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的这种神话，是可以轻易幻灭掉的，一瞬间
造就第402位讲者 杨柳
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电影文化研究学者
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是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是一个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和使用的一个词汇。但当我们在使用这个词时，其实彼此之间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是中产阶级的形象？
你会发现，在当代的这种语境中，中产阶级的形象，非常模棱两可。
有时候，我们会把他们想象成为媒体宣传中的事业非常成功的人士。但在大多数时候，他们又被泛化成为了社会中流砥柱的大多数成员。我们有的时候会叫他们白领，更多的时候，还会称他们为中间阶层（Middle Class）。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模糊的形象的存在呢？
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中产阶级作为一种舶来的身份，在本土的嫁接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断裂和扭曲的状态。
那这个状态是谁带来的呢？
我们不得不思考，就是我们当代消费社会中的传媒。所有的视听传媒，在这个时代，几乎都希望用中产阶级的这种符号去打造，或者去想象、去传播一种新的消费景观。
如何正确定义中产阶级？
在1968年，著名的戏剧家Arthur Miller在其剧本《代价》中曾说到：
过去一个人如果难受的话，他也许上教堂，也许闹革命。今天你如果难受的话，不知所措，怎么办呢？去消费！
△ Authur·Miller 20世纪美国戏剧三大家之一，代表作《推销员之死》、《萨勒姆的女巫》
也就是说，消费——它承载了几乎是宗教和政治，还有生产活动所能够带来的文化整合与社会内化的功能。我们的社会逐渐从一个生产型的社会，转向成了一个消费型的社会。
可能大家以为消费社会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它其实也是一个文化形态的概念。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们的认知体验因此被全面地革新了。
20世纪初，在西方消费社会，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产阶级大量涌现。
由于福特主义（Fordism）的工业生产方式被应用在许多行业中（即生产线标准化批量化的生产方式），大大节约了劳动成本和劳动时间，造成了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从事生产的工人越来越少了，都被机器代替了。与此同时，管理、协调和负责技术服务和支持的人员在增加。
在消费社会的体系下，中产阶级在迅速的膨胀，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变化：
在过去，我们划分阶层的标准可能是财富，但是到了消费社会的中产阶级的大量涌现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它的划分轴线变化了，变成了职业。
△中产阶级划分方式变化
所以这也是我的一些学生的困惑。他们在毕业以后，从事着影视行业的服务和管理等工作，跟我抱怨说：
“老师，我忙成狗，我挣的钱就一丢丢，我是中产阶级吗？”
我说：“你是，因为你不是体力劳动者和直接的生产者。”
所以，中产阶级不再是由我们认为的财富、物质占有的多寡来划分，它更多的是由工作性质、生活方式，以及心理认同，包括社会地位来划分的。
在工作性质上，他首先不从事于直接的生产，更多的是负责提供技术、服务、管理和协调分配的工作。
其次，他们要依托于庞大的机构生存。
再其次，他们是伴随着后工业化的阶段产生的。
综合这样一些特征的话，我们今天的中产阶级形象，大概是这几类人：例如政府职员、企业高管和工作人员、技术人员、教师等。
他们的特点，更多的表现在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对自己的心理认同上：
他们跟工人阶层不一样，工人阶层生产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他们生产完以后，自己能看到，有实践操作能力，有一种成就感。
