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来时，上海游客跑得比谁都快

8月1日海南发生疫情以来，几条信息刷屏了人们的朋友圈：

“八万滞留旅客，七万上海人”

“现在封在三亚的旅客，和三个月前封在上海的市民是同一批人”

真的是这样吗？

使用城市间的分天实时人口流动数据，我们使用每天分城市的人口流动数据，做了一项调查。（该数据来自手机信令的数据汇总，感谢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CSD）杨阳提供相关数据。）

海南省的本轮疫情开始于8月1日，即三亚市报告1例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官方消息发布于8月2日。以8月1日为分界点，我们能看到这样一条流入和流出海南的人口曲线：

可以看到，8月1日后，流入海南的人口逐步降低， 8月8日时的流入下降到8月1日的17%。

与流入海南的人口相比，流出海南的人口随时间变化不大，在8月5日还创下了新高。在8月6日后，随着海南“封岛”，流出海南的人口也开始骤减。8月8日的海南省流出人口仅有8月1日的23%。

上图呈现的是整个海南省的情况，海南的行政区划较为特殊，在海口市、三亚市、三沙市和儋州市以外，还有大量省直辖的市或者县。但海南的疫情主要集中在三亚市一个地区，如果只观察三亚市的人口流动情况，则情况如下图所示：

8月1日之后，三亚市的人口流入比起整个海南省的人口流入出现了更快速的下降——8月4日下降至8月1日的29%——此时整个海南省的流入人口下降到了8月1日的59%，8月8日下降到8月1日的2%。三亚的流出人口下降也更迅速，在8月5日达到顶峰后，8月8日下降到了8月1日的5%，约为海南省此时同比的四分之一。

曲线的高度是每天的流动人口，那么这条曲线和横轴围成的面积便是一段时间内流出/流入的人口总量了。由于海南省与三亚市的流入人口的下降都要快于、早于流出人口的下降，我们可以在8月1日到8月8日的曲线中看到两条曲线围成了红色面积的人口净流出——这块净流出的人口，就是随着疫情爆发，逃离三亚的人口。

▍从海南“逃离”的人口，从何而来？

从上图的曲线可以看到，无论是海南还是三亚，在8月1日之后7天净流出的人口，都比7月25日到7月31日7天净流入的人口多得多。如果计算三亚市的情况，那么疫情前一周的净流入比疫情后一周的净流出的比值约等于52:1。

通俗点说，如果从7月25日到7月31日时从外省到三亚净流入1个人，那么从8月1日到8月7日，从三亚返回外省的净流出就有52人。

这些人是从哪里凭空出现的？下图列出了从7月1日到8月8日上海到三亚的人口流入和流出曲线，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人口的来源。

上图可以看到，上海从7月1日到7月31日，流入和流出三亚的人口都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且流出三亚的人口曲线向左平移几天后，基本上能与流入三亚的人口曲线重合，这表示流入的人口在几天后离开了三亚。在人口流入始终在上升的情况下，即使所有流入的人口都会在几天后离开，到三亚的人口“净流入”也会随着时间不断积累。

在7月全国疫情基本结束、暑假开始的大背景下，海南的旅游业重新复苏，娱乐餐饮指数提高了一倍之多，流入海南的人群也逐渐升高，在不知不觉间，积累出了大量“净流入”人口，他们成为了8月疫情之后逃离三亚、逃离海南的主力军。

▍逃离指数：如何衡量哪个城市的人逃得比较快？

从图1到图3我们可以看到，疫情前积累的“净流入”，和疫情爆发后积累的“净流出”，两者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

例如在图2中，8月1日到8月8日积累的净流出，等于7月25日到7月31日积累的净流入的52倍——人们不仅逃走了，还成倍地逃走了。

而在图3对应的区间内，8月1日到8月8日上海在三亚累计的净人口流出，仅等于7月1日到7月31日积累的净流入的45%。这意味着上海在三亚的游客，有55%在8月9日之后仍然滞留在三亚，只“逃走”了一半不到。

“逃出海南”的净流出人口比例占7月到海南的净流入人口比值，可以作为每一个城市的“逃离指数”。

有一些城市的“逃离指数”比较低，比如大连。从下图可以看到，在7月中下旬后，大连流入三亚的人口要远多于回流至大连的人口。在8月1日疫情爆发后，这部分人口大部分没有回流至大连。如果计算8月1日后的净流出人口和7月时净流入人口的比值，则大连的“逃离指数”只有13%。

