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璠璠，周倩 | 从“5-100计划”到“优先-2030计划”——俄罗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计划的反思与展望
作者简介
✦ 元璠璠，女，郑州大学教育学院讲师；
✦ 周倩，男，郑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郑州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
2012年5月，普京签署第599号总统法令《关于国家政策在教育和科学领域中的实施措施》，提出2020年前应达到不少于5所俄罗斯大学进入世界大学排行榜前100名的教育领域改革指标[1]，由此而来的“5-100计划”在2013年正式启动，并于2020年完成。我国学界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俄罗斯“5-100计划”的出台背景、运行机制、实施举措和建设路径展开介绍。近3年，虽出现了对该计划建设成效的评析和对其部分成功经验的介绍，但缺乏对其存在问题与不足的反思。作为俄罗斯建设世界高水平大学的第一次尝试，“5-100计划”不能堪称完美，在实施过程中或明显或隐性地存在着一些问题。2021年，俄罗斯新的卓越学术计划“优先-2030计划”已开始实施，其诸多举措是对“5-100计划”所存不足的调整和积极经验的延续。该计划无论是在资助规模、资助力度还是战略意义上，皆有望超过“5-100计划”，成为2030年前俄罗斯高等教育领域最重要的改革规划。
一、俄罗斯“5-100计划”的内涵及成效
我国学界常把俄罗斯“5-100计划”界定为俄罗斯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计划”。但从“5-100计划”本身全称——“俄罗斯联邦领先大学在世界研究和教育中心竞争力提升计划”及其“最大限度地提高俄罗斯领先大学在全球教育服务和科研市场的竞争地位”这一建设目标来看，俄罗斯的“5-100计划”不仅限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而是更多地综合提升本国高等教育和科研国际竞争力。由此看来，拥有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更多地被视为实施“5-100计划”的结果之一，而非其目标本身或终极目标。[2]
对于“5-100计划”，在俄罗斯存在着不同的评价。俄罗斯国家最高审计机构——俄罗斯联邦审计院围绕“5-100计划”框架内国家对入选高校的资助成效展开分析，并在2021年的报告中指出，联邦预算对俄21所高校进行持续性资助，然而直至2020年却无一所进入世界权威大学排行榜（QS、THE、ARWU公布的世界大学排行榜）前100名，该计划并未实现第599号总统法令对其提出的要求。俄罗斯许多新闻报道基于这一结论把“5-100计划”喻为“0-100”。[3]但俄政府教育部门及高校代表则认为，与其他实施相似计划国家的高校相比，获资助的俄罗斯高校（后文统称“5-100”高校）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上的提升速度显著；通过计划的实施，“5-100”高校在世界大学学科领域排行榜上的进步也可圈可点。在QS公布的2021世界大学学科排行榜中，有10所“5-100”高校位列14个学科排行榜的前100。而在2013年，俄罗斯无一所“5-100”高校入围上述排行榜。由此来看，该计划是成功的。[4]
除了排行榜上的进步，“5-100计划”推动了俄罗斯高校科学研究的国际化进程，使其在世界领域展示出越来越多的影响力和竞争力。2020年，“5-100”高校在Web of Science收录期刊发表的成果比2012年增长了4.7倍，在Scopus收录期刊上发表总数增长5倍。同样，世界前1%高引论文的数量增加7.5倍，前10%高引论文增加8倍。[5]据统计，2019年俄罗斯在Web of Science一区期刊的全部发文中有47.7%（5154篇）是“5-100”高校之贡献，而这个比例在2012年仅为19.7%（1211篇）。[6]多所“5-100”高校在Web of Science和Scopus收录期刊上发表过国际论文的科教人员占比从十年前的11%增加至如今的70%。[7]“5-100”高校国际师生的成倍增长也佐证了该计划的成效。同时，“5-100计划”实现了俄罗斯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多个首次尝试。例如，首次采用了公开竞争的遴选机制，按照申请高校制定的发展战略规划择优录取；首次组建国际专家常驻咨询机构——俄罗斯联邦领先大学在世界研究和教育中心竞争力提升委员会（后文简称“竞争力提升委员会”），且赋予其广泛的专家权利；在俄罗斯高教领域，“5-100计划”是第一个要求入选高校须向竞争力提升委员会做定期汇报和答辩的国家级计划；对该计划的财政支持力度和时间跨度（持续8年）也是前所未有；对大学实施成效的评估首次不以政府部门制定的标准进行，而是以大学国际化、教育和科研国际水平的提升作为第三方专家评价的基础。[8]
