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IC导读：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为您解读产权界定与中国的产权改革。
产权界定与中国的产权改革
周其仁
本文原刊于《科学发展》2017年第6期
周其仁教授
一
产权界定
资源、资源配置、经济物品、财产这些词，各有含义。财产，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已经包含归属，属于谁。它是一个权利的概念，权利实际上是对一组行为的社会规范，所规范的是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任何社会都有这种规范。财产归属就是一种权利，这个权利的特点是附着在有形物品上的一种行为。每个社会其实有各式各样允许人自由活动的根据。
财产是所有根据中的一种，它是基于物的，基于物就把其他根据放到一边去了。你有财产，你就有这个行动的权利，跟你体量多重，体质多强，都没有关系。所以，它实际界定了一种自由活动的方向。它是一个社会规范，要真有这个自由，要加以限制。这是rights的概念，这个rights就是一套社会规范，决定了谁可以做、谁不能做。
英美法系说property rights，其实property里面已经有归属这个含义，property和一般的经济资源或经济物品不同，只要讲财产，就已经有归属的含义了。大陆法系为了把这个事情讲得更加透彻、更清楚，所以叫物权。物权(sachenrecht)的定义是：权利人支配一定物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它是绝对权(absolute right)。也就是说，除了权利人以外，一切不特定的人都是义务人。如果说这瓶水是我的，围绕这个水的自由，只有我享有，其他人都是义务人，你要尊重我的自由。罗马法和法兰西《民法》关于所有权的定义是：以法律所允许的最独断的方式处理事物的权利。
下面引用一个美国产权经济学家阿尔钦（Armen Albert Alchian，1914—2013）的定义，他说，财产权利就是“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对某种经济物品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这个定义是说，要有一套社会的东西强制执行，包括政府的力量、日常社会行动、通行的伦理和道德规范。rights的词根就是right，它就必须对、正确，而且不是一两个人认为正确。所以任何社会真要建立权利，它确实和这个社会的观念有关系，如果多数人认为这个事情不对，就算法律写上了，执行的成本也会非常高。
今天的社会，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从计划体制转型，有转型时期的紊乱，行为的自由度边界在变化。变化的原因不仅仅是正规法律变了没有，首先是多数人怎么看这个问题。在中国，为什么改革很困难，因为很多人对事情的看法不一样。就是白纸黑字写进了法律，或许在南方行得通，而在北方就不一定行得通；或者今年行不通，过几年可能就通了。
经济要发展，必须进行资源配置，为什么要强调归属?产权经济学的解释是，人的欲望总是无穷的，这是稀缺的由来。当一个东西稀缺的时候，它对应人的欲望来说是永远不够的;只要是永远不够，就一定会争，所以竞争是无处不在的。要争资源，就要用各种办法来决定输赢。人类斗来斗去，发现确定以物作基点的行为自由有一个好处，它鼓励生产。如果没有排他性的权利边界，人们会倾向于凭武力或身份地位等来占用、使用资源。一旦确立有效产权边界，则鼓励人们生产与交换。
野生动物已经要靠人类保护了，那么厉害的猛兽，因为它无主，谁都可以下手，你不下手，别人下手。但是，家禽为什么数量越来越多?因为家禽是有主的，这个有主不光是有屋子罩着它，还有一套法律、规范、社会伦理保护它，不能随便碰。不能随便碰，又想得到它，怎么办呢?那你生产商品来换吧，所以生产性的活动，是被财产权逼出来的。现在，野生老虎越来越少了，饲养的老虎却越来越多，就是这个道理。只要它有经济价值，同样的人，就不研究怎么把它放倒，而是研究怎么让它长大，怎么肉多一点，怎么好看一点，增加对人类的供应。这些东西都是财产权，它是社会划定竞争类型的基本手段，稀缺资源总是要争的，拿什么准则来争，这对一个社会贫穷还是富有至关重要。
财产权里面有很多权能，包括利用、使用、收益、转让(处分)。最重要的是转让权。我们都知道，有恒产者有恒心。但是，有恒产的人不一定是利用资产最优的人，这是永远的矛盾。这块地是我的，但我不一定能把地种得最好。所以，我会把种地的权利跟别人去交换。这个转让权是整个产权中最敏感、最重要的，因为它会让资源不断转到利用效率高的人手里。这块地我自己种，产出800斤粮食，我转给你种，产出1000斤，增量200斤，这对双方都有好处。只要资源是便于转让的，这个资源就会在社会中不断得到较高的利用，然后形成整个分工，这是国富论的基础，分工就是靠转让起来的，如果没有转让，大家什么都得干。
产权有一个强度问题。虽然它不是一个物理的概念，而是与人的关系。但它像物理的东西一样有强度。这个强度用什么来衡量呢?你写一个产权，它能不能执行?执行的成本多高?这是整个产权经济学的一个方面，它把权利转向以经验为基础，哪种权利行得通，其实是由执行成本来决定的，有很多权利你写上去，但执行不了，没有用。我们来看一些例证，1993年，有人兜售月亮上的土地，一平方米一平方米地卖，但无法执行，所以那个市场不会起来。哄抢，无论东方西方都有。美国那么有秩序的法治国家，佛罗里达州大洪水来的时候，照样哄抢。人类社会在某一个时点上会发疯，在发疯的情况下，法律产权边界没有了，大量的交易会出现违约和欺诈。这个东西是我的，钱是你的，你看着都很清楚，但一进入交易过程，很多边界就不清楚了，这也是为什么市场监管和秩序存在很大问题，其本质就是能否有效建立产权的问题。
私人财产、公有财产，今天所有的改革都与它有关。英语的private，一定是individual，个人的。在中国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下，非官方的就是私人的。我们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民营企业都叫作私营、民企。其实，任何一个企业都是多种所有权之间的合约关系。《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这本书很值得读，它就把这个东西区分开来了。真正以个人为基础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那是发源于西欧的，后来去了美国。东方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这个边界不是以个人为基本原则，而是以家庭、血缘、地方等为基本原则。所以，到底什么叫私产，东西方有着一些微妙的差异。
公产(common rights)，根据定义，对任何个人不具有排他性，谁都可以利用它，谁都可以受益，这种财产叫公有财产。当然，公有财产这个概念还要加上一个维度，在分析经济问题时要把这个概念细化一下，因为所有资源在被消费时会有一些特性。有一些资源你用，不影响别人用，这不是公有，是公用。
Public goods，有些人翻译为公共财产，这样就不是很清楚，它是公共所有呢?还是你用不影响别人用呢?
