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宽历史的视野，不要沉迷“万历十五年”：纪念黄仁宇
中国近代以来的激烈动荡、社会暴乱的根源，几乎都与整个世界的观念冲突密切相关。
——黄仁宇
随着《万历十五年》引发轰动并成为世界名校的教科书，黄仁宇的“大历史观”被世人熟知
放宽历史的视野
不要沉迷“万历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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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先知书店
2000年1月8日，历史学家黄仁宇辞世。这位青少年时曾梦想成为拿破仑的热血青年，最终却在人生晚年意外地成为历史学家。黄仁宇的成名作《万历十五年》是如此耀眼，以致他的其他作品与观点常常被忽略。黄仁宇逝世周年之际，先知书店邀您再次体会“大历史观”的独特魅力。
传统帝国的阴阳两面
在黄仁宇笔下，以明朝为代表的古代中国，如同一幕遍地丑角的荒诞剧，官府低能到无力面对真实世界的任何问题，无法对社会进行最基本的有效管理，官府不掌握真实有效的数据，异想天开地做决策，执行到下层更是彻底扭曲走样，这种自欺欺人的虚伪，成为中国文化特有的阴阳之道：
在阳面，是儒家道德和帝王权威，维持着体制的稳定和体面，根据幻觉安排一个个不可能实现的上层设计和指令；而在阴面，官僚集团靠谎言欺瞒皇帝，靠权力欺压下面，底层受到的是粗暴不公的掠夺，一切问题都被掩盖了，直到有外人过来，对着破房子踹上一脚，假象被戳穿，一切都崩塌了。
更为悲哀的是，击倒传统中国的，甚至不全是更先进的文明和思想，因此也有了悲哀的结果：取代落后和野蛮的，往往是更加落后和野蛮。
告别了明朝与李自成，国人等来的是更严苛的压迫与羞辱
既输给文明，又输给野蛮 ？
作为余英时的学生，《剑桥中国史》的作者之一，黄仁宇有两部作品，分别代表了他学者和文人的两种身份。
一部是用时七年，呕心沥血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财政与税收》，直指明朝“洪武型财政”中深刻的农业社会烙印：账册对不上实际，体制僵化到瘫痪，无力解决实际问题，却死守着虚伪的道德，肆意造假来满足上司的拍脑袋。而此时的西方，已在商业传统中培育出数目字管理，从财政史遍可以看出，中国在十六世纪就已远远落后于西方了。
此书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但在社会上引起的关注却并不多。除了大众对正统学术作品望而生畏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研究的问题太“古老”了，聚光灯反而是最难直视的。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是一个沉痛而显著的历史事实，既有被过度关注的焦虑，又有无力改变的无奈。一百多年来各种思潮和革命动荡，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以至于非专业读者对这样一种新的解释感到厌倦。
与之相反，他仅仅用一年时间就完成的《万历十五年》却迅速爆红，并成为华人社会的重大文化现象，其影响力远远超出历史圈子，成为横扫各大书单的历史畅销书，并不断加印和再版。本书与黄仁宇之前的学术作品不同，并未大量罗列数据、引用专著和历史文献，而是从宏观切入，思考古代中国的发展趋势和结构性问题，更近似于历史随笔，因此遭到一些自作多情的历史爱好者的贬低。这种指责是可笑的。正如黄仁宇所言：研究历史的人有三种境界，前两种是工匠和技师，最后往前进一步就是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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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戳中了某种更痛苦的记忆——不仅是因为“落后挨打”。它揭开了另一个尘封已久的伤疤：过去的400年间，中国既输给比自己强大和先进的文明，也输给比自己野蛮和落后的文明。当失败无法被落后掩盖时，这种痛苦就更加深刻，直指身上的隐疾：大明王朝不仅是落后了，而且是病入膏肓，于是被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和努尔哈赤率领的满族军队轻易打倒。
黄仁宇的文笔在历史学家中堪称顶尖，优美宏大中有一种深刻的悲凉，没有体验过他的动荡经历，就注定无法理解他的思考。正如其自传作品《黄河青山》所言，他最想写的是民国历史，但由于自己身在其中，所以完全无法下笔。因此，我们也需要从《黄河青山》中理解一个真实的黄仁宇，理解他到底想说什么。
在动荡人生中思考大历史
一个神情和钱包同样羞涩的上尉，同一个出身外交官家庭、家中说英文或法文的女孩谈了一场注定无望的恋爱，这就是年轻时的黄仁宇，而他的家国情怀和事业精神同样在现实中梦碎了：抗日战争一年后，他毅然投笔从戎，从南开大学辍学加入中央军校。田汉、廖沫沙等左翼分子曾邀请黄仁宇去延安参加抗战，他却没有动心。
1942年，黄仁宇作为参谋，参加了抗日战争中国军队战绩最辉煌的入缅作战，抗战胜利时，他在上海接受日军的投降。随后，在内战中，他亲眼见证了中华民国自盛而衰的众生百态，也就看到了民国庞大躯体中的病痛苦难。到美国后，他苦心钻研历史，大器晚成，成为余英时得意弟子、《中国剑桥史》的作者之一，也因此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史专家，其源头正在这里，他说：“我之所以成为历史学家，是因为自己颠沛流离，一切源于20世纪中国的动荡不安。”
通过观察国民党的失败，他看到了中国传统政治的种种顽疾，由此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兴趣：在“完美理想模式”下，政府管理能力的缺位。在现实中，他痛感国民党的失败，追本溯源到中国制度和社会模式本身，思索其内在的原因，最终在历史的研究中，一步步找到了追寻多年的答案：在历史上，为何明朝会亡于更野蛮落后的外族？
