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唯有读书高——科举制度：传统中国社会的官员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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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itas按：本文摘自王笛先生《碌碌有为》第十三章。仅供参考。

耶鲁大学的中国史教授芮乐伟出版过一本书，叫作《开放的帝国》（The Open Empire）。这和我们所了解的古代中国是“封闭的帝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她为什么说古代中国是“开放的帝国”呢？因为中国有科举制度，给下层人留下了上升的空间，这与封建制度的中世纪欧洲和前现代的日本是根本不同的。所以从社会流动的角度来说，古代中国是“开放”的。

科举制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它不仅是教育制度，还是官员选拔制度，两者合二为一，为接受教育的学子指明了一条道路：学得好，考得好，便拥有了成为政府官员的通行证。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特征呢？

因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掌握着教育资源和官员升迁的“垄断权”，世族子弟的父亲或兄长已经在朝为官，通过结交引荐，这些世族子弟很容易获得政治地位，贫寒子弟毫无“上升”的可能性。

为了打破这样的垄断，隋唐以后，科举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考试制度。这个制度不仅可以教育学子，更重要的是可以选拔政府想要的人才。不论社会上的读书人出身如何，科举考试都为他们社会地位的上升提供了一条通道。

比如唐朝诗人、剧作家、 《莺莺传》的作者元稹，他幼年丧父，母亲和兄弟靠行乞维生。但元稹少时聪明过人，发奋读书，15岁便通过明经科取士，后来成为官员以及文学大家。科举制度成为改变元稹人生轨迹的重要途径，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不太可能出现的。

科举制度其实比较复杂，虽然从隋唐至明清，每一个朝代都沿袭了科举取士的制度，但是每个朝代都会有不同的变化。下面，我们以清代的科举考试为例来看看。

清代的科举考试要考三场。考试试题主要选自儒学经典中的议题。以19世纪的试题为例，第一场考四书文和试帖诗，第二场考经文，第三场考策问。

作文必须遵循确定的八股格式，字数也是限定好的。皇帝的名讳不可以使用，还要另起一行抬写，以表示对提到的人物的尊敬。违反此类规定的考生，不仅不能中举，还要惩罚他不能参加后面的考试。

试帖诗要讲究格律，考生抄写诗作的书写也很重要，小楷是最受欢迎的形式，尤其是在殿试当中，要呈给皇帝阅览的。诗词要华丽，卷面要整洁，这是必须遵守的基本规则。

策问考一些现实的政治、社会治理问题，比如吏治、河工、赈济等等，可能是关于国计民生的探讨，也有可能是讨论哲学问题。

科举考试的难度很大，是层层递进式的考试，一般分为县试（即考生员）、乡试（即省试，考举人）和会试（即全国统考，考进士）。

学子首先要通过考试成为最低一级的生员，也就是官办学校的学生，比如州学、县学、府学里的学生。生员是进入更高层级考试的通行证。

我们可以从应试考生的人数来看最低等级的生员有多难考。19世纪的清朝，河南南阳的县试中，将近2000名考生竞争16个文生员和16个武生员的名额，可谓是“百里挑一”了。

此后，生员要准备乡试。过了乡试，考生就有了举人的士绅身份。乡试每隔三年于同一日期在省会举行，不中就得等下一个三年，许多人屡试不第，这也难怪范进中举之后，喜极而发疯了。

乡试过了之后还有会试，会试一般在京城举行，每三年一次，会试及第即为“进士”。获得进士头衔的学子社会地位就很高了，凭借这个功名，他们可以直接进入官场，被授予官职。

以1889年会试中额来看，全国只有318人通过了考试。一个学子从生员升到进士，平均要花十年以上的时间，大多数人努力一辈子，也没有得到这个头衔。

清末状元张謇，花了35年读书才荣登科举考试的顶端，前后在考场里就共计度过了160天。对于绝大多数学子来说，即便花费半生的时间寒窗苦读，也不敢奢望能获得科举的最高荣誉，可见科举考试是残酷且艰难的。

坐到科场里考试是什么感受呢？明代文人张岱曾经记载过一个叫艾南英的考生在贡院考试的详细情形。

天刚破晓，一群年轻学子挤在贡院门口签到。这些学子一手拿着笔砚，一手托着床被。监考官要一个一个搜身，以防考生夹带小抄。搜身检查过后，考生就可以进去找自己的考棚。

考棚一般都很简陋，夏天尘土飞扬，考生挥汗作答。碰到突降大雨，简陋的屋顶可能抵挡不住大雨，考生就要拼命用衣服护住试卷。

连续几天的考试，考生要一直待在考棚中，无故不得离开。数千考生如厕就成为一大难题，更别提洗澡了。这么多考生浑身汗臭，挤在贡院里，气味浑浊，甚至恶臭难散，考试环境十分恶劣。