所以，这里建立两个不同维度和四个象限(见图1)。一个维度是标识资源本身的特性，有一些资源你用，就影响别人用。比如这瓶水，我喝了，别人不能喝。这个音乐你听，我也可以听。一条公路在没有挤满之前，你开进去，我也可以开进去，互相不影响。过了临界点，就开始排他了。一个维度是使用上排他不排他，一个维度是法律上排他不排他，两个维度合在一起所以有四个象限。
图1 资源与产权：概念矩阵
第一个象限，最私有化的东西，法律上排他，技术上也排他。
第二个象限，法律上排他，技术上不排他。有好多东西虽然可以让很多人分享，但法律明确是排他的。无论在西方社会，还是在我们这里，很多私人财产是可以公用的，很多私人财产可以让别人来共享。法律上排他，技术上不排他。比如我的自行车，我现在不用，技术上不排他，但问题在于，你要知道我什么时候不用，要知道谁这个时候要用，很多新的生意和这个有关。
比较大的问题是，法律上不排他，技术上排他，公地的悲剧就经常发生在这个象限。因为，法律上谁都可以进来，但是资源有限，比如羊放多了，植被就破坏了;捕鱼捕多了，鱼群不能再生产了;汽车尾气排放多了，最后空气污染大家都没法活了。法律不排他，谁都可以进去，但某些资源在利用强度上有一个极限。
当然，最理想的就是技术上不排他，法律上也不排他，是真正公有制的那种东西。通常，信息是可以无限分享的。为什么信息技术发展起来以后，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很多东西是可以共享的，一条信息你知道了，永远不会影响我知道。如果技术革命让很多东西可以分享，知识、信息、技术是可以分享的。
要当心的是第三象限，因为第三象限是法律上不排他，但这个资源的性质排他，或者过了临界点就变成排他的。一开始，废气排放大家都不觉得是问题，这么大的天空排放出去很快就稀释了，但是废气排放到一定程度，环境容量就没有了。马路上堵车也是这么形成的，加一个车没有问题，再来一个车也没有问题，但最后总有一天道路车辆饱和所有人都走不动了。所以，要特别注意这类资源的制度安排。
在真实世界里，彻底的私人财产，完全按照个人的意志自由的支配，想干什么干什么，那是在孤岛上的私人财产。任何由多人组成的社会，尤其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国家里，私人财产都有一个边界。纯粹的公有财产，也是极为罕见的。太空资源不排他，是因为在技术上有很大的问题，谁也去不了，等飞船多了以后，一定会打起来，一定要建立国际规则。现在不建立规则，是因为法律上不需要限制，实际上没有几个人可以去。有个美国公司，它想搞太空开发要筹资，卖10万美元一张票送人到100公里高的地方，还没有出地球的圈，逛一圈再回来，这已经贵到了多数人不会去了，所以它不会拥堵的。等到去的人多了，纯粹的公产一定会增加限制，一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增加排他性。
所以，在真实世界里，私人财产只要存在于社会中，总要受限制。私有财产都有一个边界，法律上所有权属于你，但你利用这个所有权的程度，在每个社会都有一些限制。国有制很少有完全的不排他，首先它有一个国界，你来得有签证。传统农民的私产，一是土地，二是房屋。农村两栋房子可以盖得多近，是有规矩的，这栋房子屋顶上淌下来的水，不能洒到对面邻居的墙上，因为是泥墙，要有一定的距离，小于这个距离就不行，有民规，有习俗。
美国的地，原来是英国女王的殖民地，独立以后就是联邦的地，联邦的地怎么执行?公有制怎么执行?没有办法执行。欧洲几千万移民来，也没有带地来，占了地就种。联邦原来的态度是把他们轰走，后来发现成本太高，你得驻扎军队，军队一撤，移民就来非法占地。最后，议员们通过一个法案，只要他好好耕种这个地，好好在这里生活，多长期限以后，一块两毛五买一英亩土地，然后美国政府给他发产权证。美国的土地私有制就这么建起来的，是成本决定的。当然，它在建的时候，还没有彻底私有化，美国到今天还有三分之一的国有土地，上面有国家公园、机场、港口，如纽约世贸大厦下面的地是纽约港务局的。1861年，美国颁布了意义深远的《宅地法》，每个县都留了一块土地做教育用，你要办教育就把这块地出租，弄钱来请老师。
真实世界里，土地不是全部私有或全部公有，是根据需要来的。故宫是公有的，对全国人民没有排他性，至少中国人都可以去。但是，长假期间，人太拥挤，物理上进不去了。公有财产完全不排他，做不到，总要有限制。
真正的产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观念变化、技术变化、法律变化，它要不断地界定再界定。私产有负的外部性，比如广场舞里面，喇叭是私人的，广场是公共的，你声音太大别人睡不着，容易产生纠纷，这就需要规范管理。对不起，超过晚上10点半，你们不能再大声唱了。有了规矩，这个社会才能和谐。法律不排他，技术上排他，太多人拥挤，公园就糟蹋了。对公产要做限制，某种程度要建立排他性。对私产也要做限制，就是对绝对的自由要减少。无论是对私产还是公产的种种限制，都要不断调整，因为加过头后也会发生问题。如果这个法律本身又僵化，就会妨碍自由利用财产带来的好处。技术变化以后，它也可以再变一变。其实，有些资源是要公有的，但是要不要全盘公有?正确的答案是取决于成本，取决于执行的效果怎么样。公有资源是全国人民的，怎么管理?然而，公有资源遇到了问题，马上就说私有化。我们现在最大程度有一个共识，就是多种所有制。
国有企业也是全民财产，挺好的，全国一盘棋。搞经济建设，整体上不要小九九了，到今天这句话也没有错，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效果是存在的。问题是，命令下得了那么细吗?计委发命令需要多少信息啊?战争年代简单，战时经济就是那么几样东西，没有问题。苏联模式也经受过考验，和平时期需求的品种那么多，怎么组织产供销啊?工厂盖个厕所要打报告，设备要不要购置、报废也要打报告，国家经济管理机关怎么处理得过来?最后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包产到户、引进外资、民营企业合法、国企改制、土地流转，所有这些活动，就是财产权利重新界定，就是个人、集体、国家行为的边界重划。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私人老板再有本事，他的财产也是国家的，是国有体制的组成部分。怎么配置这个资源，他就没有发言权了，要服从计划。
后来发现，这样的资源配置非常浪费。为什么?每一代中国企业家，靠判断市场要什么，然后把这个东西生产出来，去迎合市场需求赚钱。这种做法，后来把它取消了。我们这么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如果把这种做法取消，最后的结果是，原来东京比不过上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比不过上海，后来都超过了上海。问题在哪里?就是边界划错了，有些边界划得太大，有些边界划得太小。产权界定很有意思，它可以一道一道地划，不合适再划一道，扩大自主权，到今天也没有定义过，到底扩大到什么程度算自主权扩大。其实这个活动，有一个经济学定理可以阐释的，就是科斯定理。清楚界定财产的权利是市场交易的前提，因为市场交易就是让资源不断得到更好的利用。
二
产权改革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意见提出：“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保护产权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有恒产者有恒心，经济主体财产权的有效保障和实现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
