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就是改错 | 刘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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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就是改错
文/刘业进
废除一部不合时宜的旧法律可以在一个晚上完成，但是躺在旧制度诸结构背后的思想观念一夜之间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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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体制下没有企业——在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国有企业不是企业，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群体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出现的新事物。改革开放的实践、社会知识的传播和理论研究反复证明，以中央计划经济为特征的旧体制束缚生产力、阻止技术进步、扼杀理性、终结真理、摧毁传统，如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的总结，旧体制的持续不仅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而且迅速导致正义、道德和真理探索方面的可怕后果。
20世纪的转型国家无一不历经了改革阵痛——因为改革意味着承认和直面过去犯下的错误，改革首先是改掉过去的错误。几代人建立起来的旧体制包含着完整的制度结构、利益结构以及支持这些结构的思想观念。数十年形成的旧体制的制度结构以各领域的“法律”，作为显在形式存在，改革旧体制必然涉及“改法”。废除一部不合时宜的旧法律可以在一个晚上完成，但是躺在旧制度诸结构背后的思想观念一夜之间不会消失。于是旧法的突破经常以个案的形式作为导火索，逐步获得民意基础，最后在政治权威的默认和支持下波及全局。
因此冯仑强调从历史的角度来思考，真正的原罪是旧体制的原罪，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清理旧体制原罪的过程，通过清理旧体制原罪解放生产力。在那个时候，“卖个东西不让你卖，办个个体执照都是天大的事儿”，甚至“养只鸡、下个蛋都是不允许的”。因此当初摸着石头过河必然意味着突破字面意义上的法律。
在新旧体制交接的界面上，要人们百分之百地守法，改革永远不会有启动的时刻；在新旧体制交接的界面上，“我们不得不在法律不健全的时候先干起来”。民营企业迅速崛起，短短 30年发展，成为中国创造财富、缴纳税收、吸纳就业的国民经济主要力量。没有民营经济的崛起，就没有真实的市场交易，就没有真实的相对价格信号，经济系统中大范围的匿名合作和资源配置的信息基础无从产生，中国经济的全面恢复就没有可能。
20世纪伟大的自由主义者迈克尔•波兰尼说过，苏联的计划经济其实是“装扮的”，真正纯粹的中央计划经济其实一天都存活不下来，在第一波严厉的公有制计划经济试验失败之际，在五年计划喧闹声的掩护下，它们（苏联政府）悄悄尝试增补了一个个商业项目，逐渐使经济操作商业化了。它们从本国地下黑市甚至《华尔街日报》中获得资源配置所必需的价格信号，这才是《华尔街日报》们精心掩饰的“社会主义”成功的奥秘。
中国民营经济的崛起恰恰也为共生在一个市场中的国有企业提供了宝贵的相对价格信号，国有企业存续至今享受着免费的相对价格信号这种“公共产品”。改革就是改错，改革就是改法，不仅在改革开放之初是如此，在改革的全过程都是如此。“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是因为任何一个一劳永逸的社会终局方案都已经被证明只是神话。改革通过开创一个允许广大人民在各领域不断创新的新局面，同时启动一个永无完结的试错、学习适应进程。如果决定论是正确的，如果存在唯一正确的目标，原则上，改革总有终止的一天——可是，卡尔•波普尔和以赛亚•伯林的雄辩证明，在社会事务领域，神谕哲学家的神话不攻自破，唯一正确的美好社会方案并不存在。多元和批判理性主义并不是转型国家转型时期的特殊方法论，而是贯穿于人类历史全部过程的方法论。
眼下“要改革”，“不改革没有出路”已经成为执政党和中国全社会的共识。可是，改革既需要政治勇气，它又是一项技术活；改革既不能满足于现状，又不能一切推倒重来；既需要顶层设计，更需要地方创新。关于下一步的改革，社会上极少数提出“要不要改”的问题，而更多则思考“如何改，如何稳妥有序推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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