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失控，越控制：过去20年，世界发生了什么？
历史才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别想超越她。——茨威格
2020年，大量黑天鹅事件，集中爆发，坊间一度笑谈：“2020年，什么也没干，只见证历史了”。
然而，这并非网友的戏谑，许多学者甚至开始讨论，是否应以2020为界，将人类的纪元重新定义为新冠前(Before Corona)，和新冠后(After Corona)。
2020年，是21世纪前20年的最后一年。过去20年，物质充裕与精神空虚、经济繁荣与贫富悬殊、技术进步与社会重构，大国崛起与文明陨落，种种交织在一起的因素，让这20年的历史像被按了加速键，在疫情的冲击下炸裂开来。
21世纪前20年，是一个充满无限希望，但又矛盾重重的时代。如果我们把过去的2020年，放入21世纪前20年之中进行考察，也许会惊讶地发现，正在发生的一切，其实早已注定。
20多年前，凯文·凯利曾这样预言全新的世纪：“所有的火焰都将熄灭，所有变异都趋于平淡，所有结构都将自行消亡，所有的秩序都将归于混沌，所有的控制最终都将失控。”
今天看来，凯文·凯利成功预言了一切的失控，但他所没有看到的是：有失控必然有控制，过去的20年，一边失控，一边控制。甚至可以说：所有的失控，都重回控制。
“试图抹平一切”与“顽强地抵抗被抹平”，这一冲突的根源，是经济与政治遵循着完全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运行逻辑。当情境相合时，二者相向而行，当情境相悖时，失控也就成了必然。
2007年，哈佛大学经济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和柏林自由大学石里克教授共同创造了一个新词——“中美国”（Chimerica）。
弗格森笔下的“中美国”，极大地促进了全世界的经济繁荣。以IT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日新月异，国际贸易空前繁荣，全球资本自由流动。
这就是最大消费国（美国）和最大储蓄国（中国），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逻辑下给人类带来的巨大进步。
当政治家与企业家共同遵循市场的逻辑行事，他们所编织的新世界必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消除国界、互利共赢的共同体。
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是过去20年的黑天鹅事件之一，也拉开了民族国家本位的政治大幕。近两年，全球化曾经的主导者美国也要求退出WTO。
在政治的阻击下，一股强大的“逆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经济的逻辑与政治的逻辑，在这一节点上正式分道扬镳。
美国思想家、《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作者托马斯·索维尔说：“经济学的第一课是稀缺，而政治学的第一课则是无视经济学的第一课。”反之亦然。可见，经济逻辑与政治逻辑的根本冲突在于：
因此，当政治全球化止步不前，经济全球化在狂飙突进后的突然失控——大国之间的贸易战也就成了必然。
近些年来，虽然后发国家纷纷要求改造国际政治秩序，发达国家也强调旧秩序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的需要，推出多个新版的全球化构想。但是，不仅两个阵营的具体主张大相径庭，即便在两个阵营内部，意见也远未统一。
正如俄国作家克雷洛夫的一则寓言：天鹅、梭子鱼和虾一起拉车，天鹅朝天上拉车，梭子鱼朝水里拉车，虾想朝后面拉车。这辆车最后又将开往何方呢？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最终哪个版本成为现实，经济权力与政治秩序之间的张力与矛盾，仍将贯穿接下来的几十年。
互联网让传统的一切彻底失控了，当互联网将信息的时空界限彻底洞穿，我们原本熟悉的那些坚固的边界，也瞬间消失了。
在保守主义思想的叙事中，人人（因上帝）造而平等；欧陆启蒙运动则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当技术打破人类生活的一切边界，就像“上帝”一样，赋予每个事实上并不平等的人，以平等的权利。
过去20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实际上正在重塑世界——从商业到政治，从生活到职业。一个人能获得什么商品，接触什么媒体，如何与世界链接，如何理解这个世界，几乎全都依赖新技术，依赖于算法与大数据。