正如俄罗斯专家所述，“5-100计划”为俄罗斯大学确立了新的战略发展导向，使俄罗斯通过计划的实施，形成了一批领先大学，显著增强了俄罗斯大学科研的体量和国际影响力。更重要的是，“5-100计划”改变了俄罗斯大学的生态系统，使高校重新思考自己的角色、职能与任务，在国际语境中促进大学教育与科研一体化发展。[9]这些领先大学在国家政策资金的支持下，全面改革自身科研、教育及管理系统，构建一系列新型组织管理模式，引导非“5-100”高校开始放眼国际，以世界和国内领先大学发展经验为参照，审视自身的优势与不足，确定自身的重点发展方向。可以说，“5-100计划”更新了俄罗斯高等教育的传统观念，它的实施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教育格局。[10]
二、“5-100计划”的财政投入及存在的问题
从2013年到2020年，“5-100计划”共获俄联邦政府预算资助801亿卢布。俄罗斯教育与科学部在2013年组织第一次公开竞赛并遴选了15所“5-100”高校，在2015年组织第二次竞赛并遴选出6所大学，自此，共有21所大学成为“5-100”高校。俄联邦教育与科学部根据竞争力提升委员会的评估建议，自2014年起，每年以100亿卢布的总投入额，把入选高校划分为三个梯队，采取不同梯度不同额度的分类资助模式。而自2016年起，每所“5-100”高校按照所属梯队，开始获得较为稳定的联邦预算拨款额度，即第一梯队每所高校每年获资助约9亿卢布，第二梯队高校均获4-5亿卢布，第三梯队均获1.20-1.50亿卢布。[11]
（一）政府财政投入不足
虽然“5-100计划”是2021年之前俄联邦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财政支持力度最大的计划，但是与世界上开展类似计划的国家相比，俄罗斯的这一投入力度还是大大低于这些国家。数据显示，2013年俄政府对“5-100计划”的财政投入占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资金总投入的1.76%，2014年至2020年，该数值一直徘徊在2.0%左右，并于2016年达到了峰值（约109亿卢布，占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资金总投入的2.25%）。然而，2014年开始的欧美制裁致使卢布急剧贬值，这导致俄政府对“5-100计划”的财政资助力度折合成美元则呈断崖式下跌。[12]“5-100”高校所获的财政经费比实际所需少了约两到三成。[13]一方面，高校收到的“5-100计划”联邦资助总额普遍低于其预估额。具体来看，圣彼得堡国立信息技术、机械学与光学大学预估实施竞争力提升计划所需的国家资助为92亿卢布，而截至2020年，该校实际获得的数额占比仅有62.7%。喀山联邦大学预期需要160亿卢布，实际得到的资助占比仅为26.2%。下诺夫哥罗德国立大学预期85亿，实际占比仅获其26.2%。[14]另一方面，高校每年获得的“5-100计划”联邦预算资助额占其总收入的比例较低。2019年有13所高校获得的联邦预算专项资助低于其总收入的5%，如远东联邦大学（1.02%）和西伯利亚联邦大学（1.43%）；两所为5%-10%（托木斯克理工大学和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6所为10%-20%，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以19.99%独居榜首。[15]
有研究指出，大学在世界排行榜的位置与国家对其资金投入量呈正相关，世界级优秀人才在科学前沿的工作需要充足的资金保障。为此，国家对受资助高校的投入比例应不少于其总收入的25%。[16]而俄罗斯“5-100”高校获得的国家资助普遍低于总收入的10%，对于其实施各项改革举措来说是明显不够的。尤其是由此受限的工资薪酬水平，阻碍着高校对国际学者及教师的引进工作。“5-100计划”采用的每年小额资助入选高校的机制也被认为是不合理的。有专家指出，对于大学教育和科研的一次性资助应该长达3年，最好是5年、7年或10年。没有5~7年的时间是很难形成稳定的科研团体的，而每年少量的资助方式影响了科研团体和项目的持续性与连贯性。[17]
（二）资源分布不均
