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因沉默而有罪
罗尔夫·霍赫胡特（Rolf Hochhout）的剧作《上帝的代理人》（The Deputy）被称为“这代人最富争议的作品”，从它在欧洲已经引起和在美国即将引起的争议的角度看，这个评价中的“最”字是合理的。这部戏剧描写了教皇庇护十二世的所谓失职，即他未能在二战期间就欧洲的犹太人大屠杀发表明确的宣言，因此也就含蓄地关系到梵蒂冈对第三帝国的政策。【编者注：罗尔夫·霍赫胡特（德语：Rolf Hochhuth，1931年4月1日－2020年5月13日），德国剧作家，以1963年戏剧《上帝的代理人》而闻名。此剧因暗示教宗庇护十二世对希特勒的犹太人灭绝行径保持沉默、无动于衷，引起公众的广泛争论。】
事实本身并无争议。没有人否认教皇掌握所有有关纳粹驱逐并“重新安置”犹太人的相关信息。也没有人否认，在德国占领罗马期间，当犹太人，包括犹太天主教徒（即皈依天主教教义的犹太人），就在梵蒂冈的注视下被包围起来以纳入最后解决时，教皇甚至都没有发出抗议的声音。
故而就像被称为“最富争议的”一样，霍赫胡特的戏剧也可以被称为这一代文艺作品中最实事求是的。这部戏剧几乎是一份报告，它的记录严密、切实，使用了真人真事，并增补了由霍赫胡特撰写的65页的“间接的历史材料”，还几乎预见到了所有反对它的论证。
看来，作家自己至少像对文学品质一样，对事实的真理感兴趣，因为他在其“间接材料”中近乎抱歉地说，由于艺术原因，他不得不“给予庇护十二世以更高的评价（相比于历史会给予他的评价），并塑造一个比我私下认为的更好的人”。然而，通过这些话，他就触及了争论中一个真正的交锋之处：是否真的就像霍赫胡特明显认为的那样，“要是有一位更好的教皇”，梵蒂冈就不会沉默？
曾经有几次，教会试图避开正在讨论的问题，它或是给这部戏剧转嫁一个它并不包含的论点——霍赫胡特从没有声称“教皇庇护十二世应对奥斯维辛负责”或他是这个时期的“罪魁祸首”——或是提及某些国家的地方教会曾给犹太人提供帮助。地方教会确实帮助了犹太人，特别是在法国和意大利，对此谁也没有异议。
教皇在何种程度上发动甚或支持了这些活动，这尚不为人所知，因为梵蒂冈档案馆不允许当代史学者查阅其资料。但也许可以认为，大多数好的行为和大多数邪恶行径都必须被归于地方教会的主动，而我怀疑，大多数行为事实上纯粹属于个人的主动。
霍赫胡特报告说，“在从荷兰驱逐犹太天主教徒的过程中，各种等级的不同成员实际上是由荷兰宗教机构移交的”。但谁胆敢为此谴责罗马呢？而既然霍赫胡特提出的另外一个问题——盖世太保如何恰好发现了一名修女（埃迪特·施泰因Edith Stein，一位德国皈依者，著名的哲学家）有犹太血统？——还从来没有被答复，谁会为此谴责罗马呢？
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作为一个机构的教会也几乎不能把那些真正的基督教仁慈的伟大例证算作自己的功劳——仅举一些最著名的事例：在法国南部，教会发给数千名犹太人假证明以使他们能够移民；柏林圣海德微格大教堂的教长玻那德·利希腾保（Bernhard Lichtenberg）尝试陪伴犹太人到东部去；奥斯维辛的波兰神父马克西米安·考玻（Maximilian Kolbe）的殉难。
作为一个机构的教会和作为其最高统治者的教皇，能够算作他们功劳的是那种系统的信息工作，这些工作是由遍及纳粹占领国家的教廷大使为了至少使那些天主教国家——法国、匈牙利、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政府首脑明白“重新安置”这个词真正的、屠杀性的意义而做的。这当然很重要，因为教皇的道德和精神权威确保了那些东西［信息］的真实性，那些东西［信息］否则就只能轻易地被当作敌对宣传而遭到驳斥，特别是在那些国家，它们尽管并不想进行大屠杀，却欢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机会。