这几句话点到几个问题。第一，“国有产权由于所有者和代理人关系不够清晰，存在内部人控制、关联交易等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第二，“利用公权力侵害私有产权、违法查封扣押冻结民营企业财产等现象时有发生”。第三，“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侵权易发多发”。这些问题还不完全是界定完保护就行了，它为什么难保护呢?就是执行成本太高。执行成本有各种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界定还不到位。所以，要真正保护现有的财产权利，还得进一步地产权改革。
（一）农业土地
农业土地是最早改革的领域。包产到户，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基本解决。集体土地再也不是完全集体耕作，集体土地可以家庭承包经营，使用、利用、收益、转让，全都有法律保护，这个已经做到了。农村土地可以转让，大规模转让，这个也已经发生，现在工商业也开始进入农业活动了。
但是留了一个尾巴，这个尾巴非常隐蔽，它在很多地方保留着：农户如果人口发生变化，它还有权利要求重新调整土地，这是真正集体经济的一个性质。农村土地承包期限，开始是10年、15年、30年不变，现在是长久不变。这在上层建筑里已经没有很大的分歧。但在基层不行。我家人口多了，他家人口减了，这家女儿嫁出去了，那家儿子娶媳妇进来了。每个家庭当年平等承包的土地，就变成人均土地不平等了，所以不断产生调地要求。在这个问题上，这么调下去，还有长久不变吗?搞这个事情是高难度的，我们的改革是承认集体经济，在基层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
1988年，贵州省遵义地区湄潭县做了个试验。当时农村深化改革，很多事情想不出什么办法，就让各地做试验，各地试什么东西各地上报，贵州省报了个题目叫“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当时觉得难以接受，人口多了，地不调，不就变穷了吗?那时农民主要还是靠农业生存。不断调土地，土地不断细碎化，人们就把注意力放在这块耕地里，不往外走。怎么让农民接受?要做好多工作，农民有不同意见。那些人口变少的农户同意不调，那些可以往外打工的家庭同意不调。后来政府做了工作，给一些资金，培训农民，往耕地以外的资源走。再往后就是外出打工，搞工商业。湄潭县这个试验从1988年一直坚持到现在，就是不动地。叫“人丁变化，永不动地”。
这个经验在湄潭行了，能不能扩大呢?中央的方针开始是建议，可以考虑湄潭这个办法，供大家学习，后来就逐步推广，再后来写进了法律，2002年改农地承包法的时候写进去了，承包期限内不要动地。这个承包期限原来是15年，后来是30年，再后来是长久不变。
我国《宪法》规定，城市居民是居委会自治，农村是村民自治。村民自治有六个功能，其中第一条是管理集体土地。中国现在是双轨制。一个是湄潭经验，同意永远不调，其实有不少农村地区再也不调地了。但是还有一些地方，用村民自治法，因为是村民自治，可以通过举手表决调还是不调，多数人同意调就调。所以，今天中国农村就有了这个尾巴。
为什么说是尾巴呢?你想想看，这个地过几年就要调，这个地怎么转让?公司进去签50年、70年的合同，大规模整理土地，要搞新的现代农业。过两年农民说，这里的土地关系还要调。后面的资源更优利用就做不到。相反的一种意见就认为，这个公平啊，可以防止农村出现矛盾，人口多就分一块地。中国两千年历史上，你家人口多了，可以分邻居家的地吗?从来没有的。个人财产真叫私人财产，老子的财产不是儿子就可以平分的，老子的财产要写个遗嘱，说给谁就给谁，不给你就不给你。
在这个基础之上，家庭内土地你去分就算了。你要跨家庭重新调整土地，那么，什么恒产、什么恒心，怎么会有?怎么转让?转让的成本就非常高，这个事情就卡在这里。国务院要求，2016年完成全国不动产登记，这个事情非常大。颁一张土地证，颁证以后，人口积累到一定程度，要求再调。很多地方就等30年，上一轮30年到期后就要调地，这个问题现在都没有解决。一部分地方已经不调了，转让就有基础。一部分地方还做不到。这个问题应该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中解决。
有人认为这样对农民有好处，其实这是害农民，因为你把农民锁在土地里。人的心理倾向是，如果这里有一个凭身份就可以拿的东西，他就不走了。大家都说农村没有人了，这个观察是有问题的。农业对GDP的贡献就是7%~8%，加上补贴，是GDP的9%。你看农村还有多少人口?为什么那么多人还在里面?这对国民经济的资源配置，劳动力价格上涨，在宏观上都有影响，所以产权还要再划下去。
我们这个集体模式其实是从苏联学来的，苏联是北方高纬度地带，土地有的是，人烟稀少。它是村社的传统，到村社领一块地种，人一死，就把地还给村社。依据中国人口和土地的要素享赋，怎么能学这套东西呢?但是一旦学来，它就变成了传统，变成了利益。
问题更大的是建设用地，盖房子的地。其实到今天为止，1988年《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还没有落实。1988年《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没有说只有国有土地才可以转让。但到今天为止，生效的只是国有土地转让暂行规定，这也是我国土地市场、土地财政的法律基础。而集体土地呢?不能转让。这也构成城乡很大的问题，包括供地机制。现在国有土地可以入市，但这个当时也是匆匆忙忙从香港学来的，40年、50年、70年期限。然后呢，地价怎么定?70年期限到期了，怎么办?到时候是地产税制度，还是土地批租制度?我国的土地制度还没有完全理顺。
（二）非国有土地
非国有土地，国家可以征用。《宪法》规定的征用，有一个前置词，为了公共利益。现在为了商业利益，都征用土地，这是我们国家很大的一件事。你拿去是商用，又不是建国防基地，又不是修水利工程，怎么可以随便动用征用权呢?你是商业利用，他也是商业利用，来个竞价吧，这才是市场配置资源，要有个基本公道才对啊。
这个改革非常难，十六届三中全会、十七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都讲要逐步收缩征地规模。碰到经济下行，需要通过投资来拉动的时候，国家投资首先要占一块地。所以实际上在整个决策层，这一点大家都认为不对，但如果征地规模收缩，国民经济建设怎么办?遇到经济下行，需要投资拉动的时候，怎么办?其实4万亿元投资，不光是财政和信贷，首先就是大量的地要征用。真正公共用途的征地没有问题，美国也得征地，日本也得征地，但今天中国城市化大量征地是商业用途，在公益上就讲不通。
现在，农民也大量占地搞建设，一块就是宅基地。到今天为止，这个权利还是硬硬的，叫一户一宅，成年一结婚，就领一块地，全世界哪有这种制度?免费领一块地，领了以后，这块地只能自己盖房子，自己住，不能转让。2. 4亿农民都进了城，很多房子平时根本就没有人住，就过年回去那么十来天、半个月，但是同样占地、占资源、占投资、占农民的储蓄。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我们的安全阀门，万一农民在外面经商失败，回家不至于流离失所。但是，如果在城里都没有机会，农村怎么会有机会呢?
但是这件事情对农民有影响。很多土地都己进入市场，但是不合法，那就是小产权。中国现在多少老百姓的物业是小产权?悬在空中，哪天可能就会有问题。什么恒产恒心?法律上不支持。政府不是根据法案，而是通过国务院办公厅文件规定，城市居民不能买小产权房。这是财产权利问题，这个物业有人愿意买，他来买，他出价高，你不让他买，这不就是产权的有效性问题吗?
（三）国企国资
经过1997-1998年的改革，国企大面积亏损的问题解决了，能卖就卖，能出租就出租，抓大放小。新的问题是什么?留下的国有企业大量盈利，当年就是因为亏损才推动了改革，三年脱困了。当时整个国企账面就是亏的，这是1997年改革的合法性。
国企亏损问题解决以后，下一个改革动力是什么?
