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的地方最需要商业，“脱贫”的地方最需要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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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不是为了反哺经济，而是让“人”的价值得以彰显，让我们学会“寻求善的能力”。
如果按照混乱程度给当下的“公共意识”做一个排序，“公益/慈善”绝对排得上前三。以至于舆论场上，对慈善和公益一直充斥着怪诞、矛盾的言论：
每当爱心人士捐建的校舍被荒废，就有人狠批地方主管部门懒政，似乎应该强制老师、孩子留守当地，才能体现“爱心没有被错付”、“善款运用充分”；
每当看到有人贫病交加，就会有无数煽情的口号泛滥，仿佛公益就是号召更多的人捐款；
每当看到公益平台经营出色、赢利壮大，就会有人大骂他们“赚黑心钱”，类似《XX筹预备上市：公益，还是利益？》的文章就会刷屏。仿佛公益人不需食人间烟火，也无需专业技能、组织统筹……
正因为对公益慈善的诸多误解，歪曲了公益事业的本质，才会让很多有爱心、有能力的公益人对公益望而却步，让亟须救助的人只能望梅止渴。因此，公益慈善的成效，取决于整个社会的组织水平，尤其是认知水平——想要说服更多人参与公益，必须对这些认识正本清源。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现代化程度比较高的地方，“慈善和公益”没有特别的区分。而在我们的语境中，公益和慈善是两个概念——公益面向公众，解决社会问题；慈善面向个体，解决个体问题。本文不做概念的辨析，而是试图厘清对“公益慈善”普遍存在的四大误解。
◎ 误解1：公益是无私奉献，商业是唯利是图
印象中，公益是“无私奉献”，是往外捐钱，而商业是“唯利是图”，是往里赚钱，因此两者水火不容，至少是毫不相干的。很多人对“商业污染慈善”的状况深恶痛绝，他们无视公益组织的专业能力、运营成本，甚至要求取缔“盈利性的公益组织”。
事实上，商业和公益，是皮和毛的关系。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商业就像一栋大楼，而公益(慈善)就是大楼外墙上美丽的壁画。
商业和公益无法相互替代，但是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商业越发达的地方，常常是公益慈善最频繁、互助互爱常态化的地方；公益越发达的地方，恰恰是私产保护力度最大、商业最繁荣的地方。相反，商业不发达的地方，常常充满贫困和不公，在这样的社会，即便呼吁公益慈善，又有多少人有能力去做呢？
此外，公益组织和公司企业一样，需要专业化的团队和持续性的经营，才可能成熟、壮大。面向社会募捐的公益组织，只要做到透明、公正、高效，完全应该领取报酬，参与者完全可以把公益做成毕生的志业。一个排斥商业运作的公益组织，无论它怀有多么高尚的理想和情怀 ，都因其不可持续性而惨败，古今中外无一例外。
公益、商业的双赢是常态。孟加拉国的尤努斯开设“穷人银行”，提供几美元的小额贷款，使大批的妇女脱贫致富，他自己还实现了盈利，甚至因此获诺贝尔和平奖。
公益、商业的双输更是常态。很多希望小学荒芜，恰恰就是因为缺少商业思维——能够勉强承担对接任务的，就只有地方政府。而更熟悉生源、师资状况的民间基层（学校、宗族、企业等），都缺乏能力和动力。
以公益慈善为名，行暴利之实，是对人类善念的滥用。但是排斥商业，把公益责任全部推给政府或非营利组织，是不切实际，也是妄自菲薄。
◎ 误解2：公益最大的困难是募捐者太少
印象中，公益活动最难的是让捐赠者“把钱掏出来”。与此相对应的心态是，每逢大灾大难，大众都紧盯着明星、企业家的捐款数额。事实上，相比善款的使用，募捐款项其实是最容易的；相较于捐助者，对受助者的要求其实更高。
一个人的财富观，一定是价值观的表达。钢铁大王卡内基有个广为人知的看法: “一个人在富有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投资家坦普顿的座右铭是: “付出即拥有。” 他认为，物质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一个乐意掏钱行善的人,才是真正有见识的人。因此他们最大的成就和享受，就是拼命挣钱、拼命捐钱。大名鼎鼎的北京协和医院，就是洛克菲勒慈善基金会1914年捐资修建的。
为什么这些成就卓著、富有远见的企业家，都热衷于公益慈善？因为对他们来说，成就感、荣誉感才是更有价值的东西——相比“挣不完、花不完的钱”，他们更愿意追求“社会的尊重与认同”。外人看到的是行善者的付出，慈善家计算的却是自己的所得。敏锐的慈善家甚至会时时提醒自己: “当行善的机会在拽我的袖子时，我能发现吗?”