然而，梵蒂冈仅仅使用了外交途径，这也就意味着，教皇认为把真相告知人们——例如匈牙利宪兵，他们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正忙于为布达佩斯的艾希曼·考曼德围捕犹太人——是不合适的。而且，梵蒂冈的这种做法看来也含蓄地阻止了（如果这种阻止是必要的）主教们告诉他们的牧群。最无耻、最荒谬的还是那种令人震惊的镇定自若——首先意识到这一点的是受害者和幸存者，然后是霍赫胡特，最后是通过霍赫胡特的其他许多人——显然，梵蒂冈及其使节认为装出这种镇定是明智的，这是对那种正常状态的死板坚持，从欧洲的整个道德和精神结构的崩溃的角度来说，这种正常状态已经不存在了。
在《上帝的代理人》第四幕结尾，霍赫胡特摘录了庇护教皇的一个公开声明，只改变了其中一个词语，即把庇护说的“波兰人”换为“犹太人”：“正如旷野的花朵在冬日皑皑白雪的覆盖下等待春天的暖风一样，犹太人必须在祈祷和信仰中等待天国的安慰到来的那一刻。”这是最重要的例证，不仅证明了霍赫胡特所说的“帕策利（Eugenio Pacelli，即教皇庇护十二世）的华丽言辞”，而且证明了某些更一般的东西，即现实感的不幸丧失。
况且，当教皇是整个欧洲惟一不受宣传污染的人时，梵蒂冈在战争年代确实还做了一些事情，而且，如果不是考虑到坐在圣彼得位置上的这个人并非一位普通的统治者，而是“上帝的代理人”，那么他所做的也足够了。从他作为一个世俗统治者来看，教皇做了大多数（尽管并非全部）世俗统治者在这种环境下都会做的事。
而从教会作为独一无二的机构来看，它使“自己适应任何愿意尊重教会财产和特权（至少纳粹德国假装要这么做，苏联则完全没有）的政权”的倾向，理所当然地几乎变成“天主教政治哲学中一个毫无争议的真理”（语出杰出的天主教社会学家高登·赞［Gordon Zahn］）。
但教皇这种微不足道的世俗权力——作为梵蒂冈城不到100名居民的统治者——“依赖于教皇宝座的那种精神主权”，这种精神主权确实自成一格，并且掌控着巨大的、尽管无法精确估计的“世界精神权威”。这个问题简洁地表现在斯大林和丘吉尔的一问答中，“教皇有多少个师？”“他有许多通常在阅兵场上看不到的军团。”霍赫胡特针对罗马提出的指控就在于，教皇没能使得这些军团——遍及全球大约4亿人——发动起来。
教会方面的回应迄今为止分为三种。
首先，是在蒙蒂尼红衣主教成为教皇保罗六世之前的话：“一种抗议和谴责的姿态……不仅无用而且有害：这就是事情的要义。”（这看上去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观点，因为在战争爆发时，德国超过40%的人是天主教徒，并且，几乎在所有纳粹占领国以及多数德国的同盟国中，天主教徒都占多数。）
第二种回应不那么鲜明但实际上验证了第一种主张，它认为这些“兵力”不能被罗马发动起来。（这个主张更有力。有一种观点认为，“相比于新教教会，天主教教会负担更大的罪责，因为它是一个能够做些事情的有组织且超国界的力量”就像阿尔伯特·史怀哲在他给这个剧本的格拉夫出版社版的序言中说的那样，这种观点可能高估了教皇的权力，同时又低估了他对各国教会以及地方主教对其牧众的依赖程度。而且，几乎不能否认，战争期间教皇的权威声明，可能会引起分裂。）
教会方面的第三个主张基于它在战争时期保持中立的必要性，即使这种中立性——这个事实：现代战争中主教经常为交战双方祈祷——对它来说意味着正义战争与不正义战争这种古老的天主教区分已在实践上变得不适用了。（显然，这是教会不得不为下述事实付出的代价：教会和国家的分离，这种分离带来了一种通常来说和平的共存，即在一个仅在教会事务上约束地方教会的国际性精神统治与国家的世俗权威之间的和平共存。）