首先就是对还要不要改，没有高度共识。仔细观察国有企业的情况，整体来看国有企业赚了很多钱，账本上非常好看。但作为大集团，内部可能有交叉补贴，自己投资了很多东西是亏的，加到一起是盈利的。这个问题是权力问题，全国人民同意办这些掩盖在里面的亏损项目吗?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你是国有企业，全民的企业，利润上交怎么定?多少年这个利润由国有企业自由支配，这也是国有企业这些年追求利润的动力，挣钱了我的地盘就大。
第三，有很多领域，特别是央企中很大一部分，是不准别人进去做这个生意的，它又是基础的产品和服务，这种利润是国民经济的成本。国民经济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我非买你这个东西不可，那就是我的成本，你的利润越高，其他行业的成本就越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你要不要进一步开放市场，引进竞争机制?因为它独家经营，你看不出来它优不优。
最严重的问题是，反腐暴露出来大量的国有企业内部控制权。从法律上讲，国企是全国人民的，事实上呢?一些国企成了少数人口袋里的囊中之物。这个问题不解决，可不仅是经济问题。如果是问题导向，就应该面对问题，进一步探索，怎么把国有资产的权限划得更清楚。有什么问题，就解决这个问题，把里面的效率和公正进一步发挥出来。
过去国企亏损你要改，现在我盈利了，怎么还要改?确实得师出有名。要改的话，老经验，就是分类改，抓大放小，中国就这么改出来的。在今天中国的情况下，普遍盈利、普遍情况改善，账面资产财务情况都改善了，今天的情况怎么分类?怎么定义这些企业?不同的政策，到底怎么定义?这些问题没有解决。
（四）混改
混改不是在市场同一个行业里既有国企也有民企，而是在企业的治理结构里让它们混到一起。对混改，各地做了一些试验，问题挺尖锐的。
首先是资产定价，这是高难度的。上海探索的经验是，怎么作价都不对，干脆上市，由市场来定价。现在社保缴付率太高，怎么解决呢?因为社保是急急忙忙在国有企业改革以后建起来的，负担很重，再加上社保机制里有些内容没有理顺，缴付率很高，很多企业被压垮了。社保将来的支付压力会更大。一个办法就是把现在盈利的企业划进社保，降低社保的缴付率。但是划转的力度，真正落下来的少。还有一类企业是公益性的，例如，北京地铁公司有大量的财政补贴，这种公司怎么考核它?怎么要求它像市场竞争公司一样的行为?它做不到。干脆就是使用价值考核，你给国民提供了多少服务，服务是什么质量。对整个国企、国资的改革，大家期望很高，但是现在看来，推进的不那么理想。
（五）民资保护
我们已经承认了民营企业的合法地位，但说到平等保护，那还是一个目标。事实上存在不平等，才需要说平等保护。个别地方资产都夺走了，这个资产怎么作价，怎么赔偿?这个财务数据是可观的，可不是判错多少年赔你多少，那个钱是小钱。企业资产一动以后，它有机会成本，将来怎么衡量?这个损失很大。民营企业肥了，就会诱发很多公权力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目标。要保全民营资产，因为这个资产某种意义上是社会的，它有就业、有税收。当然历史地看，我们有很大进步了，但是离现代经济所要求的、中央提出的平等保护还有很大的距离。
（六）创新
这几年“双创”喊得非常响，“双创”靠科学家，科学家绝大部分是国家的，大学是国家的，研究所是国家的。但是，那个发明是他个人的，这两种力量都对最后的发明做了贡献，怎么区分?怎么分配?一不小心就涉及国有资产。现在有《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可是这个法律与美国1980年通过的《拜杜法案》（Bayh-Dole Act）相比还有不少的距离。依据美国的这个法，同样一个科学家，跑到硅谷去创业，它有一套制度管制。不管是联邦的钱、军队的钱、国家基金的钱、国家实验室的钱，出来的成果都是大学的。大学通过一个专利办公室向社会发布专利，谁要用，包括发明这个专利的大学教授本身，交一个使用费，你就可以拿去创业。它就找到界定的方法，就是划清楚边界。
（七）管制
私有制下，如果你对社会有冒犯，它一定给你加限值。公有制要开放，如果技术上要排他，它一定要增加使用的规则。所以这个管制是不可少的，从产权角度看，一定要有管制。过去由当时的技术条件、观念、法律，形成了一套管制。现在技术变化了，管制要不要变化?当年的网络电话，电信管理部门就压下去了，把人抓起来了。那是1998年底，以色列网络电话软件刚成熟不久，中国民间对此很敏感，应用了。但因为国家实行电信专营，结果抓人，没收机器。
现在的不当管制是国民经济中很大的问题。注册公司，这两年办手续有很大的变化。那些不合理的东西，有的部门还是抓得牢牢的。命脉行业，非公准入的门，到底开放到什么程度?铁路、电信、铁路、民航，这种大领域，不是没有投资需求。相应的管制要做改变。管制就是要求政府那个圈、民企那个圈、国企那个圈，这几个圈的边界要非常仔细地重新调整。
类似的议题还有很多，环保大量的问题是产权问题。解决环保问题的时候，还会产生新的产权问题。一个大活动要搞好，很多工厂就停掉，要补偿吗?不补偿，如果它是环评通过的，人家的资产实际上受到了侵犯。如果环评没通过，是另外一回事。不能由一部分公民为了整个社会利益，承担特别重的负担，要平等。
20世纪有很多争论。可能现在科斯的提法比较好，就是一个产权界定与再界定的过程，是基于经验的。不能基于一个理想最优，一股脑往这里冲，或者掉头往那边冲，经不起检验。在个人与整体、社会与国家之间，自由空间怎么划最利于发展生产，怎么划可以最大限度地协调矛盾，这是产权命题，是产权经济学，应该回到学术基础上来讨论问题。
本文来源：凤凰财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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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善败者不乱
2015年，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在正和岛家宴上发表演讲，鼓励企业家“善败者不乱”，如今3年过去，经济形势似乎与当年颇为相像，我特别重刊此文，与您共享。
我对商场里的很多事不懂，作为消费者也是个非常过时的消费者，很多东西用了许久还可以用下去，唯一比较时髦的就是节约时间，今天和大家分享哪几句话呢，几年前，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下围棋，我问他，下围棋你们有什章法？他讲了三句话：第一句，善阵者不战，善于布阵的人不打也可以赢；第二，善战者不败，善打的人不会输；第三句，善败者不乱，善于失败的人不会乱。
中国企业家需要“船长精神”
我从第三句“善败者不乱”开始讲，我认为今明年第三句最重要，搞商业，搞企业，2014年、2015年真是一个很大的关口。为什么？中国经济高位下行，我老讲这个概念，日本经济下行，低位下行，增速2%变1%，中国的经济07年是14个增长点，今年刚才吴老已经讲了，全国到不了7.5%，砍掉一半，高位下行啊，难对付，高位下行它有惯性，他的脑子来还停留在高位上，速度已经下来了，爬过山的人知道，上山容易下山难。
具体到一家公司、一些行业、一些地区，关掉多少厂，多少银行债务，前几年真是豪情满怀，到这时候真是难过。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败怎么能够不乱，恰巧今天东华致辞讲到，说正和岛需要一次败仗，我就借助东华的话补一句话，败也要有章法，要败而不乱。
什么叫“乱”呢？债务过高，跑路了，欠了钱跑了，责任不认了，跑了。这件事情正和岛要有一致意见，你要承担责任，要成为正和岛的文化，企业家的文化，我什么都不行，但是最后这一锤子不能不行，你看企业全世界不要说中国这14变7，正常的市场经济总有公司会不行，但是你看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产业，不同的企业，不行的时候表现是不一样的，好的公司承担责任，工人先打发，因为未付的工资是债务，砸锅卖铁要了这个债；第二个债务就是一般的债务，银行，上下游的债务要还，还不了就破产。这个东西非常重要，以后国家的市场经济不取决于他在峰值冲得多高，取决于在低谷时能不能守住。
我非常喜欢一个英文单词，船长，captain，《泰坦尼克号》里船沉的时候，所有的客人先走，船员走，船长不能走，跟船一起沉没，这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的底线。市场不确定，不能保证什么，你看看商业史，不管事先怎么想，事后总有想不到的地方，想不到的有意外的好，但是也有意外的坏，所以企业家一定要有船长精神。
