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智识不是靠“真相”堆砌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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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先知书店
历史是个邪恶的老师,只对自由人述说真相。唯有自由人才有资格和能力从中汲取历史教训。——阿克顿勋爵
先知书店上架了一本书，书名叫《1840年以来的中国》，作者很牛，曾经是西南政法大学的精神领袖，现在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明星老师，江湖人称“王大爷”的王人博。
一直以来，我总觉得，在近代史领域，任谁也写不出新意了。
其实这几天，我们在向很多书友推荐这本书的时候，他们也有类似的质疑与顾虑，反映最多的有以下三个：
▍质疑一：“我都能讲历史了，为什么还要读一个宪法学者写的近代史？”
近代史是每一个中国人最熟悉的历史，初中学了一遍，高中、大学又学了一遍，学了三、四轮了。踏上社会以后又从别的书里，甚至互联网上，重新“反洗脑”了一轮。
学了这么多次可以说是学烦了，对重要的事件几乎倒背如流，都能给人上课了，为什么现在还要再读这本大部头的著作呢？
其实，读书关键不在多，在“新”与“精”——视角独到而新颖，分析纵深。这本《1840年以来的中国》，具备一种独特的“鹰眼视角”——老鹰既能看到远方的群山，又能看到草丛中奔跑的兔子。向远望，方圆10公里的视野，都能尽收眼底，盯住看，地上跑的一只兔子毛也能辨认清楚。
鹰眼视角的特点，就是抓住一个核心的真问题，兼顾历史的关键与纵深。
王人博老师这本《1840年以来的中国》，就剥掉了外层政治、军事层面纷繁复杂的杂质，直抵近代历史中最耐人寻味的核心——立宪以及背后的转型问题。
一纸宪法为何有如此大的魔力？
因为宪法这样的纲领性文件，绝不只是简简单单的几页纸，它不但决定了国家是什么性质与形态、权力的来源与归属、更规制了民众拥有哪些基本权利。
比如辛亥革命后，隆裕太后以末代皇帝溥仪名义颁布了退位诏书，写明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
袁世凯经过深思熟虑，在清帝退位诏书中加了一句话——“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以当时帝国溃败，摇摇欲坠的情形，如果没有加这句话，边疆很可能就纷纷自立门户，国家被肢解的只剩下汉地十八省。
袁世凯的这句话，将革命党的初衷从“驱逐鞑虏”转到了“五族共和”之上，避免了全国的分裂——不论是哪个民族的人，从前怎么效忠满清皇帝，现在就怎么归附中华民国。
在传统历史叙事中，如果分析戊戌变法、清末立宪、袁世凯洪宪帝制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功败垂成，大可以从政治、经济、乃至思想文化的角度加以阐述。
然而，王人博老师的视角却非常独特、他往往从当时的宪制思想出发，一击直中核心问题。
比如他评价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意义是伟大的，但留下的遗憾也同样刻骨铭心。中国再也容不下一个名正言顺的皇帝，但人们仍可以忍受花样翻新的“强人”。中国有了民国的名号，却并无宪制之实。
宪制浓缩了当时治国者、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基本构想——抓住“立宪”这一关键问题，既抓住宏大的全局，又能看到中国近代史中种种生动的细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思想的依次铺展开来。
可以说这本书一上来就抓住了近代史最根本的问题。经过这一核心的串联，即使再众所周知的史料，也展现出了全新的意义。
因此在王人博老师看来：宪法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头等大事。它尽管距离我们最遥远，却与我们最相关。宪法，是定义现代国家的格林威治时间。
有的人读书只爱读“真相”，甚至觉得近代史的真相都在“禁书”里，追求真相固然重要，但比真相更重要的是对历史的“史识”。
其实，历史是否有真相，本来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求索真相受制于技术、学养、事物的复杂性，以及史观的影响，真相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至少不是唯一存在——真相只是散落成无数碎片的镜子，而我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看到的一小片才是完整的真相。
王人博老师的这本书，其实就是对“唯真相”史观的一次剧烈颠覆。
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个历史事件，在不同的历史书中，常常是天差地别的。哪个才是真的历史？这只能通过读者自己的“史识”——分析总结的悟性和能力去判断。
