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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扭曲的情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先知书店 先知书店店长说 2020-03-10


被扭曲的情感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策划:先知书店

文:Kuange先知书店店长  美术:柏果


法国思想家罗曼·罗兰在《约翰·克里斯朵夫》一书中写道:

我们虽然显得这样渺小,这样软弱……只是海洋中的一滴水,我却相信那是能把整个海洋染色的一滴水……失败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我们得祝福灾难,我们决不会背弃它,我们是灾难之子。

罗曼·罗兰这段话,和我们经常提及的多难兴邦,差不多同一个意思:灾难是悲剧和痛苦的制造者,但灾难也会带来觉醒,是难得的反思现实、向内审视的历练。

逻辑也很简单: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灾难过后,满目疮痍,为避免悲剧再次发生,人类会运用理性能力,总结经验教训,并惩处施害者,也就是那些造成危机或灾难的人。

然而,很多符合逻辑的结论,却常常被狠狠“打脸”。其中,最不合逻辑、不可思议的就是:灾难过后,受害者不仅不追究施害者的责任,反而原谅、依恋,甚至主动、自愿地赞美那些导致灾难发生和扩大的人。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被扭曲的情感,一桩劫持案引发的荒诞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一概念源于一宗发生在瑞典的匪夷所思的劫持案。

1973年,两名罪犯抢劫了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并劫持四名银行职员作为人质,与警方打起了持久战。

很快,有电视台直播了劫持案件,全瑞典人民群情激奋,纷纷献言献策,帮助警方解救人质。

然而,四位被劫持者接下来的表现却让人们大跌眼镜:

近六天时间,他们本来有机会逃跑,却选择留在劫匪身边,甚至主动保护劫匪逃脱,导致警方的解救很难开展;

被解救后,他们反而憎恨警方,拒绝配合公诉方出庭作证;

审判时,他们公开表示愿意和劫匪一起进监狱,其中一名女性人质还与一名劫匪订了婚……

人质和绑匪在金库中


对此,人们百思不得其解:诺贝尔奖诞生地的国民,为何会丧失理智到如此程度?

学者在研究时发现,原来在漫长而难捱的130多个小时中,劫匪并没有如绝大多数人想象的那样恐吓、摧残人质,而是向他们释放了善意——不仅嘘寒问暖,还允许他们和家人通电话。

施害者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小恩小惠”,竟然让深陷恐惧,与外界几乎隔绝而又无处可逃的人质,感觉到温暖和施舍,并且马上转变立场,对劫匪表达亲近、感激之情。

心理学家将这场劫持案中人质特殊的心理机制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用来研究其他绑架案和劫持案中的受害者。在这起劫持案中,导致被绑架人心理畸变的最重要原因有三点:

· 长时间处于恐惧状态;
· 封闭的信息环境;
· 施害者给受害者小恩小惠。

这些原因,刚好暗合了封闭社会——也被称为前现代社会的一些主要特征。因此,“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也被拓展到历史政治等更广阔的社会科学领域。

▍英雄凡人,无一不在依附之中

20世纪30年代,面对汹涌而至的经济大萧条和社会危机,罗斯福总统曾说: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面对突发危机,恐惧心态会进一步放大危机,克服恐惧心态,当然是战胜危机的关键。

但是,危机毕竟是非常态的小概率事件。最可怕的是,当恐惧成为一种常态、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时,即便是常人眼中的英雄,甚至非富即贵者,也可能沦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而这正是与哲学家波普尔研究的开放社会相对立的,封闭社会的真实存在。

《中国人的心灵》一书作者鲍鹏山老师认为,梁山好汉林冲就是一个典型。

林冲的妻子遭人调戏,他不仅没有为妻子讨回公道,还阻止鲁智深为他出头,并给出了一连串的理由为调戏者高衙内开脱。

林冲忍受屈辱,反遭陷害,被流放远地。临行前,当着四邻的面提出休妻。表面上为了妻子好,其实是将妻子拱手相让,以此取得高衙内的谅解,好让自己的流放之路轻松一些。

但是,林冲的妥协、退让和讨好并没有给他带来期望的结果,高衙内依然要在流放路上置他于死地,得鲁智深搭救才幸免于难。


被誉为“海清天”的海瑞,也是一个典型。

海瑞曾上疏批评嘉靖皇帝,被关进大牢,差点被砍头。然而,当嘉靖皇帝驾崩的消息传来,他却为此痛哭流涕,哭到呕血、昏厥。

海瑞如斯作态,被史书赞颂为“忠诚”,其实更像是一种感激:他本来抱着必死的决心,但嘉靖居然没有杀他,如此恩情和善意,让他忘记了曾经的打压和迫害。

林冲和海瑞,并非孤例,更非古代中国所独有,而是人类前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遍存在。“他们”是因为逻辑混乱,是非不分吗?

