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强制，何来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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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抵制圣诞的日子。那些贴条幅、堵肯德基大门的人，每年这时候，浑身便洋溢着满满的正能量，但我看还是可以理解的：社会总得给那些精力过旺的青年一个发泄口，否则心思都用在搞对象上，那可正如某一流大学副校长所说，中了西方文化的圈套，因为“青年喜欢X生活，是西方文化的阴谋。”
事实上，从扶清灭洋到抵制圣诞，今天这些青年的诉求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有目共睹。粗略比照即可发现：晚清的大师兄们完全排外，杀大使，杀传教士，杀洋孩儿，不仅如此，他们对一切洋玩意真心瞧不上，连洋枪洋炮都不在话下，对使用洋灯洋油的“汉奸”见了就杀，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从老毛子一直杀到十毛子。
今天的青年没有这么决绝。他们发图片时，显示的是“发自我的iphone”。那些挥锤的好汉们，也边砸边说日本车“真TM好”。这跟大师兄们把洋人看作未开化动物、洋货都是害人精，有云泥之别。应该说，新时代的青年用行动证明，他们对文化的理解，已经超越了大师兄。
为何这么说呢？因为抵制圣诞，本质是对一种文化的抵制。文化是什么？百度百科说：文化是人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话虽然等于没说，但据此列出的三个层面却被多数人公认：器物，制度，思想。中国近代三阶段就分别是器物、制度和思想阶段，对应的分别是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新文化运动。
同晚清大师兄相比，新时代的青年至少懂得文化是分层级的，在抵制圣诞的大旗下，他们似乎知道自己到底在反什么。
文化的第一层：器物
器物就是具体的物件，比如中国陶瓷、意大利油画、英国绅士的文明棍。器物层面的文化是最表层、也是最直观的，是一个民族内在价值的外在体现。日本产品的精致背后，体现了一种匠人精神，匠人精神的背后，则是日本人举世闻名的敬业精神。
今天的这些年轻人，反对的不应该是器物。从理论上来说，人人都有爱美之心，日本相机、德国汽车、苹果数码，正常人不大可能见之大怒。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些人也大多喜欢用洋货，很多人甚至根本离不开---在抵制圣诞的各色人等中，有一种汉服复兴主义者，我愿意和你打赌，脱下那些女子的汉服，里面穿的100%是胸罩---西方发明的胸罩---现在好像很难买到抹胸了。海外代购的风行和国人去东瀛抢购电饭煲可以证明一点：只有好东西才值得、也必然会让我们趋之若鹜。
可见，今天的青年在器物层面，智识大大超越了晚清大师兄。而在这个层级上，也实在没有理由抵制圣诞：除了一个憨态可掬的老头子，圣诞节好像也没有埋伏下什么大杀器。何惧之有？
不反器物，他们反的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看文化的第二层。
文化的第二层：制度
冷冰冰的制度也算文化吗？对。而且比器物文化高级得多。曾经有5人流落到荒岛，每天只能捕到一条鱼糊口，如何分配就成了大问题。大家选了一个似乎最靠得住的人，但很快发现，这人总是给自己比较多。就又选了一个人来监督，但那两人却私下达成交易，分得更多了。大家决定实行民主，每天选一人来分，但选举很费时间，每次选完鱼都臭了，吃得大家跑肚拉稀，且拉帮结派、扯皮现象十分严重。于是决定轮流分鱼，但每次轮到自己，都会给自己分很多以至吃不了臭掉，其它四天却得挨饿。
最终的办法是：轮流分鱼不变，但分鱼者是别人挑剩下那份---这样，他就会拼尽全力等分，否则得到的肯定最小。
这只是个比喻，事实上还有更好的办法。但不同的制度，看得出对应的是不同的生活。这就是制度文化---人类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准则，都属于制度文化。
没有好的制度，不会有让人赏心悦目的物件、心旷神怡的环境、安居乐业的生活。因此，不是器物催生了制度，而是制度诞生了器物，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器物。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有人选择去一线城市，因为也许有更多的发展机会；选择去欧洲，因为也许能呼吸到更好的空气；选择去美国，因为也许能享受更合理的竞争机制。抵制圣诞的这些人，一定不会希望祖国到处是垃圾，饭桌上都是地沟油，他们甚至比普通人更热爱祖国，那么显然，他们应该清楚：只有在好的制度庇佑下，才有可能获得好的生活。
事实上，对好的制度的追求，自古皆然。西方曾参照中国的科举设立了文官制，只因当年这使得中国有较为稳定的政府运作。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我们今天使用的各种管理制度和法律条文，更是没少拿来主义。制度层面的文化交流，频见于中外交往史，我们常常派出考察团，连“城市管理”都去考察，可见，抵制圣诞，绝不可能是向西方的制度开炮。如果那样腹黑这些青年，无疑等于说他们都喜欢吃坏了味道的鱼。