科举考试还有一些特殊的规定。了解这些细节可以让我们对科举考试有更深的理解。按照传统，父母去世，考生必须要守丧两年三个月。守丧期间，既不能做官，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这无形中延长了考生获取功名的时间。

为了防止考生作弊，朝廷还想出了多种方法。比如将考卷糊名密封，这样主考官就看不到考生的姓名，只能通过他们的试卷内容来评定；或重新誊录考卷，让主考官认不出考生的字迹，从而公平判定。为了防止作弊，朝廷可谓煞费苦心。

为了回避朝廷官员的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可能会产生的不公平，清朝时还有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官员的儿子即使考中，也不能放在榜首。

在这方面，历史上最著名的案例应该是宋徽宗的三皇子赵楷，假托其他名字参加科举考试。放榜之后，赵楷把自己夺得状元的事情告诉了宋徽宗。为了避免全国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觉得不公平或者包庇，宋徽宗最后还是决定把当时的榜眼提为状元，而赵楷只能屈居第二名了。

从关于科举考试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制度，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结构、成千上万人的日常生活、文化和教育。可以这样说，不了解科举制度，就不了解传统中国。

金榜题名时：那些赶考的书生

中国传统社会的科举考试制度是层级制的，从生员到举人，再到进士。传统社会流传一句谚语：“子午卯酉，辰戌丑未。”

按照次序来说，前面四个字代表乡试的年份，后面四个字代表会试的年份，在十二年的轮转之中，除去乡试、会试的八年，剩下的四年就是小考（考秀才）的年份。可见在传统中国，每一年都是要举行科举考试的。

虽然科举制度是隋唐时期的产物，但到明清时期，它的考试形式、内容才固定下来。所以，我们还是以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为主要探讨对象。

小考是国家在民间选拔人才的第一步，非常慎重。考生考中后便得到生员的头衔，也就是我们更熟悉的名字“秀才”。

参加小考的考生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吗？当然，他要找到一个“廪生”来作保。“廪生”就是在过往的小考中成绩最优秀的生员，可以凭借成绩获得政府的津贴。有了保人，考生就有资格参加考试了。

因为清代中国在治理上实行县、府、省三级，所以最低层级的选拔考试也是跟地理空间有关的。

考生要先参加本县的县试，由知县来主持考试。考试通过之后，他们就可以获得“童生”的资格，进而参加由知府主持的府试。同理，通过府试的人，才能进一步参加院试。院试是最关键的一场考试。

前文我们提到科举考试都是关于儒家经典的考试，那我们就来看一个府试的题目。因为府试会有三四个县的考生一起参加，所以即使每个县的题都不一样，也要考虑到题目的难易不能相差太大。

比如这个考题：“三十 四十 五十 六十”。今天的人看到这个考试题目，大概是不知其所以然的。题目出自《论语》中孔子所说的“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

作文难的地方在于，考生即使知道题目的出处，也不能带出原文，在作文中更不可提及，但是还必须表现出原文的意思。

县、府、院考试，都要封门进行。早晨天不亮开始点名，落日之后必须交卷，不允许点灯答题。那些提早交卷的，要凑够十个，才能开门放出。

考生离开考场，门口有吹鼓手，吹打恭送。天黑之后所有考生交卷离开考场，那些没有做完试卷的，监考官就放弃了。

每一场放榜只张贴前十名的名字，放榜之后，还要派吹鼓手前去吹打报喜。

通过小考获得生员头衔的考生要继续参加乡试。乡试一般在省城的贡院举行，主考官有时是皇帝钦派的大臣，有时是某个翰林。在文风较盛的省份，会派三品以上的大员。考官虽然官位不高，但因为是皇帝钦派，所以到省城之后，全城的官员都要出来迎接，并且恭请圣安。

明清的乡试按例在八月举行，所以也称秋闱；会试在春天举行，所以称春闱。

考生进场之前，必须要准备足够三天的吃食，以及锅炉、碗筷、木炭等等，被褥衣服也不可少。到了考场门前，经过点名，得到一支签，这支签叫领卷签，拿着签进入考场，找到自己的考号，再经过点名，凭借领卷签，就可以领到试卷了。

