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乾坤丨一场灾难的开始？
一场灾难的开始？
作者简介：裴乾坤，格致社校书郎，心有不器之志，亦不舍人间冷暖，唯求人间太平，逍遥一世。
三月的西湖，桃红柳绿，湖山览胜，从陆家嘴压抑的办公室出门的小L，本来满心欢喜地希望在这山灵水秀之地度过一个难得的悠闲周末，此刻却坐在通往春日的列车上满面愁容。
“出大事了”，她说。
就在列车开动时，她的手机上传来消息：资产规模超过2000亿元的美国硅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SVB）破产了！
让小L瞳孔地震的，不仅在于这家银行的惊人规模，更在于它的倒下似乎预示着一个可怕的前景。
众所周知，这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的银行其主营业务就是为硅谷的初创企业提供融资，并吸收这些企业的存款，而这种只针对某一类或少数几类，甚至少数几个客户提供专项服务的银行，其实是美国许多中小型银行的常态。
一切都要从春天说起
随着疫情的寒冬逐渐过去，世界经济似乎也开始逐渐复苏。为了在那个寒冬为经济提供保护，美联储用了短短两年的时间，就通过低息乃至0息的方式，将资产负债规模从4万亿扩张至9万亿，其放水速度超过了过去40年的总和。在大水漫灌之下，美国的科技企业迎来了“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时节，美国科技在硅谷，而硅谷老板的钱，当然要存进硅谷银行。就这样，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硅谷银行吸收的存款就翻了两番！
而拿到钱的硅谷银行则开始了它的“稳健投资”——买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
从理论上说，这两种资产的确是相当稳健的投资工具，前者有美国国家信用做担保；后者实际上是一种将多种抵押贷款打包出售的证券，里面包含的债权有的安全，有的不那么安全，但因其多元性而不至于全损，又因其可转卖而不至于自己背锅，故而也被信用评级机构认为是可以评为AAA级的安全证券。正是因为这些资产看上去十分安全和稳健，因此硅谷银行分别买了160亿和1000亿——占其资产总额的50%以上。
福兮祸兮？
至少从美国的物价水平看来，大多数美国人无福消受这大水漫灌的结果。2022年5月，美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增幅达到8.5%（同期中国只有2.1%），其中与国计民生关系最密切的交通运输、食品饮料和住房的增幅则更是分别高达19.4%、9.7%和6.9%。
（图为2018—2023年美国CPI变化趋势）
面对这种规模的通胀，美联储认为再不抽紧银根，怕是不行了。但是加息无论对风险资产（例如股票）还是对避险资产（例如债权）都不是好消息，对于硅谷企业和硅谷银行而言，更是如此。就前者而言，高利率让融资愈加困难，但科研人员得吃饭，钱从哪里来，只能从银行账户的存量中取；就后者而言，高利率会将资金从债券市场持续抽出，让债券的“含金量”不断缩水，成为没人愿意持有的废纸，进而导致债券价格大跌，这就让硅谷银行手中的“稳健资产”日渐蒸发贬值。
这就是硅谷银行“临死”前看到的场景——活期存款骤降了35%，为支付挤兑而出售资产实实在在地亏了18亿，还有150亿的可能损失；而跟着它倒下的，还有加密货币行业的主要银行之一签名银行（Signature Bank），以及各大银行股价——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富国银行和花旗集团四家银行的市值缩水高达520亿美元。
灾难要来了吗？
在坐拥千顷碧波的豪华酒店套间里，L君彻夜未眠，春日的晚风仍有一些料峭，但她不确定她的寒颤是因何而起。大概见识过2008年金融危机的人，面对此情此景，没法不产生一些联想，一切都太像了。
同样的机构暴雷，同样的挤兑，同样的信心崩溃，更要命的是，与2008年那些因本身持有“有毒资产”而暴雷的金融机构相比，硅谷银行的资产可谓优质：如果把时钟拨回加息之前，或许在很多人眼里，硅谷银行高管们的决策——专精一个领域，只投稳健资产——虽说有一些冒进，但总体而言有其合理性，而它的快速成长则证实了它对当时金融大环境的适应性。
只是，大环境变了。
那么，让大环境发生改变的人，应当为此承担一部分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华尔街传奇基金经理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在3月11日的推文中主张哪怕会带来道德风险，也要不顾一切地救市，尽管他也指出了硅谷银行高管们“将短期存款投资于长期固定利率资产”，的确是“搞砸了”，并“理所应当丢掉饭碗”。