你看全世界的银行，银行出事了，驾驶员为什么不能有降落伞呢，承担最后的责任，驾驶员就是这样的，命都在你的手里，不行了你要尽最大能力把飞机拉起来，拉不起来你也完，企业制度为什么要自有资本，我不同意一般的批评投资，我们要批评的是打引号的投资，发改委批个项目，银行套点钱，这能叫投资么，投资可能对，也可能错的。错了怎么办？放错了，最后要有人承担责任。
所以这个败而不乱，就是这几百年来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一条，你要有自有的资本，你自己放下去，你不能说的这个将来的创业计划多好，你自己在外面，放进去，老总、法人代表、老板，就是败的时候才看得出来，不是赢的时候看得出来。
恐慌帮不了你，总要冷静面对
2014年会载入我们经济发展中很有意思，一方面，从美国的经济危机，变成了2014年是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发力显著的一年，这是好现象。但是这个好现象，现在有很多的企业没有败，还有销售额，还有利润，还维持得很大的就业，但是感觉上快不行了。
你看现在这个词叫传统企业，一听传统企业就是快要不行的企业，现在弥漫着恐惧感，这个事情我要借助这个机会说一下，败而不乱，最重要的就是要消除恐惧，恐惧感当中你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我刚才讲了，我是非常顽固的落伍的消费者，我的生活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也用支付宝，也用微信，也去看那个饿了么，连我都发生了这样的变化，然后你去参加一些行业的讨论会，我现在每次都有听不懂的东西，每次要记个小条从头查，当然像我无所谓了，退休了，不懂就不懂了，但正和岛要好好研究企业家恐惧感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任何情况，就是要死，你也不能在恐惧当中死，你要坦然死去，恐惧能帮你什么忙？现在这个信息轰炸啊，很多学生来问我，怎么弄啊？现在一听新潮流“羊毛出在猪身上”，上哪找那猪啊，找不到他就焦虑。有人听不懂，听不懂、不知道他们如何找到那头猪的，听不懂的东西现在越来越多，2014年的特征，长远看是中国的希望，短期看很多人活在恐惧当中，他还没败，但精神上已经败了，慌了，这样的同学我也帮不了他，最后给他一句话，实在听不懂，想办法搞懂，实在听不懂，告诉自己，凡是听不懂的不重要，你别以为听不懂的都很重要，然后你就慌了，反正听不懂嘛，听不懂你怎么做决定啊？听不懂不重要，你就扛着，你看看，总要冷静下来才能应对。
我80年代搞农村改革研究，认识一个内蒙当年的书记，他是当年落实包产到户最早的一批领导干部，我跟他聊过，他说早年仗打得脑子发热，突然滑了一跤，坐下来脑子一下子清醒了，就对整个战场情况清晰了，他说以后就形成了一个决策的模式，再大的战，再打得昏天暗地，一屁股坐下来，冷静下来，不要乱，不要恐惧，因为恐慌帮不了你，你总要冷静地应对，了不起就是死，死也可以安乐死，有尊严的死，不要慌慌张张地死去。你的底线想清楚，要把恐惧去掉，这个信息流的恐惧非常强，一听就觉得快完了，不一定，变成现实早着呢。
我这一行也是冲击波，网上教学，MIT、哈佛很多教授不在教室上课了，在网上上课，一听是不是老师别当了，恐惧吧，仔细看看，全球网上教学注册的人数很多，上完的很少，为什么，脸对脸、面对面替代不了的，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不是说哪个模式不行，我也在看，我也在做一些实验，不一定是新的武器，但是不要在恐惧当中做判断，败而不乱，就是告诉我们形势再差，翻江倒海，眼看不行了，败而不乱。
中国企业家的心理能量不够
讲讲第一句话，善阵者不战，这是所有行当的最高境界。我们的围棋大师吴清源老先生前不久在日本去世了。他在下围棋的时候，发明了自己的布阵法，多少的棋谱，多少历代的名家，他重新布阵，他最厉害就是布阵就能赢。
今年最流行的词叫“风口”，“风口”就是把你同样的资源摆对地方，风就给你吹上去了。现在这个风口也是我们包括岛亲，大家流行的，关注的，焦虑的东西，说我怎么就找不到风口，风口，运气，正因为它是运气，你实现再大的努力不见得起作用，焦虑没有用，你能做的是你能做的那部分，分析消费，分析市场，分析对手，看看有什么机会。
当然，里头有些机会，万一对了呢，马云1999年就在北大，那是刚刚开始创业，互联网英雄在北大一个大教室里，当年孙正义到中国来对中国的下一代投资，请了几位教授一起听的，我印象非常清楚，所有人都说，我是什么什么模式，基本上都是C2C，Copy2China，就马云不同，马云说你们不能跟一个刚创业的公司讲商业模式，小孩子要赚钱，他只能去放牛，只能挣小钱，对我们这样的公司就是要more milk，更多的牛奶。
我在底下听了这怎么能找到钱呢，后来孙正义还就给了更多的牛奶。因为美国没有这么多的小企业，美国小企业走市场的路比我们这里通，所以最早阿里巴巴的模式就是敲国外的门，但是今天阿里巴巴今年上市靠这个吗，不是，靠的是往外走，走着走着金融危机来了，我们的出口受阻，产能过剩，中国很多产品原来是往发达国家做的，没想过可以给自己的国家用。马云转得非常快。你看看风口怎么形成的，一系列灾难形成的风口。
你说风口完全算过，成功以后怎么讲都可以，打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市场都是试出来的，你可以有想法，能不能试了才知道。所以善阵者不战。
现在到处都在问为什么不出第二个马云？我始终认为这个口号要降调，越有心造第二个马云越造不出来，太一致了，创新所谓找风口，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整个中国企业家的心理能量，能不能跟别人不一样？能不能不要追着别人说的话说，追着别人做的事做，而这个事还是市场欢迎的？中国到今天我看这个心理能量不够。
我今年在国内参加的所有论坛，没有不讲马云的，没有不讲互联网思维的，没有不讲工业4.0的。讲来讲去都是这些，好像不讲这些就不叫创新了。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如果全中国的企业家讲来讲去这些，将来怎么会杀出未来的马云呢？一定是看不懂、看不上的东西，边缘发生改革，其中非常重要的重要中国的企业家心理能量，我就感觉行，就敢去试。
另外，企业家这个概念我介绍过，起源于16世纪法国，本义是事业家，不是拿钱来衡量你多成功，而是有没有做成一件事，不论大事小事，做成了，就是企业家。我们现在这个焦虑和着急啊，可能要对冲一下，都想马上找到一个风口飘上去，都想一鸣惊人。当年阿里如果不是静下心来给中国无数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服务好，我承认阿里的地位是在牡丹江调研的时候，我看到当地小企业通过阿里把商品出口到以色列。
风口真来了，你驾驭得了吗？
所以“善阵者不战”和“善战者不败”要结合起来，我不相信在商场里头完全可以靠布阵就赢的。很多战略对，风口对，不一定都能飞起来，我们的乳品不是风口吗？13亿人才3亿人喝上牛奶啊，连温家宝总理都帮着站台，一天一杯奶，强健中国人，但是最后我们的产业怎么样？不是没有风口，这些年我对中国企业研究有一个发现，中国是商业模式不对，危险小，你就慢慢地熬、慢慢地做，中国是商业模式一对，危险就陡然增大，因为商业模式对，需求量就大，你的队伍准备好了吗？你能扩展么？
柳传志当年练就一个本领就是你在一个地方、一个县卖得好，就要总结一个模块在一百个县卖得好，大公司都有这个本事。市场好，把我们很多公司拉跨，队伍有吗？你能迅速扩张吗？我老说在中国做成功公司要有孙悟空的本事，商业模式一对，订单雪片般的飞来，你要拔下一根汗毛，出来一千个孙悟空，否则动作一变形你就输，就是风口把你拉的。
所以善阵和善战要结合到一起，至少在商场上，我说的是外行话，还得要一单单做。创新很重要，守旧也很重要，有好多事情没那么多好说，同样的事情天天做，不变形去做，我们不能把中国的企业家搞得天天在那里创新。
商业市场上200多年的事情，善待消费者，善待你的员工，好好搞管理、抓质量，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小米都说风口选得好，很多人没有注意雷军的另外一句话，他的标杆企业有一家是同仁堂，同仁堂跟互联网有什么关系，但是同仁堂里有这个东西，让雷军感动和学习，400年的同仁堂，虫草要不就是树皮草根嘛，从来用好料做，绝不含糊。认真做产品有什么创新啊，非常古老的道理，同样的事情天天做，品质越做越好。