俄罗斯“5-100计划”的基本思路可概括为国家集中资源支持并提升少数领先大学的国际竞争力，使其能够立足于世界高水平大学的队列。这意味着，这些领先大学必然是在国内已然通过各类资助走在前列的佼佼者。入选“5-100计划”的大部分高校还同时兼有“研究型大学”（12所大学受研究型大学计划资助）、“联邦大学”（5所受联邦大学计划资助）等头衔，其获得的支持也呈累计和叠加的状态。在国家政策和财政资源的反复“关照”之下，“5-100”高校无疑吸纳了最多、最优的资源。俄罗斯高校平均每8个科研教育工作者就有一个就职于“5-100”高校。[18]2020年“大学招生质量监测”统计数据显示，“5-100”高校吸引着俄罗斯最优秀的考生，其国家统一考试平均录取分数在2020年达到了82分（满分为100），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和圣彼得堡国立信息技术、机械学与光学大学的国家预算学生（即国家公费生）录取分数超过93分。此外，“5-100”高校吸引着约50%的奥林匹克竞赛获奖学生。[19]2018年，在“5-100”高校就读的留学生平均数为每所2170人，而其他普通的国立高校这一数值仅为397人。[20]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生源的不均衡分布导致了俄罗斯强校愈强，弱校愈弱的“马太效应”。“5-100计划”加剧了俄罗斯高等教育内部两极分化的趋势。
此外，“5-100”高校之间的财政资源分配也存在极端不均衡的现象。从纵向资助结构来看，为了激励获资助高校的竞争意识，“5-100计划”每年把21所高校划分为三个资助梯队。2019年，第一梯队高校共获86亿卢布，第二梯队高校获43亿卢布，第三梯队仅获12.3亿卢布。第一梯队高校获得的联邦预算资助额比第三梯队高出6-7倍，该组的7所大学分掉了“5-100计划”总投入的绝大部分“蛋糕”。从具体大学来看，在2016-2019年期间，位于第一梯队的圣彼得堡国立信息技术、机械学与光学大学共获得“5-100计划”资助34.19亿卢布，占其总收入的13.4%。而第三梯队的下诺夫哥罗德国立大学则于同期获得5.49亿卢布，占总收入的3.2%。[21]2016年，同样作为第二批“5-100计划”遴选出的高校，莫斯科第一国立医科大学（第二梯队）比波罗的海联邦大学（第三梯队）的专项经费资助高出7倍有余。第三梯队的7所大学获得的资助对其在“5-100计划”框架内开展全方位的改革和转型是远远不够的。从横向财政资源分布来看，存在着明显的地域非均衡分布现象。在第一资助梯队的7所高校中，就有5所位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大城市，其他地区高校仅有两所。位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高校在数量和地理优势的基础上，吸纳了包括学生、教师在内的大部分资源。
三、“5-100计划”管理体系及存在的问题
（一）三层级式管理体系
“5-100计划”拥有较为少见且在俄罗斯高等教育改革中首次出现的三级组织管理模式。俄联邦教育与科学部作为顶层管理决策部门，负责宏观调控和推动该计划的开展实施。2013年春季由俄联邦政府成立的竞争力提升委员会虽是服务于顶层管理决策部门的专家评估与咨询型机构，但实际拥有重要的职能与权力。该委员会主要负责审查“5-100”高校的计划实施总结报告，向俄联邦教育与科学部就高校的资助额度提出参考，就是否继续资助高校提出决策建议。[22]
俄联邦国家自治科学机构“社会学研究中心”（Couиoueнтp）作为隶属于俄联邦教育与科学部的非营利组织，自2013年成为“5-100计划”的主要“运行机构”。在此之前，该组织的主要业务是在教育领域开展综合科学研究，为推动教育和科学优先发展领域提供科学的方法支持。该中心“5-100计划”的工作范畴为：（1）组织“5-100”高校开展竞争力提升计划完成情况汇报会；（2）参加国际教育会展和会议，组织“5-100计划”代表团参与该类国际活动；（3）为“5-100计划”提供数据分析支持，包括追踪高校在世界各大排行榜中的排名、分析排行榜评级方法及变化、“5-100计划”主要指标的动态；（4）为俄罗斯领先高校提供专家及方法支持；（5）为竞争力提升委员会的定期会议准备可供分析参考的资料；（6）收集科学引文数据库和世界大学排行榜相关数据；（7）按照俄联邦教育与科学部的诉求准备“5-100计划”实施过程中的分析材料、参考资料、总结报告以及文章和评论；（8）开发、维护和更新“5-100计划”官网和面向留学生的俄罗斯高等教育宣传网站（studyinrussia.ru）。[23]
这种三层级式管理体系体现出相对高效和平衡的职权分工。“5-100计划”的上层决策权力实则从俄联邦教育与科学部转移到竞争力提升委员会。由12名国际及国内知名学者和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在“运行机构”所提供的数据和材料的基础上，对“5-100”高校的工作实施情况进行评估，进而得出相对客观公正的结论，对俄联邦教育与科学部的各项决策提供参考建议。[24]
（二）组织管理机构存在的问题
