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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国癌症末期的一场并发症丨唐德刚

2017-07-29 唐德刚 千字文华



本文看点

1.光绪帝决意变法,是因为认同康梁的主张吗?

2.变法失败的主因,是维新派的政治幼稚还是国家机器的朽烂?

3.假如袁世凯协同谭嗣同刺杀慈禧,对结果会有多大影响?

4.维新党人的牺牲价值几许?




大清国癌症末期的一场并发症


文:唐德刚 丨 编辑:千字君 

 来源:唐德刚《从晚清到民国》



1898(光绪二十四)年春初,清朝被列强瓜分的危机迫于眉睫之时,我们那位颇有个性而赤忱爱国的青年皇上不能再沉默了。他通过身为军机大臣的族叔庆亲王奕劻,向太后申诉他不能作亡国之君,如太后再不授权改革,他宁愿“逊位”云云。西后闻此言至为愤怒,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经庆王力劝,始说:“由他去办,等办不出模样再说。”但庆王复命时,不愿多言,只向皇帝轻描淡写地说太后不禁皇上办事。诚实而少不更事的光绪皇帝得此传语,就真的大干特干起来了。


决意变法,召见康有为 

光绪的第一步便是《定国是诏》,公开宣布他决心“变法改制”。时为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公历六月十一日。这便是这件可悲的“百日维新”的第一天。紧接着便是召见康有为。因为康是他的智囊和改制理论的源泉。但光绪并没有看过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或《新学伪经考》。他所看重的改制显然只限于日本模式,或俄国彼得大帝的模式。(千字君注:同为君主立宪制,英国模式强调议会和法治,日俄模式却强调君权至上)

光绪召见康有为的时间是戊戌四月二十八日(阳历六月十六日)早晨五点至七点。地点是“颐和园”仁寿殿。因为此时己号称“归政”的西太后,长住于颐和图。然国有大政,皇帝还是要亲去颐和园向太后请示的。此次光绪已早两日来园驻跸。他召见康有为显然是得到西太后面许的。

颐和园是今日名闻世界的旅游胜地。仁寿殿对很多读者和作者均不生疏。康有为当年在这座房子里是怎样见光绪的?想读者们和作者一样,都有若干兴趣。以下是康氏在逃难中,亲口向新闻记者说的:

受《马关条约》刺激,全国举人发起“公车上书”


六月十六日皇上曾召见我一次。这次召见是在宫(园)内的仁寿宫(殿),从清晨五时起长达两小时之久。当时正是俄国人占领旅顺大连湾不久,因此皇帝是面带忧色。皇帝身体虽瘦,但显然是健康的。他的鼻梁端正,前额饱满,眼充柔和,胡子刮的很干净,但面色颇为苍白。他的身材是中等的,手长而瘦,仪表精明。其态度之温和,不特在满洲人中少见,就连汉人中也没有。他穿的是普通朝服,但胸前不是那大方块的绣花,而是一圆形的团龙,此外在两肩之上也各有一小块縤花。他所戴的也是普通的官帽。进来的时候,由几个太监领先,然后他坐在一个有大黄色靠垫的宝座上,双足交迭。坐定之后,他命令一切侍候的人都退出去。在我们整个的谈话中,他的眼睛时时留神窗户外面,好像防备人偷听一样。在他的面前,有一张长台子,上面有两个烛台,而我则跪在台子的一角,因为台子前面那个拜垫是留给高级官员跪的。在整个时间里,我一直是跪着的。我们的交谈是用京话。


以上是光绪和康有为第一次见面,也是他们君臣之间唯一的一次。康有为向他的主上当然是说了一些废八股、练洋操,“小变不如大变”,“缓变不如急变”的变法主张。其实这些话都是多余的。光绪这时已决定依照康的条陈变法改制。召见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他有意以康有为提调“制度局”。


光绪(中)与康梁师徒

 