贡院的考场是专为考试服务的，条件极为简陋，屋子都是“立着不能直腰，躺着不能伸腿”，考生便在这样不方便、不舒适的环境中考试。

点完名，进完场，便要封门。夜晚的子时，每个考生都会得到一张写有题目的纸，之后开始作答。考试内容是三篇文章一首诗。答得快的考生第二天的半夜就可以做完，这样第三天一早就可以出考场，答得慢的考生第三天日落之前也可以做完。草稿纸最后也要附在试卷的后面，方便考官稽查。

乡试有三场，上面描述的是第一场的考试内容。为什么还有第二场、第三场呢？就是为了那些在第一场中出现错误的考生，不至于因为一点错误再等三年。通过了第一场考试的，就不允许参加后面的考试了。后两场考试其实就是第一场的“补考”。

举人放榜更加隆重，要在公堂之上进行，既有主考官，也有其他同考官，从第六名开始拆起，拆完把姓名写在一张纸条上，然后交给榜吏写到榜上。依照惯例，前五名也要有人去报喜。

需要注意的是，“举人”这样一个学衔并不是只能通过乡试获得，也有一些是皇帝“特批”的。比如乾隆皇帝有一次巡幸天津，贡生王苏、生员吴镕在御前献赋，得到乾隆皇帝的嘉奖，被授予举人衔。不过，这种事情很少见。

获得举人的头衔之后，士子将进入“鲤鱼跃龙门”的会试。

会试在京城举行，全国各地的举人都要到京城参加考试。由于有较高的科举“身份”，他们可以受到政府的优待，从家中到京城，沿路都有公家的车船供应。

我们熟悉的历史事件“公车上书”，即1895年以康有为为首的参加会试的举人上书光绪皇帝，反对签《马关条约》的活动，这里的“公车”就是负责接各省学子进京参加会试的车。所以，举人参加会试也叫“上公车”。这些车、船上面都会高挑一面黄旗，上面写着“奉旨会试”四个字。

会试的题目往往会风靡全国，因为是全国学子都“期待”的题目。会试和乡试一样，也有三场，第一场的考试内容是八股文三篇、试帖诗一首。林则徐在他的日记中曾多次提到会试的考题，我们来看一下道光十八年的题目。

三篇八股文的题目分别是：“言必信、行必果”“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明朝状元赵秉忠殿试卷。明万历二十六年，卷首顶天朱书“第一甲第一名”六字，为明皇帝朱翊钧御书，下钤“弥封关防”长印，山东青州博物馆藏

这三个题目分别从人的品格、人生哲学、交友方式三个方面考察考生的论证能力，文章的形式是八股文。会试之后榜上有名的考生，可以进入殿试，进而选出三甲来。

纵观中国的科举考试，既有在考试中一帆风顺的，也有一再蹉跎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二十二岁中举人，二十五岁中进士，可谓“年少得志”。而《越缦堂日记》的作者李慈铭，二十一岁成秀才，直到第十二次乡试才考中举人，之后又经过五次会试，前后历经四十年，中进士时已经六十一岁了。

科举考试的坎坷与执着，是传统中国社会士子必经的人生历程。我们今天重新回顾科举考试的详细经过，不免去思考科举考试的影响和作用。

书生治国：科举制度能选出真正的人才吗？

科举制度的产生打破了世家大族对知识和官员上升路径的“垄断”，贫寒的子弟有机会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官员，从而实现阶层的跨越。

明清时期，取得了功名的人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中国士绅阶层。他们在地方社会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上层统治阶级和下层民众之间的“缓冲地带”，调和了两者之间的矛盾。

他们也热衷于地方上的公益事业。例如晚清时期湖南的曾家，曾国藩的父亲曾毓济热心公共事务，不光汇集民众续修庙宇，捐建贞节孝烈牌坊，还为湖南的双峰书院捐赠田地十六亩作为学生的膏火钱；曾国藩的二弟曾国潢同样致力于地方上的公益事业，组办团练防范土匪的进攻，还约集众人捐修码头、石路、桥梁等等。

