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沉默与思考的资深读者：点击上方「沉默与思考」→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其他平台读者请关注公众号“沉默与思考”本号为Humanitas重建号，恳请各位多多点赞分享，助我东山再起。巴勒斯坦，这片位于地中海与死海、约旦河之间，地处欧、亚、非三洲交通枢纽的地区，最初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它包含居住在这一地区的所有民族，甚至寄居在伦敦的巴勒斯坦犹太人最初也自称巴勒斯坦人。这里是一片旧约所谓“流着奶与蜜”的土地，也是一片充满血与火的土地。历史上，这片土地是众多民族的战场，“人类为巴勒斯坦流的血，比为地球上任何地方流的都要多”——从“巴勒斯坦”这一词汇未诞生之前的传说时代，到古犹太人在此建国、灭国、又复国；从罗马皇帝哈德良驱逐犹太人，到历次十字军东征；从奥斯曼帝国对耶路撒冷的征服，到英国殖民者的到来；从现代以色列的诞生，到历次中东战争......和平，在这里，似乎永远只是暂时的。作为世界上古老的文明之一，犹太文明蔓延了四千多年，可在后面近两千年时间里，犹太人却失去了故土，被迫星散在世界各地。而就在这种难以想象的艰辛和逼仄中，犹太民族不仅顽强地活了下来,

★成为沉默与思考的资深读者：点击上方「沉默与思考」→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其他平台读者请关注公众号“沉默与思考”本号为Humanitas重建号，恳请各位多多点赞分享，助我东山再起。说起如何致富，大多数人凭直觉给出的建议不能算错——“创业”无疑是最普遍的建议，紧随其后的或许是“从事投资银行业务”——但这只说对了一半。每年都会有不计其数的公司在世界各国成立，尽管其中的许多公司会倒闭，但仍有大量公司获得了成功并迅速发展。然而，即便是那些最成功的公司，其所有者也很少能够加入亿万富翁的行列。或许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尽管腰缠万贯的投资银行家大有人在，但其中鲜有人能够跻身拥有豪华游艇的富翁阶层。▌是什么将顶级富豪和普通富豪分开？的确，在当今世界1600多位亿万富翁中，只有不到50人——不到总数的5%——是银行家。事实上，在全世界的亿万富翁中，来自伦敦或华尔街这样的全球金融中心的银行家不到10人（不到总数的1%）。这些富有的银行家大多来自新兴市场国家。其中一位是墨西哥人罗伯托·冈萨雷斯·巴雷拉。巴雷拉的身价达19亿美元，2012年在《福布斯》全球富翁榜上居第683位，《福布斯》杂志将“银行业和玉米饼”列为他的财富来源。▲亿万富翁罗伯托冈萨雷斯巴雷拉因此，如果不是明智的职业选择或者商业上的成功，那么将顶级富翁与普通富人区分开来的又会是什么呢？几乎每一笔巨额财富的背后都藏着一个“财富秘诀”——一种赚钱的技巧。当然，这种技巧不一定肮脏，但也没干净到能撒在自己的谷物早餐上、给婴儿玩耍的程度，在和牧师闲聊时也不宜谈论此类话题。所有这些财富秘诀都包含某种用以击败各种市场竞争力量的计谋，其中大多数财富秘诀都涉及对法律或者政治影响力的运用。这是一个人们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世界，这种收入差距对公众的幸福感造成了不利影响。现如今，“1%”等词语使用甚广。这表明公众普遍意识到某种东西已经背离了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目前在美国，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仍然是受人瞩目的名人。而我们需要区分开真正的企业家与那些“钻制度空子”

1951年，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因不服从指挥，被杜鲁门总统解职。这一重大国际事件引发了哈佛大学一位学者的思考，于是他写了一本书：The

★成为沉默与思考的资深读者：点击上方「沉默与思考」→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其他平台读者请关注公众号“沉默与思考”本号为Humanitas重建号，恳请各位多多点赞分享，助我东山再起。大概是2021

★成为沉默与思考的资深读者：点击上方「沉默与思考」→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其他平台读者请关注公众号“沉默与思考”本号为Humanitas重建号，恳请各位多多点赞分享，助我东山再起。非常特别的一本书，《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在中国现代史的主流叙事中，1943这个年份通常被一笔带过。获得极大关注的，往往是那些爆发决定性历史事件的年份，如辛亥革命的1911年，北伐成功的1927年等。很少有人能说出1943年有何重要的事情发生。然而美国历史学家周锡瑞却认为，1943年的中国，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两千多年前，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一个庞然帝国，亚欧大陆最西端的罗马帝国。无独有偶，在亚欧大陆东端，也挺立着一个超级大国，这就是汉帝国。两汉两罗马，构成了古典时代的“旧大陆文明格局”。作为亚欧大陆东西两端最为强盛的帝国，二者都曾用武力征服了东西方世界，罗马帝国横跨欧亚非，将地中海变成自己的内海，汉帝国几乎征服东亚所有游牧民族，势力直达中亚、北亚。然而，武力的征服永远不可能长久，罗马帝国很快陷入分裂与内战，最后在“蛮族”的入侵下土崩瓦解；汉帝国的荣光在短暂辉煌后，中国也陷入了长达400年的割据战争。但是，与汉帝国消亡后仅在历史上留下赫赫声名不同，罗马帝国在衰亡后仍然依靠其他三样东西征服着世界，直至今日，我们仍处于罗马帝国这三次征服的持续影响之中。第一次征服：拉丁文拉丁语本是意大利半岛一处的方言，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迅速成为当时西方世界的统治语言。然而，这一语言文字并没有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败而衰败，罗马人将拉丁语设计为世界上语法最严谨的一种语言，在整个古典时代与中世纪欧洲，拉丁文都被作为一种广泛且正式的语言文字使用。当时，西方各国人民都以拉丁语为媒介语言，几乎所有的官方文件及学术著作都以拉丁语写成，直至17世纪，我们熟悉的法国笛卡尔，英国牛顿，德国莱布尼茨，他们的伟大著作都是用拉丁语写成，而不是自己本国的母语。在当时，欧洲人不懂拉丁语，就像现代中国人不懂文言文一样可怕，他们将无法阅读大多数原著。直至近代，中国人去西方求学，拉丁文仍是必修，如辜鸿铭、陈寅恪都是熟练掌握拉丁文的大师。可以说，了解西方文明而不懂拉丁文，只能是隔靴搔痒。第二次征服：罗马法如果要问古代社会法律体系最庞大且完善的是哪个国家，答案一定是罗马。作为西方法治文明的源头，罗马法深刻影响了大陆法系与欧洲现代国家的法治形成。罗马文明从诞生之初就具有鲜明的法治特点，从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到东罗马帝国时期的《查士丁尼法典》，罗马法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完善。直至1804年拿破仑颁布的《拿破仑法典》，仍是对罗马法这一伟大传统的伟大继承。拿破仑曾这样评价自己的法典：“我有一件功绩是永垂不朽的，那就是我的法典。”事实也是如此，德国为追赶法国，不惜以举国之力，终于在1900年世纪之交实施了自己的《德国民法典》。随后以“法典”为代表的罗马法体系——也即大陆法系被带至全球。直至2020年，中国才颁布自己的第一部《民法典》，这既是国人法治建设的一个里程碑，也是罗马法深刻影响与改变世界的体现。第三次征服：基督教基督教对西方文明的影响以及对世界历史的征服，都是不言自明的。虽然基督教在诞生之初遭到了罗马帝国的残酷迫害，但是基督教文明却是借助罗马帝国的躯壳诞生并发展壮大的。罗马与基督教的关系十分复杂，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杀死了基督，基督的信徒们颠覆了罗马帝国，但二者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如藤蔓般复杂地纠结在一起，乃至后来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罗马教廷成为全世界基督教的中心。按照西方史学的划分，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直到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在罗马教皇的加冕下重新称帝，基督教文明才全面取代罗马文明。在今天的通俗语境中，基督教文明就等同于西方文明，随着殖民时代的到来，基督教文明传播至全世界，成为现代文明最主要的本体与驱动力。这一次“征服”，要远远比拉丁文、罗马法更为彻底与长久。以上罗马的三次征服世界，主要参考自赵林教授最新力作：四卷本《古罗马帝国的辉煌》签名版。本书从公元前8世纪古罗马诞生讲起，直至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横跨一千多年历史。然而，罗马带给人类文明的改变又不仅仅是以上三次征服，西方现代国家的重要政制设置，如两院制、权力分立与制衡等，都源于罗马共和体制。罗马文明上接希腊文明，下接基督教文明，它继承了希腊，又催生了中世纪，早已成为西方现代文明最重要的根基，也是全球现代文明的最重要源泉。不读懂罗马，就无法准确理解人类现代文明，为此，店长荐书诚挚推荐赵林教授这套最新力作：四卷本《古罗马帝国的辉煌》。本书排版、插图精美，四册全采用线装装帧，便于翻阅。我们有幸获得赵林老师亲笔签名，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成为沉默与思考的资深读者：点击上方「沉默与思考」→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其他平台读者请关注公众号“沉默与思考”本号为Humanitas重建号，恳请各位多多点赞分享，助我东山再起。国家的富裕不是因为征服而是因为文化资本。▌人类良善又凶残，从未改变人性是非常复杂的，虽然现在与历史相比，暴力呈下降趋势，这些年如果没有俄乌冲突，大家都以为战争已经离文明世界远去。但是，即使是猫狗生个小病都心疼不已，愿意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去治疗和照护的现代人，其本质也是很难改变的。人性，有善良天使的一面，也有凶恶残暴的一面，只是在现代社会暴露得不够充分。在市场经济时代，人往往没有那么感性，在尊重权利、自愿交易、讲究契约和信用的现代社会，人性更多地表现为遵守规则的淡然和理所当然的理性。但当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人性的本质就会回归现实。人性的淡然和理性，当然不仅仅来自生活中的市场经济，在政治上，很多现代国际政治的基本原则都来自大家认为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的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反思的结果是建立联合国，禁止国家之间以掠夺领土为目的发动战争，也就是禁止侵略，确保和平。当然，原则是原则，现实是现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还是有一些国家发动了侵略战争，如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等，但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相比，以领土为目的的侵略战争大大减少了，尤其是欧洲，终于结束了大规模的战争状态，即使后来世界上出现了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对抗和冷战，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当代世界，但世界基本实现了和平和发展。▌现代国家是个文化概念不过，在历史上，人性的善良和残酷却比淡定和理性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国际社会基本上一直是丛林法则占主导的社会。经济学家托马斯·索威尔《征服与文化》一书，充分展示了人类征服的历史。当然，作为经济学家的索威尔和历史学家不同，后者写历史书，往往更多地展示历史事实，讲述历史故事，让读者自己去分析和判断历史的经验教训，但索威尔写历史不仅讲历史故事，还分析征服的历史对不同文化，包括征服者的文化和被征服者的文化的影响，也包括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在这里，托马斯·索威尔没有给文化下一个精准的定义，但我们可以看出，人类的文化是多样化的，人类在不同地方的生存、繁衍和生活会形成不同的文化。这些文化各有差异，相互之间可能因为地理的遥远或者大海高山的阻隔而不相关，也可能因为地理的邻近，或者大海高山阻隔不断交通的进步而变得息息相关。不相关的文化各自演化和发展，相关的文化会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共同进步，但历史上更多还是彼此之间的征服和被征服。这种情况直到现在都未断绝。某种意义上，现代国家其实是个文化概念，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是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所说的文明，在索威尔看来也是文化。当然，亨廷顿的文明可能比索威尔的文化范畴更大一些。▌征服是塑造人类文化的重要力量索威尔的《征服与文化》，是他写的文化系列丛书之一。有关种族、移民对人类的文化有什么影响，托马斯·索威尔写了两本书，一本是《种族与文化》，一本是《移民与文化》。现在摆在大家面前的是《征服与文化》，专门研究征服对文化的经济、思想和道德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在历史上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这是经济学家托马斯·索威尔写作《征服与文化》的核心主题。作者认为，“这里的要义不在于具体的结论，而是在推论过程中获得的知识和理解，即使人们从历史事实中各自解读出不同的结论，他们也得到了知识和理解”。我想，关心文化的读者肯定能从阅读这本书中获得自己有关征服与文化的知识和理解。而这种知识和理解，是从探索和讨论中打开视野的，本书和另外两本书结合在一起，则可以为这种探索和讨论带来很重要的启发作用。读完这本书，包括另外两本书，可以对历史上的征服的文化和财富的后果产生一个框架性的认知和理解，并进一步思考当前和未来为了富裕，我们应该怎么想，怎么做。《征服与文化》一共由六章组成。第一章，征服与文化，与本书同名，是一个概要性的框架。最后一章，则是在中间四章对四个地区历史的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进一步讨论。第二章梳理不列颠，第三章梳理非洲，第四章梳理斯拉夫人，第五章讨论西半球印第安人的征服与文化。索威尔认为，征服是塑造历史的重要力量，也是塑造人类文化的重要力量。征服就是战争，以征服为目的的战争导致了一些文化的毁灭，也导致了一些文化或者文明超出其地理范围。征服发生在历史上，但“不仅限于过去，也关乎现在，关乎我们如何一路走来，形成了今日之经济、思想和道德状态”。▌征服对各族群的文化演化或发展的作用不可忽视征服的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先进文化征服落后文化，有助于人力资本的传播，也有助于被征服文化的人力资本的发展。但落后文化征服先进文化会损害人力资本，妨碍先进文化的传播，甚至导致人类文明的退步。但征服有时候是对文化的毁灭，因为征服者大肆杀戮被征服者，甚至将其灭绝。“自古以来，征服一直靠的是主动施加暴行和蓄意营造系统性的恐怖。”传播先进是一方面，但残忍的一方面是对被征服者的杀戮甚至灭绝，以及带来的文化上的灭绝。征服，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它是有原因的，同时也有复杂的后果。在古代，农业文化有先进的农业技术，农产品的生产能够哺育更多的人口，因而也有更多的人口用于防御外敌的入侵，同时也更容易去征服采集狩猎文化，因为后者人口稀少，更容易遭到袭击和驱逐。前者对后者的征服也导致了农业技术的进一步传播，而且农业技术的传播，学习仿效是一种途径，征服也是一种意外的传播途径。索威尔认为，灌溉系统技术都是通过征服在很多地区得以传播普及的。征服不仅有利于农业技术的传播，还有利于先进文化的传播。这不仅包括自然物产的传播，也包括人造产品的传播。征服推动了各种技能本领的交流，耕作技术、数学、哲学和天文等知识的传播也是如此。当然，征服也未必能够导致被征服者学会征服者的技术和商业成果，如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没有学会征服者英格兰人的技术和商业，而苏格兰人则在被征服后不仅学会了还在医药和工程等领域超越了英格兰的水平。所以，征服导致的先进文化的传播并不是必然的。在有些地方还会导致不均衡的结果，被征服的文化内不同族群对征服的不同反应，也导致了对先进文化接受程度的差异。有些抗拒先进文化，有些认真学习先进文化。当征服者撤出后，不同态度导致的差异经常成为地区动乱的根源。如巴尔干地区一直危机重重，这一因素使得本地区族群的关系雪上加霜。被征服者中的不同阶层对征服者文化的态度也不尽一致。较高阶层的人愿意接受征服者的文化，普通民众可能会固守原来的语言和生活方式，结果这些文化内部也出现了裂痕，这往往是内乱的文化根源。历史上先进文化会征服落后文化，但也有落后文化征服先进文化的。这个时候，征服者往往不是传播落后文化，就是被反过来征服，征服者如果好好学习被征服者的文化，就可以实现长治久安。清王朝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征服能传播器物和思想道德观念，但被征服者创造的文化也能得到传播，或者独立民族的文化也能得到传播。如阿拉伯数字起源于印度，通过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也通过阿拉伯人传到欧洲，那时中国并未被征服。征服带来文化传播，移民和商业也能带来更多的传播。当然，征服能够带来更多的移民和商业。当征服者能够建立起一定的法律秩序，营造出外人能享有的安全感的时候，移民和商业所带来的传播会更加显著。▲造纸术外传示意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征服者逐步退出被征服区域，开始实行民族自决，很多民族国家成立了，但这些国家大多数又小又弱，世界变得四分五裂，一些地区又开始饱受战乱之苦。显然，征服对各族群的文化演化或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当然，影响、决定文化和社会走向的因素很多，征服和这些因素的关系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的。索威尔依次讲述了英国人、非洲人、斯拉夫人、西半球印第安人等被征服的历史，也探讨了其文化的嬗变。▌富裕的原因是拥有更好的文化资本在此基础上，索威尔进一步分析了征服与富裕、文化资本与富裕、负面人力资本与贫穷、文化制度体系与发展的关系。索威尔认为，征服可以掠夺资源，比如掠夺黄金、钻石、香料，甚至掠夺人口作为奴隶，但是富裕国家很少有因为掠夺致富的。有些国家掠夺了大量黄金，但后来依然贫穷。有些国家本身资源贫乏，灾害频仍，甚至不太适合人类居住，但后来居上，成为富裕的国家，甚至有实力对外扩张征服。有些国家虽然富有资源，但这些资源并没有被利用起来，这些国家依然贫穷，所以也实施不了多少征服的行动，反而因为拥有资源而被觊觎，被征服。所以，富裕和征服与被征服关系并不大。富裕的原因是拥有更好的文化资本，只要积累更好的文化资本，就会有更好的生产力，也就会有更多的财富。有些贫困地区吸收大量具有文化资本的移民后摆脱了贫困。文化资本能带来生产力和军事能力的提升，让一些国家在丛林世界更容易实现成功的征服，而缺乏文化资本因而也缺乏军事能力的文化更容易被征服，这看起来好像征服是致富的原因，但实际上被征服地区如果获得了很好的文化资本，尤其是减少了负面人力资本，甚至建立了发展的文化制度体系，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一样能够变得富裕。而有的国家虽然资源丰富，地大物博，但缺少文化资本，到目前为止依然是不发达地区，索威尔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尼泊尔，金属矿藏丰富在历史上，征服一直是有实力的富裕文化难以遏制的冲动，从而导致战祸频仍，和平和发展一直只是少数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梦想。人类需要对自己的政治秩序有一个很好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治理，包括对国家的政府、政治组织、国际社会制约战争推进发展的治理，就像《联邦党人文集》开篇所说：“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好的选择自然是前者，但历史的现实往往是后者。索威尔对历史上征服的思考，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强力征服的历史以及依靠机遇而形成的财富，但如何更好地思考不再征服，也不再依靠偶发的机遇就能够让人类和平发展，这是学者的使命，也是阅读本书的读者的使命。《征服与文化》是作者托马斯·索维尔15年研究和旅行的成果。他曾两次环游世界，多次到访地中海、波罗的海和环太平洋地区。本书聚焦不列颠、非洲、斯拉夫人和印第安人这4个颇具重大历史意义的地域和民族，通过追溯征服的源头，展现了在征服与被征服的历史中，那些不曾被时间所湮没的鲜活事例。在讲述重大历史事件发展进程的同时，作者还从征服对世界经济、军事、政治格局的改变，对民族命运和社会，甚至对人类生物学的改变做了详细阐释，并呈现了这些改变对文化的冲击与再造，以及对人类生活的重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说，索威尔这部令人印象深刻的著作以非同一般的研究方式展开，为我们提供了对社会进化复杂过程的新见解。从这种研究方法中得出的观点不仅对历史有意义，而且为我们重新审视许多当代社会问题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基础。为此，店长荐书诚挚推荐这部经济学大家索维尔的历史著作《征服与文化》，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理解在今天和过去的几个世纪中，种族文化在塑造各国人民和世界文明的经济和社会命运方面所起的作用，帮助我们重新审视过去、当下和未来。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先知书店