正如高登·赞对那场战争刻画的那样，教皇显然并没有在希特勒战争中发现“不义战争的典型”，因为根据教皇的一名秘书，即罗伯特·利伯（Robert Leiber）神父的说法，他“一直把苏联布尔什维主义看得比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更危险”（摘自《评论》上君特·李维资料丰富的文章，“庇护十二世、犹太人与德国大主教会”）。——但即使教皇发觉了其不义性，他也几乎肯定不会干预。
关键毋宁在于，尽管他有着“欧洲的命运依赖于德国在东部前线的一次胜利”（李维）的信念，并且尽管德国和意大利教会中的领袖人物试图说服他“宣布（反对苏联的战争是）一场神圣的战争或一次十字军东征”，教皇公开地还是保持了一种被另一位历史学家罗伯特·格拉汉姆（Robert Grahan）称为“意味深长的沉默”的姿态。而由于教皇曾两次打破他的中立——先是在苏联侵略芬兰时，而后不久又在德国侵犯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时——这种沉默就更意味深长了。
毫无疑问，不管谁如何试图去调和这些明显的矛盾，梵蒂冈之所以不对东部大屠杀（毕竟不仅犹太人和吉普赛人而且波兰人和波兰牧师也被包括在内）提出抗议，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这个错误观念，即这些屠杀行为是战争的一部分。
纽伦堡审判把这些与军事行动没有丝毫联系的暴行也算作“战争罪”这个事实表明，上述观念在战争期间听起来肯定非常合理。尽管人们写了那么多关于极权主义的犯罪本性的文献，但整个世界仿佛还是需要将近20年的时间去明白在那几年中实际上发生了什么。而几乎所有身居要职的公共人物甚至在他们已经掌握了所有事实资料时都不能理解，这是多么可悲啊。
然而，即使我们把这些都考虑在内，事情也不可能就此了结。霍赫胡特的戏剧涉及罗马对在整个事件发展中显然最引人注目的大屠杀的态度；它只是偶尔牵涉到德国天主教在最初几年中与第三帝国的关系，以及帕策利的前任、教皇庇护十一世领导下的梵蒂冈所发挥的作用。
就某种程度上说，“德国官方基督教”的罪责已经被解决了，特别是其天主教的部分。杰出的天主教学者们——已提到的美国罗耀拉大学的高登·赞，奥地利杰出的历史学者弗里德里希·黑尔（Friedrich Heer），德国以法兰克福·海福特（Frankfurter Hefte）为核心的一群作家和出版人，以及研究希特勒早期政权的已故的圣母大学教授瓦尔德马·古里安（Waldemar Gurian）——已经做了非常彻底的工作，他们当然完全明白，如果德国新教被以这同样一种可敬的追求真理的精神来研究，它的遭遇基本上不会更好，而甚至可能会更糟糕。
黑尔指出了一个公开记录的事实，即那些试图抵抗希特勒的天主教徒，“既不能在监狱、也不能在绞刑台上指望得到他们教会领袖的同情”。而高登·赞则讲述了关于两个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这两个人因为自己的基督教信仰而拒绝参加战争，而直到被执行死刑前，监狱牧师都拒绝给他们做临终圣礼。（他们被指控对精神领袖“不服从”——可以认为，是由于他们被怀疑在追求殉难，从而犯下了追求完美的罪。）
所有这些恰好证明了，天主教徒与其余大多数人的行为没什么两样。而这从新政权的一开始就很明显。德国主教在1930年曾谴责了种族主义、新实用主义和纳粹的其他意识形态（有个教区领袖居然颁布禁令，“禁止天主教徒成为希特勒党的注册成员，否则将受到开除圣餐礼的处罚”），而接着它就在1933年3月——即，恰恰在所有公共组织（当然，共产党及其附属机构除外）都“合作”了的那个时刻——迅速收回了所有禁令和警告。
当然，这紧随3月5日选举之后发生，就像瓦尔德马·古里安1936年在他的《希特勒与基督教》（Hitler and the Christians）中表明的，那时，事情已经变得“清楚，特别是在巴伐利亚，甚至天主教徒也向国家社会主义的风暴屈服了”。先前严肃的谴责现在只剩下一个不太显著的警告，反对“仅仅关注种族和血缘”（着重是我加的），它出自一封由所有主教签名并从富尔达（Fulda）发出的温情脉脉的信件。