这些地方上的公益事务，大多是由政府或士绅出钱，然后号召地方百姓出力，共同来完成。士绅阶层在两者之间的协作，使保障百姓利益的地方事务顺利地完成。

那凭借八股文而成为官员的文人，真的可以治理好国家吗？通过学习四书五经，参加科举考试，所学有多少是实用的呢？

八股文作为清代科举考试中必须严格遵守的“作文形式”，饱受诟病，早在明末清初，当时的文人就曾探讨以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的衡量标准是否合适。

徐大椿在《道情》中有一段文字，认为八股文的写作与治国理政的才能没有任何关联。我们来看一下：

读书人，最不济。烂诗文，烂如泥。

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

曾国藩

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摇头摆尾，便道是圣门高弟。

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

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

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

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从徐大椿对八股文和士子的讥诮嘲讽可看出，到了清代，即使是高中的士子也未必有真才实学，更遑论治国的才能。

从清代的数据分析来看，1745年，44.6%的县官来源于进士，22.3%来源于举人。由此可见，科举考试制度与中国官员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根据“皇权不下县”的不成文规定，县官是传统中国与百姓阶层距离最近的官僚，而且也是数量最多的基层官员。

政府官员所需的才能与科举考试内容之间有多大的差异呢？我们以清代的县官为例来对比一下二者之间的差异。

县官需要负责一个县的所有事务，既是法官、税官也是行政长官，此外还要维持辖区内的安全和秩序。根据《清史稿》的概括，一个县官负责的事务包括：邮驿、盐政、保甲、警察、公共工程、仓储、社会福利、教育、宗教和其他礼仪事务。其中最重要的职责是税收和司法。

上述各项与学子所学的儒学经典和八股取士的方式没有任何相关之处。可以这样说，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几乎不会增加士子成为官员之后的理政能力。

为了完成一个县的行政事务，勤勉的县官每天要亲理所有公务，阅读所有官犊、诉讼案卷。例如曾经在晚清做过知县的王凤生，每天早晨要阅读公文，下午要检阅案卷，退庭之后还要阅读当天的全部卷宗，为了完成“任务”，即使外出办公，也要利用舟车上的旅途时间阅读。

显然，一个县官是无法完成这些繁重公务的，于是其所雇的幕、吏、役、仆便成为关键“助手”，协助他收税、抓人、押运、出谋划策等等。

《红楼梦》中，贾雨村刚刚补上应天府的缺，便碰上了薛蟠的官司，一介书生要按律法秉公办理，还是一个小门役告诉他官场的门道，一张“护官符”成为解决诉讼的依据，这更是与儒家经典所倡导的道德伦理大相径庭了。

科举也是培养人才的教育制度。

传统中国社会的私塾教育是从认字开始的，之后是读书教育，四书五经这样的儒家经典，是启蒙时期学生的必读内容。

俞平伯先生曾经叙述，他从三周岁开始读《大学》，那时候并不懂，到了八十几岁再翻看《大学》，还是不大懂。可见，这些熟读背诵的名篇都是为了在八股文中熟练引用的，“不求甚解”的教育如何能真正地启蒙学生呢？

“脱节”的学习与实践，在社会和政府体系的惯性运行中，一开始并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但是当社会和国家因为外部势力而产生动荡时，这个问题就非常明显了。

陈旧的知识和考试方式，让中国知识分子在面临西方的坚船利炮时忽然觉醒。1901年，科举改制，经学不再是学习和考试的主要范围，八股文也不再是最重要的作文形式。

学校、财赋、商务、兵制、公法、刑律、天文、地理等西学的内容成为考试内容。另外，算术、制造、声、光、化、电等实用性非常强的学科也进入考试的范围。这些考试内容与政府官员治国理政的能力、社会发展的动力关联更大。

在有些学者看来，清代科举考试虽然因为内容和形式的僵化而遭人诟病，但科举取士是选官入仕的预备，儒家经典的熏陶培育出道德高尚且能作文的通人，这些士子虽然可能不具备直接治国理政的实践能力，但有驾驭深谙办事门道的师爷、胥吏等人员的能力，而且科举考试可以引导整个社会的风气和趋向，让重视教育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儒家所倡导的家庭纲常伦理对于家庭秩序的维护起到重要的作用，修齐治平的学人目标也使更多的“知识分子”拥有广阔的志向和抱负。

科举制度对学人和社会的道德规范作用，在其被废除之后的社会表现得更明显。在西学的影响下，家庭伦理道德规训逐渐消失，传统知识文化所阐释的价值观念受到冲击，文人不仅要试着从新的知识体系中学习、重构自身，也要尝试新的考试途径，获得安身立命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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