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后果
功成身退 VS 身败名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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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先知书店
文：愈嘉 编：先知书店店长、柏果
先秦思想家老子，在《道德经》中将君主分为四个层次：“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老子认为，最好的君主，是民众根本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不过，这种观念一直很另类，全世界更为流行的，是与之相反的积极政治观——最好的君主，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样文治武功存在感极强的“千古一帝”。
老子关于政治家优劣的观念，更接近西方保守主义思想中的消极政治观。
长久以来，当人们说一个政治家“消极无为”时，头脑中往往首先浮现的是“葛优躺”的懒散形象。“无为而治”，常被当作一些政客能力不足的托词——他们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建功立业。
其次，直觉告诉我们，伟大的政治家要积极进取，以天下为已任，“消极无为”是一种极端的不负责，会引发懒人政治。
然而，很多事情，直觉是靠不住的。
按照消极政治观，保守主义政治家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危机时刻，力挽狂澜，危机之后，功成身退。
第二类：和平年代，不动辄折腾，换来没有英雄的繁荣盛世。
第三类：面对危局，自知能力不济，但能做出正确取舍，避免更大灾难。
▍功成身退：有所为，有所不为
乔治·华盛顿，就是典型的第一类。
· 面对大英帝国对北美殖民地的加税盘剥，他领导并打赢了独立战争，美国独立。
· 独立后的美国危机四伏，四年后制宪会议召开，华盛顿等55位国父集聚费城，制定美国宪法。随后，联邦政府成立，美国正式建国。
· 作为首任美国总统，8年任期内，向后人示范民主共和制应有的样子，有效地维护了联邦制度。
然而，华盛顿之所以被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家”，并不是因为他的进取，而是他的退让；不是他的功成，而是他的身退；不是他的掌权，而是他的交权：
1783年，北美独立战争胜利，华盛顿解散军队，并解甲归田，避免了君主专制在北美的出现。
1797年，两届总统期满，华盛顿拒绝连任，并发表卸任感言，被誉为“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五分钟”，创立了和平移交最高权力的典范，维护了新生的政治制度。而这一切，是在没有任何外力强制，仅依靠信仰和道德力量做出的。
例如，制宪会议期间，华盛顿是定海神针般的存在，是他的威望和道德力量，避免了谈判的破裂，最终，各州代表最终达成了妥协，美利坚合众国也由此诞生。然而，长达127天的制宪会议，华盛顿竟然只做了三次简短的发言。1794年8月，匹茨堡附近6000多名农民聚集抗税，华盛顿率军平叛，原本士气高涨的叛军，在听闻华盛顿领兵的消息后，立即作鸟兽散。少即是多，审慎即美德，这是保守主义最基本的原则；政治的本质，是一种道德现象，这是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底色。二战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也是杰出的保守主义政治家。1940年，纳粹德军横扫欧洲，丘吉尔临危受命，开始收拾绥靖政策留下的烂摊子，并迅速扭转局势。可见，危机面前，最杰出的保守主义政治家是有所为——力挽狂澜，建功立业；有所不为——在危机过后，功成身退，还政于民。相比之下，秉持积极政治观的人，总想“向天再借五百年”，比如法国的拿破仑，在终结法国大革命后，不断对外发动战争，最终给全欧洲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人类有一个傲慢的偏见：喜欢颂扬带领国家度过危机的政治家，但对和平年代，无为而治的政治家，常常视而不见，甚至贬低。但实际上，按照保守主义的消极政治观，和平年代，不动辄折腾的政治家，往往更难能可贵。因为和平年代，往往四海升平，国库殷实，很多君主，很难抑制内心深处“做一番大事，超越开国之君”的冲动。中国历史上，有两位不太多见的，以“无为而治”开创盛世的皇帝。第一位是缔造“文景之治”的汉文帝。汉文帝登基后，贯彻“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黄老思想，给予民间最大的自由，很快，经济慢慢复苏，到汉景帝时，中国经济达到空前的繁荣，史称“文景之治”。