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是弱势阶层或边缘群体，也能在互联网中与他人一样接触到几乎完全平等的信息。
然而，技术给人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接管了整个世界——在数字化生存的时代，谁控制着大数据，谁就控制了世界——因为数据成了新的“独裁者”。
技术可以重构社会结构。马克思说工业革命带来了无产阶级。那么未来，互联网技术革命也会带来一个庞大的新阶层——无用阶层。
人类日常交流、生产、购买等等一切行为的本质，其实都是一种信息传递。在信息时代，对于接受与执行信息来说，人工智能比人的效率更高，换句话说，他们比人更适合工作。
农业时代，95%的人生产，5%的人消费，与之对应的是贵族与平民之分的等级秩序。
工业时代，95%的人生产，95%的人消费，与之对应的是民主时代的平等秩序。
如今，人类即将进入到5%的人生产，95%的人消费的信息时代，很多人将沦为只提供数据的“数据人”。
因此，技术走向“失控”的结果，就是“大数据”的独裁——
美国思想家罗素·柯克在《保守主义的精神》一书中写道：“一个国家里，如果一个人或一小群人能够不加控制地主宰其他同胞的意志，那么不论这个国家被称为君主制还是民主制，它在实质上就是独裁。”
过去，专制对人类的控制，是显而易见的；而未来，新技术对人类的控制却悄无声息。因为，算法不单能通过信息的推荐影响人的决策，更能通过控制信息管道，营造出每个决策来自人“自由意志”的假象。
在技术和算法面前，所有人都“自愿”地奔向大数据独裁的“美丽新世界”。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失控，正在回到新的控制——大数据的独裁。
随着互联网承受的信息越来越多，这些互联网巨头也在以指数化的速度，成为巨富的“生产商”。
2004年8月19日，谷歌上市当天的市值就达到230亿美元，在此之前，通用电力耗费了几代人的时间才使市值达到27亿美元，而谷歌，只用了1分钟。
2020年，苹果市值高达2万亿美元，已超过了俄罗斯的年GDP总额；现金储备，相当于14亿中国人一个月收入的总和。一个段子生动地描述了信息技术对传统行业的降维打击：一部苹果手机就可以同时打败电视、广播、报纸、杂志、手机、照相机等等行业......
互联网巨头不仅自身成为没有国界的新罗马帝国，也在批量制造着超级巨富。如果前不久的蚂蚁金服上市成功，据说CEO彭蕾的身价，将在一夜之间达到2077亿。
没有互联网技术颠覆不了的边界，没有互联网创造不了的财富神话。一切都在等待被互联网重新颠覆。互联网巨头获得了几乎可以和政府比肩的权力，它们控制的社会资源，甚至比许多中小国家都强大。
世界上有三种权力，除了传统的政治权力，知识、财富也是重要的权力来源。互联网巨头公司的诞生，必然对原有权力结构造成巨大冲击，必然会引发新旧权力的博弈。
20年后的今天，那些真正铁肩担道义的知识分子，在进行非专业领域的评论时，也纷纷遭到大众对其判断力的严重质疑。
更流行的说法是，知识分子“翻车”了。换句话说，知识分子失控了。
工业时代，一边是大众教育的普及，一边是发声的渠道被电视、报纸等传统渠道垄断。移动互联网的技术赋权，首当其冲的是打破了信息渠道的垄断，过去20年，人类进入社交媒体时代。既然人人都可以发声，有几个人还愿意听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训导？知识分子的话语权被稀释、摊薄。
问题随之而来。社交媒体时代的典型特征就是，每个人都试图控制发言的管道。但无论什么年代，最容易引发关注的，无外乎两种内容：少之又少的真知灼见和危言耸听、哗众取宠的低劣信息。如果前者稀缺，后者一定失控。
于是，转发最多，传播最广的，一定是情绪强烈、言辞激烈的，正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内容。以至于许多知识分子理性、深邃的言论，往往没有市场。
结果是，人们不再关心事实和逻辑，只关心立场和情绪，真相烂尾，共识梦碎，舆论场不再有凝结核。
现代世界主要是由两场思想革命塑造的：一是宗教改革；二是启蒙运动。两场运动的方向不同，导致的结果也存在巨大差异。
许多知识分子获得了此前由神父、牧师掌握的话语权。他们扮演起先知的角色，先是“接管”了此前由教会主导的大学，此后随着大众传媒的兴起，又主导了传媒。双管齐下，他们成了不证自明的社会的“良心”和“灯塔”。
《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作者托马斯·索维尔说：“知识分子实际上掌握着巨大的权力，这是一种最隐秘的权力，那就是思想标准的制定权，而且他们还能享有一种特权，那就是不必为思想的后果负责”。
结果，在20世纪，很多声名显赫的知识分子为社会病症所开出的“药方”，通常被认为是巨大社会性灾难的根源。
《知识分子与社会》作者托马斯·索维尔
阳光底下无新事，20世纪的历史，更是21世纪的现实。