他们也跟过去的传统贵族阶层和大资产阶级不一样，贵族阶层有先天的高贵血统；大资产阶级有独立的财产依托，他们都非常有底气。
中产阶级，既不能直接生产产品，又不能有贵族或财产的依托，怎么办呢？他们特别容易产生心理焦虑，特别需要一种社会认同和尊敬。他们往往通过消费和占有越来越多的文化资本来获得优越感，来粉饰和体现自己的地位。
这些曾经都是贵族们在良好的家庭出身、教育背景、经济背景基础上与生俱来的文化特征。所以，中产阶级是一个格外讲究品位、格调和审美的阶层。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身边会存在着一些可以被形容为“小资”的朋友，他们往往会喜欢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并且引以为傲。
这种态度其实是一种很典型的中产阶级态度：在经济上，我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没关系。我可以在文化上，在消费这种文化成本上，显示出来我与平民，我与这些“土老帽”，所谓的这些大资产阶级们的不同。
在西方，伴随着消费社会的发展，中产阶级几乎成了一个社会中非常稳定的能够支撑大规模消费的中坚力量，形成了一个橄榄球结构的中间的圆形。
但其实，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当下社会，都存在一个问题：消费的和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相对于我们的需求来说是过剩的。
这时候，商品大量存在一种符号化的倾向，用符号表达某种价值来进一步吸引人们去消费。消费社会的各种传媒不再只负责传递信息，而是利用和操控商品的形象符号来不断引发消费欲望、制造消费神话，购买某种商品是为了获得其本身不可能拥有的意义和地位。
我们看到这两颗猕猴桃，刚看到它们的时候，你觉得太可爱、太萌了，看起来非常的女性化、非常的健康。你觉得吃了它，就好像做完那张面膜一样。
事实上吃了以后是不会有这种效果的。
它在贩卖一种符号背后的价值和理念，它在说：“买我吧！我刺激你的消费欲望。你买我，会得到我背后的一些东西。”
其实明知得不到，但是我们还是很愚蠢。因为我自从看了这个广告以后，我在商场消费的时候，永远买这个品牌的猕猴桃。
这就是现代的消费社会，对我们的洗脑。
同样的，中产阶级被当做消费社会的原动力，他们的形象也被打造成了一堆符号，比如说快乐、幸福、富足、健康、时尚、美丽……我们看到了太多太多的影视作品中呈现这样的东西。
中国的中产阶级，和消费社会的状况，又有所不同了。中国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期开始,由于我们的这个社会经济的转型和全球资本进入，自然而然，我们在大中城市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消费主义的潮流。
我们看到了一种现代化商品批量生产和传媒工业发展背景下的大规模消费。所有的城市居民，他们对这种节日消费、休闲消费、炫耀性消费等等的消费活动都非常熟悉。即使是生活在中国山区边区的人们，他们也可以通过电视或广告，感受到和城市中产阶级一样的消费欲望的冲击。
“电影故事本身，几乎沦为广告和旅游宣传片”
最有趣的现象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几乎绝大部份的中国媒体,把目光全集中在了中产阶级的品位和趣味上面。
我们看到在一堆的广告里面，都是各种各样的，蹦的、跳的、非常活跃非常有气势的中产阶级。让我们误以为，现在的中国社会，应该是一个中产阶级极大发展、膨胀的社会吧。
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在90年代到2000年初的社会学学者的较权威的研究里，以及全国性抽样调查的报告，比如说像陆学艺、李春玲的研究，都在告诉我们说：在中国，中产阶级是人数非常少的一个阶层。
包括CHFS（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瑞信的调查报告也显示，尽管近年来中产阶级的数量在极度地膨胀，但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一个金字塔结构的顶端，它不是一个橄榄球结构的中间部分。
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奇怪，也值得反思的现象：我们的中产阶级，是由境外的中产阶级形象和媒体，对我们的反哺、培植、喂养，建立起来的中产阶级形象。
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的很多中产阶级形象都是模糊的。因为我们直接借鉴了太多的国外的东西，没有本土化。而本土化的东西里，又有太多的我们中产阶级品格的失范。