俄联邦教育与科学部在确定“5-100计划”入选者名单和对其进行具体资助额度划拨时主要是以竞争力提升委员会的建议为决策依据，因此该决策咨询机构各项工作的公平性和透明性尤为重要。然而，该机构在成员构成及权责明确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俄联邦政府第211号法令中的《关于俄罗斯联邦领先大学在世界研究和教育中心竞争力提升委员会条例》虽指出，该委员会成员应由俄联邦政府根据教育与科学部的提议批准构成，但其成员的遴选规则和标准却并未明确。其次，条例虽提出该委员会拥有动态吸纳政府、高等教育机构、科学和社会组织以及企业团体代表作为成员的权利，但并未列出外部人员加入委员会的基本程序，这使得竞争力提升委员会的这项权利也只是流于口号，其成员的动态进出机制未得到落实。12名成员从委员会组建到“5-100计划”结束基本没有变动。最后，竞争力提升委员会各项决议面向高校及各方的公开性和可获得性也未在相应文件中明确，导致了高校及社会与委员会之间诸多信息的不对称现象。此外，在竞争力提升委员会成员构成上，存在着一些成员兼任“5-100”高校高层职务的重叠现象。如成员马尔科姆·格兰特（Malcolm J. Grant）同时为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国际委员会成员，菲利普·G·阿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同时为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及名誉教授，而该两所高校都位于“5-100计划”财政资助的第一梯队，这或许对某些决策的公平性造成影响。
“社会学研究中心”作为“5-100计划”的运行机构面对海量的信息收集工作，会选择购买第三方专业机构的资料。如该中心为“5-100计划”提供的部分专家分析支撑材料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取的，而此处的第三方甚至不排除“5-100”高校，如2016年针对“5-100”高校开发的部分方法支撑体系便是由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完成的。[25]这使得部分信息的客观性与公正性受到潜在影响。
四、“5-100计划”的评价维度及存在的问题
（一）“5-100计划”评价维度及指标依据
在“5-100计划”公开遴选竞争中获胜的高校应向竞争力提升委员会展示并答辩其“路线图”——实施竞争力提升计划的校级行动方案。在“路线图”中，各入选高校须根据自身情况设置硬性绩效指标的预期数值。硬性指标应涵盖如下9个方面：学校在ARWU、THE、QS世界大学排行榜中的综合排名和学科排名；学校科教人员在Web of Science和Scopus数据库收录期刊的人均发文数量；学校科教人员在Web of Science和Scopus数据库收录期刊发文总数的人均引用指数；学校外国教授、教师及研究员在科教人员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包括在境外高校获得博士学位的俄罗斯公民；学校在读外国留学生比例（包括来自独联体国家的学生）；学校招收的受联邦预算资助的全日制本科生及专家文凭攻读生的国家统一考试平均分；学校联邦预算外的财政收入在大学整体收入结构中的份额；具有其他高校学士学位、专家文凭或硕士学位的在读研究生、副博士生占学校在读研究生、副博士生总数的比例；学校科教工作人员的人均研发产出额。[26]
（二）指标依据设置存在的问题
通过分析2016年至2019年末“5-100”高校每年的实际绩效指标值可以发现，仅有3所高校（俄高等经济学院、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和圣彼得堡国立信息技术、机械学与光学大学）达到了所有预设指标。喀山联邦大学、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等6所大学达到了所设目标的90%-98%；远东联邦大学和西伯利亚联邦大学所设指标的平均完成度仅为50%。[27]
上述结果凸显了两个问题。一是“5-100”高校对指标难易程度的预判过于乐观，致使所设的硬性绩效指标预期值普遍高于实际值。特别是“联邦预算外的财政收入在大学整体收入结构中的份额”“科教人员科研产出人均值”“留学生占在读生总数比例”“外国教授、教师及研究员占科教人员总数比例”等成为高校最难完成的指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俄高校与上述预期目标，同时也是与世界排行榜部分指标的较大差距。而基于这种情况的“强行改造”极易诱发与“5-100计划”初衷背道而驰的危机，其中之一就是对国际期刊论文数量的过分强调，使历来重视教育质量，而非科研论文数量的俄罗斯高校陷入了文献计量学的漩涡。