当知识分子不负责任的言论与21世纪的大众媒体相遇时，喧嚣的时代就来临了，知识分子的话语被任意解构，曾经高高在上的“社会良心”、“人生导师”，转眼间就被扣上无数数不清的大帽子。
众声喧哗等同于众声淹没，舆论越多元，人心越荒芜，精神越苍白。
2020年对中国的思想市场来说，是撕裂的一年：围绕疫情、美国大选等公共事件的大辩论 ——知识分子群体不是因思想相左而割袍断义，就是到了形象坍塌的地步。
在这样的背景下，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被再度热议，或许是应有之义。
人们常说，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命运，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未来。
过去的20年，是人类理性飞速发展的20年，人类利用科学一度战胜了饥荒、瘟疫以及各种自然灾害。理性的狂飙突进，让人类信仰的对象从宗教变成了科学，“科学主义”大行其道，似乎只要掌握了科学，就能掌控一切。
然而过去20年的尾声之际，上帝好像以一双无形之手为理性的高涨猛进踩了刹车——人在瘟疫面前无能为力，这让所有人意识到，科学本身的局限，和人类理性僭越的后果。
一方面，疫苗的研发显然只能落后于疫情的爆发；另一方面，随着疫苗应用的种种不良反应，没有证据表明人类一定能研发出对所有人都有效的疫苗。
如果说2020年的新冠疫情有什么副产品，那一定是由疫情引发的关于自由与秩序，以及应对公共事件的两种不同治理模式的反思。
“不佩戴口罩是我们的自由”“封城是不人道的”......自疫情爆发以来，西方世界的种种新闻，一次又一次地令中国人大跌眼镜。
关于自由与秩序，以及社会治理模式，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叙事逻辑：
一种是集体主义式的：秩序高于自由，公共利益大于个人自由，与之对应的是能够集中一切力量，调配所有资源的举国体制。
另一种是个人主义式的，自由高于秩序，反对抽象的、空洞的公共利益，与之对应的，是站在举国体制对立面的自发秩序与自治模式。
两种价值观、两种模式究竟孰优孰劣？过去20年的历史，恐怕还没有定论。但至少可以讨论的是：社会治理的对象，必须区分为常态与非常态。像新冠疫情预测、预防、治疗之难，影响之坏的公共事件，显然属于非常态。
正如美国思想家罗素·柯克在《保守主义的精神》一书中写道：“一个公正的政府在权威的诉求和自由的诉求之间，始终维持着一种健康的张力。”
因此，比回答两种价值观、两种模式孰优孰劣更重要的是，当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先要确定讨论的对象，到底是常态事件还是非常态事件，否则，又是另一个版本的鸡同鸭讲。
因此，政治学者福山大胆预言：“随着冷战意识形态的终结，以美国制度为代表的自由民主将使历史走向终结”。
然而，21世纪前20年过去了，历史非但没有终结，反而出乎意料地走向了失控，一系列看似偶然的事件，似乎敲响了西方文明衰落的丧钟。
2001年9月11日，两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民航客机撞向纽约世贸中心。
2015年1月7日，法国《查理周刊》总部遭恐怖分子袭击，12人死亡。
2020年10月16日，巴黎郊外，47岁的历史教师萨米埃尔·帕蒂，因为向学生展示与宗教有关的漫画，被当众斩首。
这一系列事件，被解读为西方世界同伊斯兰世界“文明的冲突”，而冲突的源头则是西方世界自毁根基的移民政策——恐怖活动都是西方国家内部受过良好西式教育的移民，精心策划实施。
正如亨廷顿在上世纪末所预言：“当人种和民族单一的国家不复存在，内部多元主义文化造成的价值混乱，将使塑造西方文明的文化根基遭受严重侵蚀。”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这场违约风暴迅速席卷整个世界，升级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
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倒闭，危机彻底失控
这场堪比1929经济大萧条的金融危机，让无数美国人无家可归，一夜之间陷入赤贫，同时也让全世界掉入了深不可测的泥潭。然而，危机的始作俑者者——华尔街的金融大佬们，非但没有锒铛入狱，反而大开香槟，因为他们拿到了前所未有的高额奖金。
当华尔街沉迷于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试图不加节制地赚快钱时，金融的崩溃也就成了必然。正如沃顿商学院前院长拉塞尔·帕尔默所说：贪婪才是引发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
其实，金融寡头贪婪背后的根源在于，他们不断背离美国“创造、节俭、奉献”的保守主义精神，利用美元“国际结算货币”的地位，利用金融优势赚快钱，而这种赚钱模式成为主流后，一定会产生毒瘾般的依赖，使经济的根基彻底溃烂。
