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的四个层次
爱国的四个层次
策划：先知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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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爱情和死亡，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实际上，这句话的主语恐怕还要再加一个词，那就是“爱国”。
古今中外，无数的爱国篇章被传颂。例如，德意志诗人席勒在德国危难之际写下的“德意志，它在哪里？”中国北宋诗人陆游在病困交加之际，写下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等等。
家国之恋，是人类最朴素的感情。小到故乡，大到祖国，因为承载了我们成长的时间和物理空间，而变成每个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所以，“生于斯，长于斯”，即使不能“终老于斯”，也要心心念念“叶落归根”的故土。
爱国亟需常识
然而，这一简单不过的朴素情感，如果缺乏现代文明的基本常识，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反而会伤害国家。
◎ 清末高举“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以狭隘的民族国家观（政治常识缺失），迷信“练就义和拳，刀枪就不入”（科学常识缺失）的神话，采取极端手段，表达“爱国”情感，结果却让同胞付出了惨痛代价。
◎ 近些年，曾发生过多起“以盲目抵制外国企业的方式，来表达爱国情感”的公共事件，甚至出现了打砸等涉嫌犯罪的极端行为。这是缺乏最基本政治学和经济学常识的表现。外资企业、“外国货”等属于商业活动，商业的本质，是用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无差别地满足人们的需求，与政治并无直接的关系，更何况外资企业雇佣的大多是中国人，这样的抵制，反而可能让更多的同胞失业。
◎ 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今天，提及杨小凯，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最接近诺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思想家、先知型人物”。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极端年代长大的杨小凯，曾是一名狂热的乌托邦主义者。他在19岁时写作的《中国向何处去》一文中，主张用更加激进的方式改变中国命运，这篇在今天看来与现代文明相距甚远的文章，却让他陷入10年牢狱之灾。
天才如杨小凯，常识启蒙一旦缺失，也会走向爱国的反面。然而，杨小凯又是幸运的。他在狱中遇到了刘凤翔——一位极端年代不幸的智者；他告诉杨小凯，要走出乌托邦，要学习英美保守主义思想，要学习经济学，成为经济学家。如果说十年牢狱之灾为杨小凯关上了一扇窗，那么，刘凤翔这几句今天已接近常识的话，却为杨小凯打开了一扇大门。
可见，爱国不仅是一种情感，更是一种能力。缺乏基本的常识，“爱国”反而会“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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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爱国者，首先要成为一名具备独立思考能力，了解现代文明的基本常识的公民。
用宽恕与大爱，爱一个个的人
国家，是一个涵盖了历史、地理、政治等学科知识，内涵外延都非常复杂的词汇。然而，无论何种组织方式的人间之国，都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爱国，最直接的表达方式，无疑是爱这个国家的人。
道理人人都懂，但现实中，却总是知易行难。
面对亲人，当三观不合，认知发生冲突时，为了维护亲情，我们选择了刻意回避，甚至冷战；面对朋友，因为在某些话题上一言不合，便割袍断义。
亲友尚如此，更遑论陌生人了。
在微博等社交媒体上，对于一些公共话题，比如，中医到底是不是科学？某某历史人物，到底是不是伟人？因为观点不同，我们不是心平气和的交流和说服，而是互相谩骂，甚至人身攻击；
在日常生活中，因为对方没有给自己让座，而谩骂年轻人缺乏教养；因为公车坐过站，而对驾驶员拳打脚踢;更有甚者，还不断动辄煽动仇恨，鼓吹“斗争哲学”......