每个现代人，为什么必须要关心政治？一位法学教授给出的答案是：“关心政治的终极目的不在权力，而在自由”。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则说：“为了我们的孩子们能够自由地研究数学与哲学，我必须研究政治与战争”。可见，政治虽然是少数人的职业，却应该成为每个现代人的副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关心政治很容易陷入两种极端状态：不是被信息茧房推送的各种情绪化、意识形态化的信息俘获，就是陷入各种抽象的概念、理论，从而距离真实的世界越来越远。因此，在梳理人类政治演化过程的基础上，提炼出政治领域最核心的问题，并提供一套最简约的分析框架，就成了关心政治、掌握政治学思维重要而又可靠的路径。事实上，人类一切的政治困境，其实都可以聚焦于四个连贯的重大问题，恰好对应了四位大思想家的追问和解答。▌一、人类为什么需要国家——霍布斯问题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是约束权力，但约束权力的前提，是先要有权力。▲霍布斯在国家诞生之前，以及一些仍处于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地方，因为缺少权威，处于所谓的“自然状态”中：人人各自为利，贪婪无耻，相互攻击。现代政治哲学奠基人霍布斯称其为“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

★成为沉默与思考的资深读者：点击上方「沉默与思考」→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其他平台读者请关注公众号“沉默与思考”本号为Humanitas重建号，恳请各位多多点赞分享，助我东山再起。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出现战乱时，世界其他大国的做法总是充满了争议。而争议最大的莫过于，大国们总是向战乱国家出售更多的武器，以便他们支持的一派能够从战乱中获胜。当然，出售武器的借口是冠冕堂皇的，最常用的有两个：一个是帮助爱好自由的人民战胜独裁者；另一个是帮助爱好稳定的政府镇压叛乱，恢复稳定和发展。在一般情况下，一场战乱中，大国们会分成两派，一派采取一号借口，另一派采取二号借口，这样就可以保证战乱的双方都得到有效的武器供应，形成均势，让战乱长期化。除了卖武器之外，双方还会互相指责，表示如果不是对方的非正义行为，战乱在自己支持的一派的攻势下，早就结束了，和平也会更早到来。但不幸的是，历史往往告诉我们如下几个规律。第一个规律是，只要有外界支持，那么战争必然越拖越长，不可能出现加速结束的情况，人民的境遇也会更加糟糕。第二个规律是，只要一个国家爆发了内乱，就不要指望外界的大国不干预，它们的干预是必然的，并且一定会分成两派，保证战争的长期化。第三个规律是，战争大部分情况下不是以一方的完全获胜而告终，而是产生一个混乱的局面，即便战争结束后，人们依然生活在混乱的状态，无法尽快得到稳定和发展。只有少数幸运的国家能够产生一个完全的胜利者，而这个国家在胜利者的主导下，只要能够恢复稳定，都可能获得一波发展。事实上，武器和暴力的关系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着争议，比如，美国对于国内人的持枪自由就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授予的持枪自由，是人们保卫自身自由和人身安全的重要手段，一旦不让人们持枪，遭遇歹徒（他们往往拥有更强的暴力武器）时，就无法进行自卫了；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持枪自由诱发了更多的暴力，使得更多的人死于非命。双方各有证据和借口，至今依然是无解的难题。然而，从世界其他地方的证据来看，更多的武器只会诱发更残酷的暴力，却很难保证那些最底层人的权利，因为他们也是最买不起武器的群体。在历史上，关于武器和暴力关系的典型例子来自于奴隶贸易时期的非洲。在欧洲人到达之前，非洲也有奴隶，但与后来的工业化奴隶是完全不同的，反而和阿拉伯人的奴隶很相似。在中世纪的阿拉伯世界里有着大量的奴隶存在，但这些奴隶除了要服侍主人，或者帮助主人完成一定的任务之外，有着极大的行动自由，他们可以自由上街、拥有财产，甚至有的皇家奴隶还可以担任政府高官。伊斯兰国家苏丹（国王）的宰相有时候都由奴隶担任。在埃及有一个马木留克王朝，担任苏丹的大都出身于奴隶，这是因为苏丹对于普通自由人并不信任，他从遥远的北方购买了一支奴隶部队，这支部队的力量是如此之强，甚至可以决定继任苏丹的人选，于是苏丹大都出自这支部队的指挥官。一个自由人成为奴隶，大都是因为债务问题，一旦债务解决，还可以恢复自由身。另外，战争也是奴隶的一个来源，但比起后来的工业化奴隶来，战争奴隶也在社会中享有着充分的保护，拥有着一定的自由，他们的后代大都融入了接纳他为奴隶的社会中，成了自由人。在非洲，西方人到来之前，虽然社会内部也买卖奴隶，但这些奴隶依然有足够的自由，人们也并不把奴隶当作一种异类来管理。只是在葡萄牙人到达非洲后，他们开始从非洲社会内部购买奴隶，然后，将这些奴隶转移到了外部的美洲，奴隶的性质才发生了变化，成了工业化奴隶。工业化奴隶彻底丧失了自由和在正常社会生活中的位置，遭遇强迫的监禁和劳动，主人拥有着他们身体的一切，并主持生杀大权，他们的孩子也被当作牲口一样贩卖。然而，如果仅仅是买卖非洲社会内部现存的奴隶，那么数量也是很有限的，根本满足不了美洲种植园的需求，要想获得更大规模的奴隶供应，就必须制造新的奴隶，将更多的自由人变成奴隶。在大部分情况下，葡萄牙人并不想亲自参与去抓捕奴隶，因为那样做又危险又费力气，而最简单的做法是改变非洲社会的性质，让这个社会主动去制造更多的奴隶。葡萄牙人的做法就是向非洲输入更多的武器，然后静观其变。随着非洲内部武器的增多，非洲社会果然出现了急剧的变化。在欧洲人到来之前，非洲的国家主要是贸易型国家，以和阿拉伯和北非世界的贸易为主，出口黄金，进口制成品。当大量的武器输入后，这些贸易型国家就衰落了，一批强人团伙带着高级武器形成的强力集团建立了另一批国家，这些军事化国家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打仗。因为只有打仗才能抓获更多的战俘，这些战俘都被作为奴隶卖给葡萄牙和英国人，从而换来更多的武器。非洲内部军事化国家的成长，是制造大量奴隶的关键，而军事化国家之所以出现，就来自于欧洲提供的武器以及奴隶需求。在亚洲的另一个地方，同样可以看到武器制造的悲剧。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交界处的普什图人聚居区已经成了世界上武器密度最高的所在。巴基斯坦边境附近的古城白沙瓦曾经是贵霜帝国的首都，这里有着许多历史遗迹，但对于现代人来说，白沙瓦却是一个遍地武器的地方。从这里开始，向西或者向北，就是历史上普什图人居住的山区，这些地区的商店里陈列着大量的枪支，有的地方人们甚至不拿枪就不敢在街上久待。巴基斯坦西北地区的枪支甚至已经形成了产业链，由于枪支过多，许多手工匠人出现了，他们善于修理各种武器，把武器的零部件拆下来拼凑成可以用的新枪，甚至能够制造一些粗制的武器和弹药。在这里买枪就像买菜一样方便，由于形成了这样的氛围，政府也无力管控，只好听之任之。但在几十年前，白沙瓦却是一个友好的所在，也是从土耳其经过伊朗、阿富汗进入巴基斯坦和印度的重要一环，那时的白沙瓦并不以枪支闻名，而是以大麻和工艺纪念品闻名于世，与古代贸易世界的规则相接轨。自从邻国阿富汗出现了战乱，白沙瓦的规矩就变了。20世纪70年代，阿富汗先是推翻了国王，接着一群信奉极端计划经济的人又推翻了总统，从而导致了中央权威的解体和军阀林立。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干预进来，帮助阿富汗人抵抗苏联人。他们抵抗苏联人的方法，就是运来了大量的武器。由于阿富汗的封闭性，要想援助阿富汗，只有从巴基斯坦一条路可以走，于是距离边境不远的白沙瓦就堆满了武器。苏联撤军后，白沙瓦和阿富汗的噩梦才刚刚开始。沉淀在巴基斯坦边境的枪支将这里变成了一片地狱，成了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虽然人们往这里塞武器是为了帮助阿富汗，但大量的武器也给巴基斯坦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我曾经在巴基斯坦边境地带查看过曾经被武装分子血洗的警察局，战争在整个国家造成的伤痕已经深入到了方方面面，并不亚于处于热战之中的阿富汗。武器的充沛，也让两国的年轻人不乐于让战争结束，因为战争才是这些未受过现代教育的年轻人的舞台。于是本·拉丹的“基地”组织、“伊斯兰国”都发现这里是他们的一个好去处，可以用极低的价格获得武器。同时，由于武器泛滥，政府已经失控，这才是为什么本·拉丹在这个区域躲了多年竟然没有被发现的原因。从巴基斯坦的例子也可以看出，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接收了大量的武器，就必然为了这些武器而产生出战争。不管是阿富汗、巴基斯坦，还是现在的利比亚、叙利亚都是如此。只是，这个世界依然按照大国的规矩不断地制造着武器，并试图将它们投放到世界的某个角落，在这里制造出一系列的流血事件。那些接收了太多武器，陷入了战争的国家大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摆脱出来，因为一旦社会失控，整个国家就成了一个大屠宰场。本文摘自《失落的世界：新兴国家发展的陷阱与教训》先知书店

★成为沉默与思考的资深读者：点击上方「沉默与思考」→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其他平台读者请关注公众号“沉默与思考”本号为Humanitas重建号，恳请各位多多点赞分享，助我东山再起。有人说，“大多人用批判传统的方式启蒙，而鮑先生是用点赞传统的方式启蒙”。这大概是对鲍鹏山老师最恰当的评价。经典具有历史穿透力，不断地为不同时代的人提供新的价值，养成人类的理智。但这也需要挖掘经典新意义的人，而鲍老师就是当下时代里这样的人。◎100多年来我们的教育犯了一个特大错误鲍鹏山老师认为从鸦片战争到1917年新文化运动，我们认为我们在文化上完全失败了，这样的反思让我们开始全盘接受西方教育模式。但是，在教育西化的过程里我们干了一件坏事——就是把读经典废除了，然后有了特别古怪的一门课，就是“语文”。全世界都没有这门课，只有中国有。比如加拿大，他们就是让孩子一本一本地去读完整的书，而不是读《语文》这本“杂志”，他们的教学方式跟中国古代私塾教育很像，《论语》《孟子》《孟子》《大学》《中庸》……一本一本读下去。而我们现代，中小学12年，学生没有读过一本完整的书！花了那么多课时，但是没读书，这是大问题。◎拿知识点考孩子，就是耍流氓鲍鹏山老师认为，用知识来对别人进行考试，某种程度上就是耍流氓。西方的教育，很少会拿知识点来考孩子。为什么今天的教育教出了那么多“巨婴”？就是因为教育严重地阻碍了他的心智发育。应对之策，家长就该让孩子在课外读一些经典，给他一辈子打下基础。作为学生，要自己拿出时间来读一些有难度的书，去慢慢理解经典中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必会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鲍鹏山老师说：“教育不是工具，教育不是仅仅教给你一些专业技能，然后让你找份工作；人类最初的教育，不是把人教育成一个专业的工具，而是把人教育成人。”◎读经典看似无用，实际有大用鲍鹏山老师说，读经典根本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直接的目的，而是我们心灵的需求。它看似无用，其实大有用处。“读传统经典，读文化经典，不光是中国的经典，也可以读西方的经典，提升你的认知能力，发育你的心智，这是最大的功能。”经典讨论的都是关乎人一生的根本性问题，用哲学的话来讲：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如果年轻时读这样的书，一开始就能知道理想的人生是什么，让格局大起来，这是最根本的教育。“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想成为高雅的人或者文明的民族，不与经典结缘，是不可想象的。”所以，鲍鹏山老师认为，我们亟需用能够打精神底色的、有高贵血统的书来熏陶气质、指引心灵。我们必须懂得，这关乎一个人的格调、品位，也关乎一个民族的格调、品位。可惜，这些正是当下我们心灵中所真正匮乏的。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鲍鹏山作品集”全签名版：包括一部文学史，一部思想史，四部经典解读。鲍老师用自己的如椽大笔谈圣贤，谈老子的通透、孔子的执着、孟子的热切，庄子的飘逸……谈有物、有事、有情、有味的“水浒”，谈中国人文质彬彬、谦恭有礼的思想与心灵......先知书店有幸邀请到鲍鹏山老师为书友亲笔签名，更增添一份纪念意义。全签名版仅有100多套现货，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先知书店

★成为沉默与思考的资深读者：点击上方「沉默与思考」→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其他平台读者请关注公众号“沉默与思考”本号为Humanitas重建号，恳请各位多多点赞分享，助我东山再起。凡事都由起源、经过、结果三部分构成。然而，受限于人类自身的认知偏好，人们更喜欢关注事件的经过和结果，而很少去探究起源。这是造成认知盲区，甚至导致悲剧、灾难不断重复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过程、结果，很大程度上是由起源塑造的。对历史事件更是如此。比如，人人都知道义和团运动的结果：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清廷签订《辛丑条约》，其中赔款（加利息）9.8亿两白银……中国全面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部分人也能复述出义和团运动的过程：打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慈禧向十一国宣战……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义和团进北京......但一到义和团运动的起源问题上，或者是无人关心，或者是众说纷纭。比如，白莲教、大刀会、乡团组织、民间武术团体，如义和拳、梅花拳等，由于和义和团的形式、特点有相似或关联之处，都被认为是义和团的前身或起源。这些结论正是马克·布洛克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提到史学界对“起源偶像”的迷恋——“依据最遥远的过去，来解释最近的事物”。美国汉学家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中认为，这一忠告其实也适合我们对义和团起源的考察。不少史学家其实陷入了布洛克说的“把始祖与解释混淆起来”的错误，甚至更糟。为了探究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拓宽我们对“义和团”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认知，周锡瑞除了运用史学家治学的一般方法论，创造性地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的分析框架与方法，进入到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社会结构与社会精神，以及20世纪前夕国际、国内和山东省内的政治形势，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可能更接近历史真相的义和团运动起源的分析。书中指出：●

在世界科学史上，有这样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不仅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全部贡献给了科学事业，而且还在身后留下遗嘱，把自己的大部分遗产捐献给人类文明事业，用以奖励后人，向科学与和平的高峰努力攀登。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就是世人皆知的瑞典化学家阿尔弗雷德·伯恩哈德·诺贝尔。诺贝尔1833年10月21日出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1896年12月10日晚上，在圣利摩的米欧尼德庄去世，终年63岁。诺贝尔一生的发明极多，拥有300多项专利发明，并在欧美等五大洲20个国家开设了约100家公司和工厂，积累了巨额财富。在去世的一年前，1895年11月27日，诺贝尔立下遗嘱，设立基金，把基金利息奖励给世界范围内“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人”。1901年12月10日，在诺贝尔逝世5周年纪念日，诺贝尔奖首次颁发。如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诺奖，已经成为文明的冠冕——举世瞩目的最高荣誉称号。他的名字和以诺奖得主为代表的在科学探索与人文发展中取得成就的人们一道，永远地留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史册上。120多余年来，无数科学与人文界的精英摘得“诺贝尔奖”这一殊荣，他们并非全部都是天才，却都是诺贝尔所说的为人类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除了最受人瞩目的科学成就，其中许多诺奖得主还留下了优秀的著作，比如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著有不朽名作《我的世界观》，著名政治家丘吉尔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摘得诺贝尔文学奖，并著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等多部史诗级著作......这得以让我们能一窥这些了不起的人的精神世界。今天，先知书店专门整理了诺贝尔文学奖、诺贝经济学奖、诺贝尔物理学奖三大领域内六位绕不开，却因经历与思想的与众不同而被视为“异类”的诺奖得主与他们的作品。他们因“伟大”而成为常人口中的“异类”，也因勇于成为“异类”最终成就了他们的“伟大”。这个世界上任何伟大都源于承认无知与思想的自由，读他们的作品，不仅是享受一场思想上的盛宴，更是对人类文明的一种深思和体悟。-1-索尔仁尼琴：“祖国”的异类1974年，诺贝尔奖迎来了一个迟来的领奖者，此人便是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曾遭受过可怕的监禁和流放，在流放的监狱里身患癌症，体验了生与死的滋味。他生活于一个强权横行的时代，在被抛入政治的漩涡中时，他没有沉溺于哀怨，而是选择研究令无数个体历经苦难的秘密机制，以便保存“残酷的、昏暗年代里的历史材料、历史题材、生命图景和人物”。他说：“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索尔仁尼琴的一生见证了整个苏联崛起与毁灭，正是在他的笔下，苏联在全世界的道义形象瞬间崩塌，因此有人评价说他“用一支笔战胜了一个超级大国”。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苦难发生，我们就需要记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人，记住他的作品。因为，要走出苦难，我们不但需要良知与正义，更需要来自人性深处的力量。金雁与秦晖老师曾说：如果说《群岛》是对斯大林体制的深刻揭露，那么《红轮》则上升为对这样一种体制何以能在这片土地上产生的深刻反思。深度理解上世纪初俄国历史的发展轨迹，从一个国家的命运中去发现持久的意义，没有一套书比《红轮》更合适。《红轮》是一部写了一生的书，时间跨度长达70余年，从1937年开始构思，直到2008年索翁逝世前夕仍在修订。这是一部从黑暗探索历程中留给二十一世纪的惊魂作品，这部千万字的伟大作品，让我们再一次触摸到了伟大而孤寂的作家的人性光芒。-2-丘吉尔：政治家中的异类1953年，英国在任首相丘吉尔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以政治领导人的身份获得该奖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政客在乎的，是一时的名声；政治家在乎的，是内心的安宁。英伦贵族丘吉尔不在乎世人的吹捧，他追求的是内心价值的实现。演讲与口才、幽默与智慧、文学与才华、决策与领导力……这些都是贴在他身上的标签，然而造就了丘吉尔的恰恰是他一生的经历——阅读的积累，政治圈的历练，生与死的洗礼等等所造就的精神与气质。丘吉尔身上具有现代政客往往缺少的三大品质：1）敬畏道德秩序而非强制秩序；2）尊重个体价值而非崇拜集体；3）谦卑的态度与审慎的决策。丘吉尔的这些保守主义的特质，或许不能像丘吉尔的演讲技巧或文学才华一样，让普通人拿来即可受益，但却是将丘吉尔与他的对手希特勒和斯大林从根本上区分开来的东西，也是为什么他暴躁粗鲁，甚至犯过大错，却依然被评选为“最伟大的英国人”的根本原因。