中产阶级在中国有一个特殊性，我们会看到西方的中产阶级，它是有一个很长期的发展过程的，有一个代际的继承性。这个代际的继承性，让它的发展非常缓慢、稳定，中产阶级的品格非常明确。
但是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现在的中产阶级，几乎都是第一代和第二代，所以你会发现，他们身上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们很多人有暴发户的心态，非常喜欢炫耀性的消费。
更典型的是，由于我们是有一个体制转型的过程，很多中产阶级的工作，是依附于体制、依附于权力体系的，所以他们的身上往往有一种心甘情愿的虚无，和迫不得已的犬儒。当我们在面对一些社会的诚信危机、公共的道德问题时，我们想象说，中产阶级也许是一个精英阶层，他们应该站出来发声吧。
不是的，他们大部分时候，可能会选择不作为或不相信。
我们说的犬儒主义，其实是英语单词cynicism，它是指一个人对社会不满意，但是他不去积极地抵抗，他用一种非常消极的态度去忍耐，或者是用一些愤世嫉俗的姿态去躲避。
仔细想一想，你的父辈母辈里面，经常会跟你说一句话：“遇到什么什么事可别管，我们管好自己就行了。”这是一个很传统的、很习惯的、我们的这种体制带来的中产阶级特征。
中产阶级在中国，人数少、底子薄，往往是以境外的中产阶级为参照。媒体和他们对其自身的想象，其实大于他们自己的成长。由于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以及媒体的力量，把他们推到了幕前，让他们几乎代替了大多数人的声音，形成了一个潜在的话语霸权。
这个话语霸权，就很好地体现在了中国当代的商业电影中。
随着中国消费社会的发展，商业电影，尤其是在不断涌现的都市题材的影片中，我们会发现，其中明显地体现出了这个时代的中产阶级的特征——当品位和格调成为判断一个阶层的标准的时候，电影中就是要给你展现大量的中产阶级符号，去引领你更好地消费。
所以，我们在电影中看到了无数直冲云霄的大厦，华丽的酒店，昂贵的山间度假别墅，浪漫的party，异域的风光，名贵的跑车、游轮，美食美酒，俊男靓女，旅游和度假……
电影不再是传统的电影了，叙事的完整，让位于符号的展现；
故事本身，几乎沦为广告和旅游宣传片。
同样，在这样的一种消费环境中，要求人们要重塑自己的道德，和重塑自己的灵魂和人格。
什么样的道德和人格呢？
享乐主义的伦理道德，和自恋型的人格。
其实中产阶级在本质上，就具有一种自恋主义的人格倾向。
因为这个阶层，他是最怕沦落到底层，他也最难进入到上层。他们有一种先天的焦虑，决定了他们要一种强烈的社会认同感与社会地位感。
他们会不断地打造自我的价值，让自我觉得：我适合，我可以，我是厉害的，我是得到认同的。这个偏好有时候会造成一个过于自我认同之后的自恋文化。
为什么会产生享乐主义的伦理呢？
中产阶级，往往是依附于现代的大企业制度和庞大机构而生存的，他们也有很多的管理规则和组织的纪律性。当这种平时工作中的条框越明确、越具体、越限制的时候，他们在私下里，越渴望一种灵魂的自由和精神的补偿。
但是他们往往找错了方向，他们很可能找到了一个东西，叫作身体工业。
法国的哲学家让·鲍德里亚曾经说过：
“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
因为消费社会永远要为你打造一个完美的、工业化的身体，让你去检视它，让你去衡量自己：
“我是不是哪里还不行，还不够瘦？”
“我是不是应该再用某某产品，再买一些东西，来装点我的身体？”
身体的美丽健康与否，代表的不只是肉体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它负载了一个人生活层次、社会地位、审美取向、消费能力的内涵，身体的完美与否很大程度上是关系着阶级身份的高贵与否。
中产阶级由于这样一种自恋人格，这种对自我极度肯定的要求，他们反而是最擅长于在电影中，寻找这种年轻、苗条、性感的身体的一些观众，他们通过这个身体来对照自己，来让自己进入到一个“合格的”中产阶级的形象范畴之内。
即使这些形象范畴非常酷，这些伦理道德非常新颖，我们的电影中体现出来的中产阶级形象，依然有很多问题。
比如说2010年的《杜拉拉升职记》，这部电影它是根据原著小说改编的，但是它改编得其实是一个南辕北辙的方向。
原著小说讲的是一个女孩子奋斗成功的故事，是一个草根的故事。电影讲的是一个写字楼里上下级之间的三角恋故事。
原著讲的是一个个人职场奋斗打拼过程中的浴血奋战，不断精进自己向前冲的一种可能性。
电影讲的是一个女孩子可以玩着、美着、浪漫着，最后还能爱情和事业双丰收的逻辑。
虽然现在全球的中产阶级中都盛行享乐主义、实用主义、虚无主义，但是我们会发现在好莱坞的同类影片中，比如《穿普拉达的女王》，比如一些电视剧《欲望都市》、《绝望的主妇》、《大小谎言》等，它们即使展现了很多的红男绿女、声色犬马，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还是能够从中看到很多挑衅、反叛和戏谑中产阶级文化的那种小火花。