何况，如果是向制度开炮，那么圣诞节背负的是哪种制度？估计这些青年是回答不上来的。
既不是器物层面的反对，也不是向制度开火，那想必是文化的第三层---“西方思想”，得罪了他们。但是，虽然比不上我们的五千年辉煌，西方毕竟也有几千年的沉淀，不是我看低这些人的智商，但若说他们每个人都了解康德、黑格尔，哪怕马恩列斯，打死我都不信。
当然你可以说，我不了解蟾蜍思想，我就不能讨厌蟾蜍了？这话看似正确，但恰好证明了我的判断：你讨厌的是蟾蜍，而不是蟾蜍思想，因为你的确不了解什么是蟾蜍思想。
然而，凡事也说不定。谁说他们奋勇抵制的，一定不是博大精深的西方思想呢？
文化的第三层：思想
迄今为止，人类有两次最伟大的思想变革。一次是14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思想的解放、宗教的宽容，把人们带出桎梏的社会，为民主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正是这两项思想上的变革，而非制度变革，成为西方走向现代文明的起点。
第二次是1620年，五月花号轮船上的清教徒们，这些原本大英皇室的臣民，基于自由、平等、权利等新思想，经过无数次的斟酌和辩论，终于在1776年发布了伟大的《独立宣言》，催生了民主、共和、限政等现代国家制度。
1776年6月28日，《独立宣言》起草者“五人小组”将宣言修订版上呈大陆议会
可见，只有思想才有资格成为文化的最高层，如同制度催生了器物，正是在思想的引导和驱动下，才诞生了制度。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让很多国人自豪的儒家文化，源头就是两千多年前的儒家思想。
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对西方这两次思想变革都是褒扬的，抵制圣诞这些人，想必不会傻到从批判这两点入手。那么，是反对宗教信仰本身？须知宗教改革最受人肯定的，就是天主教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信仰真正回归了信仰本身，信仰成为个人的事，任何人即便认定他人为“异端”“邪教”，也无权动用国家机器进行打压！
最关键的问题是，从思想层面抵制圣诞，只能沦为务虚。思想作为文化的最高层级，具有空气一般的强流通性。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种优秀思想，都不可能是完全的闭门造车，都是在学习、沟通和融汇中诞生的，都是人类共同孕育的成果，理应属于全人类。
反过来，人类的自由迁徙，也必将使优秀的思想成果走遍全世界并在各地生根开花。所有人都知道，即使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张骞、鉴真、郑和这些使者，也都是从来被赞颂而不是被批判的，马可.波罗更被赞为国际友好大使。在你来我往的交集中，中西方的思想自古以来就一直在深刻互动，怎么可能不互相产生影响？反对西方文化，不就是在反对自己吗？湖南某高校集体穿汉服抵制圣诞，这些人是否知道，很久之前，凯撒大帝穿着唐朝的丝绸，在大秦掀起了时尚风暴？
如何对一种“外来”思想做到抵制？这就等于把整个国境线都用重兵把守，不放进来一个外国人，也不放出去一个中国人，这在古代都根本做不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自由观念越来越普及的今天，用什么措施能够做到？思想如水一样，你建造大坝，它可以改道；你用火烘干，它重新凝结成雨。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这就是水的无往不至，你如何抵制一滴水的渗透？
看得出，在文化的全部三个层面上，抵制圣诞的行为按理都无所指，然而，这似乎依然挡不住抵制者的热情。我们当然可以做如下分析：
他们喜爱好的器物，但并不清楚它们是怎么打造出来的，正如洋务运动只知道学习洋物的制造技术，为的却是更强有力地阻止“外国文化”，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
他们接受好的制度，但并不清楚它们是怎么诞生的，不知道这些制度里充满了人类文明彼此交融的智慧；
至于思想，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是简单分成对立的几块，谁进入我的“领土”就是入侵，他们不清楚的是，有强迫才谈得上抵制。国内有7000万基督徒，但圣诞节并没有被官方承认，所有的活动都是民间和商家在进行而已，有谁强迫你去欢度圣诞了吗？事实上，像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才是真正的文化入侵！
然而，以上分析仅针对正常的青年，对那些狂热的抵制爱好者来说，所有的理性分析都是废话和煽动---他们每次都被分到变质鱼，也曾想过应该有更合理的分法，但他们的疑惑总是很轻易地就被一个强有力的声音所消解，然后兴高采烈地吃起来，并且坚决抵制吃好鱼---那个强有力的声音说：好鱼是有毒的，变质鱼才是通往美好生活的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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