★成为沉默与思考的资深读者：点击上方「沉默与思考」→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其他平台读者请关注公众号“沉默与思考”本号为Humanitas重建号，恳请各位多多点赞分享，助我东山再起。中国为什么能在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中走向统一，并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大多数时间内保持了统一，而欧洲却在罗马帝国垮台后始终处于分裂局面？面对这个问题，人们首先会想到地理因素。在春秋时代，中国的核心地域东邻太平洋，西靠重山峻岭，北为大漠，南是蛮夷之地，其面积仅仅在150～200万平方公里之间。相比较而言，欧洲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从古希腊开始就涉及到北非、西亚、东欧等地，其面积可达春秋时代中国的近十倍。统一这一“任务”对欧洲来说显然要艰巨得多。地理条件虽然重要，但却不是决定性因素。在秦朝统一之初，中国的核心地域有限，虽然统一之后中国的版图不断扩大，有些朝代的地域甚至大大超过了今天中国的版图，但是古代中国版图的增大并没有摧毁中国的大一统局面。因此，地理条件显然不是决定中国统一和欧洲分裂的根本性因素。以下，我想就中国是怎么获得统一以及这大一统局面是怎么得以维持这两个相关问题，为读者作出分析。▌中国是怎么走向统一的？一个国家为了赢得战争就必须拥有良好的军队、有效的经济生产和税收能力以及对国家的管理能力。战争因此会促进国家机器的发展和国家战争能力的进一步增强。当一个地区国家力量的发展形成了“一山难容二虎”

刘备最扬眉吐气时，就是进汉中王；为何转眼就发生孙权背后捅刀、国运急转直下？白帝城托孤，蜀汉难以继续穷兵黩武，诸葛亮为何以生死之地连年北伐？三国通俗小说、专业作品、影视剧多如牛毛，对这段历史也多从军事斗法、权谋层面解读。而有一部如同“隐世高手”的作品，一位三国铁粉说：研习三国史多年，读过的三国史书有数十部之多，然而此刻才算看到第一部具有深刻独到见解的蜀汉历史……它就是《大汉帝国在巴蜀》，书名不上台面，实则内力深厚：把历来权谋、军事分析提升一个层次，以政治视角重新审视蜀汉兴衰——政治常常隐于幕后，推动历史进程——而这正是诸多三国作品缺失的。作者饶胜文，不讲空话、套话的资深军事地理学者，分析问题能从政治合法性、战略、战术等不同层面启人心智；分析蜀汉重要决策，能运用军事地理专业素养；分析政治问题，能看到很多别人所不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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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沉默与思考的资深读者：点击上方「沉默与思考」→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其他平台读者请关注公众号“沉默与思考”本号为Humanitas重建号，恳请各位多多点赞分享，助我东山再起。▲丢勒版画《天启四骑士》，1498年中世纪不是一片黑暗，相反，它多姿多彩，它拥有的多元性是人类历史上最壮观的。多元性有什么好处呢？一句话，多元性才能孕育出伟大的可能性。提起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多元时代，你一定会想到春秋战国。它孕育了后来伟大的秦汉帝国，更孕育了诸子百家，中国古代最有创造性的文化就产生在那个时代。和它遥相呼应的是古希腊的古典时代，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有很多伟大的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艺术家。我们对文化上的多元性一直是心驰神往的。实际上，从科学的角度看自然世界，多元性也非常重要。我们人类主动地保护动物，尤其是濒危物种，目的就是维护生物多样性。因为每一个物种很可能都携带着我们还不曾知道的基因，这种基因会让动植物有特定的性状和功能。无限的多元性使得自然界形成了一个和谐的系统。动植物如果不停地灭绝，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大系统迟早会崩溃。▲布勒哲尔《死亡的胜利》，约1562-1563年▌维京人、炼金术、黑死病......中世纪很散乱，却是一个整体中世纪的多元性在人类历史上是数一数二的。你朴素的印象就证明了这一点。当你想起中世纪，如果第一个标签是黑暗，第二个肯定就是混乱，乱得都不知道从哪里说起。不要说你没研究过中世纪觉得它乱，就连我这个研究了二十年的学院派也觉得它乱。乱到单是决定跟你聊什么，我就费了好大的力气。如果走进中世纪，你希望看见什么?是维京人、骑士、女巫、炼金术、黑死病，还是教皇、皇帝、国王、贵族，还是封建制度、议会制度、大学制度、现代国家的起源？当你真的对中世纪产生兴趣，开始想到一个个具体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像闯进藏宝洞的阿里巴巴，发现这个也有趣，那个也新鲜。但是，你很难把它们都带走，因为它们对你来说非常散乱，很难串在一起，连为一体。这本书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让你从中世纪这个藏宝洞里尽量多带走一些宝贝。中世纪是一个历史遗产、文化传统、宗教派别、政治建制、政治势力、经济成分都异常多元的时代。如果说我们在任何时代都可以找到一个共同体里面某个方面的多元性，那么，中世纪可以找到方方面面的多元性。正是从这样一个乱糟糟的多元时代当中，伟大的现代世界孕育出来了，就像中国古代从春秋战国多元的乱糟糟当中孕育出了伟大的秦汉帝国。▌悦纳中世纪的多元性，学会在复杂纷乱中安顿自我帮你尽量多带走一些宝贝，不只是知识的收获、心灵的滋养，也包括自我的安顿。所以，这本书不仅要带你理解多元性，而且要带你悦纳多元性，学会喜悦地接纳表面上看起来乱糟糟实际上很有营养的多元性。悦纳多元性，不只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还是一种在复杂纷乱中安顿自我的智慧。这听起来像巧舌如簧的苏秦挂六国相印，玲珑剔透，不过人生还有很多种别样的精彩。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最后不知所终，留下一部五千言的《道德经》，让中国人两千五百年后还没参悟透，也是一种。孔子周游列国，讲克己复礼的大道理在当时没人听，却在后世成了中国文化的龙脉，也是一种。商鞅入秦，跟秦孝公谈文韬武略，主导秦国变法，虽然后来不得好死，却为秦统一中国制定好战略框架，也是一种。庄子逍遥修仙，人家来请他做宰相，他却只想清净地自得其乐，也是一种。每一种，都是巨大的自我实现，都是令人赞叹的精彩人生。▲布勒哲尔《炼金术士》，1558年中世纪发生的绮丽故事，一点也不比春秋战国少，而且和现代世界的联系更直接。中世纪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很有意思，归根结底是因为多元性异常充足的中世纪给我们展现了很多我们没有见过，甚至想都没想过的精彩人生。原来，人生的路可以很宽，因为有很多条可以走。▌与历史智慧发生共鸣，做一个有趣的人为什么中世纪会有数不清的出乎意料的精彩？主观上，是因为我们现代人能看到的路太窄了，坚信或者下意识就相信进取、积极、乐观、勤奋、努力通向成功，人生路似乎只有功成名就或者金玉满堂。这条笔直大道之外的曲径通幽和别样风景，我们已经不熟悉了。我们每天在“高速公路”上飞奔向前，已经顾不上，甚至看不上那些曲折、淡定、恬静、悠然。客观上，是因为多元因素博弈会产生大量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的非意图后果。什么是非意图后果？你做事的时候想好了一个目的为它努力，但是最后很可能不只是实现了你设想的目的，还带来了从来没想到的后果。意图和后果从来不是严丝合缝对应的。我们中国人会说“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会说“因祸得福”，会说“歪打正着”，就是这个意思。非意图后果越多，就越难看到简单明了的因果关系，你的意料就越频繁地受到挑战。这跟我们在复杂纷乱中安顿自我有什么关系？当我们学会了理解和悦纳非意图后果，我们的视野和心胸会变得更宽，思路和方法会变得更灵活，自我定位也就会变得更从容。▲萨尔瓦多·罗萨《扫罗在恩多女巫施法后求助撒母耳》历史并不是任何人设计好的万里长征，身处历史当中的我们也不是谁的棋子，也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并不是自己的棋子。我们不可能让自己只实现规划好的既定目标。既然如此，我们就要学会和这个多元的世界相处，学会坦然地理解和面对非意图后果，学会把伟大时代的诞生看成万流归宗的结果，学会在万流归宗的大潮中找到自己舒服的位置。中世纪这样一个充满了非意图后果的时代，可以很好地提示我们，做一个有趣而独特的自己，会有很多历史智慧和你发生共鸣。历史可以被当成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成功学，让有志者去挖矿，但更重要的是，它是普通人的心灵博物馆，游历其中，可以给不那么志存高远的我们带来同感，带来欢笑，带来惊叹，带来惋惜，带来愤怒，带来安宁，和它一起愉快地做一个有趣的人。很多人条件反射，一开口说“中世纪”，前面不加上“黑暗的”三个字，感觉像考试不及格，就像提起中国古代社会，一定会加上“封建的”一样，实际上，秦之后的中国政体称不上“封建”，而中世纪也绝不是“一片黑暗”。中世纪不仅不是一片黑暗，相反，还异常丰富多彩。我们知道，西欧改变了整个世界，并将我们带入全球化文明，但要了解它，其实也必须回到中世纪来寻找一部分答案：·

农村中的基本社会群体就是家，一个扩大的家庭。这个群体的成员占有共同的财产，有共同的收支预算，他们通过劳动的分工过着共同的生活。儿童们也是在这个群体中出生、养育并继承了财物、知识及社会地位。10.

★成为沉默与思考的资深读者：点击上方「沉默与思考」→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其他平台读者请关注公众号“沉默与思考”本号为Humanitas重建号，恳请各位多多点赞分享，助我东山再起。怎么判断一个人究竟有没有他的“自我”呢？我可以提出一个检验的方法，就是看他能不能独处。当你自己一个人待着时，你是感到百无聊赖，难以忍受呢，还是感到一种宁静、充实和满足？▌独处，最能检验一个人的灵魂深度对于有“自我”的人来说，独处是人生中的美好时刻和美好体验，虽则有些寂寞，寂寞中却又有一种充实。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在独处时，我们从别人和事务中抽身出来，回到了自己。这时候，我们独自面对自己和上帝，开始了与自己的心灵以及与宇宙中的神秘力量的对话。一切严格意义上的灵魂生活都是在独处时展开的。和别人一起谈古说今，引经据典，那是闲聊和讨论；唯有自己沉浸于古往今来大师们的杰作之时，才会有真正的心灵感悟。和别人一起游山玩水，那只是旅游；唯有自己独自面对苍茫的群山和大海之时，才会真正感受到与大自然的沟通。所以，一切注重灵魂生活的人对于卢梭的这话都会发生同感：“我独处时从来不感到厌烦，闲聊才是我一辈子忍受不了的事情。”这种对于独处的爱好与一个人的性格完全无关，爱好独处的人同样可能是一个性格活泼、喜欢朋友的人，只是无论他怎么乐于与别人交往，独处始终是他生活中的必需。在他看来，一种缺乏交往的生活当然是一种缺陷，一种缺乏独处的生活则简直是一种灾难了。当然，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他需要与他的同类交往，需要爱和被爱，否则就无法生存。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忍受绝对的孤独。但是，绝对不能忍受孤独的人却是一个灵魂空虚的人。世上正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最怕的就是独处，让他们和自己待一会儿，对于他们简直是一种酷刑。只要闲了下来，他们就必须找个地方去消遣，什么卡拉OK舞厅啦，录像厅啦，电子娱乐厅啦，或者就找人聊天。自个儿待在家里，他们必定会打开电视机，没完没了地看那些粗制滥造的节目。他们的日子表面上过得十分热闹，实际上他们的内心极其空虚。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想方设法避免面对面看见自己。对此我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连他们自己也感觉到了自己的贫乏，和这样贫乏的自己待在一起是顶没有意思的，再无聊的消遣也比这有趣得多。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们变得越来越贫乏，越来越没有了自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独处的确是一个检验，用它可以测出一个人的灵魂的深度，测出一个人对自己的真正感觉，他是否厌烦自己。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不厌烦自己是一个起码要求。一个连自己也不爱的人，我敢断定他对于别人也是不会有多少价值的，他不可能有高质量的社会交往。他跑到别人那里去，对于别人只是一个打扰，一种侵犯。一切交往的质量都取决于交往者本身的质量。唯有在两个灵魂充实丰富的人之间，才可能有真正动人的爱情和友谊。我敢担保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找不出一个例子，能够驳倒我的这个论断，证明某一个浅薄之辈竟也会有此种美好的经历。

★成为沉默与思考的资深读者：点击上方「沉默与思考」→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其他平台读者请关注公众号“沉默与思考”本号为Humanitas重建号，恳请各位多多点赞分享，助我东山再起。本文引自秦晖先生《传统十论》，分多段搬运。上期链接：秦晖：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典籍与为中的文化史悖论及中国现代化之路（一）秦晖：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典籍与为中的文化史悖论及中国现代化之路（二）秦晖：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典籍与行为中的文化史悖论及中国现代化之路（三）秦晖：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典籍与行为中的文化史悖论及中国现代化之路（四）秦晖：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典籍与行为中的文化史悖论及中国现代化之路（五）八、西、儒皆灭，而“秦政”与痞风前后相因但是自戊戌以后，中国便逐渐兴起了文化批判或曰“国民性批判”，并在五四前后大有盖过制度批判之势。而在文化批判中，又由黄宗羲—谭嗣同式的援儒援“西”而批法道（“大盗”—“乡愿”），逐渐转向集中批儒，并从章太炎开始兴起崇法扬秦之风。中—西族性对立之说与西—儒理论对立之说共同构成的文化决定论俨然成为共识。五四以后兴起的援儒批西的“文化保守主义”只是这种共识的另一种表达