君特·李维在《评论》报道说，之后不久，当因为需要教会的帮助以确定所有具有犹太血统的人时，“理所当然，教会合作了”，并且继续这么做，直到那个悲惨的结局发生。因此，是德国的牧人跟随他们的羊群，而不是他们引导他们的羊群。而如果说，战争年代“法国、比利时和丹麦的主教们的行为”与其德国同行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人们就会下结论说，这是因为、至少部分是因为，法国、比利时和丹麦的人民的行为不同。
然而，就各国教会来说可能正确的东西对罗马来说当然不一定正确。关于第三帝国，圣宗有他自己的政策，而直到战争爆发，这一政策相比于德国主教［关于第三帝国］的政策甚至还要稍许友好些。
因此，瓦尔德马·古里安观察到，在纳粹攫取权力之前，当1930年德国主教们谴责纳粹党时，梵蒂冈的报纸《罗马观察报》（Osservatore Romano）就“指出，谴责其宗教和文化方针不一定意味着拒绝政治上的合作”；然而，另一方面，无论是丹麦主教们对驱逐犹太人的抗议还是加林（Augustinus von Galen）对安乐死的谴责都不曾得到罗马的支持。
人们或许会记得，梵蒂冈曾在1933年夏与希特勒政权签订了一份协定，并且，以前甚至曾把希特勒“作为与他自己一起公开否定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第一位政治家”来赞扬的庇护十一世，那时也变成了——用德国主教们的话来说——“第一个向希特勒伸出信任之手的外国统治者”。那份协议从没有被终止，无论是庇护十一世还是其继任者。
而且，对一个法国极右组织即“行动法兰西”（它关于天主教的教义曾在1926年被判为异端）做出的逐出教会的判决，在1939年7月被庇护十二世撤销了，即在这个组织不再仅仅是一个反动组织而是纯正的法西斯的时候被撤销了。
最后，当1949年7月，宗教法庭把所有“Communist成员、或帮助实现其目的的人”，也包括那些阅读Communism书籍和杂志或为他们撰稿的人逐出教会，并在1959年重申了这个法令，这时，认为地方和国际教会处于困难处境的审慎和顾虑就已不再流行了。（之前的1931年，在教皇庇护十一世的《四十年通谕》［Quadragesimo anno］中，已经表达了社会主义与教会教条不能相容的立场。顺便说一下，虽然教皇通谕与以前认为教皇“永不谬误”的宣言不同，但通谕对大多数信徒来说是有约束力的权威，这几乎毫无疑问。）
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后很久，我们在德国的天主教官方百科全书（赫尔德）中读到，Communism“是继罗马帝国之后基督教会最大和最残忍的迫害者”，而纳粹主义甚至根本没有被提到。
在协议墨迹未干之时，纳粹政权就已开始违反其规定，但在协议实施的整个过程中，罗马对第三帝国却只提出过一次强烈的抗议——庇护十一世1937年发布的通谕《严重关切》（Mit brennender Sorge）。它谴责“异教”，并表示反对把种族主义和国家价值提高到绝对的优先地位。但“犹太人”和“反犹主义”这些字眼根本没有出现，反之，它主要关注的是纳粹反天主教、特别是反天主教教权的诽谤活动。
无论是概而言之的种族主义，还是具体地说的反犹主义，都没有被教会彻底谴责。关于已经提到的德国犹太修女埃迪特·施泰因，有一个特别让人感慨的故事，1938年她还在德国女修院里安静地生活，那时她给庇护十一世写信，请求他发布一个关于犹太人的通谕。她没有成功，这不令人惊奇，但她从没收到任何答复，这也是那么自然的吗？
所以，从1933年到1945年，梵蒂冈政策的政治记录无疑是清楚的。只是其动机仍有疑问。显然，这个记录是在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的恐惧之下形成的，尽管没有希特勒的帮助苏联几乎不能或甚至不愿意占领半个欧洲。