结果，资本最高阶段的金融寡头，侵蚀了资本主义的根基。过去20年，美国的制造业快速空心化，好的传统企业也越来越少，连美国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波音，也濒于破产。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人博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书中说：“坚船利炮的力量其实并不取决于科技，而是与制造出它的手之间具有内在关系，那就是它的价值观。”
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能够主导世界的大国，不仅需要经济、技术、军事等硬实力，更需要向全世界输出一套理想——一套能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的价值体系，和可以不断拓展的秩序。
对大国而言，力量与理想是互为倚靠的两个要素，没有力量作为支撑，理想只能是空想，没有理想作为引导，力量将会蜕化为暴力。
换句话说，没有实力，根本不可能主导世界，但仅有实力，如果提供不了能被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和秩序，那么，就不会有国家自愿加入这一秩序。相反，强大的硬实力，还会成为让世界恐惧的东西。
实力与理想，最终会外化为一套完整的制度，制度不仅成为主导大国的品牌，更成为全世界后发国家膜拜的精神图腾。例如，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文明的绝对优势，使其成为几乎一切标准的制定者，任何非西方国家，都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向西方学习。
然而，制度只是表象，文化与信仰才是根基，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主义的大背景下，当不同信仰的移民潮水般涌入，当贪婪的金融寡头腐蚀了西方文明的根基时，西方的衰落再也无法避免。
2020年下半年让世界大跌眼镜，至今尚未尘埃落定的美国大选，更是敲响了西方文明衰落的丧钟。因此，有人说，2020年之后的世界秩序，已经进入到了新的战国时代。
不过，当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纵观整个西方文明史，不难发现，不同于东方“超稳定-超震荡”的历史循环，西方文明的典型特征是“文明的接力长跑”。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再到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每次都是浴火重生后的凤凰涅槃。那么，此次衰落，到底是衰亡，还是又一场浴火重生的开始？答案只有上帝知道。
20年，在历史长河中几乎可以略过不计。但是，21世纪刚过去的20年，不同文明的崛起与衰落、经济的繁荣与价值的堕落、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从一路破壁到墙体林立……历史没有终结于普适价值，相反，历史走到了重估一切价值、重塑新秩序的十字路口。
回望过去20年，要么被纷繁复杂的表象迷惑，要么洞悉历史深处的核心冲突。本文是先知书店编辑团队反复阅读文中多次提到的《保守主义的精神》《知识分子与社会》《1840年以来的中国》等作品后，对过去20年的总结与思考。因此，我们也将这三本书推荐给对本文话题感兴趣的朋友。
1. 历史的发展，并非是线性的、进步的，相反，经常是无序的、混沌的、涌现的，甚至是可逆的、倒退的——过去20年至少如此。因此，洞悉复杂世界的本质，需要更有解释力的思想武器和认识工具。
3. 2020年，甚至过去20年的价值撕裂，很大程度上是由时空错位导致的价值混乱所造成——如果以现代文明为锚点，尚停留在前现代的国家，应该往前走，已步入后现代的国家，则应回归其保守主义的价值锚点。
然而，很多知识分子却无视这种时空错位，将不同性质的问题混为一谈，结果让社会的普遍认知，封存于前现代的记忆之中。
从1840年——中国被裹挟到全球化的第一个庚子年开始，“从世界看中国”盛行百年；过去的20年，中国从入世到崛起，让“从中国看世界”成为主流。然而，正如王人博老师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书中所说：对一部复杂中国现代史来说，使用任何一个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都不合适（P71）。那么，从2021年始，我们能否告别这种二元思维，站在智者的肩上，学会“从世界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