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曾说：“我们时代的问题是，在第二等重要的事情上聪明，在头等重要的事情上却全然无知；在小事上理智而冷静，在大事上却像疯子一样在赌博。我们零售理智，却批发疯狂。”上述名言，如果浓缩成一个熟悉的词，就是：“错配”。错配，本意是指在金融市场投资中，长短周期、大小资产的组合错误，从而导致风险和损失。但事实上，“错配”现象，从个人到组织，从组织到国家层面，几乎无处不在。我们的语言文化中，有很多成语，其实就是对错配现象的描述。比如：夏虫语冰、鸡同鸭讲、对牛弹琴、因小失大、小智大愚，等等。现实世界中，各种各样的错配现象，更是俯拾皆是，比如：○本该讲效率的时候，偏要讲理想；该讲理想的时候，却又讲绩效。常见于各种所谓“狼性文化”盛行的公司。○本该讲是非的时候，偏要讲原则；本该讲原则的时候，却又讲动机。常见于官僚主义盛行的组织。○本该讲科学的时候，偏要讲政治；该讲政治的时候，却又谈科学。前者常见于应对各类大规模的公共事件时，后者常见于用计划思维在人间构建天堂的各类乌托邦。上述“错配”，已让我们苦不堪言。不过，在所有的错配中，有一类最为致命，但却一直被无视，那就是对“精确”与“模糊”——从认知到实践的全方位错配。毫不夸张的地说，这才是绝大部分“错配”现象的“元凶”。▍世界上的两类事情：精确型事情与模糊型事情经济学家哈耶克研究发现，人类的头脑或心智结构，可分为“精确型”与“模糊型”两种。无独有偶。思想家以赛亚·伯林也将人才分为“刺猬型”与“狐狸型”两种：○“刺猬型”人才只知道一件大事，他们头脑敏锐、精于计算，聚焦目标，永不言弃；○“狐狸型”人才知道很多事情，头脑复杂、充满不确定，随时调整目标，边走边看。显然，“刺猬型”人才，对应的是“精确型”的心智结构，“狐狸型”人才，对应的是“模糊型”的心智结构。与此相应，世界上的事情，也可以分为“精确型事情”与“模糊型事情”两种：○那些目标明确、边界清晰、有可行性方案的事情，就属于精确型事情。如科学技术、机械制造、数据计算；○那些变量太多，且每个变量随时都会发生变化，高度复杂的混沌系统，就是模糊型事情。如经营家庭、商业管理、军事战争、社会转型、国家治理。（区分“因果关系明确”与“变量太多”的两种事物，并以不同思维应对，推荐阅读《复杂的现代社会，智者总是充满疑惑，愚者却坚信不疑》及“复杂科学七书”）两类事情，可谓截然不同。前者是典型的方法驱动型，需要事前的精密计划与事中的高效执行；后者是典型的方向驱动型，事前只需要、并且也只能确定大致方向，而无法精密计划，只能在事中假以耐心，大胆试错，并及时纠错。当然，以上只是对两类不同特征的事情所做的分类。真实世界中，任何一件复杂的事情，或者事后被定义为伟大的事情，绝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而是模糊型事情与精确型事情的复合体。而且，越关乎方向、越具有创新属性的事情，就越接近模糊型事情，需要的是警觉、热爱、冒险、想象力，而非精确的计算。模糊型事情，一旦完成创新或判断后，就转化为可执行、可计算的精确型事情，这时候需要通过目标、计划去完成。在执行精确型事情的过程中，一旦出现新的变量，就又变成需要重新判断、决策的模糊型事情。可见，能分清复杂型事情与精确型事情，是认知的第一步；而要认识复杂世界、解决复杂问题，更重要的，是能拆解一件复杂事情中，哪些属于模糊的部分，哪些属于精确的部分，并且用相应的方法去追求。然而，现实中最大的悲哀就在于两者的“错配”：用“大而化之”对待精确型事情，以“精益求精”处理模糊型事情。▲凯恩斯与哈耶克的论战，可视为“精确型”与“模糊型”，或“刺猬型”与“狐狸型”的分歧。▍对“追求精确”四字，我们深信不疑但追求精确的事业，才刚刚破题妨碍我们认知的，常常不是陌生的东西，而是那些熟悉并深信不疑的东西。对于“追求精确”这四个字，我们实在太熟悉了，熟悉到了它早就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的口号了。然而，很多熟悉并让我们深信不疑的东西，不过是新版的坐井观天而已。“追求精确”亦如此。◎对“追求精确”的几个灵魂追问“追求精确”，对受益于技术文明的现代人来讲，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甚至可以说，人类在追求精确的事业上，正在逼近极限——测量距离的单位，已小到了纳米，大到了光年；人类从“制造出能制造机器的机器”的工业革命，到“开始研制能制造人类自己”的智能革命，也就短短两百多年时间。“追求精确”，对早在2000多年前就洞察到“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早熟民族，以及对外开放短短几十年，就完成了从机械制造到智能制造——精密制造业几乎全门类或引进、或自主制造的中国，“追求精确”似乎更不成问题。但是，在面对历史上“为何现代科学技术没有诞生在中国？”以及现实中“为何芯片等核心技术依然面临卡脖子？”等难题时，不免再次陷入尴尬。到底何为“追求精确”?“追求精确”只是技术和工程领域的分毫不差或锱铢必较吗？“追求精确”的事业，为何更需要冒险、热爱和想象力？“追求精确”事业的主角，是科技与产业界那些“半神半人”，还是一代代籍籍无名的工程师？“追求精确”是“体”还是“用”？或者是“术”还是“道”？“追求精确”的精神，人类自古都有，但为何该精神，在有些地方落地为产品、产业、标准和先进的生产力，但在有些地方却沦为口号，甚至成了宣示威严的繁琐礼仪和精湛的统治术？这些问题，穿透了历史与现实，连接着国家、企业与每个人的命运。思考、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站在智者的肩上。历史学家、思想家、精密制造的先行者西蒙·温切斯特刚出版的《追求精确》一书，不仅就上述问题给出了或直接的答案，或间接的启发，亦可纠正我们对“追求精确”这一问题的诸多偏见与盲区。不过，在总结这些答案和启发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下全书的梗概，否则难免有空洞推演之感。◎《追求精确》：一位擅于叙事的历史学家的思想探险2023年6月15日，西蒙·温切斯特在参访中国精密制造龙头企业华为时，任正非对他说，“你的书写得很好，对中国的工业会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任正非所说的“书”，正是这部刚刚由湛庐文化引进出版的《追求精确》。作为企业家的任正非，当然更看重“追求精确”对于自己的企业以及中国制/智造的价值。不过，作为普通读者，如果认真读完全书后，或许可以这么对作者说：“与其说这本书写得很好，不如说写得很妙；与其说它对中国工业会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不如说它对改善国人科技文明素养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对于减少在精确与模糊之间的错配，有很好的纠错功能。”这段话充满赞誉之情，但绝非廉价的溢美之词。作为大英帝国勋章得主的畅销书作者西蒙·温切斯特，成名作《教授与疯子》，从出版当年即突破百万册销量，到被改编成好莱坞大片，其以人物和叙事著称的风格早已为公众所熟知。那么，这种风格又如何驾驭“追求精确”这一专业而又宏大的话题呢?除了作者出身精密制造之家，以及多年对精密制造的研究外，答案就在一个字：“妙”——谋篇布局之妙！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追求精确》一书的主要内容，大致是：这是一部用一群“天才与狂徒”的“离奇”故事，编织起来的一部人类250多年精密制造的简史。问题是“精密制造”这个概念本身，可能就会“劝退”大部分普通读者。精密制造，既不同于我们熟知的工业革命、人工智能等通识历史，却又包含了工程史、产业史、企业史等不同维度的专业知识。但是，稍微了解下精密制造的历史，便不难发现，精密制造的历史，就是大半部的近代科学技术史，也是一部新兴产业与巨头企业的兴衰史，甚至大国的兴衰史。它既是历史，又是正在发生着的未来。不过，对善于叙事的畅销书作者而言，勾勒出精密制造的历史轮廓，并将它写的生动有趣其实并不难，难的是如何融专业度、高度、深度于一体，这样才可能在为精密制造立传的同时，“促进中国工业的发展”“改善国人的工程师文化与科学文明素养，减少从认知到实践的错配”，否则就难逃“好读但速朽的畅销书”之命运。但是，西蒙·温切斯特的确做到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恐怕他是当代为数不多能做到的人。因为他不仅是一位畅销书作家和精密制造的先行者，还是一位历史学家、思想家，和探险家。《追求精确》的谋篇布局之“妙”，正是这些标签融于一身的结果。所谓谋篇布局，最重要的是如何搭建全书的结构，让经线与纬线既能各自独行，又能于关键处交汇。显然，在这一点上，非虚构类的作品，要比虚构类的文学创作更难。●《追求精确》以“公差”为经线，贯穿全书。这让我们认识到，在“追求精确”的世界里，小数点后面有多少个0这件事，不仅非常重要，这件事本身就是一场革命。公差，或者“极小公差值”是如何从0.1

★成为沉默与思考的资深读者：点击上方「沉默与思考」→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其他平台读者请关注公众号“沉默与思考”本号为Humanitas重建号，恳请各位多多点赞分享，助我东山再起。当我们跪下去的时候，伟大的领袖便产生了；当我们不会反抗的时候，奴隶便产生了；当我们不会质疑，骗子便产生了；当我们太娇惯，畜生便产生了。-1-暴力而精明的约翰王约翰王子的性格早已人尽皆知。他现在继承了英格兰的王位，同时还是诺曼底、安茹、都兰和曼恩的领主，他可以继承埃诺莉太后的阿基坦，对布列塔尼也是觊觎已久。人们把理查德的个性比作雄狮，但却很难在自然界中找出一种合适的动物来形容约翰的矛盾性格。他集冷酷武士的残忍与马基雅维里主义者的阴险狡黠于一体。虽然他时常暴躁如雷，“眼冒怒火，脸色发青，”但却从未因此丧失条理，总是能以非人的冷静策划一系列野蛮行为。僧侣们修史时曾以浓墨重彩记录他的暴力、贪婪、怨恨、背叛和淫欲，但也有史书称他明智而能干，有时甚至慷慨大度。他有一个善于独创和探究的大脑，一生都视书籍为珍宝。在他身上，金雀花家族不知疲倦的活力达到了不安分的极致。▲英格兰金雀花王朝（安茹王朝）共8位国王，约翰为第三任一位法国作家曾经以令人忧郁的疯狂症解释约翰的道德扭曲行为，但对他的行为进行研究后就会发现，这位英格兰国王一向精明睿智、隐忍而手段高超，心志轻易不会动摇。这些特性足以保证他在有生之年稳稳地坐在王位上。他也曾面临许多困难，但最终大多都被克服，这也值得冷静认真地加以研究。我们研究得越多就越会发现，对英格兰民族和英语世界来说，约翰的恶习要比那些仁义之君的操劳贡献更大，因为通过各种反约翰势力的大联合，我们建立起了最著名的权利与自由的里程碑。-2-约翰战败，给了国内贵族机会约翰和英诺森(罗马教皇)在新联盟下共进退，心怀不满的贵族也在斯蒂芬·兰顿领导下聚集在一起。与法王的战争仍在继续，约翰国王不断筹集钱粮、招募兵马，英格兰贵族们为此愤愤不已。1214年，约翰率领的一支英格兰远征军在普瓦提埃吃了败仗。与此同时，他的侄子、萨克森的奥托与索尔兹伯里伯爵统帅的军队在法国北部的布汶被法王击败。▲约翰在著名的“布汶战役”中大败而归，压榨了英国兰臣民十余年所积累的财富化为灰烬，致使约翰彻底成了英格兰的孤家寡人被约翰寄予极大希望的欧陆联盟在一日之间被这场战役摧毁，他在英格兰国内的敌人又看到了机会。他们制定了计划，试图限制被击败的专制国王的权力，并公开发出威胁，如果条件不被接受，他们将起兵反叛。假如任由他们折腾，他们所追求的事业可能最终会因相互之间的怨恨、敌对以及自私的要求自然瓦解。但急于实现公正和平的大主教兰顿此时站出来，对他们施加了适度的影响。兰顿的话很管用，就连身为教皇臣属的约翰也不敢公开无视。约翰手上还有最后一招。他在教皇怂恿下请求教廷将他的敌人驱逐出教，随后宣誓对他们进行宗教讨伐。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于是，1213年的斗争局面完全颠倒过来。那些本以十字军自居准备讨伐被革除出教的国王的贵族们，现在反倒被赶出了教会。但教皇的雷霆手段经此挪用后也丧失了些许威慑力，致使贵族们看到国王在海外败北后不顾教皇训令，坚决主张自己的要求。教会中很多人都支持他们。约翰四处奔走，试图通过给予教会选举自由来离间教士与贵族，但结果是徒劳的。-3-兰顿大主教的关键作用武装叛乱似乎成了唯一的解决之道。然而在斗争的最后关头，兰顿大主教表示不愿意走向内战的极端。他劝说贵族们在尊重古代习俗和法律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要求，还给他们在本阶层利益之外树立了新的奋斗目标。在亨利二世建立的行政制度下生活了四十年之后，贵族们终于在与约翰的斗争中向前进了一步，超越了斯蒂芬国王统治时期的前辈们，学会了理智地、建设性地思考问题。他们主张建立一种约束与平衡的制度以限制国王的独断专行，反对国家陷入封建割据式的无政府状态。他们所主张的约束与平衡制度既能赋予国王必要的权力，也可以防止某位暴君或昏君滥用职权。朦胧中，1215年的贵族领袖们正向一条基本原则摸索前进。依据这条原则，政府不再是某个人独裁式的家天下，习惯和法律应该凌驾于国王之上。在当时，这个让人似懂非懂的观点把贵族们团结在一起，为他们的反抗斗争注入力量，也使他们要求的大宪章精神永恒不灭。▲坎特伯雷大主教

“熟知并非真知。”——黑格尔很多东西，我们因为熟视，从而经常无睹，而真理与真实，恰恰遮蔽于这些老生常谈中。比如，谈到文艺复兴，很多人只知道15世纪以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为代表的意大利文艺复兴，鲜有人知道还有9世纪的“加洛林文艺复兴”、“12世纪文艺复兴”、“尼德兰文艺复兴”、“北德意志文艺复兴”等。真实的历史，恰恰是以上所有的文艺复兴，共同塑造了现代欧洲文明的伟大。再比如，提及启蒙运动，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以伏尔泰、卢梭为代表的法国启蒙运动，那是弘扬理性、锻造现代世界的法国大革命前奏。对启蒙运动再了解多一点的人，大概也知道以康德、马克思、黑格尔、费希特为代表的德国启蒙运动，他们强调理性、文化和天才创造力冲动，是历史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源头。不过，鲜有人知道，历史上还有一场以哈奇森、休谟、斯密、弗格森等人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运动”——这场启蒙运动的重要性，尤其是对当下和未来的镜鉴意义，不仅被低估，甚至快要被遗忘了。▍“天才成群而来”所谓苏格兰启蒙运动，是指18世纪在苏格兰地区“天才成群而来”——涌现出如弗朗西斯·哈奇森、亚当·斯密、大卫·休谟、亚当·弗格森等思想家。其贡献正如学者布罗迪指出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发明”了现代世界，它不仅创造了观念的现代性，而且也在政治学、经济学、道德科学、哲学、历史、宗教、艺术、工程、数学、自然科学、医学等很多方面为欧洲文化，也为人类文明增添了光彩，更为重要的是，它塑造和建构了现代社会。●塑造了英美国家的历史进程，奠定了现代世界文明的根基。当年，英美国家能从世界诸文明中胜出，就在于其国家建设、社会哺育以及道德情操的形成，受到了苏格兰启蒙思想的影响和培育。如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休谟的哲学、历史学，哈奇森的伦理学，弗格森的文明演化论等。200年后的哈耶克，甚至声称在苏格兰启蒙运动诸公的书中，“我们发现了对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第一次系统阐述。”国内很多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学者都曾表达过对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推崇之情：◆政治学者刘军宁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有两种启蒙，一种是法兰西启蒙，一种是苏格兰启蒙。苏格兰启蒙和保守主义非常接近，它强调神，强调习惯法、强调习俗。而法兰西启蒙否定神，否定习惯，强调理性，信赖人的理性能力，甚至是统治者的理性能力”；◆历史学家朱学勤甚至说：“历史就是英美模式与法俄模式的较劲”，而英美模式就源自苏格兰启蒙。回到中国近代史现场，我们知道，中国的启蒙运动，起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接受最多的是法式、德式乃至俄式的启蒙，这也导致了中国百年现代化之路在左与右、激进与保守、计划与市场、人治与法治之间不断摇摆，崎岖坎坷。回到当下，如果我们承认社会层面的启蒙尚未完成，那么，了解、普及苏格兰启蒙，无疑会少走很多弯路。如果我们对知识界近些年那些无谓的撕裂、故步自封、自暴自弃等乱象痛心疾首，那么，重拾苏格兰启蒙的思想遗产，无疑是提高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人文社科素养的必选项——因为相较于理性至上、对传统全面否定、具有乌托邦倾向的法德启蒙，苏格兰启蒙呈现出的渐进的、改良的，对传统有传承但又不完全守旧的启蒙，才是最值得我们借鉴的思想资源。▲被誉为“北方雅典”的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大约十多年前，阿瑟·赫尔曼那本《苏格兰：现代文明》引入中国后，“苏格兰启蒙”一度成为知识界的“显学”。遗憾的是，该书如今早已绝版，该话题的书籍虽然也不少，但多为严肃、专题研究性质的学术作品，很少有经典又好读的通俗读物。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今天的中国读者了解苏格兰启蒙，大部分学术经典，至少存在三个不足：●“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缺乏系统认知。很多人谈起苏格兰启蒙，只知道作为经济学家的亚当·斯密及其作品《国富论》，作为经验主义哲学家的大卫·休谟及其作品《人性论》。但实际上整场启蒙运动不仅关涉经济、哲学向度，还涉及社会、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比如注重美德的哈奇森，注重文明演化的弗格森，就连斯密也有哲学专著《道德情操论》，休谟也有历史巨著《大不列颠史》（英国史）。这些领域的总和，才是完整的苏格兰启蒙。●“泛泛而谈，看不到最重要的精神特质”。苏格兰启蒙运动，诞生于人类历史从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转型时期，其核心价值指向了这场文明史上古今之变的核心领域——道德、正义、法治、社会、政府。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从不同维度出发，均不约而同地关注了这些议题。今天，我们是否能从这些领域提炼出框架性要点，并且将这些要点，汇聚成具有同一精神特质的思想，极为重要。但我们常见的作品，还是以各个领域观点的简单罗列为主。●“没有回答当下为什么要关注苏格兰启蒙，缺乏时代特征和问题意识”。很多文章和书籍陷入“为介绍而介绍”的误区，沦为纯粹的思想史梳理，介绍了斯密、休谟的观点，但却没有回答他们的思想开创性何在，也没有回答他们的思想到底对今天有何价值？简而言之，大部分作品，没有回答一个现代人，尤其一个活在当下的中国人，为何要关注200多年前发生在遥远苏格兰的思想启蒙运动。不过，幸运的是，上海三联书店刚刚出版的中国著名法政学者高全喜新作《苏格兰道德哲学十讲》，不仅完整、清晰、系统地介绍了苏格兰启蒙运动，弥补了《苏格兰：现代文明》一书绝版后的空白。更重要的是，作者特有的观察视角与问题意识，为我们勾勒出苏格兰启蒙运动于当下的思想价值——“古今之变”何以发生，以及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四块基石。▍奠定现代文明的四块基石赫尔曼在《苏格兰：现代文明》一书中指出：现代世界由科学技术、资本主义和政治民主三个要素构成，正是改良蒸汽机的瓦特、提出市场经济的斯密等思想家，为现代世界文明提供了思想之源。在《苏格兰道德哲学十讲》一书中，高全喜老师则向前更进一步：苏格兰启蒙运动不仅为现代世界的诞生贡献了四块基石，而且这些基石一直共同捍卫着现代文明。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特别关注人性（human

★成为沉默与思考的资深读者：点击上方「沉默与思考」→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其他平台读者请关注公众号“沉默与思考”本号为Humanitas重建号，恳请各位多多点赞分享，助我东山再起。现代人每天都处于海量信息的狂轰滥炸下，短视浮躁和急功近利成为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新闻媒体中充斥着各类震撼的标题，而人们在信息狂潮的轰炸下，逐渐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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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关心政治，是每个现代公民的基本素养。一位学者曾说：“判断一个人是否可靠，就是看他在评论政治时，是否会走极端。”确实，头脑简单，性格极端的人，大多不能，或者不愿意去理解政治的复杂性，他们头脑中充斥了“好坏”、“忠奸”、“善恶”、“左右”等二元思维。而判断一个人是否可靠，完全可以从他的言辞中看出来，如果一个人满嘴说的不过是一些大词、空词，这说明他其实还是一个思维僵化，极容易被洗脑的人。这样的人，往往愚昧，麻木，自私，狡黠，懦弱，狭隘，冷漠，无知，恐惧，懒惰，虚伪，逆来顺受，随波逐流，任人宰割，得过且过，人性之弱点瞬间集中暴露无疑。可见，如果关心政治，却不理解政治的逻辑，就会沦为乌合之众，受人蛊惑成为炮灰。所以关心政治不仅需要意愿，更需要基本的认知和能力。政治如此复杂，怎样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政治的基本框架，并用这些智识完成从“看见”到“看透”的认知升级呢？先知书店诚荐包刚升老师的《政治学通识》，收藏本书至少有三大理由：◎认知晋升：帮助我们掌握结构化的认知，建立思考政治问题的框架，建立全新的思维模式，理解不合理现象背后的政治动因。结识重量级的思想家，体验领袖如何艰难做出抉择，获得真正的领导力的启迪。◎权威：豆瓣9.2分，同类作品中，基本没有对手。被豆瓣书友评为“中国最好的政治学入门书籍，没有之一！”读“最好的政治启蒙书”，这才是理解政治思维的第一课。◎专业水准：包刚升老师是国内政治学领域的青年翘楚，他视野开阔，认知清晰，观点温和，没有意识形态色彩，而且有勇气，敢于去碰“M主”这种大问题。国内最好的政治启蒙书，打开理解世界的最重要窗口。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还可一并选购“理解政治与国际政治”四书）：

★成为沉默与思考的资深读者：点击上方「沉默与思考」→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其他平台读者请关注公众号“沉默与思考”本号为Humanitas重建号，恳请各位多多点赞分享，助我东山再起。作者：秦晖来源：《南方周末》2010年10月20日也许每个研究者都无法做到完全的“价值中立”，但假如在整个学界这些偏好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甚至是有组织的，也就是说并非只准有一种偏好，而是可以你有这种偏好，我有那种偏好，并且构成一种竞争格局的话，那么整个学界就可以实现“价值中和”。在这套“牛津通识读本”中，英国社会学家S.