我们还是要回到常识，O2O，各有各的市场，但是更重要的，善阵者一定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当然要做梦，要有理想，但是不能够都想一天都飘上去。王石跟我讲过他最危险的一次经历，他喜欢玩滑翔伞，遇到气流一下就拉上去了，那风口，那就是看得见死亡，风口真拉你的时候你驾驭得了吗？所以没风口的时候不用那么焦虑，好好地研究市场，研究消费者。
我总结一下，2014年、2015年的顺序，第三句最重要，善败者不乱。哪怕死，有限责任公司啊，好汉一条再来啊，不要留下将来的遗憾。何况我们很多企业没有败，不要让恐惧把我们压败，败也好好败，该切的切掉，该转的转掉。
你看过去为什么陈毅老总也当元帅，当年红军北上的时候，他们留在南方守啊，这也是对红军和共产党的贡献啊，不是光在前面打的有贡献，伤病得有人包吧，尸体得有人埋吧。
2014、2015年，国内大势叫什么都行，善败不乱，在这个基础上很多没有败的公司怎么布阵啊，这么大一个国家，在改革，在转型，也许我偏乐观，我这个人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就乐观，坚持好好做，好好打，永远有机会，过几年就看见了，一定会冒出新的英雄。当然，抓住好的机会怎么一仗一仗大，把机会真正变成你的实力，这是需要切磋的，也是正和岛的价值所在。谢谢各位！
本文来源：人文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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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企业家要明白的两句话
周其仁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位经济学家，他曾经说过一段话非常有意思：
在中国做事情，离不开下面这两句话：“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这山望着那山高。”
如果能深刻理解这两句话，其实对我们做企业是很有帮助的。
周其仁
第一句，“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周其仁说，作为企业家，在1983年就要做1983年该做的事情。你要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做，以及做到什么程度。如果你没有胆略，你说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就不要叫企业家了。
周其仁认为，成功的人都有这样的特点，那就是“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要把这个时代允许你做的空间用到尽头”。
第二句话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意思是说，你要知道中国是在变化的，做事情一定要有个提前量。
“这个事今天干可以，过几年可能大家就看不起你，再过几年法律就说你违规的”。周其仁觉得，那些能把企业一直经营得很好的人，都有这个本事。
企业实际上是跟环境博弈的过程，你你要明白当时的环境特质到底是什么环境特质。如果你的企业，包括企业载体里面的企业家，跟当时的环境完完全全不合拍，你的失败的概率会很大。所以说，做企业，懂得看趋势是很重要的。
本文来源：创享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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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不是聪明就能创新，创新的第一要素是世界观
“从0到1那是引领潮流，但是中国人更擅长的是从1到N。但这个不算本事，能从无到有，真正创新才叫本事。”3月18日，中控创业25周年庆典启动仪式上，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如是说。
中控是国内少有的一直坚持自主创新， 而且不断地获得突破的公司。依靠产品和技术，25年前中控点燃民族自动化火种，成为民族自动化产业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一面旗帜。
中控曾制订出中国自动化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被誉为“中国霍尼韦尔”。3月18日是中控25岁的生日，也是褚健教授带领中控二次创业、再次出发的新起点。 虽然经过3年蹉跎，褚老师依然热血依旧，带领中控实现更高的科技梦想。
在这次启动仪式上，周老师以国际视野、睿智思想，通过对发达国家创新经验总结，对中国企业如何做科技创新提供了借鉴。
以下根据周其仁教授部分演讲内容整理：
“从0到1那是引领潮流，但是中国人更擅长的是从1到N。但这个不算本事，能从无到有，真正创新才叫本事。”3月18日，中控创业25周年庆典启动仪式上，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如是说。
中控是国内少有的一直坚持自主创新， 而且不断地获得突破的公司。依靠产品和技术，25年前中控点燃民族自动化火种，成为民族自动化产业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一面旗帜。
中控曾制订出中国自动化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被誉为“中国霍尼韦尔”。3月18日是中控25岁的生日，也是褚健教授带领中控二次创业、再次出发的新起点。 虽然经过3年蹉跎，褚老师依然热血依旧，带领中控实现更高的科技梦想。
在这次启动仪式上，周老师以国际视野、睿智思想，通过对发达国家创新经验总结，对中国企业如何做科技创新提供了借鉴。
以下根据周其仁教授部分演讲内容整理：
1
摆脱成本诅咒
成本曲线可以解释中国改革开放整个40年的脉络。
中国从人均200美元不到，变成人均8000美元，总量杀进全球第二大，靠的就是成本曲线。中国工资低、人口多，很低的成本要素组合成产品，依靠成本曲线取胜，但今天中国的成本优势在逐渐丧失。
越来越不差钱的经济体系下，所有物资体系价格与日俱增，同时能源、劳动力成本也在大幅提升。但全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被中国低成本冲击的浪潮中，美国降低成本的能力超出想象。美国宾夕法尼亚的一个工厂，土地比国内便宜很多，电合计人民币1毛、1毛5一度，大幅度降税，社保开支占工资比例比我们低很多。 美国一个60个工人的工厂开工，副州长去站台支持。
国际竞争成本线在一路下降时，我们却在高歌猛进，自满意得，把上涨的成本摊到各行各业。改革还要进一步减压，从经济发展到社会治理， 降低公司成本，减少政府政府沉没开支，把各行各业成本上涨速度尽可能延缓。
降低成本是第一条出路，第二条出路是什么？要想获得市场，只有两条路，要么成本曲线，要么就是与众不同——你贵，但别人没有；你贵，但市场需要，那么贵一点也没关系。只要本身足够与众不同，就能摆脱成本诅咒。
要不有本事成本领先，要不有本事与众不同。从第二条出路来看，你要把产品线创新，生产新的东西，打造持续向下走的长期成本线。
现在的中国就像一个三明治的夹心层，顶上一层，远远比不上发达国家科技创新上的引领性、独到性；底层下一块，东南亚很多国家的成本比中国更低，发达国家也在努力降低成本，中国的成本优势在丧失。现在我们自己跟自己比， 创新上有很大进步，但是放到全球比，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差的远。
只有全面深化改革， 位于三明治夹层的中国往上打独到性，往下打降成本，才能摆脱现在的尴尬处境。
2
不是聪明就能创新，创新的第一位是世界观
与众不同的核心是创新、原创、独特性。
但我们最大的特点是模仿，想法一波跟着一波，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被称为新中国四大发明，哪个是你发明出来的，哪个原创想法是你的？我们是因为人口总量多，支付多，所以做的好。3d打印火了，一波波跟风3d的，人工智能出来了，又一拨拨跟着做人工智能的。你不知道下一个东西冒出来是什么。
有一本书很有名的书叫《从0到1》，从0到1那是引领潮流，但是中国人更擅长的是从1到N。但这个不算本事，能从无到有，真正创新才叫本事。