原本以教学为重心的高校教师普遍被要求每年发表一定数量的国际论文，原来多活跃于国内学术期刊（俄罗斯拥有自己的俄语期刊体系以及科学论文收录检索系统，且与国际系统接轨较少）的教授面临着英语不通、对国际期刊及其投稿途径不甚了解的多重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高校教师把希望寄托在以盈利为目的“掠夺性”国际期刊，通过中介和翻译机构花高价发表水平参差不齐的英语文章。2020年，俄罗斯科学院科研造假打击委员会的调研证实，喀山联邦大学日益增长的国际发文需求是中介组织协助其在低质量国际期刊上实现的。[28]部分科教人员甚至选择更为便捷的路径——与国际学者缔结“交易”，以获得其论文的共同署名。[29]这些为了达到数量指标而走的捷径虽可为高校和国家科研带来短暂的“虚假繁荣”，但却引发了高等教育系统实质性的资源内耗。
第二个问题是俄联邦政府和教育与科学部为“5-100计划”设置的目标和指标并未考虑到入选高校的不同实力和水平。通过对“5-100”高校的横向比较，可以发现它们的规模实力无论是在入选时还是入选后，皆存在较大悬殊。在学科数量上，以莫斯科第一国立医科大学为首的专科类大学与学科专业较全的大学（如喀山联邦大学、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等）之间的差距明显。在国际学术实力上，若以Web of Science一区论文数量为例，作为首批入选“5-100计划”的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在2012年共发表327篇，而一同入选的圣彼得堡国立电子技术大学同年数量仅为10篇。这一差距在2019年也仍未拉小，前者的上述论文总数在2019年升至764篇，而后者仅为39篇。[30]在生源质量上，以2012年受联邦预算资助的全日制本科生及专家文凭攻读生的国家统一考试成绩为例，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的录取分数线为90.4分，而同期的萨马拉国立大学则仅为68.2分。[31]在国际化程度上，由于知名度低、国际化程度不高、财政和基础设施不足、地理位置偏远等原因，导致了一些地方高校国际师生的引进成效与位于莫斯科、圣彼得堡的高校相差甚远。针对不同实力和水平的高校，“5-100计划”在资助梯队上进行了划分，但是对其所设定的预期指标维度却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如对于一些专业少、规模小、资源少的地方高校无差别设定了国际期刊论文数量和引入国外学者等“高难度”指标。这不仅使实力偏弱的高校在开展这些工作时异常吃力，而且还导致其为了彰显自己的“雄心壮志”制定不切实际的目标，进而在吃力追赶各项指标之余陷入自我价值怀疑和定位危机，并导致自身原有特色和优势的流失。
五、“5-100计划”政策依据存在的问题
虽然俄联邦政府和教育与科学部围绕“5-100计划”制定和颁布了大量的政策文件，但仍存在着一些漏洞和缺位，致使部分设想和目标没有落地实施的参考依据。首先，在第599号总统法令中并未明确“到2020年不少于5所大学进入世界权威排行榜前100”是否为“5-100计划”的最终建设目标，也并未明确权威排行榜是哪些（或哪个）排行榜、哪类排行榜（世界大学综合排行榜或是学科排行榜）。这就引发了对该计划实施结果的不同评价观点，甚至是歧义。其次，在2013年第211号法令《关于国家支持俄联邦领先大学，以提高其在世界领先科教中心的竞争力的措施》中，俄联邦政府虽然给出了供入选高校参照的世界大学排行榜清单，但并未明确获资助高校在这些排行榜上应达到的具体名次。[32]再者，“5-100计划”各高校虽然自主制定了竞争力提升规划，确立了绩效指标预期值，但是已有的文件对高校应达指标值未设标准和要求。也就是说，对于高校自己制定的“路线图”的具体实施成效，相关文件并未明确给出参考范围和要求。这导致一些高校只负责制定可观的目标，而不负责落实和完成预期指标。若高校未达到规划中设定的指标值，学校领导层应承担的个人责任在各类文件也均未体现。
此外，“5-100计划”虽声明采取成员高校的动态进入和淘汰机制，但就淘汰机制却未给出具体说明。事实就是该计划分两次对竞选高校进行“准入”，却并未对任何一所大学进行淘汰。在财政资助分配制度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5-100”高校被分为三个资助梯队，其主要意图便是激励排在第二、第三组的高校通过进一步的努力追上并进入第一队列。然而，并没有相关政策规定三个梯队的动态机制，从而导致了在2016-2020年间，三个资助梯队的变动仅发生了一次，涉及6所高校。[33]在此类情况下，激励入选高校的竞争和进步意识的初衷会被大打折扣。最关键的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大学的角色和功能也在不断演变，它从一种以科研、教学为主要任务的机构逐渐转变为推动其所在区域社会经济创新发展的驱动力。而俄联邦政府在制定和规范“5-100计划”时着重对标国际排行榜指标，并未强调和明确高校对其所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创新发展、联邦主体的空间发展所应承担的职责。