这个误判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它也相当普遍，关于教会不能正确判断希特勒德国完全邪恶的性质，情况也是这样。最糟糕的是这种说法——而常常有人就这么说——天主教的“中世纪反犹主义”应对教皇对犹太大屠杀的沉默态度负责。霍赫胡特略微提到了这个问题，但在他的戏剧中非常明智地把它省略了，因为他“想仅仅关注可证实的事实”。
即使可以证明，梵蒂冈赞成信徒中某种程度的反犹主义——如果存在的话，这种反犹主义也不是种族主义的，而是现代的，它认为在被同化的现代犹太人中有一种对西方文化的“腐化因素”——那也离题甚远。因为天主教反犹主义有两个限制，一旦违反这两个限制天主教教义和圣礼的效力就会受损——就像它不能同意用毒气毒死心智不健全的人一样，它也不能同意这样对待犹太人；并且，它也不能把其反犹主义推行到那些已经受洗的信徒中去。难道这些事情也能留给各国教会来决定吗？难道它们不是教会最高部门的事情，不从属于教会的最高权威吗？
因为这些事情从一开始就是这样被理解的。当纳粹政府明显地试图发布那些要禁止混合婚姻的种族法律时，教会曾警告德国权威部门，说它将拒绝执行，并且试图说服他们，这样的法律会违反协议的规定。然而，这很难证明。协议曾规定“天主教会解决它自己问题的权利独立地存在于普遍有效的法律范围之内”（着重是我加的），而这当然意味着在接受教堂中的结婚圣礼之前，必须有一个根据民法进行的仪式。
纽伦堡法律使德国教士们处于这样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即令他们不得不拒绝为某些具有天主教信仰的信徒举行圣礼，而根据教会法，这些人是应得到这些圣礼的。这难道不是属于梵蒂冈权限内的事吗？无论如何，当德国教会决定顺从那些法律时，某些非常严重的事情就已经发生了。这些法律公开否认受洗的犹太人是基督徒，并公开否认他们像其他人那样属于教会、拥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
从那时起，犹太血统的天主教徒与德国教会之间的分离就变得理所当然了。而1941年，当纳粹开始从德国驱逐犹太人时，科隆和帕德博恩的主教实际上就劝告说：“非雅利安或半雅利安的神父和修女应自愿陪伴那些被驱逐者”去东方（君特·李维，《评论》）——就是说，劝告教会中那些无论如何都要受到驱逐的人。
我不禁想到，如果说在“最终解决”的年代里，有哪个群体比走在死亡道路上的犹太人更加遭到整个人类的遗弃的话，那么它必定就是这些曾经离开犹太教而现在又被教会高层单独挑选出来的天主教中的“非雅利安人”了。我们不知道当他们走向毒气室的路上时在想些什么——难道他们中间就没有幸存者？——但很难否认霍赫胡特的话，即他们“被所有人抛弃了，甚至都被上帝的代理人抛弃了。在欧洲，从1941年到1944年，事情就是如此”。
的确，“事情就是如此”。针对霍赫胡特的“令人异常震惊的历史事实”，抗辩说因为消极被动更不恶，所以它就是最好的政策，或者说“在不适宜的心理时刻”揭示真理，都于事无补。
当然，没有人能说出，如果教皇公开抗议了实际上将会发生什么。但是，与所有直接的实际考虑完全相反，难道在罗马就没有人意识到教会内外当时许多人都意识到的这一事实，用德国已故天主教作家莱茵霍尔德·施奈德（Reinhard Schneider）的话来说——一个针对希特勒的抗议“将会把教会提升到自中世纪以来它还从没有达到过的位置”吗？
相当一部分天主教学者和公众意见都站在罗尔夫·霍赫胡特一边，这是他的幸运。高登·赞教授赞扬了这部戏剧“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准确性”。啊，真理总是在“不适宜的心理时刻”到来，而对我们正在讨论的时期来说它又在不恰当的物理时刻出现，奥地利的弗利德里希·黑尔关于真理的话一语中的，“只有真理才可以使我们自由，而全部真理总是令人害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