康有为师徒这时对变法步骤的具体主张,可以概括言之曰质变而形不变。他们怕保守派顾虑失权失位而反对新政,乃向皇帝建议把一切高官厚禄的名位和王公大臣的职权,表面上全部保留不动;然在同一时间,则重用小臣,主持实政来推动改革。例如裁汰冗员、撤销无职衙门、废八股、试策论、开学堂、练新军、裁厘废漕、满汉平等、满族人民自谋生计等等“新政”。

与此同时,光绪帝也真的绕过大臣而重用小臣。第一当然是康有为。康自工部主事,升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章京上行走”(行走者,有事则行,无事则走也)。虽然还是个五品小官,但康有为可专折奏事,为天子近臣——成为一个举朝侧目的实际掌权的人物。

其后不久,光绪帝又擢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四个年轻小官,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襄赞天子,处理日常政务——这一不次之迁,不但把军机处和总理衙门,都给“架空”了;连无缘再见皇帝的康有为,也大有酸葡萄的感觉。有为说他们四人事实上已居相位,但是四人相貌单薄,没有威仪,望之不似宰相,云云。康氏尚有此感,则满朝文武的醋劲,也就可想而知了而新派人物亦难免有其少年得志的冲动和气焰。——他们甚至公开讨论某职应撤、某官须废。弄得满朝文武(尤其是满族),惶惶不安。(千字君注:维新派与顽固派曾爆发多次论战,争论焦点在于:废八股、提倡西学、改革教育制度,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推荐阅读:
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


湘剧《谭嗣同》。顽固派:“宁亡国不变法”

 

儿皇帝难逃五指山


这种重用小臣、架空大臣的办法,康梁二人都认为是他们的新发明。其实“架空政治”在中国政治史上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


在我国隋唐以后的中央大官,最尊贵的莫过于所语“尚书”了。其实“尚书”一职,在秦汉官制里原是皇宫里面的“五尚”或“六尚”之一——什么尚宫、尚寝、尚食、尚衣、尚书(可能还有尚厕吧)等等。那都是服侍皇帝和后妃的黄门内官。只有宫女和太监,才能担任的。男士要当尚书,先得阉割,才能入宫。可是在西汉武帝、成帝之世,皇权上涨。这个原是阉人黄门充当的尚书小官,因为是天子近臣,渐渐就重要起来了。时至东汉之末,十常侍乱政之时,这些尚书们就把朝中的“三公九卿”,全给架空了。这一架空政治,通过魏晋六朝,就变成九卿备位,尚书当权的怪现象。至隋文帝统一天下,改革官制,乃干脆把九卿全废,改用“六部尚书”。当然隋唐以后的“尚书”,太监也就没分了。

 

可是架空政治这个魔术,却不因尚书之扶正而消灭。明太祖废宰相,代之以内阁学士,还不是这魔术的重演?等到内阁大学士又变成宰相了、雍正皇帝要架空他们,乃以小臣设军机处来取而代之。现在军机又有权了;康、梁师徒乃为光绪设计以四品小臣的四位“章京”,把位高一品的军机大臣架空了。


雍正朝创立的军机处,

军机大臣位高权重,却全是兼职

 

不过搞这种小臣近臣,来架空大臣权臣的政治艺术,却有个先决条件——搞架空的主使人,一定要是像汉武帝、明太祖、雍正皇帝那样有“最后决定权”的大独裁者。一个见着老娘就发抖的儿皇帝,则千万做不得。不幸的是那时主持变法改制的光绪,却正是这样的一位“儿皇帝”。以儿皇帝的“小臣”去架空老太后的“权臣”,成败之数岂不注定?——这种政局的演变,我辈熟读《通鉴》的后世史家,都洞若观火,而精敏如康、梁竟无觉察者,便是身为急功“小臣”,以致当局而迷罢了。


癌症末期与“枪毙疗法”