六、俄罗斯新一轮“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计划”
2020年12月31日，俄联邦政府颁布第3697号指令，通过了俄罗斯科学与高等教育部（2018年由俄联邦教育与科学部分离出来的高等教育主管部门）、经济发展部和财政部关于在2021-2030年期间实施战略学术领导力计划“优先-2030”（简称“优先-2030计划”）的提议。2021年6月，该计划正式实施，其目标是形成一个庞大的大学群体，使之成为能够创造应用于俄罗斯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创新科学知识、技术和成果的领导者。[34]
（一）“优先-2030计划”与“5-100计划”的关系
对于“优先-2030计划”是否为“5-100计划”的延续，俄罗斯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35]前者在遴选过程中会参考部分竞选高校在“5-100计划”中的改革成就[36]，且把“变革已有高等教育理念和方法，在俄罗斯建立一大批在全球教育、科学和技术市场独具竞争力的大学”作为“优先-2030计划”6个优先建设方向之一，表明该计划在一定程度延续了“5-100计划”，且继续承载着俄罗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愿景。
“优先-2030计划”同“5-100计划”一样，并非局限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在要求本国高校以世界经验和范式审视自己的同时，也重视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和联邦主体教育质量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它强调高校既应开展学术研究与合作，还应投身于非学术领域的商业和社会性研究，与企业和社会形成合力。[37]该计划已然超越高等教育改革的范畴，旨在促进俄罗斯国家、教育、社会的综合发展。它是以俄罗斯过去15年各项改革为经验，并对未来10年做出长远规划的重要国策。
与“5-100计划”相似，“优先-2030计划”继续以财政资助的形式支持高校自定的发展规划。与“5-100计划”不同的是，本计划强调学校制定的发展规划应与科研机构协作实现，确保培养出联邦科技优先发展领域和社会、经济、产业所需的高水平人才，推进和开展突破性科学研究以及新创造和人文社科项目，促进其成果在社会经济领域的推广。[38]“优先-2030计划”将继续采用公开竞标的方式，旨在更新、开发并推广与俄罗斯联邦科技发展、经济产业和社会领域需求所符的高等教育教学方案、补充职业教育方案；与其他高校、科研机构、社会经济实体机构以网络合作的模式实施高等教育方案、开展新创造和人文社科项目；改善高校开展教学、科研、创作、社会人文活动的基础硬件设施；通过确保管理者和科教工作者的可再生性，进一步发掘高等教育系统和科学研发领域的人员潜力，使高校吸引更多的领军学者和改革实践经验丰富的专家；推动俄罗斯国内科教工作者和学生的学术流动，以实现科研、新创作及人文社科项目的合作与开展；继续吸引外国公民到俄罗斯高校学习，吸引优秀留学生留在俄罗斯就业。[39]
（二）“优先-2030计划”的特点
在支持范围上，“优先-2030计划”遴选并资助不同地区的106所高校，约占俄罗斯高校总数的14%。在“优先-2030计划”高校就读的全日制本科、专家文凭攻读生及研究生占全国总数的48.4%，副博士生及助理实习生占全国的52.3%。有全国45.1%的教师和53.6%的科研人员工作于上述高校。[40]该计划是俄罗斯现代历史上资助规模最大的改革计划。[41]
在支持目标上，如果说“5-100计划”是对入选高校的竞争力提升计划进行综合资助，那么该计划聚焦资助高校与其他科研教育机构及实体企业的合作方案、突破性科研项目、人才培养方案等更加具体的类别。在支持领域上，与“5-100计划”并未明确重点发展领域不同，“优先-2030计划”重视推动突破性科学研究以及新创造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强调这些成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应用和推广，同时高校被赋予了自主选择重点发展领域的权利。在资金保障上，本次计划将改变“5-100计划”单一的联邦预算资金资助的方式，提倡联邦主体和地区各政府机构为当地入选“优先-2030计划”的高校提供补充资金支持。国家资助金分为“基础部分”和“专门部分”。前者作为增加高校对俄联邦主体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开展新创造和社科项目的基础保障金；后者则分为两类，一是在“研究领导力”框架下资助开展突破性科学研究、高科技产品和技术研发、研发人员培育的高校[42]，二是在“区域或行业领导力”框架下资助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提升社会及实体经济领域人员、科技潜力的高校。
