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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宽历史的视野,不要沉迷“万历十五年”:纪念黄仁宇

沥泉 先知书店店长说 2019-09-08

中国近代以来的激烈动荡、社会暴乱的根源,几乎都与整个世界的观念冲突密切相关。

——黄仁宇

                

随着《万历十五年》引发轰动并成为世界名校的教科书,黄仁宇的“大历史观”被世人熟知



放宽历史的视野

不要沉迷“万历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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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先知书店

文:沥泉丨 编辑:千字君 



2000年1月8日,历史学家黄仁宇辞世。这位青少年时曾梦想成为拿破仑的热血青年,最终却在人生晚年意外地成为历史学家。黄仁宇的成名作《万历十五年》是如此耀眼,以致他的其他作品与观点常常被忽略。黄仁宇逝世周年之际,先知书店邀您再次体会“大历史观”的独特魅力。


传统帝国的阴阳两面



在黄仁宇笔下,以明朝为代表的古代中国,如同一幕遍地丑角的荒诞剧,官府低能到无力面对真实世界的任何问题,无法对社会进行最基本的有效管理,官府不掌握真实有效的数据,异想天开地做决策,执行到下层更是彻底扭曲走样,这种自欺欺人的虚伪,成为中国文化特有的阴阳之道:


在阳面,是儒家道德和帝王权威,维持着体制的稳定和体面,根据幻觉安排一个个不可能实现的上层设计和指令;而在阴面,官僚集团靠谎言欺瞒皇帝,靠权力欺压下面,底层受到的是粗暴不公的掠夺,一切问题都被掩盖了,直到有外人过来,对着破房子踹上一脚,假象被戳穿,一切都崩塌了。


更为悲哀的是,击倒传统中国的,甚至不全是更先进的文明和思想,因此也有了悲哀的结果:取代落后和野蛮的,往往是更加落后和野蛮。


告别了明朝与李自成,国人等来的是更严苛的压迫与羞辱



既输给文明,又输给野蛮 ?



作为余英时的学生,《剑桥中国史》的作者之一,黄仁宇有两部作品,分别代表了他学者和文人的两种身份。


一部是用时七年,呕心沥血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财政与税收》,直指明朝“洪武型财政”中深刻的农业社会烙印:账册对不上实际,体制僵化到瘫痪,无力解决实际问题,却死守着虚伪的道德,肆意造假来满足上司的拍脑袋。而此时的西方,已在商业传统中培育出数目字管理,从财政史遍可以看出,中国在十六世纪就已远远落后于西方了。


此书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但在社会上引起的关注却并不多。除了大众对正统学术作品望而生畏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研究的问题太“古老”了,聚光灯反而是最难直视的。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是一个沉痛而显著的历史事实,既有被过度关注的焦虑,又有无力改变的无奈。一百多年来各种思潮和革命动荡,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以至于非专业读者对这样一种新的解释感到厌倦。


与之相反,他仅仅用一年时间就完成的《万历十五年》却迅速爆红,并成为华人社会的重大文化现象,其影响力远远超出历史圈子,成为横扫各大书单的历史畅销书,并不断加印和再版。本书与黄仁宇之前的学术作品不同,并未大量罗列数据、引用专著和历史文献,而是从宏观切入,思考古代中国的发展趋势和结构性问题,更近似于历史随笔,因此遭到一些自作多情的历史爱好者的贬低。这种指责是可笑的。正如黄仁宇所言:研究历史的人有三种境界,前两种是工匠和技师,最后往前进一步就是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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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戳中了某种更痛苦的记忆——不仅是因为“落后挨打”。它揭开了另一个尘封已久的伤疤:过去的400年间,中国既输给比自己强大和先进的文明,也输给比自己野蛮和落后的文明。当失败无法被落后掩盖时,这种痛苦就更加深刻,直指身上的隐疾:大明王朝不仅是落后了,而且是病入膏肓,于是被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和努尔哈赤率领的满族军队轻易打倒。