我们研究创新是什么决定的，首先是观念，创新不是聪明就能创新的，是聪明人怎么看世界、怎么看未来，是态度、 世界观。
创新的最大风险在于未来不确定，很多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不知道怎么办好。未来不确定对全人类都一样。将来是不确定，但什么样的思维占上风，决定未来的命运。
能承担从0到1的，典型的比如1950年代到1980年代的美国，他们是明确的乐观，他们登月，去承担一切可能的风险。但现在美国已经变成不明确的乐观了。可能一些人会好，不是所有人都好。当下欧洲，弥漫着一切方向的犹豫。好多问题讨论讨论不解决。最让我刺激的是，全世界有这么一批人这么看未来，很明确说将来一定不好。这样的人很难承担从0到1，因为他们思想包袱太重。
凡是单边相信未来一定会好，你相信你就会为好做准备，只有世界好你才需要做准备。如果坏，坏是不需要做准备的。死有什么好准备的，如果认为将来不好就没有什么好准备的。 你犹豫犹豫不下决心，把有限的精力放在死了怎么办上，还不如为好好活做准备。
所以，创新第一位是世界观。以色列是个生存环境很恶劣的国家，四周强敌环伺动不动战争，自然环境也不好，但却是世界上创新最密集的地方。我们1949年建国 ，以色列1948年复国，现在我们人均GDP8000美元，人家人均3.5万美元。但以色列的产品可不是大路货，全是附加价值特别高的东西。
虽然以色列大片国土是沙漠，但农业极为发达，大量农产品出口，被称为“欧洲的菜篮子”。原因就在于他们有先进的种子技术、滴灌技术等等，目前，我们国家干旱地区大量进口他们滴灌技术和设备。
在那儿我还遇到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一位创业者年轻的时候是准将，当时经常有炮弹袭击以色列城市，他发明了一套系统，在空中拦截炮弹，很成功。所以后来再有炮弹打过来以色列人都不用往防空洞跑，都拿着手机拍摄炮弹空中开花的画面。再到后来这位准将退休，他把这套系统的原理用在了医学上，用来定点打击人体内的血栓，商业上也非常成功。从拦截炮弹，到拦截血栓，这么大的脑洞真是让人佩服。
以色列盛产靠头脑的产品，而头脑产品需要精神力量调动。以色列民族有苦难的历史，但他们相信，犹太人就是要和上帝掰手腕的。他们具有挑战精神，质疑精神，这是他们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另外，他们非常重视教育，小孩子放学回家，家长会问：今天有没有提一个好问题？而不是仅仅记住已有的知识。
中国人其实很聪明，但这种聪明常常成了圈套。犹太人相信，难做的事容易成。但是我们都是从最简单的着手，从眼前着手。从中国公司发展的轨迹来看，基本上都是先做产品、然后技术、然后才会研究更深层的原理性的东西。一堆聪明人蜂拥而上做简单的东西，照这个轨迹，不出现大量过剩的产能就才怪。但在发达国家，这个顺序是倒过来的，是先从难的开始。
中国的很多产品都有改善、创新的余地，很多人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的创新，但还不够。我们还是缺乏一股劲。乔布斯当年跟研发人说，苹果开机关机太慢了，能不能快10秒？按500万台销售计算，每台开关快10秒，就是137个人的终生生命，救人一命的事你干不干？最后工程师让苹果肌开关快了37s。
创新的发生极不均衡，需要一些条件——汇聚创新要素，达到一定的密度和浓度，并能实现高频互动。创新最优的组织形式不是一大群人，也不是个人，而是一小群人，一群具有各种特征的人融合在一起。贝尔实验室是著名的实验室，曾经有5000个研究人员在总部的一栋楼里工作，这栋楼的设计非常有意思，卫生间都要走很远，在这段路上有很多休闲区域，就是便于这些研究人员坐下来互动、交流，碰撞出创新的火花。
（周老师讲稿没有经过他本人确认）
本文作者：周其仁
本文来源：丽尔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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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不能永远在一条成本线上做文章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近日发表署名文章：《周其仁：不能永远在一条成本线上做文章》。
文章指出，要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地移动到新的成本线，不断将成本曲线向右下方推移。用日常语言说，就是体制创新、技术创新。
以下为原文：
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应该没有人会否认。但要说我们一点问题也没有，恐怕也没有人会接受。直面问题，不回避、不掩饰，研究解决之道，是中国经济不断取得新成绩的不二法门。相信其他国家走向现代化，也是这么过来的。
成本优势的变化，就是值得面对的问题。中国刚开始开放的时候，国家很穷，人民也很穷，工资、能源、土地价格等等，什么都很便宜。搞开放，外资愿意来，其中一个吸引力就是成本低廉。中国自己的产品，拿出去，特别进入发达经济体的市场，非常有价格竞争力。这就带来中国的出口导向，带来高速增长。这是我们走过来的路，很成功。问题是，成本优势会变化。
成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成本是在市场竞争里形成的，还有一种成本，我把它称为体制成本，那就是成体系的制度运行的成本。这类成本跟市场竞争导致的成本变动不同，带有体制的强制性，如果没有法律政策方面的主动调整，它降不下来。
十八大以来，在降低体制成本上，政府是很努力的。但我国体制成本的下降空间还是非常大的，不少消极的社会现象，包括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投资中的浪费等等，需要通过深化改革继续降低体制成本。
天下没有成本一直下降这回事。成本曲线，边际上降到一个点以后无可避免要掉头上升。企业如此，行业如此，地方如此，国家也如此，无一例外。所以，降下来的体制成本重新掉头上升，不意外。
出路何在？抽象讲，就是不能永远在一条成本线上做文章。要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地移动到新的成本线，不断将成本曲线向右下方推移。用日常语言说，就是体制创新、技术创新。新技术不仅仅是一个新的技术手段，它对于观念突破、体制突破和利益格局突破，都有非凡功效。但是技术进步也离不开观念、体制创新的配合。
经济学上讲边际递减，“改革”也不能免。“改革”这个词，有行动时是个动词，没行动那就是个名词。回到中国现实，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作为纲领或大政方针一直存在，说明深得人心。但是改革也不是年年月月天天都有行动的，实际上很多时候，并没有推出改革的行动，而是在准备、酝酿、试探，或只是做局部实验。改革是又要过日子，又要做系统性变革。过日子叠加体制机制变革，就不可能那样顺畅。特别是容易改的改得差不多之后，深层改革之难，是题中应有之义。另外，中国经济体量今非昔比，正如一头大象得了感冒，不能拿一个小勺喂药，即便药方是对的，量也不够。改革力度如何与今天经济体量相匹配，值得关注和研究。
仔细看创新，到今天我们在原创方面的贡献还不够多。大多数成就，还是跟跑的成就。从原子弹、高铁、互联网到电商、社交、共享单车，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但论到原创——最初的想法和核心技术——还是人家先发，我们跟随，在跟随中发挥应用性、组合性创新。所以，我们的后发优势要充分利用，但不要忽略在取得后发优势的同时，可能还掩盖着后发劣势的危险。
本文来源：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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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周年，周其仁再谈改革：“大象感冒，不能只拿小勺喂药”
在周其仁看来，最近几年的改革，“讲的雷声很大，做的雨点很小”：正如一头大象得了感冒，不能拿一个小勺给喂药，即便药方是对的，量也不够。
在周其仁看来，最近几年的改革，“讲的雷声很大，做的雨点很小”：正如一头大象得了感冒，不能拿一个小勺给喂药，即便药方是对的，量也不够。
时间跨入2018，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也步入第四十个春秋。