此外，与“5-100计划”高频次提出的“竞争力提升”“国际领先”不同，“优先-2030计划”的关键词为“科研”“教育”“产出”“创新”“经济与社会”和“地区”，这表明了在新的背景和需求下，俄罗斯的高等教育改革更加重视高校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强调高质量高等教育的普及和高水平人才的培养，构建高校—科研机构—实体企业一体化发展格局，以地方高校带动区域科技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不难看出，俄罗斯的高等教育改革战略已迈向更能与国内现状相适应的且更能回应国家、地区发展需求的“务实”之路。
（三）“优先-2030计划”的实施
俄联邦政府于2021年5月13日颁布第729号决议《关于战略学术领导力计划“优先-2030”的实施措施》，布置了“优先-2030计划”的实施框架，包括明确了该计划遴选资助高校的准则，规范了联邦预算资金对高校发展规划的资助细则、公布了联邦预算资金对高校发展规划资助额度的计算方法等。[43]同时，俄联邦政府还颁布了第730号决议《关于战略学术领导力计划“优先-2030”实施框架内高等教育机构发展规划支持委员会》。[44]通过对政策文件的剖析可以发现，“优先-2030计划”在实施上具有如下特点：
1.同步平行设立“优先-2030计划”框架内高等教育机构规划发展支持委员会（以下简称“支持委员会”）和“优先-2030计划”遴选委员会（以下简称“遴选委员会”）。前者由俄联邦政府批准设立，后者则由俄联邦科学与高等教育部组建。两个委员会都由20名成员构成，除主席和科学主管外，两者没有身份重叠的现象。支持委员会主要负责与获得国家“专门部分”资助金高校有关的工作，包括对该类高校的评选与淘汰、对其规划实施情况的监督及审查等。遴选委员会则主要负责“优先-2030计划”支持高校的评选，并负责与国家“基础部分”资助金高校的相关工作。两个委员会在各司其职的基础上，兼顾了部分工作的协调与交叉，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优先-2030计划”管理的效能。同时，已出台的政策明确规定在评选或决策时，应采取有效的回避制度，以确保“5-100计划”竞争力提升委员会成员非所涉高校的领导或工作者。为解决“5-100计划”存在的委员会决策过程不透明、与高校及社会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优先-2030计划”格外强调各个决策过程及其详细资料在官方网站的公开。
2.对比“优先-2030计划”支持委员会、遴选委员会和“5-100计划”竞争力提升委员会成员可以发现，除了成员数量上的变化，成员的国籍变化最为明显。“5-100计划” 委员会中有5位为外国专家学者，占总数的42%。“优先-2030计划”的两个委员会成员则全部为俄罗斯本国组织机构的代表，这佐证了俄罗斯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从“放眼国际”到“聚焦本土”的转变。
从成员所属领域来看，“5-100计划” 委员会成员为两名国家政府部门官员、8名学术界和两名企业代表。“优先-2030计划”支持委员会成员包括4名政府官员、10名学术组织代表以及6名企业代表。4名政府官员中，除了现任俄联邦政府副总理和俄联邦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部长外，新增了勘察加边疆区州长和新西伯利亚州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该计划对俄罗斯欠发达地区的关照。此外，在教育科研组织代表中，除了新增的莫斯科国立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以及俄罗斯国立核研究大学高校代表，还新增了若干非营利组织代表，来加强委员会工作的公平与公正。
与“5-100计划”委员会构成的另一个显著区别为：“优先-2030计划”格外细化委员会成员归属的具体学科领域，且以理工自然实科类代表居多，如俄罗斯国立核研究大学电子、自旋电子学和光子学纳米技术研究所所长，核研究联合研究所所长，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跨学科研究实验室首席研究员，俄罗斯化工集团佛萨卡公司总经理，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席，俄罗斯卡车制造卡玛兹公司总经理等，这也印证了该计划对俄罗斯应用科学前沿发展的侧重。