黄仁宇的文笔在历史学家中堪称顶尖,优美宏大中有一种深刻的悲凉,没有体验过他的动荡经历,就注定无法理解他的思考。正如其自传作品《黄河青山》所言,他最想写的是民国历史,但由于自己身在其中,所以完全无法下笔。因此,我们也需要从《黄河青山》中理解一个真实的黄仁宇,理解他到底想说什么。


在动荡人生中思考大历史 



一个神情和钱包同样羞涩的上尉,同一个出身外交官家庭、家中说英文或法文的女孩谈了一场注定无望的恋爱,这就是年轻时的黄仁宇,而他的家国情怀和事业精神同样在现实中梦碎了:抗日战争一年后,他毅然投笔从戎,从南开大学辍学加入中央军校。田汉、廖沫沙等左翼分子曾邀请黄仁宇去延安参加抗战,他却没有动心。


1942年,黄仁宇作为参谋,参加了抗日战争中国军队战绩最辉煌的入缅作战,抗战胜利时,他在上海接受日军的投降。随后,在内战中,他亲眼见证了中华民国自盛而衰的众生百态,也就看到了民国庞大躯体中的病痛苦难。到美国后,他苦心钻研历史,大器晚成,成为余英时得意弟子、《中国剑桥史》的作者之一,也因此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史专家,其源头正在这里,他说:“我之所以成为历史学家,是因为自己颠沛流离,一切源于20世纪中国的动荡不安。”


黄仁宇与妻子Gayle 


通过观察国民党的失败,他看到了中国传统政治的种种顽疾,由此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兴趣:在“完美理想模式”下,政府管理能力的缺位。在现实中,他痛感国民党的失败,追本源到中国制度和社会模式本身,思索其内在的原因,最终在历史的研究中,一步步找到了追寻多年的答案:在历史上,为何明朝会亡于更野蛮落后的外族?


内战让他梦想破碎,背井离乡。“中国社会近代以来的激烈动荡,社会大规模暴乱的根源,都同外部的冲突密切相关。欲理解今日之中国,必须回溯到中国与外族对峙之最初,明朝是最后一个汉族统治的朝代,在体制上应该更能代表中国的特色。”于是,他选择明朝作为研究的主题,建立他的大历史观。他如此叙述:


这个帝国的运转,从来不是依靠法律权威和数字管理,而是从上至下的道德感召力。中国历代的皇帝,从来没有藏富于民,而是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竭力削弱民间、做大中央政权。民间经济的凋敝,让中国始终无法摆脱农业国的身份。反过来,这种人身控制,也让中央集权越发稳固。……


我们必须了解到,古代的皇帝无从知悉所统治百姓的数目,不清楚实际税收,也无从掌握军队的确切人数。统计数字不过是粗略的估算,其准确度有多高,官员也不会太当真。在这种情况下,将所有公共事务都转变成数字,再进行处理,是很不切实际的。为维持中央集权统治,另外一个解决之道是创造出一个完美的理想模式,将之标准化,再令各阶层从而效法即是。如果产生实务上的困难,忠心耿耿及足智多谋的官吏必须绞尽脑汁,设法加以解决。……在古代,中国在世界上具有无需竞争的地位……如果人人默不吭声,缺陷就会缩到最小。只有在失调扩大到无法管理的规模时,才有必要进行改朝换代,历史的曲线重新再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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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国民党,是一个混杂了旧式军阀和新派人物的复合体,也是一个现实追不上理想、管理追不上目标的政权。抗战时流行的说法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美国将军史迪威,为了避免美国援华物资被贪污,竟然要避开国民党的中下层官员,将物资亲手发到士兵手里。抗战后,国民党官员以“接收”的名义大肆掠夺民间私产,被讥为“劫收”。


