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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我们历史研究的最大毛病就是“从原则出发”


▲杨天石的书房
编者按:“年轻时喜欢文学,大学里读的是‘文学专门化’,没想到经历诸多坎坷之后,却弄起了历史,横生斜长起来。”从文学、哲学,到思想史,最后又跨进近代史研究的大门,对于在学术领域“横着生、斜着长”,杨天石称自己是“命运安排”。
“历史研究要还原历史的真实。历史学首先是科学,不是工具,写历史要敢于说真话。”揭露历史真相需要收集大量资料,需要求索佐证,需要历史学家“上穷碧落下黄泉”。为此,杨天石的脚步踏遍了海内外。每到一处,他必去的地方就是图书馆、档案馆,有时一个偶然发现就能令他欣喜若狂。
写民国史时,杨天石得知,“中山舰事件”后,蒋曾说:“许多秘密现在不能讲,如果你们想了解的话,要在我死后看我的日记。”直觉告诉他,蒋的日记值得研究。
一次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时,杨天石无意中读到了蒋的秘书毛思诚摘抄的蒋的日记。虽然日记起于1919年,止于1926年,非常有限,但杨天石还是结合众多资料,精心撰写了史学宏文《中山舰事件之谜》。
历史迷雾被层层拨开,文章发表后,胡乔木称赞是“不可多得”、具有“世界水平”的好文章,并在接见杨天石时鼓励他:“你的研究路子是对的,要坚持这样走下去!”
杨天石与蒋,这两块“石头”的碰面擦出了令学术界瞩目的火花。后来,这篇文章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优秀科研成果奖。
“蒋活了88岁,一生经历了中国诸多历史大事件,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到国共十年战争、抗日战争、三年内战,以及他退居台湾,在近代史研究中,蒋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人物。”尽管杨天石个人并不喜欢蒋,但他还是决定深入研究下去。为了不被主观情感左右,他给自己制定了原则:“爱而知其过,憎而知其善,敬之不增其功,厌之不增其恶。”
历史资料浩如烟海,一项研究经常要持续十年,甚至数十年。许多人物互有联系,许多事件环环相扣,不断的研究中,孙中山、北伐战争、辛亥革命、戊戌变法等等,相关学术书籍接连出版。虽然已为中国近现代史留下了大量学术瑰宝,但杨天石对历史真相的执着却始终如初。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去台湾参加活动时,在台北“国史馆”,杨天石幸运地看到了摘自蒋的日记的一批未刊著作,其中内容已经延伸至1942年。欣喜之余,他不仅自己加速抄写,还花了6万台币,邀请一批台湾学生帮助他全部抄完。
在这批资料的基础上,2002年,《蒋氏秘档与蒋真相》出版。作为几乎见过所有手抄本的学者,杨天石成为公认的研究蒋的专家。
孰料,这本书引起轩然大波,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突如其来。很多人断章取义、道听途说,说杨天石“吹捧”蒋,说他对蒋的评价“将造成历史的根本颠倒,带来极端严重的混乱”。明枪暗箭一时间齐齐射来,事件沸沸扬扬。经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审查后,最终的结论是:“这是一本扎实的学术著作,对蒋,是研究不是吹捧。”
作研究,杨天石既爱惜羽毛,又问心无愧。台湾学者李敖曾邀请他一起合写《蒋评传》,但他最终没有参与,“一方面我太忙,另一方面,我即使写了,观点也会和李敖先生不一样。李敖曾被蒋关进监狱多年,他在序言里说了,这本书是复仇之作,那他就不大容易冷静,客观,而作为史学家,最重要的就是冷静,客观。”
没有新资料之前,杨天石也绝不轻易动笔,1942年以后的蒋的日记,他一直在寻寻觅觅。2005年,去台湾参加学术研讨会时,杨天石结识了日记保管人、蒋经国的儿媳蒋方智怡。那时,日记已暂存于美国胡佛研究院。饭桌上,杨天石顾不得吃饭,不停地劝说蒋方智怡开放蒋氏日记,让全世界了解到一个真实的蒋。
好消息很快传来。几个月后,蒋的日记终于开放,杨天石以学者身份受邀参加了开幕式。看到日记原件,他如获至宝。不能拍照,不能复印,他就每天第一个到胡佛档案馆去抄,直抄得手指磨出血泡,再磨出老茧。两个月后到家,明显瘦了一圈,夫人心疼地问:“在档案馆你中午吃什么?”
“泡面啊。”杨天石轻描淡写。
一共53年的日记,历时4年,分批开放。每一次,杨天石都是如此。抄回的手稿几尺高,在这些日记的基础上,一系列陆续推出,在学术圈外,他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忠实拥趸。随着著作多次获奖,杨天石成为名副其实的“研究蒋第一人”。
有意思的是,这一次,攻击来自海峡对岸,他们说杨天石“丑化蒋”,说他的研究是“阴险学术行为”。对此,杨天石的回应一以贯之:“你可以反对我的观点,但推翻不了我揭示的史实。如果不服,就拿出证据来!”他仍是当年那个耿直少年。而这时,与蒋的日记结缘30年,他已经快80岁了。
“浪取虚名未补天,人间闯荡八十年。为文偶逆时流意,设论曾遭白眼嫌。造假昙花空一现,求真玉璧永刚坚。是非毁誉随人说,绿野轻骑任策鞭。”尽管少年时“在图书馆的卡片盒里留下一叠卡片”的梦想早已实现,但回首往事,杨天石仍说自己“闯荡三界,所成寥寥”。
耄耋之年心犹壮,著作还在修订,历史的研究还在继续,学术,是杨天石毕生的追求。只有隐在书海中,他才最踏实。哪一段话,在哪本书的第几页,他轻车熟路。
欣慰的是,在杨天石引领下,唯一的女儿杨雨青也走上了史学研究的道路。后继有人,望着从地板堆到天花板的藏书,他颇为自豪:“我的书将来一本都不会浪费了!”
“岁尽冬残又望春,犹抛心力作文人。何曾秃笔关天下,聊为飞鸿记爪痕。”对自己的人生,杨天石这样概括。而女儿的评价也颇为贴切:“如果一个人的名字可以概括他的人生,那么父亲的名字也许恰如其名:天道酬勤,天生为学术而活,磐石一样,坚定不移。”
真相是历史的前提,作为一个历史发达的国家,对历史真相,尤其是和我们距离最近的近代历史真相的追问,是值得每个人关心的重点。
面对中国近现代艰难且复杂的转型,很多历史学家还在参与“大合唱”,他们看似学识渊博、立场客观,实际上却是“原则”先行,往往为此不顾及史实,甚至故意篡改之。而杨天石却无比重视史实的重要性,一再强调史实比“原则”更重要。建立历史公信力,需要杨天石这样的史学家。
为此,特别推荐杨天石先生亲笔签名作品《帝制的终结:辛亥革命简史》本书是这位史学名家精心研究五十余年的力作,忠实展现辛亥革命的历史全景与动人细节。