戊戌年的夏天,那座“天晴似香炉、天雨似酱缸”的北京城,是炎热难当的。可是这个季节却正是我们那位可敬可爱、也可叹可悲的年轻皇上,为国为民而疲于奔命的时候。为了推动他的变法改制,他三天两头都要从那时的禁城、今天的故宫赶往颐和园,向太后请示。(可怜的光绪爷是没有空调汽车的。)

自他于六月十一日(阴历四月二十三日)下〈定国是诏〉之时起,到九月二十一日(阴历八月初六),西太后还宫“训政”,把他关入瀛台止,前后一百零三天,光绪帝去了十二次颐和园,每次驻留三数日。至于他们母子之间交谈的实际情况,外人固无由得知,但是这位年轻皇帝苦心孤诣的恳求改革,而太后不同意,致每遭训斥,则尽人皆知。等他回到宫中,诏书虽一日数下,而朝臣对他拖延时日,拒不回报;疆吏(湖南巡抚陈宝箴是唯一例外)对他则阳奉阴违,甚至阴违阳亦不奉。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苦衷和借口。原本南洋大臣和外省督抚的行动,都是以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马首是瞻;而这时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则是顽固派的总头头。他仗着太后的权威,对光绪简直公开抗命。他认为皇帝年轻无知、任性胡闹,因此把光绪所有的诏命不但当作耳边风,并纠合朝中保守要员刚毅、李盛铎、杨祟伊等加油添醋地向颐和园打小报告,联衔吁请太后回朝训政,恢复垂帘,以遏乱萌——这当然是西太后求之不得的,有的甚至出于她的授意。


宣布“退休”的慈禧,在颐和园赏雪

 

再者,新政的施行和步骤当然亦有它本身的困难。就以“废八股改策论”这一考试新政来说吧,八股是空话,策论还不是空话?然写八股文要读圣贤书,还有个“帖括”可循。写“党八股”式的策论则并此而无之。所以在戊戌夏季,有个老实的浙江学政陈学棻上奏说:“改试策论,阅卷艰难,不如八股之易。”光绪览奏不悦说:“陈学棻既不会看策论,可无庸视学。”就把他撤了。其实纵使把康有为放出去做学政,以他那一点点所谓西学的知识,他对策论考卷的批阅,恐怕也没个取舍的标准呢!

梁启超说,开明而通时务的达官如张之洞,也深知废八股为变法之第一事;然张氏亦不敢轻言取消八股。因为他深“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惧其合力以谤己而排挤己也”(以上均见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这是关系到国内数百万知识分子命运和前途的大“问题”,空谈变法的“主义”,所解决的问题呢?只制造“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这废八股改策论的“新政”,究能派啥用场昵?

再说改庙宇办学堂吧!当时那几十万座庙宇,几千万佛道各教的神职人员,也都非等闲之辈。哪能只凭一纸上论、两页公文就可以把他们赶出庙门、结婚还俗呢?纵使能废庙办学,则经费、师资、课程、学童哪里来,也非朝夕之功。

 

总之,长话短说,我民族的历史走进那清末戊戌年代,已积重难返。我们的国家机器已全部锈烂,无法修复。我们的社会已至癌症末期;病入膏肓,医药罔效。所以在许多激烈的志士们看来,其彻底解决之道,那就是人死病断根,怜悯杀人,枪毙了事——其后接踵而来,相信“一次革命论”的国共两党,都是主张“不破不立”的枪毙专家。孙中山先生说:“破坏难于建设”,正是此意。可惜他老人家破坏未竞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千字君注:孙中山信奉“彻底革命论”,他所开创的党国体制对后来的中国时局影响巨大。名家推荐:杨奎松《革命》)。

 

孙中山年轻时曾上书李鸿章建言改良


老佛爷的手掌心


且看于此同时,那位在颐和园内纳凉避暑的慈禧老太后,又在干些什么?她老人家没有闲着。身在园中,心在宫内,她特务密布、眼线满朝,小报告日夜飞来;满族硕吏、汉族谄臣,求恩乞怜,亦时时跪满四周。光绪帝的一举一动都在她的严密监视之下。