因为如果缺乏判断能力，即使真相放在眼前，也会视而不见，只当做是几行数字。尽管“史识”并不带来真相，但它却是穿透历史的一种目光，能使真相免于遮蔽，无处可藏。
比如中国传统史学，可以说拥有人类最庞大的史料库，却很少产生伟大的历史著作。这是因为很多传统史学家的脑子里只有“善恶忠奸”一种“史识”，他们有再多的史料，也只是进行简单地整合加工。
王人博老师在书里谈到：“历史永远都不会以它整全的面目显身，历史留下的只是它的残骸。……历史因为他的残存物而被灌入后人的理解之中，它自身必然带着活人的偏见。”
意义大于真相，这一“史识”在书中无处不在：
比如一谈到洋务运动，大部分历史爱好者的反应是否定的——只学习技术，不学习制度，过于保守僵化。
然而，王人博老师却对洋务运动评价道：“他们用‘西学’这个武器将旧的文化传统戳了个窟窿，使古老的中国透进了一丝近代的空气，西方的‘用’在增大的同时，中国的‘体’便在减少。”
在传统视野中，梁启超是一个善变的人物，戊戌变法、清末立宪、中华民国立宪背后都有他的身影。
然而，梁启超看似“骑墙”的身段背后，是对现代原则的一贯坚持，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民主，无论是和平改良——戊戌变法，还是暴力革命——号召全国讨伐袁世凯，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中国跨入现代政治文明。
王人博老师说：“梁启超长袖善舞，随机应变，但他绝不陶醉于权谋，他的政治手腕，都是为了实现现代性价值，这样一个政治理想，从来都是他内心最底层的压舱石。”
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书中，我们看到的绝不仅仅是对历史真相的简单复述，更是包含洞见的历史的认识。
正如书中所说：对历史来说，其实不存在本体意义上的“真假”，只有“合理”与否的判断。
这些年，国内引进了许多西方学者的书，客观的说他们中的大多数确实很好，有的带来了最新的学术研究范式，有的通俗性和思想性兼顾。但其中也不乏很多水平不高，竟是老掉牙论点的平庸之辈。
相比国内，更多的是毫无良知的“学者”，要么一门心思做权力的掮客，不会写书，只会给权力“背书”，这种人写的书糊墙都嫌多；要么虽然书都很畅销，但不是贩卖焦虑，就是迎合阴谋论，写的书、说的话全是“生意”。但无论哪一种，都是有毒的。
一些真正专心做学问的，很多也眼界封闭，谈不上任何学术创新，不是写给专业人士看的晦涩难懂的教材，就是做二手知识的“搬运工”，固守着“一亩三分地”，对现实毫不关心。
因此，在推荐这本书时，很多读者对这本书有些迟疑，也很正常。
废物哪里都有，人才也是一样，中国同样不乏优秀的学者。那么，究竟如何判断一个中国学者写的是本好书呢？换句话说该如何衡量一个中国学者的水平呢？
以王人博老师为例，他是与贺教授齐名的宪法学者，被称为法学界深具人文情怀与批判精神的学者，专业水平自然不必说，但成为一个高水平的中国学者，更在于他能做到如下几点：
◎独立，只忠于自己
文学理论家爱德华·萨义德曾说过一句格言“要维持知识分子相对独立，就态度而言，业余者比专业人士更好”
王人博老师将这句话视为信条，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自己就是自己，没有代表也不代表任何人。除了忠于自己因读书而获得的智识之外，任何立场都与他无关。
正如他在讲台谆谆告诫台下的学生那样：欲求解放，必须自主；欲求自由，必须独立。
◎从不认为自己真理在握
不从属于任何政治派系，忠于自己，只是外在的独立。
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更重要的是自省，认识到自身的“无知”。并在不断的审查与追索、拷问与质疑中，完成内在的独立。
“内省”不是与外部隔绝，而是认知的改变，终身研究现代政治文明的王人博老师，从不认为自己是权威，是正义的化身。他自称“到现代文明的路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不去现代文明的路”。
每个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一个人一旦认为自己掌握了某个真理，他便变成了畸人，他拥抱的真理也成了虚妄。因此，一个高水平的学者，从不把自己当做真理的化身。
◎带着中国人特有的问题意识
一个高水平的学者，必然把学术当作志业，他们的学术根植于内心的“问题”中。即使研究国外的东西，也肯定有自己的情结，带着中国人特有的问题意识。
王人博老师懂现代价值，但他并不是只讲现代价值，正如他在书中说的：“中国正面临着这样一个不借助西方语词便无法表达，但借助西方语词又不能准确表达的困境，这可以说是我们当前的最根本的困境。”
受制于种种原因，我们必须承认，西方的学术水平在整体上确实比我们领先，读他们的书，可以开拓视野、汲取现代文明的智慧。但生活在中国，就必须关心中国，就不得不读一些视野开阔又有中国问题意识的书。这一点，《1840年以来的中国》不仅做到了，而且，这也是王人博老师非常看重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