★成为沉默与思考的资深读者：点击上方「沉默与思考」→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其他平台读者请关注公众号“沉默与思考”本号为Humanitas重建号，恳请各位多多点赞分享，助我东山再起。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曾与前联邦德国（西德）总理施密特进行长达3天的交谈。当他们谈到了李光耀一生最引以为傲的双语政策时，李光耀坦言：新加坡的殖民者是英国，这对新加坡来说挺幸运的。这无疑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其隐含的意思耐人寻味。不只是这一次，李光耀在其著作《李光耀观天下》中讨论欧洲的章节里，也表示了对英国的感谢。对于英国的制度和其有风度的离开，让李光耀心怀感激。他说相比被比利时人殖民的刚果，和被法国人殖民的几内亚，被英国殖民的新加坡和它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刚果长期以来都被比利时人当做原材料的生产国来使用。比利时人离开后留下的是一片狼藉，任由刚果在内部战争中挣扎。几内亚的领袖惹恼了戴高乐，愚弄了法国，戴高乐便下令在撤出几内亚时将那里的电线全部剪断，什么都没有给他们留下。李光耀说，相比这两个国家，英国人在离开时颇有绅士风度的。他们的总督彬彬有礼地将办公大楼完好无损地交给他，拉着他的手向他介绍了大楼里的每位管家。正如一首歌里唱的那样：这位漂亮朋友离开亦漂亮。李光耀写道：如果，英国人当初留给我的是刚果或者几内亚那样的状况，我不能确定自己有无能力将国家变成如今的面貌。当然，李光耀要感谢英国的并不只是他们的绅士风度和他们留下的英语，李光耀更看重英国人的制度。在他看来，英国人留下的制度本是成熟的，行之有效的，他们不需要去将其颠覆。那样是愚蠢的，他们只需要去填补和强化一些东西。比利时和法国，与英国之间，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殖民模式：前者代表传统，后者代表现代；前者以武力征服为手段，后者以市场和贸易为主；前者不过是皇室和贵族的游戏，因此日趋固化和封闭；后者则代表了一种开放的体系和可扩展的秩序。同样是殖民，却分别是野蛮与文明的代名词。二战后，掀起民族国家独立浪潮，大英帝国解体，世界霸主地位被美国取代。然而，今天依然有很多人说

所谓先知（prophet），即在西方宗教中，那些能与神灵接触，将神灵讯息或教义传递给众生的人。他们或预言了未来，或创造了未来，并为世界带来终极意义，如犹太之摩西，伊斯兰之穆罕默德。为人类文明制定道德秩序与黄金法则的伟大思想家，也是先知。如轴心时代苏格拉底、孔子、释迦摩尼，他们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提供了最根本的源泉。那些对人类社会制度与思想，有着巨大贡献的各领域思想家，也可称为先知。如为后世构建三权分立制度框架的孟德斯鸠，预言大众时代即将到来的托克维尔，坚信计划经济乌托邦必将毁灭的哈耶克，都是预言并创造未来的先知。然而，诚如《圣经·路加福音》所言：“先知在家乡是不受欢迎的”。很多伟大思想家因其敏锐目光、前瞻思想，往往领先于时代，而遭到时代误解，甚至被时代伤害。他们的遭遇往往可分为四类：●不容于时代。思想超前，与旧时代精神相悖，以致被视为“异端”，直至多少年后才得以被历史正名。如发现了天文规律的哥白尼、伽利略。●伟大，却曾被历史遗忘。因为历史的偶然因素一度被遗忘。如亚里士多德曾因雅典学院的关闭，消失在中世纪的欧洲，直到阿拉伯人的书籍回流到欧洲，文艺复兴的帷幕才有机会掀起。●生前无名，死后大放异彩。因为环境、机遇所限，生前并不为人所知，直至去世后其价值才被发现。如一生清贫无名的维柯，开创了历史哲学这一重要领域，后世思辨历史哲学、分析批判历史哲学均由维柯理论而来；再如发现遗传学规律的孟德尔，其研究成果直至1900年才被人发现，去世多年的孟德尔被后人冠以“遗传学之父”称号。●誉满圈内，却不能名贯天下。还有一类先知，他们的思想虽然终被接受，但仅限于专业圈子内部，很难进入一般读者视野，因而于大众而言，成了某种“隐没的先知”。如中国最接近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杨小凯，20世纪掀起继康德之后再一次“哥白尼革命”的哲学家波兰尼——前者由于其去世过早以及其它不可言说的原因，后者因为其思想过于隐涩深奥，都成了大众中被隐没的先知。（关于杨小凯的经济思想，推荐阅读《向死而生：杨小凯和他的三次范式革命》）前三类思想先知，不管之前遭受何等不公，都最终为大众所知，这是历史的幸运，也是人类的幸运。唯独第四类——被“隐没”的先知，至今仍未能进入大众视野。这既是先知的遗憾，更是大众读者的遗憾。因此，这个时代，我们最应该去关注与发掘的，首先是这些“隐没的先知”。◎被隐没的先知——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黑格尔曾说：“仆从眼中无英雄，那不是因为英雄不是英雄，而是因为仆从就是仆从。”伟大的先知被隐没，不是因为其渺小，而是伟大的思想往往超越普通人认知，以至于不能被轻易发现与重视。在21世纪的今天，就有这样一位被隐没的先知：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人们常常将他与亦敌亦友的凯恩斯放在一起——●比凯恩斯更智慧，但远不及凯恩斯声名显赫。熊彼特和凯恩斯同生于1883年，两人之间既惺惺相惜，也充斥不屑与论争，可用“一时瑜亮”来形容：凯恩斯关注“短期”经济均衡，为治疗西方世界的“大萧条”提供了一剂“急救针”，成为了宏观经济学之父，其名言“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更是流传至今；而熊彼特更关注经济发展的长期演变与根本动力，他曾说：“凯恩斯的人生哲学基本上是短期哲学”。在那个危机四伏、追求当下速效的纷乱时代，人们没有耐心理解他，因而很长一段时间，其思想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但在他和凯恩斯的对比中，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如此说道：“在某种方式上，凯恩斯和他重演了西方历史上最著名哲学家的对抗——才华横溢、精明机智、锋芒毕露的诡辩者巴门尼德，与动作迟缓、面貌丑陋，但却富有智慧的苏格拉底之间的论辩。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没人比凯恩斯更有才气，更精明，他则表现得平淡无奇——但他有智慧。聪明赢得一时，而智慧天长地久。”▲创新理论之父，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当之无愧的最伟大经济学家之一。熊彼特年轻时有三个愿望：“做维也纳最出众的情人、欧洲最好的骑士、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前两个愿望是否实现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他早已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当代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说：“他是二十世纪经济学界的巨人，他提倡的整体经济过程视野，足以与亚当·斯密及马克思相提并论。”《福布斯》在1983年熊彼特和凯恩斯100周年诞辰之际宣称：“是熊彼特而非凯恩斯，为席卷世界的快速经济增长提供了最好的指引。”西蒙·哈里斯更是强调了熊彼特在其他领域的诸多成就：“熊彼特是非凡的经济学家，但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把他视为各自领域的一颗明星。”●开创五大思想领域，学者人人必谈，大众鲜为人知。熊彼特开创了很多全新经济学思想范式，这些思想不仅具有极强开创性与系统完备性，到了科技创新如此发达的今天，魅力更加突显；随着最近三十年信息革命的蓬勃发展，更是成为了专业学者必谈：据统计，他提出的理论之一“创造性毁灭”，在西方世界被引用率仅次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说：“他的思想仍与现在及未来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经济学者张维迎，更是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熊彼特经济增长模型；然而，誉满学界的同时，熊彼特始终没能进入普通读者视野，这无外乎其思想的超前与深刻。但先知可能会隐于一时，终究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为时代指引方向。当下中国，民营经济正遭遇巨大困境，经济增长出现疲软迹象，在全球竞争中，又开始露出全面落后于世界的迹象。此时唤醒熊彼特，将熊彼特推向大众，理解熊彼特五大开创性思想，从中汲取崭新的理论滋养，显得颇为及时。◎熊彼特五大“开创性”思想▍“创新理论”之父——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企业家和创新如今，“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已经成为讨论经济学的常识概念，但在过去并不是。以往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讨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往往从分工、资本、市场、法治、伦理等维度切入。如斯密经济学以“分工”为核心，新古典经济学以“资源配置”为核心。熊彼特却石破天惊破提出——“创新”和“创造性毁灭”才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才是实现“创新”和社会进步的载体。“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一词并非熊彼特创造，但是第一位真正如此重视“企业家”及其带来的“创新”的，是熊彼特。因而他被后人尊称为“创新理论之父”。●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在传统认知中，人们定义企业家的核心词汇是“利润”。无论是蔑视企业家的人，称他们“唯利是图”“剥削劳动”，还是为企业家正名的人——他们只是宣称“追逐利润”是正当的、进步的，并引用斯密的“自利”理论。〇

★成为沉默与思考的资深读者：点击上方「沉默与思考」→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其他平台读者请关注公众号“沉默与思考”本号为Humanitas重建号，恳请各位多多点赞分享，助我东山再起。以竹为竿，以丝为纶，垂以钓饵，这样的钓鱼之术，在中国确是古已有之。《诗》曰：「其钓维何?维鲂及鱮?」显然钓者的最初目的原很单纯，不过渔其小腥，聊供盘餐耳。这一渔业的改变动机另作他用，大抵是从吕尚(姜太公)开始的。传说这位爷怀抱济世之志而钓于磻溪，使用无饵直钩且离水三尺，号称愿者上钩。鱼们自然尚不至于傻到非要跃出清波来上攀刀俎，但这一极富表演的钓术，却也终于钓到了周文王。于是成就一番大业，变成周公。有了此一成功先例，则所谓「渔隐」便成了传统。模仿者众且愈演愈烈，一时仕进无路之辈纷纷转向溪岸河滨，弄得天下水族竟惶惶不安；老实的渔民亦将歇业矣。此中自然有真正尘心褪尽的高士，洞鉴世相而逃名江湖，于是这些「无名英雄」成了文化传统中的智慧化身。如《庄子•渔父》和《楚词•渔父》中的「渔父」，皆一番高论诘驳，把孔子和屈原说得哑口无言，然后歌唱着掉舟而去，消失于烟波芦丛中。然而此后的无数渔翁钓叟，则往往意不在鱼而另存深心。韩信垂钓于淮，钓到了漂母的饭食和日后的功名；严子陵钓于富春江，不奉帝召，抛了功名钓了浮名。这都是何等的美事！所以骆宾王说：「夫垂竿而为事者，太公之遗术也。夫如是者，将以钓川耶?将以钓国耶?」因是早在先秦，「钓」这一纯粹因鱼而造的动词，便有了其他搭配对象物件。《韩非子》曰：「饰非诈谋，以钓利于秦。」《管子》认为：「钓名之人，无贤士焉。」世上多了如许钓名钓利之徒，应该说是鱼的幸事，于人，则又何敢言幸。钓有术，隐亦有术，钓术寓于隐术之中。世多以钓为隐者，而实乃以隐为钓，惟其所钓非鱼焉。可笑的是古代皇帝往往自比文王，也常希望找到新一代姜太公前来辅佐，于是往往迷信渊泽之畔必有灵蛇，蓑笠之间乃多奇士，遂访而求焉。于是这便弄出功名捷径在烟波之上去求的闹局，一时呆子也寄梦于「钓尽江波，金鳞始遇」的幻想。其结果是翻开一部文学史，诗则多好言钓言渔，人则惯称钓客渔叟，仿佛一部渔业志般。当然，这些扬言渔樵的文人，并非真要转行，多数乃发牢骚而已。也有部分人果然去「钓」过一时，什么也没钓着，便记下山水之乐，算是钓到了一份人生清闲，也差堪自慰了。綦毋潜说：「生事且弥漫，愿为持竿叟。」这是表达一种无可奈何的愿望；倘「生事」很好，则竿是不必持的。李白说：「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这是典型的心不在焉，志在庙堂。不过李白倒很老实，一向不以钓鱼自命。据《侯鲭录》载：「李白开元中谒宰相，封一板，上题曰『海上钓鰲客李白』。又谓以虹霓为丝，明月为钩，以天下无义气丈夫为饵。」这倒是豪气干云的钓客，不过终究失志，只好说：「未夸观涛作，空郁钓鰲心。」至于许浑的「帝乡明日到，犹自梦渔樵」，那则是十足的假惺惺；跟袁世凯下野后的自号钓叟一样在玩清高。钓是一种存在方式，一种生命状态，甚至也是一种精神境界。有目的时，钓的姿态表示一种守望和涉猎；无目的时，它意味着一种消磨和享受；也暗示着孤独、虚静和颓废。高适诗谓「心无所营守钓矶」，柳宗元的「独钓寒江雪」，皆此之谓也。于是，这样的钓，渐渐就通了禅意；在流逝的水和岁月中悟透了生命的玄机。因而连不食荤腥的禅和子们也乐得一钓，或以钓设譬从中开悟。端静禅师自称「本是潇湘一钓客，自东自西自南北」，表示身无挂碍，任意东西。德诚和尚诗云：「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未钓到鱼而钓到一船明月，正所谓种豆得瓜，随缘遇合，一样可喜。似乎只有这样的钓，才真正得到了「渔父」的真谛。

★成为沉默与思考的资深读者：点击上方「沉默与思考」→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其他平台读者请关注公众号“沉默与思考”本号为Humanitas重建号，恳请各位多多点赞分享，助我东山再起。被遣返回国前，日本人接受中国军官指令日军侵华，极尽烧杀淫掠之能事，展露出其品性中凶残暴虐的一面。在《关山夺路》一书中，王鼎钧记述了这样一些历史细节，通过这些历史细节，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的另一面，而这一面同样让人感到可怕。1945年抗战胜利，日军缴械投降，成为日俘。由于数量庞大，一时半会遣送不完，许多日俘暂时还留在中国境内。根据国际通例，作为战胜国，中国有权使用日俘的劳力。所以，中国就征用这些日俘修建公路和机场。此种做法也合情合理，正如王鼎钧所言，日军的侵略为中国留下无数残垣断壁，征用他们出力建设，也是一种教育。其时，王鼎钧是一名国民党宪兵，他在南京、上海等地曾目睹日俘修路修机场的情景。其中，日俘所展现出来的纪律性和执行力，令他印象深刻。在南京，王鼎钧有一天去看日俘修路。那时没有大型机械，修路还是靠锹和镐。日俘挖过战壕，动作自然娴熟。昔日不可一世的皇军，今天忽然变身为他国的苦力，可能多少有些不甘心。但是，他们干起活儿来却是一板一眼，不敷衍了事，也无人擅自休息，走动或抽烟喝水。日本军官负责督工，沿着工地不停地走动巡视。在上海，日俘修建机场收工之后整队归营，虽然鞋袜破旧，军服肮脏，但队形整齐，目不斜视。日本军官的着装外形虽和普通士兵一样狼狈，也早已失去了权力，但普通士兵对其的尊敬与服从却丝毫未减。日军在投降前一天还照常出操上课，照常整理内务，被服装具一丝不苟。缴枪之前，枪擦得干干净净。日俘回国，只许带很少的钱和随身用品，宪兵严格检查，无人违反规定。此外，日本侨民的表现，同样令人感喟。在葫芦岛，等待遣送的日本侨民，在码头上排成队伍，接受检查，老人排在最前面，然后是妇女和小孩，最后才是青壮男子。队伍很长，但秩序井然，连小孩都不哭不闹，安安静静。在沈阳，为了维持生活，日本侨民沿街摆摊儿出售一些带不走的东西。地摊后面清一色地跪着一个女子，绝无男子出现，她们在给自家的男人留面子。有的日本女子在街头售卖自制的食物，中年妇女炒菜，少女担任招待。少女二十岁上下，穿着和服，站在柜台里面，端出咸豆花生米，把酒杯斟满。顾客多半是东北工人或车夫，他们趁其不备去摸她们的胸脯，或揪住头发亲她们的脸，她们虽然会说汉语，但不反抗，不流泪，默默承受着一切。王鼎钧回忆录记述的好些事，给人印象深刻。历史学家高华生前最后一篇文章，就是推荐我们读他：“他的书，既是为历史做见证，也给我们启示和教益。”在台湾，无人不识王鼎钧，人称“鼎公”。鼎公已97岁高龄，人到晚年，耗尽17年，完成四册大书《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写尽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抗战时期，王鼎钧先后在日军占领区，和抗战大后方生活；内战时期，他成了国民党宪兵，看见了国民党最巅峰状态，后来沦为了解放军俘虏，在解放区生活；1949年后，他来到台湾。鼎公说，“我的经历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现在，就是叫我做个见证。”抗战、流亡、内战、白色恐怖……这四部回忆录脉络清晰，藉个人离乱的遭遇显现火焰山似的动荡年代，读来仿佛章回小说，精彩故事一个连接一个——这，其实是耄耋之年的鼎公，用自己的青春与血泪换来的！难得的是，鼎公并未将回忆录写成自己的血泪控诉，而是以文学的求美、史学的求真、哲学的求解，将血泪化成明珠，不见煽情，不见呐喊，平心静气，却有史诗般的壮阔和触及灵魂的力量。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说，“这部书，简直是可遇不可求。我们当即决定加入版权竞争。同时，我承诺，尽最大努力保持作品原貌不变。”这才有了这套书的大陆版。幸！陈丹青：最近天天读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好看极了，生怕读完。林达：王鼎钧是我最喜欢的中文作家。鼎公的四部回忆录在大陆出版，是读者的一件幸事。席慕蓉：谁在告诉我们真话，谁在告诉我们每个人真实的心理所受到的伤害，那大概只有王鼎钧这4本书。我们不能够明白的问题，父母不能讲的场景，都在他的书里出来。亮轩：《昨天的云》，写他的童年和家乡。《怒目少年》，写他抗战逃难的初期。《关山夺路》，写国共内战，所见所闻，所受到的刺激，精彩绝伦，你才知道什么叫国共战争。我们都人云亦云了一辈子，读到王鼎钧才算打开我们的眼睛。《文学江湖》写他在台湾被特务折磨的经历，我们才知道什么叫白色恐怖。各位，教科书都扔了吧，好好读王鼎钧的回忆录，比什么书都有用。为此，诚挚推荐“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随着那一代人远去，类似的回忆录以后不可能再有，鼎公的这份记录是极为稀缺的。如果相信历史是有价值的，不妨读一读这位百岁老人的书，别人吃过的盐，走过的桥，对我们不无禆益。●