一场良性的公益活动，至少包含三个环节：
· 捐助者的慷慨大方；
· 公益组织的透明专业；
· 受助者的自尊自立。
——三个环节，越往后越难。
相比“捐赠者的慷慨”，更难的是“善款应该如何善用”。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办法，是整个社会要对公益组织开放，有开放才有竞争，有竞争自然会筛选出专业的人才和组织，善款善用自然不是问题。被误解、忽略最深的，是受助者。
公益慈善，对受助者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首先，大众对受助者的期望是“常怀感恩”。受助者应该知道，陌生人并不亏欠他什么。
著名宪法学者王人博教授所说：“虚荣可以容忍，忘恩负义不行”。人们为什么痛恨忘恩负义？因为人类认可的正义，就是“让一个人得到他应得的东西”。
退一步说，即便捐赠者的目的就是“满足虚荣”，他付出的也是自己辛苦赚来的、别人又急需的真金白银。而且，他的乐善好施，可以激发大众更加慷慨。
捐助者沽名钓誉、虚荣浮夸，不过是败坏了自己的付出，但受助者的忘恩负义，则是败坏了爱心和正义，断送了他人和自己的后路——在疫情、水灾最惨烈的时候，那些以怨报德的人和事，寒了多少人的心？
其次，受助者应该争取自立。中国有句俗语：救急不救穷，这句同样适用于公益慈善。危急时刻接受捐赠的目的，就是为了以后不再靠捐赠活着，直到反过来帮助他人、传递爱心。
就方式而言，公益慈善可分为两类。第一种是“授人以鱼”的物质慈善，例如直接向灾民赠送衣食住医等生活急需品。另一种是“授人以渔”的精神公益，例如资助教育、职业技能培训，让受助者具备养活自己、改变处境的能力。
“授人以鱼”是输血，能够解燃眉之急，但不宜长期实行；“授人以渔”是造血，见效慢，但可以帮助受助者自尊自立。如哈耶克所说“知识才是最稀缺的资源”——最绝望的贫困，是知识的贫困；最好的扶贫公益，是“缩小知识差距”。
比如捐助西部教育这件事。早期捐钱建校舍，解决了教育的硬件问题，也的确帮助了很多孩子。今天西部的很多学校，硬件设施早已非常完备。即便留守儿童，最缺的也不是物质捐助，而是“爱和心智的教育”——他们孤独、迷茫、彷徨，甚至导致孤僻、心智不健全，他们渴望陪伴，启发，引导和激励，却无法自知、无力表达……
有媒体报道，有个公益组织给学生捐赠了一批kindle阅读器。两年后发现，孩子们基本上都没有开过机，因为kindle不如手机好玩。也有人捐赠过纸质书，结果没有任何配套的推进，孩子们把它当成了额外的学习负担，再好的书也没有兴趣打开。
好在一些专业人士已经注意到了这些教训和需求，并推出了卓有成效的行动。例如为了落实公益活动“最后一公里”的公益组织“担当者行动”。
——为了“促进乡村孩子高品质阅读”，他们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运作机制：
· 前期筹备，校长和老师一起制定阅读计划，专门设置“师生共读、轻松交流”的时间；
· 精选图书，尤其是书籍的趣味性、切题性和启发性，注重青少年的心智培育；
· 现场参与，邀请图书的作者或捐赠者进入课堂，与学生互动，激发兴趣，培养参与感和仪式感；
· 专业领读，承担最多的“导读领航员”是教学一线的老师，长期接受专业领读培训；
· 持续跟进阅读效果，对家长、捐助者，持续反馈。
2021年上半年，“担当者行动”公益组织，与先知书店书友担当团一起，将一套兼具“科学启蒙、道德修养、哲学思考”的《爸爸与小孩》送到重庆开州南雅镇中心小学、开州关面乡中心小学的师生们手中，效果就很不错。未来该公益活动还将走进江西瑞金、甘肃临夏、陕西延安等地区的基层学校。
◎ 误解3：做公益的门槛太高
很多人有一种观念：公益事业很高大上，我有心帮助别人，但没有多少钱，也没有专业能力，所以我只能做公益事业的旁观者。事实上，这是把“公益”狭隘化了——公益公益，其本质属性是公共性、公众福祉。
对一个社会来说，公益事业的确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它需要经济发展的富余，需要民间的高度自治和协作，更需要社会大众对陌生人怀有“不求回报的爱”。