然而，耶稣却说：“要爱恨你们的、凌辱你们的敌人，要待他好，诅咒你们的，要为他祝福，要为他祷告！”。为何要爱你的敌人？因为上帝通过敌人来帮助你。爱你的敌人——这是爱的最高境界，是一种宽恕与大爱——这是信仰的力量。
如果缺乏爱一个个鲜活的同胞的能力，又怎么可能去爱我们的敌人，爱自己的祖国呢？
仍以杨小凯为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杨小凯说：“他要重写反映自己10年牢狱之灾的回忆录，因为在那部书里，他充满了恨。他要宽恕、谅解并爱所有的人，包括那些不曾善待他的人。”（《张永生：怀念小凯》）
十年牢狱之灾，出狱后又屡遭磨难的杨小凯，成为世界公认的经济学家后，不仅放下了仇恨，而且选择了用宽恕和大爱，爱自己的祖国，爱所有的人。2002年，杨小凯不幸身患肺癌。在生命的最后三年，杨小凯忍痛放下了自己开创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传播，将目光再次转向自己的祖国，将重心从经济学转向政治命题。
杨小凯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以及社会转型的重量级文章，大部分写于这三年。一篇篇饱含智慧与热血的文章，经由互联网传播，在彼时的中国引发了一场场思想的革命。
可见，爱国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爱国，不仅需要用耐心和爱心去爱一国之人，更应该从信仰中汲取“爱我们的敌人”的能力——一种超越理性与经验的能力。
以专业主义，建立公信力
上世纪90年代，历史学家朱学勤问杨小凯：“小凯，你刚出国深造时，以你特殊的经历，完全可以成为举世皆知的人物。为何你却没有这样做？”
杨小凯的回答，道出了爱国的第三个层次：以专业建立公信力。他说：
“我反对职业革命家搞那种极端政治，我们应该学习如何用站得住脚的经验，去建立一个公信力的国家。我们争取建立现代政治制度，但我们都应该有自己的正当职业，而不是纯粹的革命家。
公信力从何而来？就是要以自己的职业、专业来建立。哪怕你是一个牙医、一个记者、一个鞋匠，也要用自己专业领域的建树来说服人，来建立公信力。否则，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跑到国外就是吃“革命饭”......如果这样，历史不过是一次次的重复，又能有什么进步？”
以专业主义建立公信力为何如此重要？这正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重要分野。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单向度的依附关系。无论普通百姓，还是知识精英，不过“四海之内，皆是王臣”；无论士农，还是工商，在有限的职业分工内，一个人做的再好，不过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因此，爱国的实质，不过是不得不爱那个身份上依附的人而已。
梅因在《古代法》一书中，将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总结为六个字：从身份到契约——人与人、人与经济组织、个人与国家等等，无不建立在契约，而非依附或者强制的基础之上。与之相应的是，随着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社会化分工越来越精细、复杂，每个领域、每个行业、每个经济组织，都是一个个“小王国”，也因此，在每个“小王国”的贡献，都是其能力的明证，并荣耀国家，造福所有人。
抗战最艰难的年代，历史学家钱穆历经万难，写下《国史大纲》，以一个历史学家的专业主义为中国文化留根；
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屡败屡战经过了191次实验发现了青蒿提取物，成为中国首位自然科学领域的诺奖得主；
80年代就提出“以专业建立公信力”的杨小凯，更是身体力行。1998年，杨小凯的《经济学原理》出版，被西方学术界誉为“自马歇尔、萨谬尔森以来第三代经济学教科书的代表作。”这标志着首个由华人经济学家创立的经济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正式问世。2001年，杨小凯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成为第一个因开宗立派而走向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
以世界视角，消解遮蔽效应
我们经常会听到下面这些问题——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为何要向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美国学习？”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为何要向弹丸之地的英伦三岛学习？”
《物演通论》的作者王东岳说：“任何文化都构成了一个自洽的封闭结构系统。我们在这个自洽的封闭结构系统的笼罩下，才能获得安全感。因此文化天然不具有拓展性，反而具有遮蔽性。文化只有在对撞和交流的过程中才发生拓展效应。”
比如，郭建龙在《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一书中写道，中华帝国以儒家伦理来安定天下，导致中国知识分子除了“人伦”、“孝道”、“忠君”之外不知道还有其他东西。这种文化的遮蔽性导致中国社会在现代文明的冲击面前经常焦头烂额。
因此，爱国的第四个层次，不是死守传统，沉浸在历史梦幻中，而要融入世界，拥抱人类已经抵达的文明高峰——尤其是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从而产生对遮蔽效应的消解，对未来生存道路的拓展。
德国哲学家康德称自己为“世界公民”——不依赖于特定的民族和种族联系寻找认同感，而是致力于消弭“现代文明的普遍价值”与“本国传统文化”之间的鸿沟。
回顾近代以来，中国人“开眼看世界”，追求国家强大繁荣的百年历史，大致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这样一个粗线条的历程。然而，却始终在“封闭—开放—封闭”的历史怪圈中循环。因此，世界主义的视角尤为重要。
本文多次提及的杨小凯，之所以被誉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界和学界第一人”（赵晓）。不仅在于他在经济学领域的世界级贡献，更在于他“从世界看中国”的新视角——国家进步没有捷径：“只学习技术，不改革制度”行不通；只模仿制度，不重铸观念地基同样行不通。杨小凯指出，信仰才是制度第一因。
杨小凯不仅将国家兴衰的关键指向个体自由，更重要的是，他将个体自由的边界，扩展到信仰的维度。正是这种世界主义的视角，让杨小凯将“家国之恋”这一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情感，在现代文明的新躯体中唤醒、复活。
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今天，我们应该说“吾爱吾国，所以，吾更爱真理”。因为，真理遍地开花的地方，才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
今天，我们谈爱国的四个层次，无论任何一层，都绕不开杨小凯，更绕不开杨小凯的思想。杨小凯一生著述颇丰，然而，遗憾的是，他的作品长期以来一直无处可觅。
2018年，在杨小凯亲友和学生，以及出版方的共同努力下，《杨小凯学术文库》（九卷本）（绝版，最全版本）终于被编译集结，首度出版——先知书店有幸独家发售。目前，仅剩最后100套，点击下图，可一键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