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法学教授给出的答案是：“关心政治的终极目的不在权力，而在自由”。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则说：“为了我们的孩子们能够自由地研究数学与哲学，我必须研究政治与战争”。可见，政治虽然是少数人的职业，却应该成为每个现代人的副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关心政治很容易陷入两种极端状态：不是被信息茧房推送的各种情绪化、意识形态化的信息俘获，就是陷入各种抽象的概念、理论，从而距离真实的世界越来越远。因此，在梳理人类政治演化过程的基础上，提炼出政治领域最核心的问题，并提供一套最简约的分析框架，就成了关心政治、掌握政治学思维重要而又可靠的路径。事实上，人类一切的政治困境，其实都可以聚焦于四个连贯的重大问题，恰好对应了四位大思想家的追问和解答。
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是约束权力，但约束权力的前提，是先要有权力。
在国家诞生之前，以及一些仍处于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地方，因为缺少权威，处于所谓的“自然状态”中：人人各自为利，贪婪无耻，相互攻击。现代政治哲学奠基人霍布斯称其为“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 。包刚升老师在其最新作品《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一书中也说，国王所代表的有效国家出现之日，是人类政治文明奠基之时。没有国王，就没有国家，没有国家，就无所谓法律；没有法律，就没有所谓的财产权。无私产即无正义，文明无从建立。
这就是所谓的“霍布斯问题”——“人类为什么需要国家”。
每当人类遭遇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要不要权威”这一问题就成为了政治家、思想家的共同问题。而越是失序混乱的地方，越绕不开“霍布斯问题”。
于政治秩序与文明而言，没有权威可怕，有了权威同样可怕。有了国家，塑造权威的第一站，往往是君主制。但君主往往是尘世间最高的权威，不受任何约束。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所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在君主的统治下，民众常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君主自身也常常陷入政治、军事危机，难以摆脱治乱兴衰、统治成本高昂等困境。
▲阿克顿
包刚升老师援引诺奖得主诺思“国家悖论”观点——国家既是一双扶持之手，更是一双掠夺之手。国家有保护产权的能力，同样有肆意破坏产权的能力。这就是所谓的“阿克顿问题”——“为什么要限制国家权力”。每当人类遭遇权力怪兽“利维坦”伤害时，“为什么要约束君主”就成为了政治家、思想家的基本共识。越受困于强大统治的地方，越绕不开“阿克顿问题”。第二要保障人民的各项基本权利，特别是生命、自由和财产权。无论是限制政府权力还是保障人民权利，其核心都是依托宪法和法治统治国家。
包刚升老师回溯历史，发现有效限制政府权力之路，异常艰辛。历史文化传统、国际局势、偶然事件都会使限权之路夭折，除了英美两国，世界其他各国的限权之路，都崎岖坎坷。这就是所谓的“洛克问题”——“如何实现有效约束国家”。每一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如何实现限制权力”就成为了政治家、思想家的共同问题。而越是经济快速发展，但政治文明还处于前现代的地区，就越绕不开“洛克问题”。
法国思想巨擘托克维尔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统治权力不断向底层人民开放的社会。但是，托克维尔同时发现，民主制下，如果多数人拥有无限权威，可能会扼杀个人自由，引发“多数人暴政”。历史上法国大革命的血雨腥风，当下西方国家兴起的主权债务危机、民粹主义、否决性统治、政治僵局等困境，无不是民主制度弊端的显现。
正如包刚升老师所言：有效约束国家难题解决之后，政治文明较高的西方社会，“约束国家误区”就会产生。这就是所谓的“托克维尔问题”——“如何跳出民主带来的约束国家误区”。每当现代民主社会，因为公共议题引发社会危机，“如何防止多数人暴政”就成为了政治家、思想家的共同问题。而越是政治文明较高的西方社会，越绕不开“托克维尔问题”。上述四个难题，既是人类政治演化长河中逐次出现并被克服的难题，也是所有转型国家必然面对的政治难题。因此说理解这四大问题，就进入了人类政治的最核心处。以上四个问题的梳理，出自包刚升老师新作《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一书。
人们熟知包刚升老师，是因政治学入门读物《政治学通识》一书热卖。有人如此评价此书：豆瓣9.0，中国最好的政治学入门书籍，没有之一！；而包刚升这本新作《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一书，我们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豆瓣9.3，中国最好的政治学进阶读物，没有之一！
除此之外，本书还用“演化视角”将人类政治史划分为两条脉络，一是国家类型的分化与演化，一是政体类型的分化与演化。为此诚挚推荐《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并有幸邀请到作者包刚升老师签名，签名本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