西太后原是个阴险狠毒、睚眦必报,狐狸其貌而虎狼其心的泼妇人。但她也是个精明强悍,老谋深算而善于纵横捭阖、恩威兼施的女主。她对情敌政敌(包括她的两个儿子),都会不动声色,设下陷阱而伺机捕杀。这种复杂的个性,是舞台艺人扮演不出的——她没有银幕上的刘晓庆那么可爱。

远在戊戌之前,她对逐渐长大而颇有个性和脾气的嗣子光绪,已早存废立之意。这是从单纯嫉妒心出发的,一种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鼾睡的,很通常的精神病现象。但是她一怕洋人干预,二怕疆臣不服,三怕小叔(恭亲王)不依。同时她所看中的对象也不敢承受。所以她才隐忍未发。(千字君注:列强打开国门,为中国带来的冲击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1900年因听信“外国将逼迫太后还政皇帝”的谣言,慈禧授意义和团攻打使馆区。推荐阅读:袁伟时《晚清大变局》

待戊戌暮春,当光绪要求授权变法时,她当然更不能容忍。但慈禧是一只老狐狸。她纵想结束退休、还宫训政,也要布置出一个适当的局面和时机。第一要孙行者跳不出老佛爷的手掌心;第二还要有面子——她复出是循臣工百姓之请,不得已而为之也。因此在戊戌春夏之间,慈禧做了几项重要安排:

首先她就把翁同龢罢官,赶出政治圈。翁是享有“独对”之权的光绪帝智囊。他这位享有清望的状元老臣,也是朝中开明派的班首;更是康、梁等激进派的家长与护法。翁氏一旦被黜,光绪就失去一个首席谋臣、一个中间桥梁和一个翼护新党的家长。一箭三雕,翁同龢就在六月十五日被“开缺回籍”。儿皇帝也就被完全孤立了。


翁同龢


其次,她要保持京津和华北地区,在内争上的绝对安全。为此,在翁同龢被革的同日,西太后即擢升后党总头目荣禄署理直隶总督,旋即领北洋大臣,统辖董福祥(甘军)、宋庆(毅军)、聂士成(武毅军)和袁世凯(新建陆军)及京畿旗军数万人,拱卫京师及各交通要隘。有此项军事部署,虽不足以御外寇,然(如满族王公所说)在防备“家贼”方面京津一带可以说是固若金汤了。至于太后所居的颐和园,更是警卫森严。入觐的命妇女眷都要搜身。相形之下,光绪除掉少数扈从太监之外,安全措施实在是俯仰由人,他自己一无所有。

记得我的朋友李宗仁将军,当年被指派出任“代总统”。他不服,吵着要当“正总统”。在吵闹之间,吴忠信提醒他说,“你的卫兵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吵什么‘代总统’、‘正总统’呢?”李氏闻言大悟,就决定不吵了。

光绪爷当年在类似情况之下,向西太后哭诉要她授权变法。他和他的青年谋臣们就没有想到,他们的卫兵也“都是蒋先生的人”,而他们的“变法改制”或“幼稚胡闹”,总归会有人反对的——多则几百万人,少则是顽固派里面的几十个满汉人马。这批反对派在忧心忧心忡忡之时,乃结伴东去天津“督署”乞援搬兵;西去颐和园哭跪,吁请太后回朝训政。西太后这个老狐狸,最初笑而否言。更有涕泣固请者,西太后就笑而骂之,说:“你们为什么要管这些闲事?难道我的见识还不如你们?”那时也有人到督署诉苦。荣禄说:“让他去胡闹几个月嘛,闹到天下共愤,恶贯满盈,不就好了嘛!”