苏辙在科举考试中以虚妄之言抨击他，宋仁宗却特予其功名。御史包拯上书弹劾张贵妃的伯父、三司使张尧佐，宋仁宗被逼得极为狼狈，只能气得干瞪眼。饥荒年间，总会发生一些盗米和伤主事件，仁宗道：“饥劫米可哀，盗伤主可疾。虽然，无知迫于食不足耳。”饥民的死罪统统免除。当时，宋朝面临西夏、辽、交趾的三面挑战，为避免生灵涂炭，宋仁宗不敢冒险，与大臣反复商议之后，第一时间和大辽谈判。据史书记载，仁宗某天夜里想吃烧羊肉，但没现成的，就忍了一宿。仁宗清楚，是否吃羊肉是小事，如果帝王放纵自己的欲望，便意味着朝廷权力的扩张，同时意味着民间权利的退缩与失守。仁宗的一些嫔妃，一直未晋升，要求提升名位，还要求加薪俸。仁宗却说：“无此先例，恐行不通。再说我下诏了，朝廷恐怕也通不过。”果不其然，这些诏书全部被否决。原来仁宗事先给打好了招呼：“凡我所下手诏，你们不必遵行，退回来就行了。”宋仁宗在位40年间，能为民间所熟知的，除“狸猫换太子”一事，几乎无他。然而，这位无为而治的皇帝，却带来了中国历史上最好的40年——文化繁荣——唐宋八大家，宋朝独占六位，全部出现在仁宗一朝。科技创新——四大发明有三项，或出现或开始应用于仁宗一朝。穿越两千年风烟，想找出一个比仁宗朝更好的时代，恐怕相当难。那个看起来不像大时代的时代，竟是那么的难得。人和人的能力是有差别的，政治家亦是如此。当能力平庸者遭遇危急时刻，不同的政治观，导致的结果，往往天壤之别。积极有为的政治观，坚持“人定胜天”，或者“知其不可而为之”，结果导致更多的牺牲。在皇权时代，往往是为了一家之天下，牺牲更多无辜百姓。消极无为的政治观，平庸者自知自己能力有限，回天乏术，往往放弃一家之利益，换治下百姓安宁。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末代君主钱弘俶，是为典型。公元978年，吴越国君主钱弘俶面对宋朝的威胁，眼见大势已去，将吴越所据的两浙13州之地献给太宗，吴越遂亡。钱弘俶能力平平，面对亡国之祸，他没有为一姓之尊荣，负隅顽抗，让生灵涂炭。他的归顺，成就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和平统一局面，他使得鱼米之乡——江南免受战乱之祸。我们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其实，江南一直为富甲华夏之地，钱弘俶是奠基人。钱弘俶的事迹，让不少人想起了蜀汉后主刘禅，甚至有人认为，阿斗选择主动投降，虽然辱没先祖，但从蜀国百姓角度看，又何尝不是一种德行呢？历史上，每逢王朝末期，大部分末代君主都没有能力应对危局，他们往往会为了“祖宗的江山社稷，天下的黎民苍生”而病急乱投医，胡乱折腾，比如明末的崇祯帝。这样的皇帝，最终往往既拯救不了祖宗基业，也挽救不了百姓。战争、瘟疫、冲突、萧条等危机，似乎是人类无法逃避的宿命。每逢危机时，人们总会呼唤有钢铁意志和超级智慧的政治家，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然而，按照政治理念，至少会有两种政治家——一种是保守主义政治观倾向的政治家——他们秉持消极政治观：有能力应对危机时，积极有为，建功立业，然后功成身退；能力平平时，有自知之明，寻求避免犯大错的方案，或者主动让贤。能力超强的，借助平复危机，将自己变成新的人间之神，他们解决了当下的危机，却制造了更大的灾难，最终身败名裂。比如，希特勒、墨索里尼等。当然，还有一类志大才疏，却妄想改天换地者，他们解决不了任何危机，但却为笑话词典添砖加瓦，比如，王莽、拿破仑三世等。显然，我们亟需拥抱保守主义的政治观，警惕“积极有为”的政治观。前者是宽容的、审慎的、道德的，后者是一元的、自负的，在人间造神的；前者追求的是少犯错误，尤其是大错误，后者追求的绝对的正确，实质上是在人间造神。当然，消极政治观仅仅是保守主义思想的一面，作为一种伴随法国大革命而诞生的新的思想范式，保守主义既旗帜鲜明的批判传统社会的封闭秩序，也对现代性中的理性至上保持警惕。因此，保守主义思想提供的，是一整套重新理解政治、商业，甚至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审慎、自知、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智慧与美德，贯穿始终。遗憾的是，国内介绍保守主义思想的作品，一直寥寥无几，而更糟糕的，仅有的作品中，质量良莠不齐。为此，先知书店携手译林出版社推出“西方保守主义译丛”。为此，先知书店力荐“西方保守主义译丛”。这套书是近40年来，国内首次引进出版的最全面、最经典的保守主义作品，作者包括柏克、柯克、诺克等保守主义思想大家，由中国保守主义思想家冯克利老师策划并领衔翻译。全网独家发售，点击下图，一键收藏，购书赞赏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