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对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的精英更为重要——王小波知识分子，早已有之，如柏拉图，如孔丘。然而“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却较晚地诞生于19、20世纪。人文学科概念难精确，不好与自然科学概念相比，况且自然科学也有模糊领域。“知识分子”的定义也难以精确一统，大致分为4大要点：知识水平较高者、以知识为介质谋生者（脑力劳动者）、偏于人文学科者、具有独立判断能力及批判精神者。后两项，尤其为近现代所强调。“知识分子”概念传入中国后，保留了“独立思考”，淡化了“批判功能”。不表达，不批判，独立思考便是思考者自己的“下酒菜”，顶多再拽上几位“酒友”。然而，不管是欧洲中世纪前，还是中国先秦，“知识分子”均有一个倾向——重形而上，轻形而下。先秦的中国知识分子，虽然也很看重为政治服务，看重干预统治者的思想、决策，但多数大知识分子不屑于完全成为“现实政治之具体工具”，不肯丧失“思天论道”之地色。于是，苏秦、张仪这种奔走于权力阶层的“器具型”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地位并不高。秦后，皇权独大，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能便成了为皇权服务。其独立性、批判功能大受约束，思想表达战战兢兢，稍有越轨，“文字狱”伺候。知识分子阶层是智慧的集中载体，当服务皇权不能充分释放他们的智慧，他们便会另寻无关政治及社会痛痒的领域作为智慧的出口。唐诗、宋词、山水画花鸟画、戏曲、围棋、瓷器……的发达均与此有关。不过，无论是《卖炭翁》、还是“朱门酒肉臭”……尽管基本上到达了中国古典诗词现实批判的顶点，却不过是悲悯、愤懑情感的抒发而已，与理性深刻的现实刨析、现实批判相去甚远。中国哲学、科学发展的迟缓及制度进步的停滞，与“大一统”的制度对知识分子的严厉控制关系重大。于是，黑格尔说，中国历史没有的演进，只是更迭，甚至认为中国没有哲学。知识分子关心政治、参与政治，但不跪拜权力，尽力保持真诚、独立、批判精神，这是鉴别知识分子品格的重要标准。品格低下的知识分子，很容易成为“帮忙或帮闲”的“奴才知识分子”。古典儒生们在服务于皇权统治的同时，也讲究一点“气节的追求”，在民国，亦不难见到知识分子的耿介狂狷。知识分子的价值基础，在于他们是“人类的大脑”。来到现代文明的环境中，尤其强调批判功能。这个功能发挥得如何，是评价一个社会文明程度及知识分子整体质量的重要指标。环境的自由度越高，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发挥得就越好，社会就越容易在健康的轨道上前行。宏观的证据，可比较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之后；微观的证据可见希特勒时期——德国不仅没有产生伟大的思想，国家也在邪恶的轨道上狂奔。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由音乐”貌似文弱的知识分子既然要承担批判的功能，仁与智之外的“义勇”，就不是他们身上可有可无的气质。丧失了“义勇”的知识分子，或成为洞中睡鼠，或成为豪门吠犬，于是，谭嗣同、陈独秀、鲁迅一类便令人钦佩，魅力持久。欧洲“中世纪的黑暗”一直被诟病，虽然也有言论否定这“黑暗说”，但是中世纪后期，神权被贪婪的人大肆利用却是真实的。然而，欧洲中世纪也催生了文艺复兴，沿此一路走下来，便诞生了现代民主制度。中国1912年才诞生的宪制，只维持了十多年的“婴幼期”，“民国”就被国民党的“党国”所取代。国民党奉行“民主之名”，实行的却是封建的旧传统，党魁蒋介石又凌驾于全党之上，因而，当年便有许多知识分子对其进行了激烈的批评。知识分子乃知书达理者，中国的古典知识分子还是“圣人之徒”，肩负传接“万世师表”之责，人们很容易将“道德楷模”的桂冠戴在他们头上。然而，一旦对知识分子进行“道德考量”，又经常会陷入难解的矛盾及情感深层的尴尬，并有了“公德”与“私德”之辨。李白的诗才、仙气儿，与他被朝廷赦免后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得意，令高洁之士不悦——原来，诗仙也有“摧眉折腰事权贵”的一面；即使取大将首级于敌营的辛弃疾，也不免有“野塘花落，又匆匆过了，清明时节……”的“寻芳忆词”；西方也不例外。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罗素、萨特……这些老熟人，这些响亮的名字，在大众看来，可谓文明夜空中的闪闪明星。可在《知识分子》的作者保罗·约翰逊笔下，却与这类词汇紧密相连——酒鬼、赌徒、骗子、恶棍……卢梭，法国革命、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爱弥儿》开创了儿童教育的现代理念，至今启示着教育机构及家长。然而卢梭却将自己的五个孩子一生下来就送进了育婴堂，而那时候育婴堂的孩子只有14%能够活到7岁，只有5%能够活到成年，且绝大多数会沦为乞丐、流浪汉；托尔斯泰，大仁、大智、大才，却是个虚伪自私的赌徒；罗素，现代文明的旗手，却见了女人就爱起“邪念”......约翰逊所诟病的这些“伟大级别”的知识分子，虽然都对社会有着卓越的贡献，但他们却完全不是“生活的楷模”，甚至道德上还有着“”重大缺陷”。知识分子，以独立、自由、批判为特点。道德，具有大众性、规范性、约束性。似乎知识分子与道德世界有着天生的矛盾。其实，这种矛盾是广泛存在的，远不止于知识分子。这是本能的自由取向与社会约束之间的矛盾。知识分子一般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很多时候，这不仅表现在公共领域，更表现在私人领域。将知识分子用道德的绳索紧紧地捆绑起来，这多是道德家们的理想，而不是现实的真实。名人、伟人终归还是人。他们的声望、荣誉自然与他们的成就有关，但是他们头顶的光环，也是大众“造神习气”的结果。俗世的伟人是不可以神化的，而越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国度，越容易将人神化，以满足大众“被主宰的奴性需求”。保罗•瓦莱里在谈论歌德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