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术存道：应对危机的三个层次

去术存道

应对危机的三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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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先知书店

文：屏营  编：先知书店店长、柏果

美国哲学家詹姆斯·卡斯在《有限与无限的游戏》一书中，提出了认识世界的两种思维模型：有限游戏与无限游戏。

有限游戏是一场竞技，目的是取胜，无限游戏，是一种生存模式，目的是将游戏延续下去；有限游戏的目的在于赢，而无限游戏，必须要让游戏永远继续下去。

借用卡斯的思维模型，分析最让人头痛的两难选择，尤其是危机关头的抉择：任何一个具体决策，本身只是一个有限游戏，决策一旦作出，有限游戏就结束了。

但是，评判决策的优劣，不仅要看有限游戏的输赢，更要看有限游戏是否引起了一连串的危机后遗症，为了弥补、或者掩盖前一个决策造成的新问题，有意或无意地将有限游戏变成了无限游戏。

▍电车难题：思想实验中的危机模型

1967年，英国哲学家菲利帕·福特提出了“电车难题”的思想实验：

一辆突然失控的有轨电车正朝五个人驶去，如果救他们，就必须按下电车拉杆，让电车驶向另一条轨道，但这会撞死这条轨道上的另一个人。

如果是你，该如何决策？是对五个即将遇难者视而不见，还是为了救五个人，而伤害另一个无辜者呢？

作为经典的危机模型，“电车难题”引发了无数的争论，迄今也没争出个答案。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下面两类：

◎因救人而杀人是不义的。所以，一旦拉了拉杆，就要为这一行为负责任。

◎为最多数的人提供最大的利益，才是道德的。所以，应该拉动拉杆，拯救最多的人。

显然，无论怎么选，都无法避免有人死亡，都将面临“牺牲一部分人救另一部分人”的现实，当然，还有一个更坏的选择，那就是不做选择的逃避。

电车难题，尽管只是一个假设，却成了人类永恒困境的代名词。每当危机爆发时，类似的现实难题，其实都在无情的拷打着人类的良知。

比如，经济危机时，政府是该干预救市，还是保护自由市场的原则？

疫情爆发时，生命安全与社会停摆，该如何取舍？为保护非疫区人的安全，是否应限制疫区人的流动？

……

可见，现实抉择，远比电车难题的思想实验更棘手，涉及的可能不是在一个人和五个人之间选择，而是在一百万和五百万之间抉择。

▍无为而治是大智，毫不作为是大恶

毫不作为，是应对危机的第一个层次，两难困境中，尽管选择很难，但都比不上不作为更糟糕——既然选择哪一个都不讨好，干脆先什么都不做、视而不见、能拖就拖，能瞒就瞒，能不管就不管，甚至假装有作为。事实上，很多事情，就是这样被拖成大灾难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齐的国君高纬就是这样的典型。

高纬即位之初，外有强邻，内有豪门。他不思治国之道，反而逃避问题，扮成小乞丐在宫殿里行乞，让大臣施舍吃喝，装疯卖傻不理朝政，视危机如无物。国家就这样被他的懒政一天天拖垮，给了邻国北周可乘之机。

当北周大军兵临城下，他既不组织和平谈判，也不组织应战，而是隐瞒前线告急文书，沉迷于声色犬马中，最终国亡身死。

权力的本质是一种责任。所谓的“不作为”，就是在危机已经发生，需要抉择解决难题时，逃避责任。在任何一个时代，这样的不作为，都是更大的恶。

▍理性决策，两害相权如何取其轻？

更好的抉择，是应对危机的第二个层次。与不选择、不作为相比，“电车难题”难在如何抉择。决策专家认为，当面临“生死抉择”时，只有依靠理性，才能最好的解决两难问题。

理性决策包含三个部分：收集与问题有关的情报、基于情报拟定所有可行方案、权衡判断选出最适合的方案。

因此，理性决策是将多种价值进行权衡比对，是理性、冷静，甚至近乎残酷的。比如，“二战”期间的考文垂事件。

1940年11月，德军的情报加密体系“恩尼格码”被英军破译。但是，德军对此并不是很确定。于是，希特勒决定投石问路，通过空袭考文垂，来试验“恩尼格码”是否已经失灵。