★成为沉默与思考的资深读者：点击上方「沉默与思考」→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其他平台读者请关注公众号“沉默与思考”本号为Humanitas重建号，恳请各位多多点赞分享，助我东山再起。浪漫的哲学家们有一种幻想，以为历史的早期，个人是自由的，而历史进化的过程则剥夺了个人原初的自由。卢梭就曾经说过，人在自然状态下是自由的，是社会把他变成奴隶。实际上，原始人是任凭强者摆布的，这些强壮的家伙会抢夺他可怜的赖以维持生存的东西。在自然状态下，自由根本就免谈。自由的概念向来所指的乃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上许多人没有认识到，个人绝对地独立于世，根本就是虚幻的概念。生活于社会中，每个人都得指望他人为他提供福利，反过来，他也必须为他人提供福利。社会从本质上说，就是互相交换服务。假如个人有机会进行选择，那他就是自由的，而如果他处于暴力或暴力胁迫下而只能屈从于某一个交换条件，不管他们的感觉如何，他们都失去了自由。这种奴役状态绝对是一种不自由，因为，这是主人给他指派任务，并决定在他完成任务后，只能接受什么回报。

★成为沉默与思考的资深读者：点击上方「沉默与思考」→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其他平台读者请关注公众号“沉默与思考”本号为Humanitas重建号，恳请各位多多点赞分享，助我东山再起。享有国际声誉的历史学家周策纵先生曾说：“我深恶当代史实多在逢迎上意，为党派之争而去歪曲历史，对‘五四’尤如此。我在著述《五四运动史》时，立下两条原则：一是临文不讳，秉笔直书；二是不求得宠于当时，而期待于将来。”周先生所言不虚。他的里程碑式著作《五四运动史》，当年在解严以前的台湾就是禁书，至于改开前的大陆就更不用说了。所幸，那个时代已然过去，周先生所谓“期待于将来”早已实现。1942年，周策纵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大学行政系。由于才华出众，年纪轻轻的他就深得时任政大教育长陈果夫的赏识。一年后，经人引荐，周策纵被邀请去陪都重庆担任市政府专员、秘书。抗战胜利之初，陈果夫、陈布雷等人引荐周策纵到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任编审（相当于秘书），为蒋介石撰写讲稿，作新闻发布和宾客会见记录等事宜。《五四运动史》风靡全球后，周策纵回忆道：“那段时期，我有机会接触党、政、军、文化、学术各界的名人，还有各党各派的领导人物和外国人，如胡适、章士钊、毛、周、李宗仁、马歇尔等等，能估量他们的本色、想法和能力，不能说对我日后的研究有直接帮助，但起码可以扩充我的观念。”为什么突然留学美国？周策纵先生如是道：“从抗战胜利起，到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到召开国民大会，改组政府，每次重要会议我都在场。于是，我逐渐认识到政治多么黑暗……”“尤其重要的是，我认定当时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只能从政党和政府之外去推动，作为人类一分子和一个中国人，我必须争取独立思考，充实自我和完善自我。”“自从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接触后，中国应如何批判和继承传统，中国前途如何安排，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对中西文化互动后中国人的反应与改变做全面检讨，方足以谋解决之道。”周策纵自认无法影响中国的实际政治，又深感中国近几十年来思想紊乱，认为“五四”运动是现当代中国思想变革的根源，于是决定着手撰写《五四运动史》。1960年，五十五万言的《五四运动史》终于问世。由于不合党派教条，该书虽然在海外风靡一时，但却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遭到大陆和台湾的限制。周策纵为此感叹不已，“哀时竟止钩沉史，浮海宁甘著禁书。”《五四运动史》一问世，就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经典之作。殷海光先生阅读此书后说：中国的病根，也反映在代表早期五四思想的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上。张鸣老师读后道：在1949年之前的二十几年里，中国社会当然对一个很具抗议乃至具有文化颠覆意味的五四运动有截然两端的态度。很少荐书的袁伟时老师却盛赞此书：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五四运动史》，是公认的经典！要想了解五四，识破形形色色的谎言，请沉下心来读这部书！

★成为沉默与思考的资深读者：点击上方「沉默与思考」→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其他平台读者请关注公众号“沉默与思考”本号为Humanitas重建号，恳请各位多多点赞分享，助我东山再起。古罗马的政治家西塞罗曾经说过：“有什么样的先兆，就有什么样的事端”。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历史上诸多王朝的崩塌也绝非一夕之间完成的，大厦将倾之时，必有种种征兆。以往我们喜欢从政治、经济乃至国民性的角度去钻研，却往往容易忽视社会学视角。其实对于历代王朝的百姓来说，他们可能不懂什么财政赤字，但能看到苛捐杂税；他们也许不知道周礼秦制，却会惧怕苛政滥刑。这恰恰是因为任何因素的问题最后都会体现在“社会”这个基本面上。台湾大学梁庚尧教授在《中国社会史》中谈道：“社会既是政治、经济的副产品，但涵盖范围更广，包括组织结构、法统规制、阶层社群、精神信仰等一系列塑造国人最终行为逻辑的因素”。我们以此逻辑来解读历史，许多王朝的兴衰也便在情理之中了。以下我们就跟随本书的视角，细数历史剧变前的七种征兆。-01-人口：人口锐减与流徙1945年黄炎培先生提出了“历史周期律”，说的是历代的王朝都会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其实伴随着王朝兴衰的历史周期，还有一个“人口周期”也是如影随形。王朝初期政治清明（其实主要是经历过人口锐减，人少地多，“内卷”的压力不大），王朝中期是盛世（人口复苏，社会繁荣），一直到王朝末期（人口过剩社会崩溃，进入战乱消减人口），再循环到新王朝的初期……人口的变化与王朝的兴衰总是相生相伴。人口锐减的直接因素一般有三：战乱、瘟疫以及逃荒。以东汉为例，汉桓帝时期全国尚有五千六百万人口，到了东汉灭亡时全国已经不足八百万人。从瘟疫引起的黄巾之乱到后来的军阀混战，让中国人口下降85%以上。此外，大量人口因为恐惧战乱而外迁，以流亡到辽东、南匈奴、鲜卑、乌桓者为多。司马懿平定辽东以后，下令“中国人欲还旧乡者，恣听之”，可知有不少人逃亡到这里。人口锐减于先，王朝崩溃随后，成为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状况。-02-市场：市场的萎缩与“囤货”市场的敏感特质，使其在剧变来临之际可以做到“春江水暖鸭先知”。就像今天大家所说的“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或者“资本用脚投票”一样，大难临头之际市场的反应通常是最真实的。春秋末年以来，钱币在市场上已经通行，但是到了汉末，钱币的功能快速消退，交易媒介变成了谷米、布帛等实物货币。这显然是因为市场通常只是太平时节的产物，战乱期间人们需要的只有生存资源（有时还会出现易子而食的惨剧）。另外对于士族大户来说，建立“坞堡”与外界隔绝成为了重要的生活方式。他们在“坞堡”里囤积大量的粮食和生活必需品，市场的流通就此被阻断。直到南北朝时期，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仍然被普通人乃至士大夫所向往。可见战乱给人们留下的心理阴影之深。-03-阶级：门第与阶级固化每一次王朝覆灭与新王朝建立的过程都是一次阶级洗牌的过程。旧贵族上了断头台，新贵族进了金銮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演，新贵族便会牢牢地掌控社会资源成为旧贵族。人类天生就有改变的需求，若上进之路完全被阻断，难免不会出现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之类人物。农民起义士兵通常是因为生存，而农民起义的领袖通常是因为阶级固化。魏晋以后，很多大士族长期垄断了政府中的高级官位，士庶之间有了明显界线，

★成为沉默与思考的资深读者：点击上方「沉默与思考」→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其他平台读者请关注公众号“沉默与思考”本号为Humanitas重建号，恳请各位多多点赞分享，助我东山再起。抗战，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理解这段历史，对理解今天之根源至关重要。历史不会重复，但高度相似，正预示着未来的路径。但关于抗战史，人们关注的往往只有军事层面，加上抗日神剧的演绎，第一反应可能是“小米加步枪”的抗战神话，很少会去追究是什么支撑中国扛过了长达14年的战争。事实上，打仗，就是打钱。所有一切的前提都是资金支持。理解中苏美日的关系、理解国民党所谓的“不得民心”，理解政权更迭的黑手，都离不开这个字——“钱”！国民党究竟缘何最终失败？以往对这段历史的回顾总是趋向于国民党“不得民心”“贪腐无能”等万金油似的结论，而某个重要且更具现实指导意义的原因，只不过这段历史，被有意无意“隐藏”了。直到《抗战外援》一书引入大陆，才为我们全面理解抗战，打开了一扇窗。本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是美国人阿瑟·杨格，曾担任蒋介石财政顾问，且时间最长。可以说，正是这本书揭开了抗战外援这段不为人知隐秘，同时也回答了政权更迭的另一关键诱因。在经历了1927~1937年国民政府初建的“黄金十年”后，国内形势还没稳定，抗战烽火起，戏剧性地扭转了中国历史，最终促成政权更迭。8年抗战，平均零售物价指数上涨2600倍。抗战后，情况更坏！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疲惫不堪，而怨恨和对抗在表层下沸腾。如果没有通货膨胀，国民党政权真的会被葬送吗？作为辅助阅读，建议书友一并收藏《通胀螺旋》，作者张嘉璈，是“中国现代银行之父”、蒋介石指定的中央银行总裁。这本书讲述国民政府时期通货膨胀的缘起、演变及相应对策、经验教训，所以时间跨度也包含抗战结束后至国民政府逃离大陆的四年。就像看《至暗时刻》不妨也看一下《敦刻尔克》一样，《抗战外援》与《通胀螺旋》在抗战期间的内容可以对照阅读，有相互印证的部分，亦有对同一事件和问题的不同解读，并且互为补充。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阿瑟·杨格著作《抗战外援》和张嘉璈著作《通胀螺旋》，从财政金融的角度，还原抗战史。张维迎：出版这类书，需要出版社负责人的情怀和担当。感谢他们，向他们表示敬意！华尔街日报：本书应立法和行政人员人手一册。如果“真正”的教育要延伸到社会科学领域的话，那每一位大学生都应该阅读。从财政金融角度，重新理解抗战史，这两本书不容错过。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还可一并选购“解读抗战历史”系列）：先知书店

在政治社会领域，全球政治、经济共同体的“价值基础”正在失去真实，民族主义和反全球化思潮不可阻挡，当二者再次成为主流，后果将是人类心灵的大倒退，民族主义悲剧的重演、人类文明的倒退将势不可挡。·

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小说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文学享受，它背后所暗含的是一个民族最真实、最隐秘的心灵变迁史。事实上，阅读不同时代、不同目的写出的小说，所展现的是完全不同的时代精神。了解中国文学，实际上就是了解中国人心灵的沧海桑田。当代文学史上的代表作，背后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中国人，当我们看到他们的血泪和梦想，也是看到今天的自己。然而，中国当代文学纷杂浩繁，找到优秀作品来读，是一件过于庞大的工作。因此，我们需要有力的选书参照。茅盾文学奖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参评作品皆为长篇小说，字数在13万以上的作品。尽管仍有颇多争议，但茅盾文学奖的确选出了一些非常优秀的作品，依然不失为中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以此为参照，更容易选出实至名归、最能呈现当代中国的作家和作品。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茅盾文学奖得主作品集精选”，从茅盾文学奖得主作品，读懂中国小说与中国人心灵的变迁，看中国文学的过去和未来——-1-阿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然而，同样重要的是，美国还有另一种近乎宗教的信仰：宪法。为什么宪法能成为美国的第二信仰？因为其跨越200多年的顽强生命力。一部美国宪法史，几乎就是一部浓缩的美国史。美国宪法为什么会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最简单的概括，就是两个词——原则与妥协。原则：首先，美国宪法有一系列与其宗旨和目标相匹配的具体原则和机制，它们构成美国宪政的核心内容；其次，它并非完美，却保留了足够接纳和适应可能变化的余地。妥协：在我们以往的认知中，“妥协”一词常常带有贬义色彩，但“妥协”对美国政治非常重要。美国的利益多元化，迫使社会中各个集团不停“谈判”；在不断的“谈判”过程中，各种集团之间大多能够达成妥协，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不断改善；同时，宪法的原则得到重新界定、不断修正和更新，活力不断。阿克顿勋爵说，“妥协是政治的灵魂”。在一些人眼中，政治就是权力角逐，而在思想家看来，政治是一种妥协的艺术。在人类文明史上，美国宪法称得上是妥协智慧的最佳范本。美国宪法并非完美，甚至存在很多瑕疵。然而，最关键的是，它预留了足够大的弹性空间——一套利益谈判和妥协的政治机制，能够不断被修正。因此，在美国200多年历史上，宪法的生命力不断得到更新，表现出一种“超稳定性”，成为一部“活着的宪法”。托克维尔说，“在美国，所有的政治问题最终都会变成司法问题”。不了解美国的宪法及其历史，就无从理解美国的政治与社会。一切对美国的谈论，容易沦为臆想、浮于表面。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政治之中，看懂真正的政治智慧，看懂美国政治家的原则与妥协精神，认识美国宪治史，先知书店特别推荐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史学教授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此书曾被国内三家出版社拒稿，理由是：太危险！最后还是在北大出版社出了，按作者王希教授的原话：“几年来围绕这本书出版的风风雨雨，可自成一本故事。”王希教授长期在美国求学和执教，对美国学者治宪法史的方法和视野了如指掌；同时，他旅美后，也与国内保持密切联系，带有中国人特有的问题意识。王希教授在前言中写道：“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人民的基本权利必须得到保护，宪法必须具有崇高性，宪法文化必须成为公民生活和政府行为的一部分。”真是言简意赅，直戳本质。他的这本《原则与妥协》自初版以来，正如美国史巨擘埃里克·方纳教授所言：“已被公认为对中国的美国研究做出了无可取代的贡献”。迄今为止，本书可谓中文世界中研究美国宪治史最优秀的著作，没有之一。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还可在规格中选购包含本书在内的“美国制宪会议六书”）：

★成为沉默与思考的资深读者：点击上方「沉默与思考」→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其他平台读者请关注公众号“沉默与思考”本号为Humanitas重建号，恳请各位多多点赞分享，助我东山再起。▲田崴《封狼居胥》对于死后世界的思考，是催生宗教的源头。各种宗教，无一不产生于对于死后世界的超越关怀。天堂、地狱、人间，前世、今生、来世，都是宗教的观念。在佛教传来以前，古老的中国缺少对于死后的关怀，诸子百家关注生，回避死，追求生命的延续，逃避生命的终结，古老的中国文化，成为一种重生避死的世俗文化。因此之故，古老的中国，有哲学而没有宗教，有天而没有神，有追求而没有信仰，关注兴盛的延续而忽视衰亡的新生……我读《论语》，“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智慧的孔子，以应当致力于人事的理由，回避了对于神事的倾注，以应当关注生的理由，回避了对于死的追问。以孔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在生与死之间选择了生，在神与人之间选择了人，创造了广及宇宙自然、道德伦理、政治军事的东方理性文化，却与宗教失之交臂，留下了精神的空白。古来中国人精神的空白，往往由历史填补，千百年来，历史成了中国人的宗教。我们没有圣经而有古典；我们没有神殿而有宗庙；我们没有神的教谕而有历史的教训；我们没有最后的审判而有历史的裁决；我们没有永遭惩罚的地狱，而有遗臭万年的历史耻辱柱；我们没有进入天堂的永恒至福，而有写入青史的千古留名。孔子说：“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在历史的殿堂中接受审判获得位置，成了中国人的来世追求。唐代诗人陈子昂写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面对久远的历史、无限的空间，诗人感叹生命的短暂、认识的有限。面对此情此景，历史学家另有感悟，“前不见古人，历史可以复活；后不见来者，历史可以预测；念天地之悠悠，历史绵延不绝；独怆然而涕下，历史慰藉心灵”。如果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历史学家就是祭司。司马迁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远古的史官，正是上观天文、下察人事的卜师，也是沟通神与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先知。史官如实地记录人事，虔诚地上达神明，谦虚地倾听天声，忠实地下达人间，如此得到神意，作为行动指南。不真实的记录，不忠实的传达，无异于欺骗神明，必将遭受灾难惩罚。历史学家的秉笔直书，植根于正确预测未来的期待，来源于人类对于神明的敬畏。多少年来，耳边都是无神论，喧嚣着人定胜天、人是万物之灵、人是自然的主人，如今看来都是虚妄之心、狂放之言，颠倒了主客、倒置了本末。花草一季，树木百年，千万年的河山，永恒的星空，人何以堪？在伟大的自然面前，人类渺小如同蝼蚁蟪蛄，短暂如同雪花飘落。也并非天人合一，而是天主人客。人与自然，不是对等，而是主客。自然是永恒的主人，人类是短暂的过客。人来做客要感恩，人来做客要知足，干干净净地来，干干净净地去，保持清洁的环境，留给后来的新客。自然是超越人类的存在，不管是在时间的永恒，还是在空间的无限；自然是君临人类的神明，不管是在未知的无限，还是在力量的无穷。自然是人类应当感恩的主，自然是人类应当敬畏的神。我读《圣经》，了解人类的原罪。我读佛经，知晓人欲的虚妄。我读《周易》，明了福祸天降。我读《老子》，体会万物自然。我读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心领神会，铸为心中的模范丰碑，奉为史家的最高境界。中国自殷周革命以来，天取代鬼神成了心灵的皈依和精神的敬畏。天是自然化的神明，天是规律化的主宰，天是历史理性化的本源。运行的天道，主宰着宇宙万物，主宰着历史和人类、国家和个人的命运。历史学家游走在星空和大地之间，在天道和人道之间求索，观望星宿的移动，推演大地的分野，观察天道的变化，预测人世的变迁。“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中国文化中历史意识的觉醒，也在殷周之际。殷灭夏，正是周灭商的镜鉴。以水为镜，可以知容颜；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自己看不见自己，需要借助于镜子；当代不能认识当代，需要借助于历史。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已经参透了今借助于古，当代借助于历史以自我认识的奥妙。司马迁生于后战国时代，列国并立，诸子百家的流风遗韵尚存，他继承家风遗训，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观望历史变迁，体察兴盛衰亡，成就一家之言。他是孔子的继承者，他引孔子之言自述心志：“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他著《史记》，是延续孔子整理《周易》《春秋》《诗》《书》《礼》《乐》的传统，寓义理于历史，五百年后自成一家。两千年来，《史记》堪称中国历史叙事的峰巅，其叙事之良美有据，思想之微露深藏，堪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诸子之别家。司马迁的人格风格，特立独行而坚韧高洁，起伏曲折而独领风骚。他体察生死有不同价值：“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相信生的价值要到死后才能确定：“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伟大的司马迁，他将生命注入历史，在著述立言中求得永生，历史是他的宗教，他是历史的祭司。