 

变法初期,经康有为主张在上海创办的《强学报》

 

所以西太后的对策是不动声色,布下陷阱,让光绪和他的新党去“胡闹几个月”。这时恭王已死,干涉无人。等到“天下共愤”,太后振振有辞之时,只要她脸色一变,则跪在地下颤抖得面无人色的万岁爷,自然就知道“朕位不保”了。哪还要等到(如当时盛传的)秋季去天津阅兵,才搞废立呢?

 

果然事态发展至九月中旬,当光绪帝还忙着要开懋勤殿,以鼓励臣民向朝廷直接荐贤进言时,西太后脸色突变。光绪便立刻感觉到大祸临头、皇位难保了。为着保位保命,他皇上才临时抱佛脚,于九月十三日阴历七月二十八日(一说九月十四日)密诏康有为及四章京“妥速密议,设法相救”。一面又另论康有为“督办官报……迅速外出,不可延误”。可笑的是当时这位康圣人竟毫无警觉,他还以为皇上是真要他去上海办报呢!乃大模大样、安步当车的搭车去塘沽,乘轮南下。要不是他那时以亲英出名,而使情报灵通的英国人派专轮赶往吴淞口外抢救他脱险,老康纵长着十个脑袋,也都搬家了。

 

袁世凯告密


早在戊戌九月中旬,康圣人悠闲离京南下之时,那留在朝中的谭嗣同等四章京可就紧张了。他们与光绪之间可能有过密议并取得一致意见,认为唯一可以挽救危局、扭转乾坤的办法,就是说动袁世凯,兴兵勤王。袁如能效忠皇上,则大事或有可为。

 

袁世凯那时所统率的“新建陆军”七千余人,兵力为诸军之冠,的确是个实力派。他的作风与思想也表明他是个新派人物。但是他的正式官衔则只是“直隶按察使”,是荣禄下面的一个“从二品”的省区中级官吏,俗称“臬台”。袁之有此地位多得力于荣禄的“知遇”;当然他对荣禄勾结得很紧,而荣禄又是太后的心腹,他自己也就前途无限。如今光绪要他脱离荣禄、撒开太后而转投实力毫无的空头帝党,这对袁世凯的仕宦前途,甚至身家性命,都是个极大的赌博——在这场帝后冲突之中,他只要按兵不动,则帝党就必然杀头坐牢,全军覆没。他如贸然加入帝党,兴兵勤王,他那七千子弟,也未必救得了皇帝,而自己脑袋反可能搬家。袁世凯是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利害之间,他是洞若观火的。


青年时代的袁世凯

 

可是那时的帝党中的首脑分子,已面临不测之祸;精神上也已被逼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只好死马当活马医,顾不得许多了。九月十四日(阴历七月二十八日)袁世凯乃奉召入京;十六日在颐和园面圣,光绪对他慰勉有加。袁氏旋奉朱谕,“按察使开缺”;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并随时具奏应办事宜”。这一下袁世凯便从一个“从二品”的中级地方官,升调成为一个“正二品”的中央大吏。清制“侍郎”与各部“尚书”通称“堂官”,几乎是平等办事的。袁是个精明强干的人(不像康有为那样木讷)。他知道他的擢升,有个中原因,尤其是在“谢恩”时,皇帝面谕,要他与荣禄“各办各事”。

 

这时荣禄已获得情报,他一面调兵布防,以备不测;一面制造英俄开战的假消息。并派专差急催袁世凯回津。当袁氏正在进退两难之时,便发生了谭“军机”深夜密访的敏感事件。据袁死后才泄露的《戊戌日记》所载:九月十八日(阴历八月初三)谭嗣同夤夜来访,并开门见山的告诉他,西太后与荣禄有弒君和废立的阴谋。皇上希望袁氏保驾,率兵诛除荣禄并包围颐和园。袁问如何处置西太后呢,谭说他已雇有好汉数十人:“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云云。袁在其日记中说他闻言“魂飞天外”,但是嗣同此时已“类似疯狂”,又系“天子近臣”,他不敢不敷衍。好不容易才把谭送走。(千字君注:谭嗣同是维新派理论宣传的中坚力量,与张之洞等人曾在报纸上多次撰文论战。推荐阅读:雷颐《从甲午到辛亥》(签名版))