说实话，与2008年相比，无论是美联储、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还是美国财政部，救市的主力军所面临的障碍要小很多。
正如埃里克·波斯纳教授的《最后防线》一书所言，面对导致金融危机的影子银行体系，美国的救市机构面临众多法律上的掣肘：在美国，尽管美联储通常被视作最终贷款人，但实际上最终贷款人的职能是由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共同承担的。在《多德-弗兰克法》颁布之前（该法于2010年生效），美联储曾被视为具有偿债能力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最终贷款人。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则拥有对资不抵债的银行进行清算的权力；作为这项权力的一部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可以在紧急情况下为对手方提供类似于最终贷款人的贷款。然而，向资不抵债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对手方提供贷款的权力是不存在的。
此外，救助暴雷的金融机构隐含的道德风险——用纳税人的钱为金融家的冒进买单——本身就带有先天的政治不正确，波斯纳曾这样描绘当时的场景：对政治反应的担心还导致了监管部门最严重的失误———不救助雷曼兄弟。就在对贝尔斯登提供救助之后，国会两党和两位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和巴拉克·奥巴马都反对继续开展紧急救助。保尔森领会到了这一点。他曾在一次和其他政府官员的电话会议中说道：“大家都叫我‘救市先生’，我不能再这么干了。”显然，保尔森和伯南克也都认为，雷曼兄弟的倒闭不仅不会损害金融系统，反而有利于消减自救助贝尔斯登以来就在金融系统中不断积聚的道德风险。此后，政治因素很可能再也没有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它加剧了判断上的失误。
而当下遭受危机的主要是银行，哪怕不考虑2008年至今美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完善，也不会触发法律上的两难处境，更何况15年前的那场危机让人们意识到：存在道德风险本身并不能说明任何事情。所有的保险项目都会引发道德风险。如果事前监管可以控制一部分道德风险，而保险又确实是必需的，那么剩余的道德风险就只不过是保险的一部分代价罢了。
这一次的救助来得十分及时。在不到48小时的时间内，美联储就拿出了它的救助方案——银行定期融资计划（Bank Term Funding Program, BTFP），只要受困银行以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面额而不是真实市场价值作为抵押品，就能获得为期一年的贷款，该计划规模虽然只有250亿美元，但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流动性危机。更何况，美国财政部也从外汇平准基金（Exchange Stabilization Fund, ESF）中调拨了250亿美元作为后备。要知道，这笔基金在2008年之前只能以“稳定外汇汇率”的目的“购买的其他信用票据和证券”，但在那次危机中，财政部为了“恢复投资者对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信心”，在没有得到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从该基金中调用了500亿美元。或许正是这一先例，为财政部果断加入救助行动提供了动力。
那么，这就结束了吗？
监管机构的介入似乎无法安抚像L君这样的金融从业者，他们知道，即便为当下的困境注入了流动性，也只是重建信心而已，固然能让诸如硅谷银行这样的存款机构不必为兑付存款而贱卖资产，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说，客户类型的高度集中化，是美国中小银行的“通病”，它们无法在多样化综合经营的赛道上卷赢大银行，只能以各种创新的经营模式求得特定生态位上发展，这就使得它们对特定行业的波动尤其敏感。另一方面，引发本次“黑天鹅”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美联储的加息，而加息又是为应对更庞杂、更系统的困境，因此美联储必须在保护民众和实体经济，与保护金融市场繁荣之间艰难取舍、小心行事。
或许，在金融市场这个混沌系统中，危机是必然，平安是偶然，但重要的是，我们能有足够的能力和手段应对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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