其实,国民党的腐朽和败亡,早在建政之初就埋下了伏笔。“最接近诺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曾在《百年经济史笔记》中写道:1927年,北伐胜利后的国民政府开始统制经济改革。此前,市场的自治力量主导着中国。民营企业家已具备自治能力,他们组建了商会和法庭,与外国人一同管理租界。北伐后,国民党重新确立集权大一统,民族口号的兴起也为驱逐外资提供了完美的借口。1927年后,国民政府成立资源委员会,经济模式越发走向苏联的计划体制。


可见,由于中国缺乏商业文明、市场理念的积累,国民党尽管在创立之初抱有良好的社会理想,却在长期的酱缸文化中被同化,锐气逐步消亡殆尽,最终亡于自身的贪污腐败和低能瘫痪。



“数目字管理”:

产权至上的信息管理体系



黄仁宇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一个概念,即先进社会要实现“数目字管理”,批评者往往认为他陷入了崇尚技术主义的误区。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黄仁宇多次澄清,“数目字管理”的前提是产权清晰,比如可靠完善的私有制,使各种有形无形的社会资源可以公平地流通和组合。管理应是自下而上的,在避免了上位者的干扰后,对社会资源的统计才能真实进行。在明晰的产权制度下,整合进一个公共管理体系,提供信息的自由流动和交换,这才是数目字管理的完整涵义。数目字管理的社会,就是我们常说的法治社会。


在另一本也颇具影响力的《中国大历史》中,黄仁宇以宏观视野看待中国历史,记录朝代更替演变,并放到世界历史中去对比研究,追寻中国历史兴衰荣辱的脉络。


他认为,在近代,社会中最先进的经济部门是基于商业的,最落后的经济部门是基于农业的,直接区别在于能否进行数目字管理,包括三大特征:经济组织上的分工合作、法律体系上的权利义务分配、道德观念上的产权清晰化。近代西方的领先,在于采用先进部门的标准来建立制度,即从文艺复兴意大利城邦开始,到荷兰和英国的西方发展道路。西方的成功带来了世界变革,从小国波及到大国,从海洋性国家到大陆性国家,从文化控制松散的国家到文化控制严厉的国家,甚至近现代的种种社会代价巨大的尝试,也是资本主义道路下的各种分歧的体现。


明朝户口:鱼鳞册。直到明末,官僚们用的都是朱元璋的土地产权数据


而明代,中国以落后部门的标准来建立制度,农业部门的落后带来了制度的整体落后:上层是效率底下的官僚组织,下层是遍布全国的脆弱小自耕农,中间依靠儒家伦理道德而非法制来连接。体制在遇到复杂的状况时,统统以道德名义来处理:自然灾害是皇帝或宰辅缺乏私人道德,亡国是因为奸臣或红颜祸水……


中国在社会多元化之前就形成了集权体制,将儒家理论宗教化,目的在于保持稳定,而不是琐屑地解决问题,国家表面上是庞然大物,其实低能无效,不堪一击,这个系统使中国保持了长期的秩序与稳定,也使国家体制的弱点彻底暴露,它组织简单,效率低下,是无能、缺乏弹性又喜欢乱作为的政体,稍有外部压力就会轰然倒下


无疑,黄仁宇受到了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影响,喜欢跳出去看历史,站在远方去看历史,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里,观察社会结构性问题和发展趋向,打通历史与社会、经济、地理、文化研究的界限。


如果说在其他作品中,黄仁宇思考的是他熟悉的历史中国,而对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他的思考体现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他认为,中国是一个“潜水艇夹心面包”:被夹在五四以来形成的知识分子,以及下层数亿农民之间,最终必须依靠现代法制来连接。


黄仁宇先生辞世已有19个春秋,生前他一度对中国的未来抱有信心。然而,遗憾的是,在黄仁宇去世后的十多年,尽管已经驰骋在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快速轨道上,但中国的“历史病”仍未痊愈,其中深意,不言而喻。先生逝去已久,回声依旧飘荡在历史的天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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