内战让他梦想破碎，背井离乡。“中国社会近代以来的激烈动荡，社会大规模暴乱的根源，都同外部的冲突密切相关。欲理解今日之中国，必须回溯到中国与外族对峙之最初，明朝是最后一个汉族统治的朝代，在体制上应该更能代表中国的特色。”于是，他选择明朝作为研究的主题，建立他的大历史观。他如此叙述：
这个帝国的运转，从来不是依靠法律权威和数字管理，而是从上至下的道德感召力。中国历代的皇帝，从来没有藏富于民，而是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竭力削弱民间、做大中央政权。民间经济的凋敝，让中国始终无法摆脱农业国的身份。反过来，这种人身控制，也让中央集权越发稳固。……
我们必须了解到，古代的皇帝无从知悉所统治百姓的数目，不清楚实际税收，也无从掌握军队的确切人数。统计数字不过是粗略的估算，其准确度有多高，官员也不会太当真。在这种情况下，将所有公共事务都转变成数字，再进行处理，是很不切实际的。为维持中央集权统治，另外一个解决之道是创造出一个完美的理想模式，将之标准化，再令各阶层从而效法即是。如果产生实务上的困难，忠心耿耿及足智多谋的官吏必须绞尽脑汁，设法加以解决。……在古代，中国在世界上具有无需竞争的地位……如果人人默不吭声，缺陷就会缩到最小。只有在失调扩大到无法管理的规模时，才有必要进行改朝换代，历史的曲线重新再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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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国民党，是一个混杂了旧式军阀和新派人物的复合体，也是一个现实追不上理想、管理追不上目标的政权。抗战时流行的说法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美国将军史迪威，为了避免美国援华物资被贪污，竟然要避开国民党的中下层官员，将物资亲手发到士兵手里。抗战后，国民党官员以“接收”的名义大肆掠夺民间私产，被讥为“劫收”。
其实，国民党的腐朽和败亡，早在建政之初就埋下了伏笔。“最接近诺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曾在《百年经济史笔记》中写道：1927年，北伐胜利后的国民政府开始统制经济改革。此前，市场的自治力量主导着中国。民营企业家已具备自治能力，他们组建了商会和法庭，与外国人一同管理租界。北伐后，国民党重新确立集权大一统，民族口号的兴起也为驱逐外资提供了完美的借口。1927年后，国民政府成立资源委员会，经济模式越发走向苏联的计划体制。
可见，由于中国缺乏商业文明、市场理念的积累，国民党尽管在创立之初抱有良好的社会理想，却在长期的酱缸文化中被同化，锐气逐步消亡殆尽，最终亡于自身的贪污腐败和低能瘫痪。
“数目字管理”：
产权至上的信息管理体系
黄仁宇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一个概念，即先进社会要实现“数目字管理”，批评者往往认为他陷入了崇尚技术主义的误区。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黄仁宇多次澄清，“数目字管理”的前提是产权清晰，比如可靠完善的私有制，使各种有形无形的社会资源可以公平地流通和组合。管理应是自下而上的，在避免了上位者的干扰后，对社会资源的统计才能真实进行。在明晰的产权制度下，整合进一个公共管理体系，提供信息的自由流动和交换，这才是数目字管理的完整涵义。数目字管理的社会，就是我们常说的法治社会。
在另一本也颇具影响力的《中国大历史》中，黄仁宇以宏观视野看待中国历史，记录朝代更替演变，并放到世界历史中去对比研究，追寻中国历史兴衰荣辱的脉络。
他认为，在近代，社会中最先进的经济部门是基于商业的，最落后的经济部门是基于农业的，直接区别在于能否进行数目字管理，包括三大特征：经济组织上的分工合作、法律体系上的权利义务分配、道德观念上的产权清晰化。近代西方的领先，在于采用先进部门的标准来建立制度，即从文艺复兴意大利城邦开始，到荷兰和英国的西方发展道路。西方的成功带来了世界变革，从小国波及到大国，从海洋性国家到大陆性国家，从文化控制松散的国家到文化控制严厉的国家，甚至近现代的种种社会代价巨大的尝试，也是资本主义道路下的各种分歧的体现。
明朝户口：鱼鳞册。直到明末，官僚们用的都是朱元璋的土地产权数据
而明代，中国以落后部门的标准来建立制度，农业部门的落后带来了制度的整体落后：上层是效率底下的官僚组织，下层是遍布全国的脆弱小自耕农，中间依靠儒家伦理道德而非法制来连接。体制在遇到复杂的状况时，统统以道德名义来处理：自然灾害是皇帝或宰辅缺乏私人道德，亡国是因为奸臣或红颜祸水……
中国在社会多元化之前就形成了集权体制，将儒家理论宗教化，目的在于保持稳定，而不是琐屑地解决问题，国家表面上是庞然大物，其实低能无效，不堪一击，这个系统使中国保持了长期的秩序与稳定，也使国家体制的弱点彻底暴露，它组织简单，效率低下，是无能、缺乏弹性又喜欢乱作为的政体，稍有外部压力就会轰然倒下。
无疑，黄仁宇受到了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影响，喜欢跳出去看历史，站在远方去看历史，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里，观察社会结构性问题和发展趋向，打通历史与社会、经济、地理、文化研究的界限。
如果说在其他作品中，黄仁宇思考的是他熟悉的历史中国，而对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他的思考体现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他认为，中国是一个“潜水艇夹心面包”：被夹在五四以来形成的知识分子，以及下层数亿农民之间，最终必须依靠现代法制来连接。
黄仁宇先生辞世已有19个春秋，生前他一度对中国的未来抱有信心。然而，遗憾的是，在黄仁宇去世后的十多年，尽管已经驰骋在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快速轨道上，但中国的“历史病”仍未痊愈，其中深意，不言而喻。先生逝去已久，回声依旧飘荡在历史的天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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