◎ 知识分子的辛亥,而非”资产阶级“的辛亥

人们通常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也就是说,在几个带头的革命者背后,有一个庞大的阶层支撑。
而根据杨天石先生的研究,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其实是一批青年学生,包括后来的孙中山、黄兴等人也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革命意识,是通过读书、游学产生的。他们认识到中国的衰落,从而自愿投身革命,改变国家,并不是因为背后那个“资产阶级”的推动。
相反,国内的“资产阶级”因为孙中山等人激烈的革命行动,出于对自身财产的担心,还多次对革命表示反对。“资产阶级”支持的,多是康梁的立宪派。

所以,辛亥革命,是知识分子造就的革命,而非“资产阶级”的革命。
◎ di制虽已终结,但思想难除
di制(君主专制制度,或称皇权专制主义),源自原始社会的酋长制,自秦统一中国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后,虽然此后朝代不断更迭,君主专制制度却一直延续下来,长达2000多年。
形式上如此强大的di制在武昌起义之际,甚至没有做出什么像样的抵抗就出乎所有人意料地轰然终结。
然而,2000多年专制思想驯化的民众和体系,在解体和转换上却来得相当缓慢,跟不上意气风发的革命者的步伐。
即使是革命者自身很多也是这种旧体制培育出来的,忽然成为国家的管理者,很多方面亦未能即刻适应。譬如,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并没有提出强有力的、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甚至还赶不上清廷实行的“新政”。连鲁迅都感叹“内骨子是依旧的”。
所以,辛亥革命最大的意义在于终结了长达2000多年的帝制,只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开了个好头,但中国革命的大文章还远未完成。书写、纪念、反思辛亥革命,就是为了续写好这篇大文章。
▲杨天石《di制的终结》内页展示
◎ 利用珍贵史料,还原更真实的历史

研究清末民初那一段历史,一般的研究者利用的都是大陆的史料。杨天石先生在此基础上,走访多地,查阅、利用了很多国外的史料,如日本外务省档案,台湾国民党党史档案等。这些档案查找不易,之前很少有学者用过。作者据此丰富历史细节,提出更新的见解,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吴思:通过这本书,我看到杨老师的“论从史出”达到了当代转型研究理论代表的水平。
雷颐:我们讲传统史学要有史实史德,所谓的史德就是注重材料不要歪曲,所谓的史实就是有一定的借鉴,我觉得这本书恰恰在这两方面是很难得的,是堂堂正正的。
杨天石先生完全从事实出发,为我们还原更真实可信的辛亥革命史。读这样的著作,收货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教训与见识。为此,诚荐杨天石先生的《di制的终结》签名版。作者以八十多岁的高龄,亲自为本书签名,更为难能可贵。签名版数量极其有限,特别值得珍藏。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辛亥革命的历史遗产”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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