★成为沉默与思考的资深读者：点击上方「沉默与思考」→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其他平台读者请关注公众号“沉默与思考”本号为Humanitas重建号，恳请各位多多点赞分享，助我东山再起。本文引自秦晖先生《传统十论》，分多段搬运。上期链接：秦晖：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典籍与为中的文化史悖论及中国现代化之路（一）秦晖：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典籍与为中的文化史悖论及中国现代化之路（二）秦晖：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典籍与行为中的文化史悖论及中国现代化之路（三）秦晖：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典籍与行为中的文化史悖论及中国现代化之路（四）七、法儒、道儒与纯儒：非主流儒家对“法道互补”的拒斥中国思想史上久有关于儒家民本观念与近代民主观念之关系的争论。主流的观点似乎是强调两者之异。的确，指出两者之异并不困难，“民本派”儒家价值本质上还是“从道不从君”，以道德抗衡强权，这与现代宪政民主以权利抗衡权力的本质确有不同。“民本派”儒家社会本质上是以小共同体自治抗衡大共同体本位，这与现代自由民主以个人本位抗衡共同体本位也确有区别。“从道不从君”虽然可以支持反抗昏君暴君，但以道德排斥权利本身就可能导致“道德专政”“以理杀人”。张扬小共同体固然会给社会带来某种多元性，但依然以身份而不是以契约为基础的传统小共同体过分扩张，虽然可能瓦解君权，却未必能培植民权。结果或者导致遍地“土围子”的乱局，或者通过“提三尺剑，化家为国”走过又一轮循环。正因为如此，儒家本身即便再“民本”、再“原教旨”，也无法抗拒“法道互补”的主流，无法跳出强权与犬儒的怪圈。而儒家本身的宗法性却使她很容易被强权与犬儒所强奸，自秦以后纯儒几绝，而世儒基本上被同化为“法儒”（有为之儒）与“道儒”（无为之儒）两大支。秦以来思想分野的主流，有人说是儒、道（或曰佛老）之歧，有人说是儒、法之争，其实在我看来不如说是“法儒”与“道儒”的争斗与互补。例如在经济思想上，法儒的“抑兼并”主张与道儒的“不抑兼并”之争就成了两千年来的奇观。尽管有人常比之如西方经济思想中的国家干预主义与自由放任主义两大传统，但不幸的是，历史上如果说“抑兼并”往往导致“国富民穷”的话，“不抑兼并”的结果则通常是“今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

★成为沉默与思考的资深读者：点击上方「沉默与思考」→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其他平台读者请关注公众号“沉默与思考”本号为Humanitas重建号，恳请各位多多点赞分享，助我东山再起。关于自由一词，始终没有一个好的定义，而美国人民现在恰恰亟需一个定义。我们都宣称信奉自由，但用词虽同，所指迥异。……这里就有两种东西，不仅不同，而且互相冲突，但它们都叫“自由”。——亚伯拉罕·林肯一本书研究人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社会中他人的强制被尽可能地减到最小限度。这种状态我们称之为“自由”（freedom

★成为沉默与思考的资深读者：点击上方「沉默与思考」→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其他平台读者请关注公众号“沉默与思考”本号为Humanitas重建号，恳请各位多多点赞分享，助我东山再起。对于淮北，外地人觉得没什么可说，本地人又不知该说什么。我是淮北人。说到伤心处，荒唐愈可悲。嘉庆年间治河时，被废弃的后沭河从我生长的村中间穿过。村西是范围曾各达数百平方公里的桑墟湖和青伊湖，村子因此被称为

★成为沉默与思考的资深读者：点击上方「沉默与思考」→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其他平台读者请关注公众号“沉默与思考”本号为Humanitas重建号，恳请各位多多点赞分享，助我东山再起。Humanitas按：本文摘自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一书第一部分第九章，仅供参考。普遍要求“自觉地”控制或支配社会过程，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它大概比任何其他常见的套话更明确地反映着这个时代所特有的精神。凡是没有完全受到自觉支配的，就被视为有缺陷的，是其不合理性的证明，因而需要用特意设计的机制彻底取而代之。然而，在那些十分随意地使用“自觉”一词的人中间，似乎没有几个人明白它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大多数人似乎都忘了，"特意"和"自觉"这些字眼，只有把它们用于个人时才是有意义的，因此，要求进行自觉的控制，等于是要求让某个单一的头脑进行控制。这种信念，即自觉控制的过程肯定优于任何自发的过程，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迷信。相反，怀特海在谈到别的事情时提出的论点也许更正确：“文明通过扩展我们不假思考就能采取的重要行为的数量而进步。”假如各种社会要素自发的相互作用，有时确实解决着任何个人心智都不能自觉解决甚至认识到的问题，假如它们由此创造出一个有序结构，它不是出于任何个人的设计，却能增进个人的能力，那么这些要素便优于自觉的行动。可以说，任何能够用“社会”（social）一词来形容，以区别于个人行为的社会过程，由其性质所定，几乎都不是自觉的。既然这些过程能产生自觉的支配所无法创造的有益秩序，因此任何想让它们服从这种支配的做法，肯定意味着我们会把社会活动所能取得的成果限制在个人心智的较为逊色的能力范围内。这种进行全面的自觉控制的要求，我们只要先考虑一下它最具野心的表现，就可以理解其全部含义，虽然它至今仍然只是一种含糊不清、主要作为一种象征而有重要意义的抱负:对人类的心智提出这种自觉控制的要求。这种狂妄的想法,是理性成功征服外部自然界所带来的最极端的后果。它已经成为当代思想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在乍一看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思想体系中都有表现。不管是霍布豪斯一一他执意让我们相信“这样的理想:集体的人类自主决定自身的进步,是人类活动的最高目标和判断行为规则的最终标准”;还是李约瑟一一他认为“对人类事务的自觉控制越多,人类就能变得越真实、越像超人”;不管是步步紧随黑格尔的一一黑格尔预见到主子的理性观正在变得具有自我意识并开始支配自身的命运;还是曼海姆一一他认为“人的思维已经变得比过去更有自主性和绝对性，因为它现在认识到了支配自身的可能"，他们的基本态度都是一样的。这些信念分别来自黑格尔主义或实证主义的观点，所以坚持这种观点的人形成了不同的团体，他们认为彼此截然不同而且大大优于对方，然而他们共同的观点，即人类的心智确实能够提着自己的鞋带不断上升，却是来自同一种普遍信念：从外部研究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理性"，而不是从内部耐心地开发它的潜力，实际追寻个人心智相互作用的过程，我们能更完整、更全面地掌握它的运动规律。其实，这种自以为能够通过自觉支配人类心智的发展而增强其能力的观点，是建立在宣称能够充分解释这种发展的同一种理论观点上，而这种宣称意味着这样宣称的人拥有一个超人的头脑，难怪持这种理论观点的人，也希望看见心智的发展受到这样的控制。这种认为能够"解释"现有知识和信念的主张，必须从某种确切的意义上加以说明，才能使建立于其上的雄心壮志言之成理，准确理解这层意义是十分重要的。为此目的，我们只拥有对心智的成长起作用的原理做出解释的恰当学说是不够的。这种局限于原理的知识（无论是一种知识理论，还是一种有关相关社会过程的理论），有助于创造利于心智发展的条件，却不可能为自觉支配其发展的要求提供依据。这种主张的前提是，我们能够对我们为何持有特定观点，以及我们的实际知识怎样受着特定条件的规定，做出详细的解释。这就是"知识社会学"和形形色色的“唯物主义史观”所要做的工作，譬如它们把康德哲学“解释”成十八世纪后期德国资产阶级物质利益的产物，或诸如此类。这里我们不能讨论以下现象的原因，甚至对于这些现在被视为错误的观点或这些在我们更好的知识基础上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能够做出解释的观点，这种方法也不能真正提供一种解释。关键在于，对我们目前的知识而言，做到这一点涉及一个矛盾：假如我们知道制约或决定着我们当前知识的因素是什么，那么它也就不是我们当前的知识了。声称我们能够解释我们自己的知识，等于声称我们知道的东西多于我们的实际所知，从知识一词的严格含义上说，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也许这样的说法还有点儿意义：在一个非常优秀的头脑看来，我们当前的知识只是"相对的"，或肯定受着不同环境的制约。然而我们由此应当得出的唯一结论，却与“精神进化的提鞋带理论”的结论相对立：在我们当前的知识基础上，我们做不到支配它的成长。由此得出的任何其他结论，例如根据人类的信念受环境制约的观点得出应当赋予某人决定这些信念的能力，都包含着这样的主张：被假定为掌握这种能力的人，拥有一个超级头脑。持这种观点的人常有一种怪论，认为他们自己的观点处在同样的解释之外，这使他们成了绝对知识的拥有者，因此是个享有特权的阶层，或是个纯粹"超然的知识阶层"。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场运动反映着一种超级理性主义，一种让某个超级头脑控制一切事物的要求，然而它同时也为一种彻底的非理性主义奠定了基础。如果真理的发现不再是通过观察、推理和论证，而是通过揭示那些不为思想者所知但又决定其结论的隐蔽原因，如果决定一种主张之对错的，不再是符合逻辑的论证和对经验的检验，而是对主张者的社会地位的评价，所以成为一个阶级或种族的一员就能保证或妨碍真理的获得，最后竟至于宣称一个特殊阶级或人群的可靠本能总是正确的，那么理性也就荡然无存了。这不过是一种信念的十分自然的结果，它首先宣称，运用一种比综合的社会理论所尝试的理性重建更为优越的方式，能够直觉地把握整体。此外，个人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从不同的角度都会同意，假如社会过程真能取得一些成果，它超越了个人的心智所能达到或计划的范围并且个人的心智正是从这些社会过程中获得了它所具备的能力，那么把自觉的控制强加于这些过程的做法，必然会带来更为致命的后果。理性应当支配自身的成长这种狂妄野心，在实践中只会起到限制理性自身成长的作用，它将把自己限制在受控制的个人心智所能预见的结果上。这种野心虽是某种理性主义的直接产物，其实却是一种被误解或使用不当的理性主义的结果，它没有认识到个人的理性是个人相互关系的产物。其实，要求一切事物，包括人类心智的成长在内，应当受到自觉的控制，这本身就标志着对构成人类精神生活和人类社会的各种要素之一般特征的错误认识。这是我们的现代“科学”文明中自我毁灭的力量，是滥用理性的极端表现，它的发展与后果，则是下面历史研究的主题。人类心智的成长，就其最普遍的形式而言，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共同问题，因此在这里也产生了最尖锐的思想分化，存在着两种有本质区别的、势不两立的态度：一方是谦虚为本的个人主义立场，它致力于尽可能理解使个人的努力实际结合在一起创造了我们的文明的原理，它根据这种理解，希望获得创造有益于进一步成长的条件的能力；另一方是傲慢的集体主义，它的目标是自觉控制一切社会力量。个人主义的态度明白个人心智的结构性限制，只想揭示社会中的人如何通过利用社会过程的不同结果，在包含于这些结果之中但他们从不知晓的知识的帮助下提高自己的能力；它使我们认识到，离开了个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不可能存在任何被视为优于个人理性的唯一"理性"。在利用非个人的媒介的这一过程中，代代相传的或同代人的知识结合在一起并相互调整，而且这一过程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知识的存在所能采取的唯一形式。另一方面，集体主义的态度不满足于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个人能够获得的局部知识，它把自觉控制的要求，建立在自以为能够从整体上理解这个过程并以系统的方式利用全部知识的假设上。由此直接导致了政治上的集体主义；虽然从逻辑上说，方法论的集体主义有别于政治上的集体主义，但不难理解前者如何导致后者，而且如果没有方法论的集体主义，政治集体主义其实也失去了它的思想基础：假如不是虚妄地认为自觉的个人理性能够掌握"社会"或"人类"的一切目标和一切知识那么相信自觉的集中控制能够最好地达到这些目标的想法，也就失去了根据。坚持不懈地追求这种目标，必然导致这样一种制度：全体社会成员变成仅仅是一个从事控制的头脑的工具，对心智的成长有益的一切自发社会力量都会归于毁灭。人类的理性要理性地理解自身的局限性，这也许是一项最为艰难但相当重要的工作。我们作为个人，应当服从一些我们无法充分理解但又是文明之进步甚至延续所必需的力量和原理，这对于理性的成长至关重要。历史地看，造成这种服从的是各种宗教信仰、传统和迷信的势力，它们通过诉诸人的情感而不是理性，使他服从那些力量。在文明的成长中，最危险的阶段也许就是人类开始把这些信念一概视为迷信，于是拒绝接受或服从任何他没有从理性上理解的东西。这种理性主义者，因为其理性不足以使他们认识到自觉的理性力量有限，因而鄙视不是出于自觉设计的一切制度和风俗，于是他们变成了建立在这些制度和风俗上的文明的毁灭者。这大概很好地证明了一道障碍的存在，人们一再向它发起冲击，却只会退回到野蛮状态。我们这个时代的这种典型倾向还表现在另一个领域，即道德的领域，不过在这里较为细致地讨论它未免离题太远。在这个领域，对那些没有确切证明其理由的普遍的和形式化的规则如果表示服从，也会遇到同样的反对。但是，要求对一切行为的判断应当根据对其全部后果的全面考虑，而不是根据任何普遍规则，这是因为人们没有认识到，面对眼前可以确定的环境而服从普遍的规则，是只有有限知识的自由的人能够与最低限度的必要秩序结合在一起的唯一方式。共同接受形式化的规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受单一意志支配之外的唯一选择。普遍接受这样一套规则，并不会因为它们没有理性的基础而失去丝毫的重要性。至少值得怀疑，用这种理性方式能否制定出一部有望被人们所接受的新道德法典。不过，只要我们尚未做到这一点，那么仅仅因为其益处未被理性所证实，便普遍拒绝现存的道德原则（这不同于另一种情况：批评者相信他在一种具体情况中发现了更好的道德原则，于是决心不顾公众的反对来验证它），这无异于毁灭我们文明的根基之一。先知书店

★成为沉默与思考的资深读者：点击上方「沉默与思考」→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其他平台读者请关注公众号“沉默与思考”本号为Humanitas重建号，恳请各位多多点赞分享，助我东山再起。什么叫正常的民族主义？文：秦晖有一位朋友现在经常骂我，我跟他在很多方面都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他有一个说法我是同意的，他说正常的民族主义是“对外争主权，对内争人权”。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对的，也正是因为对内争人权，对外争主权才是有意义的。人为什么要主权？人要主权就是为了维护国民的人权。当然，主权跟国外的人权没什么关系，但是国内人的人权就是主权的目的。我们有了主权，像德国人在波兰办奥斯维辛这样的事就不可能出现。但是光有主权行不行？安东内斯库就可以自己办灭绝营，他也不需要德国人来办。

★成为沉默与思考的资深读者：点击上方「沉默与思考」→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其他平台读者请关注公众号“沉默与思考”本号为Humanitas重建号，恳请各位多多点赞分享，助我东山再起。Humanitas按：本文摘自王笛先生《碌碌有为》第十三章。仅供参考。耶鲁大学的中国史教授芮乐伟出版过一本书，叫作《开放的帝国》（The