但对个体而言，公益事业的门槛并不高，我们甚至可以说——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慈善家，但是人人都可以做公益。
一场良性的公益活动，至少包含捐助、受助和公益组织运作三个环节。因此，无论以任何方式参与、促进了其中的任何一环，都是在践行公益。毋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是中国人的道德智慧。不要小看不经意间的小小善举，它或许就给那些身处迷茫、痛苦的人，送去了宝贵的鼓励和安慰。
朋友圈一位女士下乡时，看到无钱治病的少数民族同胞，拍下来发到了朋友圈，立即被爱心人士和专业医生看到，于是他们得到了及时的救助；
有一位高位截瘫的残障人士，连生活都无法自理，却是“自杀求助热线”的志愿者。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有轻生的人打电话来，他总是这样鼓励对方：“你看看我，连我这样的人都在拼尽全力活着，努力实现我的价值……”
当看到灾民身处危难之中，即便没有能力捐款，无法去现场救援。可是哪怕转发一个灾区的视频，让更多人感受到同胞的苦难，一起传递消息，其实就是在做公益。
中国人从来不缺少做公益的热心和爱心。比如，前面提到的“担当者行动”公益组织发起的向西部孩子捐赠《爸爸与小孩》的活动，短短一周内，就有数百位书友参与，有书友甚至捐赠了上百套。这些爱心人士有大学教授、公务员、企业家、有普通的职场中人，甚至还有农民……
可见，公益的门槛不在于身份与经济条件，而在于意愿和认识。做公益应该量力而行，尤其是要在自己的私权范围内进行。直白点说，就是有多大本事出多大力，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人士——这是君子的智慧和谦逊，也是公民的责任和自觉。
需要时刻警醒的，恰恰是“好心办坏事”的愚昧、“慷他人之慨”的狂妄：逼人捐款绝不是公益，而是道德绑架；诈捐不仅道德败坏，更要承担法律责任。
◎ 误解4：公益对穷人重要，对富人不重要
印象中，贫困地区才需要公益慈善，脱贫后的地方不再需要。但现实恰好相反：一个贫穷的社会，最需要的恰恰是商业；一个脱贫的社会，最需要的则是公益，尤其是民间的公益。
一个饥寒交迫的人，优先解决的是温饱问题——解决之道只能是市场和商业，离开商业，无论多少输血式的“扶持”，都只是存量财富的转移，并没有增量财富的创造。财富是源源不断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分配出来的，商业和市场，正是财富创造的“光与盐”。正如诺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所揭示的：灾荒只会发生在信息闭塞、商品无法自由流通的地方。
相反，在一个商业发达、经济繁荣的地方，大部分人凭着自己的能力，就可以活得很好，甚至有余力帮助弱小。当我们说“公益”时，我们说的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可持续的社会——人类本能的情感需要，一定会促使他们关注生活的质量、人生的意义。
在市场发达的地方，“慈善”和“公益”的概念之所以没有特别的区分，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保护私产、鼓励创造、民间自治”已经非常成熟，民间组织的认可度也很高，公益慈善已经成了自我实现的需要，而非救助弱小、沽名钓誉。
对公益层次的认识，还会对社会收益产生深远影响。好的公益不一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但一定是“智慧密集型产业”。保守主义思想者刘军宁，依据智慧与精神的高度将公益慈善分为三个层次：