而另一些城市的“逃离指数”较高。例如长春。从下图可以看到，8月1日之后从三亚向长春的净流出人口，达到了7月份长春向三亚的净流入人口的1.9倍之多。也就是说，不仅7月去旅游的长春人百分之百跑回来了，还有差不多人数的“存量人口”，在7月之前就居住在三亚的长春人，一并回来了。

这么一比较，长春，就是一个比起大连跑得更快的城市。

但是，上文的逃离指数仅在短期旅游的假设下有效。当一些城市的人口在三亚并非短期旅游，而是有更长期的迁徙周期时，“逃离指数”便会失效。

上图列出了哈尔滨市到三亚市的人口流入、流出情况。从图中看，哈尔滨在整个7、8月，都在从三亚净流出人口。原因很好理解，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2015年时居住在海南省外，2020年居住在海南的流动人口中，有六分之一来自东北三省，而东北三省中的六成以上来自黑龙江省——海南原本就有大量哈尔滨人口，他们在夏日到来之后迁回相对凉爽的东北，使得三亚7月就开始向哈尔滨大量“净流出”，也使得我们难以计算哈尔滨的“逃离指数”。

为了应对这种状况，我们结合了另一种逃离指数，一并计算每个城市从海南“撤离”的决心的魄力：

上式的含义是，一个城市8月5日到海南的流入人口，比起这个城市从7月25日到7月31日进入海南的流入人口下降越快，或者一个城市8月5日时从海南流出的人口，比起这个城市从7月25日到7月31日从海南回流的人口上升越多时，越说明这个城市的人更倾向于从疫情逃离。选择8月5日，是因为这是8月5日公布的海南省病例从前一日的24例暴增至127例，同时也是从海南撤离的人口峰值，是大部分人选择撤离的关键点。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陕西省咸阳市，见下图：

从上图可以看到，咸阳在8月5日的流出人口，是7月最后一个星期平均每天流出人口的4倍，而流入人口则下降至7月最后一个星期均值的20%。人口流入骤减，人口流出暴增，在图像上表现出流动人口曲线分叉，背后的推动力是咸阳人极强的“逃离”之心。

▍哪些城市的人“跑得比谁都快”？

用以上两种“逃离指数”平均后，标准化到0到1的区间，在城市人口在800万人以上，且和海南省有足够人口流量观察数据的40个城市中，我们构建了一个“综合逃离指数”，见下图：

可以看到，逃离指数排名第一的，是长春市——流出人口占比大、疫情后的流出速度快。随后是深圳、南京、西安、沈阳等地。周口、徐州、济宁和商丘等地排名靠后。

直接阅读这张表，我们似乎找不到什么规律。逃离指数的大小，和地理位置没有什么关系，和城市发达程度似乎也没有关系。北京、广州等比较发达的地区逃离指数很低，而深圳、南京的逃离指数就相对较高。

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每个城市的逃离指数呢？下图列出了一种可能性。

上图中的纵轴是每个城市的逃离指数，而横轴是每个城市在2022年的感染人数占总人口比例的对数值。可以看到，2022年疫情越严重的城市，在海南省疫情爆发后，逃离指数越高。两者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在0.01%的水平上显著。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之前越是经历过严重疫情的城市，再次遇到疫情时，跑得越是比谁都快。

▍结语

再回到本文开头，8万滞留游客中有7万上海人的论断，这个数字对吗？我们没有准确的人口数字可以证实或者证伪这一点，但从指数化的城市间人流量数据看，上海到三亚的净流入人口，确实有一半多没能在疫情后撤离完毕。

但这是否能说明，上海人民热爱旅游，到了不惧疫情的程度呢？

这句话对了一半。

上海人民确实热爱旅游，尤其是在6月解封、7月暑假后，上海人民不断涌向海南，且流量不断增加，使得8月初的海南，已经集聚了太多的上海“滞留游客”。

但上海人民绝不是不惧疫情。从上文的“逃离指数”看，上海在40个城市中排名13，这还有一部分还是因为滞留人口太多导致的，如果只去看第二种“逃离指数”定义，上海8月5日从海南的流出人口达到了疫情前均值的两倍多，在上表列出的40个城市中，可以说是“跑得比谁都快”了。

所以，说上海人民不惧疫情，就不够准确了。事实上，遭遇过越严重疫情的城市，在这一波海南疫情中，跑得越快。长春、上海、西安……均是如此。暂时没有疫情？赶紧去玩。疫情来了？撒丫子跑。

奈何跑得再快，也快不过病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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