不是。因为他们身处封闭社会,一个按照身份而非契约组织起来的社会——人和人之间是一种依附关系:下级依附上级,百姓依附官家,这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层层依附关系,其实是一个恐惧链条。

▍封闭社会,没有赢家

开放社会,人有三种最基本的权利不可被剥夺: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霍普等人甚至认为,财产权是所有权利中最重要的,私有产权是权利,也是伦理。延伸阅读霍普著《私有财产的经济学与伦理学》

相反,封闭社会,我们最熟悉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土地、盐铁等最重要的财产和行业,被大大小小的地主和官府垄断。

对普通百姓而言,要想活着,一靠老天爷风调雨顺赐福人间,二靠皇帝和父母官不折腾,不横征暴敛。仅有的一点财产和生活资料,一旦遭遇天灾人祸,或者内外战乱,随时都有可能被洗劫一空。

除了经济上的绝对控制,封闭社会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社会流动性非常差。虽然提倡“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但实质上,只有一个“行业”是受尊重的,那就是“学成文武艺,授予帝王家”。

科举制出现后,平民子弟可以通过寒窗苦读实现阶层跃迁,但是,首先要认可钦点的意识形态,因为这是有标准答案的必考内容。其次,通过科考,进入这个等级森严,层级分明的封闭系统后,就要遵循其游戏规则。历史上,有多少聪明勤奋,满腔抱负,想通过仕途实现人生价值的读书人,最终空耗一生,无可奈何?

封闭社会,没有赢家,因为人人都处于恐惧之中。为了免于恐惧的“自由”,不得不假意服从和感恩。但是,正如鲁迅所说,面具在脸上戴久了,就可能变成真的脸皮。假意赞美的时间长了,就可能变成对恐惧链条上游的真情实感,或者连自己都分不清真假了。


最终,对于更大的权力,人们既恐惧,却又渴望,久而久之,所有人都变成了维系封闭社会的同盟,结为一个特殊的“利益同盟”。一旦变成了“利益同盟”,即便是受害者,也希望只有一个信息管道,并主动去维护单一信息,屏蔽外界的信息,就像斯德哥尔摩劫持案中的人质一样。

▍通往开放社会的“知识之树”

任何封闭系统,一旦形成,一般很难从内部打破它。所幸,封闭社会已经逐渐被开放社会,或现代社会所淘汰。那么,这种艰难的转型为什么必然会发生呢?这是由两种形态社会的本质差异决定的。

法国思想家贡斯当在《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中做了这样的区分:

在古代人那里,个人是公共事务中的主权者,却在所有私人关系中成为奴隶……在现代人这里,个人在其私人生活里是独立的,但即便在最自由的国家,他也仅仅是表面上的主权者。

剑桥大学教授麦克法兰在《现代世界的诞生》中指出,一个充分的现代社会“立足之本是个人,仅凭个人串联着互相分离的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宗教领域、政治领域。每个个体都是社会的完整缩影,都有其天然的权利和责任。

简单说,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是人格平等,财产权神圣不可剥夺的个体,在此前提下,政治关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授权和委托,经济关系是一种平等自愿基础上的契约关系,社会关系是一种基于不同身份认同的共同体。

因此,它能够消除恐惧,拓宽每个人的信息管道,真正保障所有人的自由,尤其是说“不”的消极自由。

有句话一度非常流行:“与黑暗和解吧,这样黑暗就不那么黑了”。但是,黑暗只能被光明驱散,与黑暗和解,不过是一厢情愿,结果只会被吞噬,成为黑暗的一部分。

同理,避免灾难再次发生,只能通过反思和自省,而不是对灾难视而不见,甚至握手言欢。20世纪思想家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的忠告,言犹在耳:

我们绝不能回到封闭社会的所谓纯朴和美丽中去,对于吃过知识之树的人来说,天堂已不复存在。如果我们走回头路,那么我们就必定回到野蛮中去。如果我们希望仍然成为人,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通向开放社会的道路。我们必须对未知、不确定和不保险的事情不断进行探索,使我们所能具有的理性,尽可能好地为安全和自由而筹划。

在通往开放社会的路上,波普尔强调“知识之树”的决定性作用。为此,我们策划了开放社会四部曲”,精选了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以及文中引用、推荐的其他三部经典作品您可点击下图或识别二维码,一键收藏好书,赞赏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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