面对空袭考文垂的密电，英国首相丘吉尔陷入了两难抉择：

◎ 采取紧急措施保护考文垂，但会暴露“恩尼格码”被破解的事实，这将使奋战在英国本土、北非、地中海等各条战线的英军，瞬间失去情报优势，甚至整个英国都有陷落的风险；

◎ 牺牲这座历史名城，欺骗德军，保护情报系统，为未来的战略决策做出更大贡献。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最后，丘吉尔决定放弃考文垂，为了不引起德军怀疑，也没有通知城中的居民。结果，在德军长达11个小时的轮番轰炸中，考文垂数千人伤亡。“考文垂”几乎成了“无人区”的代名词。

虽然，考文垂为英国，甚至为二战胜利做出了“伟大的牺牲”，成为一座“英雄城”。但因为这次事件中的道德抉择，超出了战争本身，时至今日仍然饱受争议。

支持丘吉尔的人，认为这一做法舍小保大，是理性的抉择。

反对者则认为，哪怕为了再高尚的理由，都没有权利去剥夺另一部分人的生命。

危机考验理性，更考验人性。在还未全部写完，就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六卷）中，作者丘吉尔对考文垂事件的处理，体现了一位保守主义政治家的智慧——

既没有说这是一个艰难而不理想的决策，也没有为自己的理性决策表功，只是做了简单的事实描述，功过留待后人评说。丘吉尔说：“我是以牺牲大英帝国的代价，来参与二战。”

与事到临头的慌乱决策不同，理性决策有助于在“两恶”之间权衡利弊，选择那个最“不坏”的方案。

▍以成本度量正义：残酷难题的冷酷解

当危机决策遭遇伦理难题，跨界学科法律经济学，提供了一种看待电车难题的全新视角：真正公平正义的决策，必须在人们愿意承担和负荷的范围之内。

比如，在突如其来的地震、瘟疫等危机中，老人、青年、儿童都急需手术，在医疗和社会资源既定，而又不能满足需求的前提下，到底应该如何分配呢？是按照先到先救治的原则，还是存活几率，亦或其他？

这种更加残酷的难题，没有人愿意成为决策者。

“生命无价”早已成为政治正确的价值观，但法律经济学认为，抽象的价值解决不了具体的问题，危急关头要让正义落地，必须引入成本思维，把生命和物质分开。

正如托马斯·索维尔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一书中所说：“在真实世界，没有人愿意花费国家一半的年产出，来让某个人多活30秒。然而，宣称生命无价，却有可能从逻辑上认同这样的做法。”

法律经济学家们提出了“社会财富最大化”的理念。每一个决策的出发点，要以促进社会物质财富的最大化，促进社会的整体利益来考量。“道德”的行为应有利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

比如，在《拯救大兵瑞恩》这部电影里，为了能从战场上找回瑞恩，美国军方派了一队人，最后牺牲了八位弟兄，才勉强达成任务。这一决策感动了万千观众，但如果牺牲的是上千人呢，观众还会如此感动吗？

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只关注成本，尽管看起来冷酷无情。但是在长期的博弈中，只要成本较低，社会的整体利益得到加强，会反过来形成有效的补偿方案，从而实现更高水平的公平正义。

▍没有完美的决策工具

哲学家休谟在《人性论》中指出：在实然陈述和应然陈述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这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的陈述，并且从实然陈述中无法推出应然陈述。

在会议室讨论一个两难选择，和置身具体难题做决策，可能结果大不相同。因为情境的略微变化，就会大大影响选择的结果。

比如，当量级发生变化时，从牺牲一个人，拯救五个人的场景，升级为牺牲一万人，拯救五万人时；比如，理性决策时发现，那个要牺牲的人是我们的亲人时……

当道德拷问最终降临在自己身上，才是真正检验一个人的时候。经济学家张五常曾指出：“数学说错一定错，数学说对的不一定对。”决策也是同理，看起来正确无比的东西，可能恰恰因现实中的不确定因素，而无法实现。