· 日常社会行动。例如盖茨和巴菲特基金会，资助全世界贫困地区的食品、医疗、通信等。
· 建立良善的社会规则。例如一些制度型企业家，他们所做的公益，致力于变革落后地区的规则和风俗，提升民间的制度积累、自治能力。
· 聚焦于思想观念的产生与扩散。例如，约翰·坦普顿基金会的宗旨是：支持科学家、哲学家、神学家的对话，预告人类信仰、道德与思想领域的重大事件，推动人类精神的进步，加深我们对“人与人、人与天、人与自然”的理解。
为什么说“致力于产生思想观念的公益，才是最高层次的公益”？因为财富是人类思想观念的物化。财富易变易逝，人的肉体会衰残，唯有文明可以传承，精神可以不朽——精神的繁荣，高于且先于物质的繁荣。
古罗马的公共建筑曾经多么辉煌壮丽！但如今不过是一堆残垣断壁。相反，罗马法律历经千年，仍然引导着人类思考正义。汉武帝的“不世之功”早已化为灰烬，而司马迁的《史记》却万古流传。
思想领域的成就可以让人类世世代代受益，永不过时。英国人最珍视的财富是什么？丘吉尔说，大英帝国宁可失去一百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与其说这是丘吉尔对莎士比亚的独爱，不如说是他对公益最高层次的认知。
◎ 公益不是施舍，是生而为人的本能
关于公益慈善的种种挫败和诟病，在世界各地都屡见不鲜。只是随着国内公益活动逐渐增多，一些普遍的问题逐渐显露——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做公益。
我们必须谦卑地承认：人类不可能消灭苦难和不公，就像一栋大楼无论再怎么结实美观，也不可能杜绝强震和爆炸——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做公益。
著名学者杨鹏先生在《为公益而共和》中，谈到自己作为公益人的体验：平等参与、公开透明、公平竞争、民主决策、照章管理的文化与制度，让每一位会员都学到了共和治理的经验：“这就是一个共同体该有的样子”。
好的公益是可复制、可持续的，它改良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不是身份依附、利益算计，而是爱与美德。顺应人性、激励道德的良性公益，让人们逐步走出乌托邦的幻梦，最终积累成良善的制度规则——然而，这仍然不是我们做公益的最大理由。
做公益的最大理由，来自我们内心的声音——关爱同类，是我们生而为人的本能。人类天生就是相互需要、相互关爱的生物，尽管我们时常因为物理、心灵的距离，忘记这种“发自天性的情感需求”。
亚当·斯密说，人类的同情心总是以自己为圆心、逐渐向外围递减：一个人如果与你“毫无相似之处”，你就很难对他的痛苦感同身受；相反，一个人只有与你有“诸多相似之处”，他才能最真切感受到你的关爱。
什么是好的公益？它是无私的奉献，也是令人愉悦的“市场交换”：付出一方是出于爱心和美德，他们的付出其实也是一种“商品”，只是价格为零；接受一方不是出于懒惰和贪婪，在近距离的、活生生的世界里，他们更能生出真诚的感激、成长和回报。作为“普通人”，我们能做什么、该做什么？
——尽己所能去关爱身边的每一个人，再将同理心扩散到自己的邻舍、同胞，最后扩及到每一个同类。当我们用行动去塑造这种有血有肉的“共同体意识”，收获到的是他人的爱和认同，以及持久的幸福和满足。为此，我们发出一张特殊的邀请函：与更多的“担当者”一起行动起来，继续为西部边远地区的中小学生捐赠一份特殊的成长礼。
成熟运营17年的公益组织“担当者行动”，愿景是“让每一个乡村孩子都能享有高品质阅读”。截止2021年5月，累计在全国520+个县的6000+所学校建立了46000+个班级图书角，将“知识传播”的公益落实到了“最后一厘米”，甚至带动了当地支教、扶贫、图书馆等公益事业的发展。
策划：先知书店
文章：千字君
编发：先知书店店长
美术：柏果、煜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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