★成为沉默与思考的资深读者：点击上方「沉默与思考」→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其他平台读者请关注公众号“沉默与思考”本号为Humanitas重建号，恳请各位多多点赞分享，助我东山再起。1994年版央视电视剧的《三国演义》中，演员鲍国安扮演的曹操是公认的经典；有个很有意思的巧合，更早之前的山东电视台拍摄的《水浒传》，鲍国安还演过宋江。更巧的是，曹操迷上了张绣的婶婶，因此被张绣突袭，打了个大败仗，儿子曹昂和猛将典韦都因此遇难。央视电视剧《三国演义》中，张绣的婶婶邹氏，是演员魏慧丽扮演的；而在山东电视台版《水浒传》里，魏慧丽还演了阎婆惜。不妨把这当作是一个提示：曹操和宋江之间，有某种隐秘的联系。-1-“姿貌短小”而“神明英发”的曹操《水浒传》里反复强调，宋江矮而黑，但他身上就有让江湖好汉心折的气场。有史料记载，曹操个子也不高，大概长得也不好看，而曹操的气场肯定比宋江又要强大了若干个数量级。《世说新语》有“容止”一门，讲述了众多美男子的容貌和举止有多么迷人的魅力，但这一篇偏偏是以曹操开头的：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世说新语·容止》）曹操将要接见匈奴的使节，他自认为相貌庸陋，不足以震慑远方的国家，就安排“声姿高畅，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甚有威重”的崔琰来假扮自己，自己却握着刀站在坐床边。接见仪式结束后，曹操派人悄悄询问匈奴使者说：“魏王是何如人？”匈奴使者回答说：“魏王的清雅的气场非同寻常，可是床边握刀的人，这才是英雄啊。”身为匈奴使者而又有如此见识，曹操自然会将之视为潜在威胁，于是就派人把他杀掉了。这个故事算是对曹操“姿貌短小”而“神明英发”的生动展示。至于发现了聪明人就要杀掉，表现了曹操的奸诈和残忍，这是和曹操有关的许多传说的共同主题。-2-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曹操的人物形象，从古到今发生过许多变化。陈寿写《三国志》的时候，至少表面上还维护着曹操的正统地位，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就搜罗了大量曹操的负面材料。《世说新语》成书和裴注差不多同时，大致看起来，刘义庆虽然并不认为曹操是个好人，但他对曹操的印象还算不坏。《世说新语·识鉴》记载了乔玄对曹操的评价：曹公少时见乔玄，玄谓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恨吾老矣，不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世说新语·识鉴》）和更有名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东汉末年著名人物评论家许劭评）相比，“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这个评价，可以认为对曹操更加推崇一些。曹操不是安分的人，超越常人的聪明才智，不发挥出来绝不甘心。清平岁月，社会规则不会给他折腾的空间，所以曹操就会极力破坏，成为奸贼。但乱世就不同了，人人都在作乱，曹操的英雄才气发挥出来，可以将这些宵小之徒一一翦除，反而是为安定的生活铺路。这也对应曹操的自我评价：“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所以乔玄说，我的子孙后代，就都托付给你了。作为对照，《世说新语》对刘备只收录了这样一条评价：“使居中国，能乱人，不能为治；若乘边守险，足为一方之主。”让刘备待在中原地区，只会添乱，治国是不行的，但刘备要是跑到地势险要的边境地区，成为割据势力，这个能为他还是有的。这个吐槽真是刻薄得如同手术刀反射出的寒光一般。-3-曹操当真好色、但惜才又大度？“言语”门里，讲了祢衡击鼓骂曹的故事，但细节与更流行的说法有微妙不同。最重要的是，《世说新语》里曹操听了孔融求情，就“惭而赦之”，并没提曹操设计圈套，借刘表之刀杀祢衡的事。《世说新语·捷悟》里，杨修是频频出现的人物：杨德祖为魏武主簿，时作相国门，始构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题门作“活”字，便去。杨见，即令坏之。既竟，曰：“‘门’中’活’，‘阔’字。王正嫌门大也。”（《世说新语·捷悟》）人饷魏武一杯酪，魏武啖少许，盖头上题“合”字以示众。众莫能解。次至杨修，修便啖，曰：“公教人啖一口也，复何疑？”（《世说新语·捷悟》）曹操在大门上加“活”字，只有杨修看出曹操是嫌门阔大；曹操在奶酥盒子上写个“合”字，杨修拿过来就就吃，说曹公是让我们一人一口啊……这些后来编入《三国演义》的故事，也都见于《世说新语》。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魏武谓修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乃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世说新语·捷悟》）曹操和杨修经过曹娥碑，发现碑的背面，题刻着“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个字。曹操问杨修：“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杨修说：“知道。”曹操说：“你别说，我想想。”于是走了三十里，曹操想明白了，和杨修各自拿出正确答案：黄绢是有颜色的丝，色丝是个“绝”字；幼妇就是少女，少女合起来是个“妙”字；外孙是女儿的儿子，女子合起来是个“好”字；齑臼是用来捣碎辛辣食物的石臼，所以齑臼经常要受辛，受辛合起来是“辤”（辞的异体字）。连起来，就是“绝妙好辞”。于是，曹操对杨修叹息说：“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三国演义》中讲这个故事，变成了曹操想了许久后，让杨修说出正确答案，又删掉了曹操叹息的话，只说了句：“正合孤意！”——自愧不如没有了，甚至让人疑心曹操其实根本没猜出谜底。尤其是，《世说新语》中没提曹操杀杨修的事，因此这些就都成了轻快的小品文，曹操也显得心胸挺宽广的。《世说新语·夙慧》中有这样一则：何晏七岁，明惠若神，魏武奇爱之。因晏在宫内，欲以为子。晏乃画地令方，自处其中。人问其故，答曰：“何氏之庐也。”魏武知之，即遣还。（《世说新语·夙惠》）开创魏晋清谈风气的学者何晏，是大将军何进的孙子，何晏父亲早死，曹操娶了他的母亲（网络上所谓“曹魏爱人妻”，这是重要案例）。何晏小时候就漂亮又聪明，曹操非常喜欢他，给他的待遇都和曹丕一样，想收他做自己的儿子。七岁的何晏就在地上画了个正方形，自己待在里面。人家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何晏回答说：“何氏之庐也。”这是何家人的房子。曹操知道了，也不强求，就让何晏住回外面去，但对他还是很好，后来还把女儿嫁给了他。这个小故事中，曹操虽然好色，但既爱才又体谅人情，非常大度，也算让人有好感的形象。-4-奸诈的曹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吗《假谲》里，《世说新语》作者一口气讲了五个曹操奸诈的故事，第一个是：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观，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坠枳棘中，绍不能得动，复大叫云：“偷儿在此！”绍遑迫自掷出，遂以俱免。（《世说新语·假谲》）曹操和袁绍年轻的时候，一起去抢人家的新娘子，逃跑时却迷了路，袁绍摔倒在荆棘丛中，动弹不得。曹操故意大喊：“偷新娘子的贼在这里！”袁绍吓坏了，瞬间被激发出最大潜能，他一跃而起，仿佛被人从荆棘丛中扔了出来一般。这个故事表现了曹操的机警和袁绍的笨拙，并且好像预示着未来官渡之战的结局——可以想象，袁曹之争如果最终胜利者是袁绍，这个故事留下来的一定会是另外一个版本。如果站在新娘子的角度看这个问题，这次劫持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件，她最终命运如何，也没有人知道。如果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有人问一句：“那个可怜的女孩儿后来怎么样了？”是一件非常扫兴的事情。相反，像易中天老师那样，讲完故事再评论一句：“男孩子小时候不调皮捣蛋，将来没出息。”这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世说新语》的编撰者显然想法和易老师类似。在他眼睛里，这个故事是“假谲”的，夜梦杀人也是“假谲”的，望梅止渴也是“假谲”的……如果站在道德的立场上看，这个故事和夜梦杀人都应该批判，而望梅止渴不妨作为“善意的谎言”加以赞美，但《世说新语》根本没打算做这个区分。“假谲”门类里还收入了王羲之（其实不是他）假装烂醉骗过王敦的故事，温峤用玉镜台成就姻缘的故事，谢安用小赌怡情的方式帮助谢玄改掉女性化生活习惯的故事……总之，就是这些骗人的故事都很有趣，什么道德、什么意义，还有什么历史真确性，都随他去吧。《世说新语》是注重趣味的书，并没有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曹操的义务。曹操以奸诈著名，于是大量或真或假的奸诈故事，就都堆积到他的身上，但这算不算是一种丑化，却有点难说。“有才”是人向往的能力，“无德”意味着你不必再压制自己的欲望，因为只要你不碰巧就是受害人，看表现人物奸诈的故事，把自己代入那个作恶者的身份，往往是一种非常愉快的体验。这也没啥不好。在想象的世界里把坏的欲望宣泄掉，回到现实世界，也许反而可以比较轻松地做个好人。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历史距离我们，实际上是遥远而陌生的，而用豁达、幽默的眼光看历史，却可以让那些关于是非成败、爱恨纠葛的历史故事跨越千年，在当下的语境中“复活”，带来独特的读史体验。文史学者刘勃正是这样一个幽默而深刻的人。他的新作《世说俗谈》以“讲段子”的形式来趣味解读《世说新语》中各种知名人物，曹操、阮籍、嵇康、王羲之......他们的行为与思想一一呈现，带你一口气读懂魏晋的浮华与梦幻、慷慨与悲凉：◎展现《世说新语》的魅力与当代价值为什么魏晋名士也要内卷？为什么曹操这样反名士的人，最终还能成为名士？魏晋时期的寒门如何实现阶层跃迁？魏晋时期读书人的偶像是什么样的？竹林七贤这个组合真的存在吗？刘勃将《世说新语》中支离破碎的片段，嵌入魏晋历史人物具体的人生历程之中，展现它的独特魅力与当代价值，有料、好看、可读性强。◎推理小说般的阅读快感，拿起来就放不下司马昭为什么只杀了竹林七贤中的嵇康？让梨少年孔融的人生是以怎样的方式收尾？王羲之自己对《兰亭集序》是如何评价的？《世说新语》与《晋书》产生冲突，到底该信哪个？“侦探”刘勃帮你把《世说新语》掰开揉碎讲清楚，揭开《世说新语》里的诸多谜团，为你带来推理小说般的阅读快感，拿起来就放不下。◎刘勃亲笔签名+钤印，数量有限，值得珍藏《世说俗谈》让人能沉浸其中，进入每一个故事情境之中。幽默风趣的文笔，大受读者欢迎，上市一个月内便紧急加印三次。此次，先知书店有幸获得刘勃亲笔签名+钤印版，数量有限，非常值得入手珍藏。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还可一并选购“刘勃作品集”）：先知书店

★成为沉默与思考的资深读者：点击上方「沉默与思考」→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其他平台读者请关注公众号“沉默与思考”本号为Humanitas重建号，恳请各位多多点赞分享，助我东山再起。批判性思维就是逻辑之剑。其实，批判性思维就是英文

★成为沉默与思考的资深读者：点击上方「沉默与思考」→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其他平台读者请关注公众号“沉默与思考”本号为Humanitas重建号，恳请各位多多点赞分享，助我东山再起。▲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年7月29日—1859年4月16日）托克维尔1859年去世，迄今160多年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读他？他是一个天才式的人物，是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他26岁时，去美国访问9个月，回去就写了《论美国的民主》这部经典。1835年，第一卷出版的时候他30岁。1840年，第二卷出版时，他也只有35岁。历史上有很多了不起的思想家，他们的成名作大多完成于晚年或者四五十岁之后。而托克维尔年纪轻轻就写出这样的巨作，确实展现出他渊博的知识和极强的洞察力。他是一个非常有预见力的思想家，曾预测的很多事情，后来都发生了。比如，他预测美国南北之间有可能因为奴隶制而发生战争，联邦可能会分崩离析。20多年后，果然因为奴隶制，美国发生内战；他还预测到民主社会会导致福利国家的出现，今天的欧美到处都是福利国家的影子；他还预测，将来美国和俄国可能会主宰世界，在20世纪确实发生了美苏争霸。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依然可以从他的著作当中找到灵感，甚至找到答案。比如说中央集权造成的危害，民主转型所面临的难题，福利国家的危险等，甚至今天美国的种族歧视、抗议、骚乱等，都可以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找到答案。▌托克维尔的思想来自哪里托克维尔1805年7月29日出生在法国诺曼底的一个贵族家庭，后来家庭没落。之所以没落，正是因为他的祖辈父辈在大革命当中遇到了变故，家族成员不少被送上了断头台。他的曾外祖父、外祖父母、姨妈、很多表兄弟都被处死。他的父母曾在监狱里等候被处决，母亲也因此精神失常。尽管他出生时大革命已结束，但造成的冲击远没有结束，所以大革命的恐怖统治对托克维尔的思想影响非常大。他从小就感受到法国旧贵族和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的隔绝、相互不信任，贵族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内心充满了焦虑和不安。此外，他一生中还经历了法国历史上几次的政治变动，特别是1830年7月革命建立的“七月王朝”、1848年“二月革命”等，不断地影响着他对法国以及外部世界的看法和观念。托克维尔早年跟着老神父勒絮尔学习。这位神父既慈祥又风趣，据说托克维尔在他那里不仅找到了母爱(尽管神父是一位男士，但托克维尔的母亲精神有问题，跟母亲交流比较困难)，还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自由。老神父对宗教十分虔诚，他和神父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这影响了以后他对宗教、友谊的看法，也包括其他领域如历史、政治等。在他十四、五岁时，父亲当上了梅茨省省长。他和父亲一起生活，忙于政务的父亲没有太多时间管他，他大量的时间泡在图书馆，广泛阅读。在读他的著作时，会发现他对很多领域都有所了解，甚至精通。当时欧洲的贵族大都如此，从小就接受很好的教育，不仅阅读广泛，而且游历各国，视野特别开阔。后来托克维尔去巴黎学习法律，毕业后在凡尔赛法院当助理法官。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对法官这个职业不感兴趣。他曾说：“我担心自己迟早会像大部分同事那样变成一架法律机器，他们那么专精于一个领域，可以娴熟的推导出一系列公理，发现各种相似性，但他们却没有能力去判断一次伟大的运动，或者领导一场伟大的事业。我如果落到那种地步，宁可把我的书扔到火里。”1830年七月革命之后，七月王朝建立，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学习美国新型监狱制度，特别是美国费城、纽约州奥尔巴尼的新型监狱制度。26岁的托克维尔就约他的好友博蒙利用考察的名义申请去美国，暗地里是要考察美国社会，了解美国民主。他早就知道美国社会的独特性，那里既有民主，还维系了自由。不像欧洲、法国，在大革命后，只剩下平等的奴役，没有自由。他要去探索这个奥秘。1831年5月11日，他们到达纽约，至1832年2月20日离开。在美国考察的9个多月的时间里，他有着非凡的观察和对美国社会的理解，回去后不久，首先撰写了关于监狱制度的报告(其实主要是博蒙所写)。然后他就埋头写作《论美国的民主》，三年之后即1835年，出版了《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立即获得巨大的成功，他被誉为“当代的孟德斯鸠”。法国历史上有着为数不多的保守自由主义思想家，如孟德斯鸠、托克维尔、贡斯当，他就是其中之一。1835年夏天，他访问英格兰，受到约翰·密尔的接待。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出版不久，1837年，托克维尔开始竞选议员，没有成功。1839年，他再次参选并如愿以偿。他竞选议员的初衷，就是想为法国创建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政党，既接受新出现的民主状况，又反对中央集权，最终实现自治并培育出自由的民情。但参与政治并没有让他感到快乐，演讲能力的欠缺，让他不是天生的政治家，参与政治是抱着要改变法国的理想，但从他的政治生涯来看，并没有达到预期。1848年2月革命爆发后，他又当选为新的国民大会成员，不久又成了新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成员。1849年，路易.波拿巴任命他为外交部长。但波拿巴很快称帝，托克维尔强烈反对，在1851年年底被抓。在被关押期间，他偷偷送出一封抗议信，登在伦敦《泰晤士报》上。迫于国际压力，他被释放。从此，托克维尔退出政坛，回到诺曼底去研究法国大革命及此前的法国历史。因为诺曼底的天气潮湿阴冷，他又去了图尔。50岁时，身体不断恶化，但依然坚持学习德文。1850年写了一部回忆录，主要记录1848年的2月革命。1856年，他出版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一卷，同样引起了轰动。按计划这本来是一个多卷本的著作，但三年后他就去世了。1857年他又一次访问英国，并受到阿尔伯特亲王的接待，事后英国还专门派军舰把他送回，可见待遇之高。1858年他和夫人去了南部戛纳，这次旅行是一个灾难。因为冬天来得早，在路上他被折腾得奄奄一息。1859年的4月16日，他因肺结核去世，时年还不到54岁。在他短暂又丰富的一生中，除了参政，就是写了《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两部不朽的著作。早在《论美国的民主》出版之后，他就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已经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托克维尔对中国的六大启示对于中国，阅读和了解托克维尔的思想尤其重要。至少有以下原因：第一，对自由、平等、民主这些观念看法的混乱。托克维尔对这些概念的理解，有助于校正教条式的错误看法。第二，今天人们对于平等的热爱远超自由，对乌托邦的热爱超过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托克维尔对这些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第三，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大众特别崇尚福利国家，认为福利国家既保障人权，又保证了所谓的平等，是中国人效仿的对象、学习的榜样，他们支持再分配、劫富济贫，反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等。阅读托克维尔有助于澄清误解，认清福利国家的实质。第四，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在中国盛行。一个人应该怎样爱国，怎样的爱国主义值得赞赏，怎样的爱国主义是错误的，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可以找到答案。第五，对于法国大革命前后的中央集权，托克维尔对其的分析一针见血，即使放到当下，仍然适用。第六，很多人不理解甚至敌视宗教，不了解宗教与自由之间的密切关系。而这恰恰是托克维尔认为非常重要的。他认识到，宗教对于美国社会，对于美国的自由、繁荣、民主是多么重要。如今，很多国家的转型之路依旧布满荆棘，危机一触即发。而在政治思想史上，很少有人像托克维尔那样，具有如此杰出的雄辩力。因此，托克维尔的话，甚至被后人奉为“定律”：·

很少有两个国家的关系，像中美一样复杂纠结。任何两国之间的一点风吹草动，都能引起官方与民间的轩然大波、口攻笔伐。几十年前就有人如此形容——一讲到中国，美国人就分成了两类，一类患了神经病，一类患了精神病。事实上，这也是很多中国人提到美国时的典型症状。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都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正视历史，看清事情的本质和真相。《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正是这样一部少有的能够直面问题的著作，讲述了从1941-1950年这段最难以被正视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为什么“历史的友谊发展到顶点，却变成互相间的敌视”。◎不仅是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更是一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仅仅十年的时间，中美关系经历了彻底反转。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的蜜月期，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而彻底崩溃。美国在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彻底成为泡影：以往的善意被误解为敌意，相互责骂代替了友邻对话，政治、舆论乃至军事的对抗，代替了曾经的合作、交流、援助和并肩作战。这不仅仅是一场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败，更是20世纪最大的一场地缘政治灾难：地缘上，中国的正式版图发生了极大变化，从“海棠叶”成为了“大公鸡”，台湾从此成为一块“心病”。观念上，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本质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失败。从此，激进主义最终席卷了这个东方大国，中国踏上了一条与美国一开始的意愿完全相反的“大国之路”。◎一枚反射当下中美问题不可多得的棱镜良好的意愿和高尚的理想，为什么总是带来悲剧性的后果？为什么以争取中国人好感的目的开始，却以激发中国人反美的现实而终结？以往，意识形态领域的简单思维，“对立”“斗争”的语汇，遮蔽了问题背后的多样性。《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则像一枚不可多得的棱镜，不但将问题“折射”，聚焦到最关键的方向——整个四十年代的美国对华政策——上来；还通过“色散分解”，将光线解析为丰富的光谱，还原出问题的本质——愿望与现实错位的背后，是思想的立足点与政策所遵循原则的内在矛盾。最重要的是，它还清晰地“反射”出当下现实困境的根源：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处于这场灾难的延长线上，所有的冲突与阴影都有它的回声。◎历史亲历者+跨文化背景透视这段历史，需要的不只是对史料的掌握，更需要足够的国际政治视野，对中国和美国两种文化都有足够的了解与关切。作者美籍华裔学者邹谠，毕业于西南联大，身份特殊，既是国民党元老后代，历史的亲历者；同时又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十分熟悉中美彼此的政治运作与交往的手法和心理。也只有这样的作者，才能将美国对华政策充满悖论的自相矛盾，美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在对华政策上的博弈，中国内部国共双方不同阶段的斗争与妥协、手段与目的、攻防转换与进退变化，都展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哪怕是在更多档案解密开放的今天，本书的价值也丝毫不减。更难能可贵的是，本书中文版不惧敏Gan，未作删改。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先知书店独家好书《美国在中国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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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沉默与思考的资深读者：点击上方「沉默与思考」→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其他平台读者请关注公众号“沉默与思考”本号为Humanitas重建号，恳请各位多多点赞分享，助我东山再起。这本书，曾被雪藏二十一年而无法出版，却在大学里以手抄本的形式隐秘流传，竟然影响了一代人，成为八十年代学子共同的历史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