“希特勒是魔鬼”，"希特勒是大救星"，只能有一个是事实。

讲逻辑听起来简单，但要做到却并不容易，我们的情感、偏见、利益相关，以及人性的固有缺陷，都会干扰逻辑判断，导致我们陷入种种逻辑谬误之中：

——诉诸权威：认为权威人士说的，一定是对的，无需验证：

比如在对疫情的看法上，很多人常常不加思考地顺从权威的观点，最后却发现，某些“权威”，现在的观点和两年前已经自相矛盾了；

——诉诸民意：认为大家都这么说，都这么做，肯定正确。

譬如最近的股票市场：价格下跌的信号，引发了更多的抛售，其背后不仅是恐慌情绪，更是从众心理作祟。

——非黑即白：使用武断的二分法，掩盖其它可能，破坏对话的建设性。最典型的当属“媳妇和老妈同时落水，应该先救谁？”

还有不当预设、人身攻击、道德指责等等......科学精神的缺失、科学方法的滥用，正在让各种非理性，充斥于网络和公共空间之中。

值得警惕的是，普通人不讲逻辑，影响毕竟还十分有限。但如果规则制定者不懂逻辑，甚至在应该讲逻辑的地方讲道德、讲政治，那就十分危险了。

◎讲证据：

很多情况下，逻辑自洽并不等于事实。因为很多逻辑推理的起点，是错误的、虚假的。

因此，逻辑加上证据，才可能形成“从理论到实证”的真正闭环。

而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讲证据的方式，至少可以分为三个维度：

·以证据的多寡，判断外界信息的可信度，不可证真或证伪的，应存疑；

·以完整的逻辑发表看法，必要时提供证据，建设可信的公共话语空间；

·对那些以“科学面目”出现的信息，第一反应是看证据。因为真正的科学结论，都会提供可信的实验数据。

如果某个科研机构研制出一款新药，宣称它对治愈某种病毒有奇效，但却不提供任何数据支持，即便这是一家权威机构，也依然不可信。

验证一款新药是否有效，最基本的科学方法，是针对它，做一次“大规模的随机双盲实验”：

·“大规模”——用足够多的人数、随机的抽样，稀释掉特例带来的数据偏差；

·“多组实验”——设置实验组与对照组，实验组使用真正的新药，对照组使用无害且无药效的试剂，并保证两种药，在外形上看不出任何差别；

·“双盲测试”——屏蔽实验人员、被测试者对药物、分组的全部信息，以避免心理暗示影响实验结果。

最后，在实验组、对照组的大规模数据比对中，得出该药物究竟是否对病症有实效，又有哪些副作用，再决定是否进一步推广。

但凡是涉及生命健康的产品，都需要这样严苛的证据支持。这是科学精神最起码的要求。

然而，在“科学”几乎等同于“正确”的时代，我们常常在不该科学的地方，滥用科学，在应该科学的地方，却又很不科学。“赛先生”在中国已经一百多年了，科学的滥用与缺失，正在改变、甚至破坏着我们所处的环境。

因此，重拾科学精神、培养科学思维、掌握科学方法，是每个人的刚需。最好的办法，自然是阅读名家书写的科学通识，以及最经典的科学史。为此，我们推荐收藏“科学通识与进阶六书”：

◎《什么是科学》《科学的历程》：最好的科学通识

吴国盛老师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科学史系系主任，是中国科学史界当之无愧的第一人。他的这两本书：《什么是科学》《科学的历程》是他多年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从概念和历史两大源头，帮国人厘清了有关“科学的一切。

著名生物学家饶毅先生说：“吴国盛先生通过这套书还原并呈现出科学为本源的面貌，以此引发中国人反思并纠正自己对科学的长期误解。”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更好的阅读体验，先知书店还特别请吴国盛老师为这套书签名，签名版数量十分有限，先到先得。

除了这两本科学通识以外，还有一套值得收藏、传家、馈赠的“家庭科学馆”——《剑桥科学史》更值得推荐：

◎一套典藏版世界科学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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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的强强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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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代表了中国科学史界的最高峰

经典引进更离不开权威的译者。中国科学史界有个说法叫做“南江北吴”，是指吴国盛、江晓原两位名家，《剑桥科学史》正是他们领衔翻译。

除此之外，翻译团队也均为国内科学史界的中坚力量——包括张卜天、刘兵、杨舰、方在庆等等。在“相互切磋、共同印证”的同时，他们最大程度上保证了本书的原汁原味，刷新了中国科学经典的更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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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先知书店

文稿：少年X

编辑：先知书店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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