 

后人评价谭嗣同:善文章,好任侠,长于剑术

 

上节已交代过,袁世凯是绝不会接受谭嗣同之密谋的。两天之后他回到天津,乃把谭的计划向荣禄全盘泄漏。其实谭氏这一秘密计划,西太后与荣禄早已知道,也早已采取行动了——慈禧已于十九日(阴历八月四日)自园还宫。二十一日正式临朝“训政”,并下令京师戒严,火车停驶。随即幽禁皇帝、缉捕新党;尽废新政、恢复旧法。这就是所谓“戊戌政变”了——西太后发了一阵雌威,新党新政就从此烟清云散,皇帝也关入瀛台。


戊戌党人碑


在政变骤起时,第一个关城搜捕的要犯,自然就是康有为了。谁知康竟能于前一日,大摇大摆的走出城去。康氏第一名大弟子梁启超,幸好平时也有亲日言行。由日本友人保护躲入使馆,化装逃去。其它与新政新党有关,未及选走,或不愿逃走而被捕者凡数十人。其中首要分子就是所谓“六君子”——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和康广仁。这六人未经审讯就于中秋前二日阳历九月二十八日,在北京菜市口被杀,由顽固派的大头头刚毅“监斩”——这个混球讲了那句有名的混帐话“宁赠友邦,不与家奴”。

就义的六人之中,最有殉道精神的要算谭嗣同了。他本可逃走,但是他觉得他是新政前锋;新政失败他有殉难的义务。他对劝他逃走的朋友说,变法就必然会流血;要流血,就应该从他开始。所以他就从容就义了。嗣同是一位无私的爱国者、一位真君子、好男儿。

杨深秀也是一位守正不阿、轻生重义的豪杰御史。他虽然也是维新派,但是在政变已成事实,西太后正式“训政”。皇帝被幽,举朝战栗之时,他本可闭口免死。但他偏要挺身而出,诘问光绪被黜之故,并抗疏坚请慈禧归政,以致被捕就义。

 

上排左起:谭嗣同、杨锐、林旭

下排左起: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

 

六君子之中死得最寃的要数31岁的康广仁。广仁没有做官,也没有在维新运动中当过重要干部。所以变法失败之后,他无心避难,也没有逃难。因为他实在没有被杀的罪状。但是他终于陈尸菜市口,只因为一条资格——他是“康有为的弟弟”。所以他在被杀之前,在狱中以头撞墙,悲痛呼号,实在也是很够惨烈的。

 

诸烈士既死,新党中坚或逃匿、或拘囚、或流放,一时俱尽。那些原与他们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的开明朝臣,或被黜(如翁同龢)、或被阻(如张之洞)、或缄口自保、靠边站(如李鸿章、刘坤一、孙家鼐)……朝中无人,大清帝国的内政外交决策大权,便掌握在以西太后为首的一群群老朽昏庸、顽劣无知的自私官僚之手。如此则其后朝政每况愈下,终于引起“义和拳”和“八国联军”之祸,那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发展了。

 

注:本文选自唐德刚《从晚清到民国》,原标题为“维不了新、变不了法的一百天”,推送时由千字君做了技术处理。标题、导语、图片系千字君所加。欢迎点击文内任一图片,购买完整版。版权、合作请联系13520557294。


  • 光绪并不在乎康梁的主张,变法主要是为了夺权

  • 慈禧预设圈套,利用变法的阻力夺回大权

  • 维新派的政治幼稚、国家机器的朽烂,导致变法失败

  • 诚挚推荐:唐德刚《从晚清到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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