比如法律经济学，从社会的整体，而不是从个人角度考虑问题。很可能出现为社会利益，残忍牺牲某些个体利益的情况。只考量物质财富的增加，很可能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长远来看，精神财富更为重要。

理性决策的最大缺点就在于，人类的很多价值，在事实上无法对比，比如平等、正义、宽容等等，它们之间该如何换算呢？可见，没有完美无缺的工具。

所幸，危机关口的“电车难题”，无论是理性决策，还是计算成本，其实都是极端情况下的极端选择。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事情，一开始就呈现为极端状态，并逼迫人类做出选择。

因此，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何更深的层次应对危机：

◎ 怎样决策，才能不把一个有限游戏，变成一场糟糕的无限游戏？

◎ 怎样思考，才能让我们不陷入“电车难题”的两难选择中？

▍保守主义思想，

    与其“逐术弃道”，不如“去术存道”

无论理性决策，还是成本决策，都是危机决策时可参考的思维工具。人们最常常犯的错误，是执着于寻找完美的决策工具——术，而忘记了拥抱那些能够减少残酷决策的思想——道。

每当危机来临，强制与自由、理性与信仰、物质与精神的艰难抉择……都拷打着人类。

历史上，保守主义思想曾成为抵御各种灾难的定海神针。保守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智慧，更是一种思维模型和生活智慧。

人类行动的目的，不在于不计代价、不计后果地追求最好的愿景，而是尽可能避免最坏的恶果。危机关口，保守主义坚信下面几条原则：

◎ 审慎的美德。保守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因此，不贪图“大事业”，也不寄希望于侥幸。危机面前，不要轻言“战天斗地，改天换日”，因为这种理性自负，只会造成更大的灾难。

◎ 必要的成见。保守主义之父柏克说：“明智的成见，胜过未经检验的空想”。“成见”，与其说是有偏差的见解，不如说是在人类漫长历史中积累的常识。在面临巨大不确定性的危机关头，人类能依靠的，只能是成见——只要认知危机的“成见”，比危机蔓延的速度快，危机就一定会不断减弱。

◎ 不轻言牺牲。因为比起牺牲，更重要的问题是要牺牲谁。负有伦理使命的人，才具有维护正义与公正的责任。

◎ 自发的道德秩序。任何政府都没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应对危机，最需要的是民间的自发秩序与权威。有强制力的权威，不能取代专业领域的权威。

◎ 权力是责任，更是维护自由与秩序的工具。最卓越的领导者，是运用保守主义智慧，少犯错误，尤其少犯大错误；优秀的领导者，是危急关头的理性决策者，而最拙劣的领导者，则是更大危机的制造者。执掌权柄，是个人生活对政治的让渡，甚至是一道“枷锁”。

保守主义政治家杰斐逊说：“我摆脱权力枷锁后所能获得的自由和轻松，是任何一个从枷锁中解脱出来的囚徒也体会不到的。”

……

历史的变革，绝不是一种手段战胜另一种手段，而是一种思想战胜另一种思想。很多变革看似手段或工具的胜利，实际上是思想的胜利。

保守主义思想正是这样一种全新的思想，它提供一整套重新理解政治、商业，甚至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关于危机，保守主义首先思考的，是如何避免危机发生；应对危机，保守主义首先思考的是，解决危机的方案，决不能再制造新的危机。

历史学家威廉·莱基曾在评价保守主义先驱柏克时说：“但凡读过他书的人，没有不聪明的。”同样，读懂保守主义思想者，没有不聪明的，至少不会自作聪明。遗憾的是，保守主义思想一直被忽视，甚至被遮蔽。

为此，先知书店力荐“西方保守主义译丛（7卷本）”。这套书是近40年来，国内首次引进出版的最全面、最经典的保守主义作品，作者包括柏克、柯克、诺克等保守主义思想大家，由中国保守主义思想家冯克利老师策划并领衔翻译。全网独家发售，点击下图，一键收藏，购书赏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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