3. “优先-2030计划”采用4组不同的准入标准，使俄罗斯境内不同层次的高校，不分国立或私立、不论隶属部门关系、不论地区，只要满足其中一组，就可申请参与该计划。对申请高校的遴选采用7个评价维度，去掉了“5-100计划”强调的世界大学排名情况、高校论文发表数量、外籍教师和留学生比例等指标，着重强调竞选高校的发展规划是否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相契合，高校的整体学术认可度和潜力，开展科研项目的能力，与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构和自治机构、其他高校或科研机构、企业雇主及其协会的合作与互动等。[45]
4. “优先-2030计划”重视对创造类（即艺术类）高校的支持,在遴选委员会下设专门的小组，负责对艺术类高校的遴选与专家支持。2021年，共遴选出瓦岗诺娃芭蕾舞学院、俄罗斯戏剧艺术学院、全俄国立电影学院、俄罗斯格涅辛音乐学院、鲍里斯·休金戏剧学院5所艺术学院，它们因其悠久的建校历史和丰厚的艺术学科底蕴获得该计划的专项资助。这表明俄罗斯在支持国家优先发展领域的同时，也开始注重对传统文化艺术的保护与扶持。
5. 在对获资助高校进行建设成效评价（或测量）时，“优先-2030计划”设置不同的指标体系（见表1），即按照入选高校的不同定位，把其划分为三类：一是“基础部分”资助金高校；二是获得“专门部分”资助金，聚焦开展突破性科学研究、高科技产品技术研发、研发部门人员培育的高校（以下简称“研究领导力高校”）；三是获得“专门部分”资助金，聚焦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提升社会及实体经济领域人员、科技潜力的高校（以下简称“区域领导力高校”）。这三类高校按照不同的维度，依据公开的计算方法进行测评。从具体维度的设置上可以看出，“优先-2030计划”扭转了“5-100计划”对入选高校“一刀切”的评价体系，在充分考量高校的不同属性和定位的基础上，设置与其建设目标相匹配的评价维度。此外，作为“优先-2030计划”评价维度的补充，纳入了与高校教育质量、高校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和贡献、高校的创新潜力、高校科研的突破性和独创性等相关的评价方式。
俄联邦科学与高等教育部专门开设了“优先-2030计划”官方网站。从2021年6月到8月，该网站共收到俄罗斯192所高校的参与申请。遴选工作于2021年9月完成，共有52个联邦主体的106所高校入选，并获得约1亿卢布的“基础部分”资助金，15所高校获得“候选高校”身份，121所参与高校中地方高校占64%。2021年10月，支持委员会完成了“专门部分”资助金支持高校的评选，来自多个地区的17所高校成为“研究领导力高校”，28所高校被选为“区域领导力高校”，此类高校每年可获最高至10亿卢布的“专门部分”资助金。[46]
综上，俄罗斯的“5-100计划”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浪潮的后发追赶，其重要的出发点是旨在通过政府干预促进俄罗斯领先高校与国际“标准”的接轨，在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和知名度的同时，增加俄罗斯高等教育在国际教育市场中的份额占有率，促进俄罗斯教育、文化、意识形态的对外出口。但由于部分政策规则不完善、导向不明确，引发了“5-100计划”实施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通过分析新推出的“优先-2030计划”可知，“5-100计划”中存在的问题成为俄联邦政府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路径调整的重要参考。这也证明了发现并总结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面对俄乌战争、美欧制裁、能源博弈、经济危机等急剧变化的国际和国内局势，“优先-2030计划”可能会随国情而作出调整，但这并不影响该计划成为推动俄罗斯科技、教育、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重要国策。
（因篇幅限制，详细参考文献信息见纸刊）
本文刊登于《比较教育研究》2022年05期，若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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