所以《杜拉拉升职记》这部电影，在当时成为一个新的票房高峰，这本身就是我们自己文化状态的问题。
今年五一档的现象级影片《后来的我们》，这部电影中把两个男女主角在重逢相遇的时空，拍成了黑白片。非常沉闷和压抑。
电影的逻辑是什么？
是说男主角见清作为一个很成功的准金领的游戏设计师，作为一个年近中年的男性，他有他自己的社会身份、事业，也有他的妻子和儿子。
但是，这一切都被降格和贬损为了前任离开后，对他的一种生命的惩罚和失去。为了表现他的不幸，他的妻子在仅有的几个镜头里面，被安排成了不断的用手机来查岗的一个女性，和不断的抱怨说孩子上学难的怨妇。
在这样的一类影片中，中产阶级的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几乎是荡然无存的。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包括以上几部电影在内，都有偷情、一夜情、第三者、试婚等情节场面来进一步满足正常爱情、婚姻以外的性的欲望，进一步把感官需求通过更刺激和更具有满足感的方式放大。
有学者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产阶级就是关注自我欲望的极大化满足，就是追捧炫耀性消费和富有刺激性的偷情——因为在中国当前的社会背景下，炫耀性消费和偷情频率是中产阶级文化身份最有效的表达方式，是中产阶级显示财力、能力和地位的最佳形式。”
中产阶级的这种神话，是可以一瞬间轻易幻灭掉的
近年来，随着电影产业多元化发展和观众品位的逐渐成熟，他们可能更希望看到现实生活中的中产阶级真正的样子。
包括很多电影人，也开始反思和批判我们中产阶级这种道德规训里一些缺陷和不足。
比如说今年年初的《暴裂无声》，我们看到前景的男性形象徐文杰，在电影中演了一个律师：助纣为虐、道貌岸然。电影用一种极其简洁的隐喻般的手法，告诉我们这个社会中的中间阶层，有时候是道德失范的。
再看今年大热的女性主义的影片《找到你》，姚晨在里面演了一个律师，叫李捷。看起来非常地强势、精明、干练。这个女性似乎掌控着自己的人生。但是，当她的孩子丢失后，她那个华丽的中产阶级的外衣，一下子就被剥去了。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性？是一个无法平衡事业和家庭的女性，她的丈夫要跟她离婚，她的婆婆直接对她硬暴力，她的存折里面，连30万都拿不出来给绑匪。
她是一个需要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中，用喝酒这样的廉价方式去拉客户的人。我们在这样的女性身上看到了，在中国现实社会最大的都市当中看起来最强势的女性——她依然那么的弱小，那么的悲哀。
中产阶级的这种神话，是可以轻易幻灭掉的，一瞬间。
那我们还看到了一些更无耻，更无底线的中产阶级的男性形象。《嘉年华》中的政府官员性侵了未成年的少女，警察队长，包括宾馆的男老板，包括鉴定科的这些男医生们，这些中产阶级形象，几乎完全丧失了自己的道德底线。而且他们其实是成为一个社会的施暴者，或者是暴力的纵容者和包庇者。
这些电影让我们反思我们今天中产阶级这种文化，尤其在这样一个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它所存在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一个神话？
我们既然知道了，在这样的一个消费社会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电影的内部和外部的需求中，中产阶级形象被推到了前台，形成了一个神话。而在这个神话的背后，其实是一种商业符号操控下的精神危机，和人的品格的一种巨大的缺陷。
但为什么我们自己，我们今天的电影，还是想消费这样的中产阶级的形象和中产阶级的神话呢？
不得不承认的是，这样一系列的中产阶级符号，它们可以让我们更快地、更便捷地去消费，它可以让我们的内心产生更多的欲望和幻想。
它们让人们在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瞬息万变的消费社会中，能够比较顺利地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的标准和途径。
找到一种所谓的“安全感”，一种所谓的“常态”。
这恐怕，也是当前大部分的国人，所急迫需要的神话。
文字 | 杨柳、李莹；校对 | 其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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