曾经，“改革开放”是中国从上到下十多亿人的图腾：那意味着可以吃饱肚子、可以自由择业、可以去更广阔的精彩世界闯荡，那意味着生活越来越富裕、意味着人们的尊严与权利日渐有保证，意味着明天会更好……
只是，此刻，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节点，在自豪于改革开放取得耀眼成就的同时，值得再咀嚼“改革开放”，到今天。
改革开放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列车，已不再如过往那般狂飙突进、气势如虹；当下不得不正视的现实是：中国经济整体上正处于原有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一部分是竞争性成本的上升、另一部分则是体制性成本的显著上升——而新的独特性竞争优势尚未确立的“三明治”状态，亟待突围。
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中国经济体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改革进入新的阶段，更需要新的改革动能。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研究者和参与者，北大教授周其仁试图在《突围集》一书中给出自己的解释和答案。籍《突围集》出版之机，《经济观察报·书评》专访周其仁教授，求解改革之惑。
在周其仁看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并非一直在做改革；相反，大多数时间是在酝酿、讨论、准备改革的条件，只是“关键的几锤子改革”见效了；最近几年的改革，“讲的雷声很大，做的雨点很小”：正如一头大象得了感冒，不能拿一个小勺给喂药，即便药方是对的，量也不够。
“中国经济今天的体量已经不是三四十年前的体量，一件事就地动山摇的，要是没有一定的药量，根本看不到显著效果。”周其仁说，“这是中国改革新的形势”。
访谈
问：经济观察报
答：周其仁
答：同一座山，“横看成岭侧成峰”，也可以说有分歧，但其实是观察的角度不同。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应该没有人会否认。但是说我们的成就伟大到了一点问题也没有，恐怕也没有人会接受。
不过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侧重。过去的经验，直面问题，不回避、不掩饰，研究解决之道，是中国经济不断取得新成绩的不二法门。我相信其他国家走向现代化，也是这么过来的。
成本优势的变化，就是值得面对的问题。中国刚开始开放的时候，国家好穷，人民也好穷，工资、能源、土地价格等等，什么都很便宜。搞开放，外资愿意来，其中一个吸引力就是成本低廉。中国自己的产品，拿出去，特别进入发达经济体的市场，非常有价格竞争力。这就带来中国的出口导向，带来高速增长。这是我们走过来的路，很成功。问题是，成本优势会变化。
问：成本上升，尤其是人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上升这几年被广泛谈论。特别是去年曹德旺先生在美国设厂及其对两国营商成本的比较引起广泛讨论，而“体制成本上升”，则是您的独到观点。
答：成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成本是在市场竞争里形成的——比如经济增长很热，劳动力大家都想雇，工价就升高；一块地，你想拿，我也想拿，地价就贵。所以，经济发展一定会带来成本上升。挑战就是，生产率增长得是不是更快。工资贵，其实工作人口的收入增加、购买力增加，市场就变厚，是个好事情。但如果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生产率提升得不如要素价格涨得那么快，那增长就不可持久。这种市场竞争导致的成本上升，是增长一定会遇到的问题。
还有一种成本，我把它称为体制成本，那就是成体系的制度运行的成本。譬如从1995年到2012年这段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发展阶段，涨得最快的并不是工资——工资总额跟名义GDP的增长速度差不多，不过略为高了一点点——涨得非常快的是税收、是法定社会保障缴付，还有政府的土地出让金。这类成本跟市场竞争导致的成本变动不同，带有体制的强制性，如果没有法律政策方面的主动调整，它降不下来。
十八大以来，在降低体制成本上，政府这方面还是努力的。降得最快的，应该就是“腐败税”下来了。过去办事情找人、托关系、打点，政商关系方面的企业耗费惊人，甚至不办事也往官员那里扔一包钱。其实所有这些，最后都加到企业成本中去了。其他方面，税费也在调减，营业税改增值税，以及调低社保缴纳。但我国体制成本的下降空间还是非常大，不少消极的社会现象，包括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投资中的浪费等等，基础还是国民收入中的政府板块偏大，需要通过深化改革继续降低体制成本。
现在美国减税，开启所谓全球减税竞争。有舆论抨击，特朗普要打减税仗。当然可以抨击，问题是，用词语去抨击，到底有没有用？我的看法，还是要面对现实，主动应对美国降税后全球竞争的格局变化。
其实美国也是对全球竞争态势作反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成本优势崛起，超出所有人的预料，根本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美国对此不做反应，维系不了他的全球地位。贸易保护主义等等，是美国的消极反应，遏制不了中国。减税和国内改革，才是美国的积极反应。这一反应，就把球重新踢了回来。要明白，成本优势不是恒常不变的，发达国家过去凡价皆贵，但全局开放竞争和危机，迫使他不断做出调整。曹德旺讲的那些，我认为值得重视。我也在宾夕法尼亚州看过中国开在那里的制造业公司，算算那里的地价、电价，外加美式招商引资的税收优惠，想想我们的人均收入远比美国低，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评估。
对特朗普减税冲击的最好回应，是中国主动降低体制成本，重振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我之前讲过的，现在是“三明治”，中国成本优势不再显著，但独到性优势远不突出。《突围集》主要讨论的就是如何突这款“三明治”之围。
降税费还不够，
还要把无效行政开支大幅砍下来
答：这个有很多专业测算，如世界银行前不久公布的全球税负排名。千万别形成一个风气，外面表扬我们的，大肆报道；别人基于事实的批评，就假装没那回事。不相信统计排名也可以，观察一下周遭的现象，政府有钱很耀眼，但很多钱花得可不好。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过去多有，但数现在的贵，真的是非常贵。“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现在说废话的时间成本、走形式主义所占用的空间、机会成本，比过去贵了多少倍啊！
中国今天也不是一家两家企业走出去，对不同国家的企业生存环境，是可以有客观比较的。当然，对总税负的概念、测算有不同看法，专业上永远有更精准的改进余地。
问：如果中国需要减税，哪些最需要减？总税负减到何种水平才是和中国当下经济相适宜的？
答：我以为要紧的是，降税要与“减支”并行推进。里根那波供给经济学留下的教训是，放松管制和大福降税时，没有同时推进减少政府开支。只降税、只松管制，而不简政，那降税、松绑都不可能持久，减着、松着，加税加管制又卷土重来。从实际情况看，我们这里简政的余地很大，把叠床架屋、头重脚轻的权力架构的编制、预算砍掉，才是反对“四风”的治本之策。
这样看，解决体制成本减弱中国经济竞争力问题，光降税费还不够，还要把无效行政开支大幅砍下来。
问：相比于减税，关于加税的观点也不少，比如房产税的提议，这十年来一直屡屡冒头。您怎么看？
答：这个我过去发表过意见。我们这个地方，最容易被接受的意见就是加税；但不能说所有加税都是错的。我当时的建议是，税改要注意控制总税负。如果总税负已经偏高，那么加任何一种税、包括非常必要的税种时，要同时减一个或一些已有税种，至少别让总税负再加码。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就对房产税做了部署，也在上海、重庆做了试点。到底，试得怎么样，应该有个细致的总结。该做的事情不等于一定做得好，改革不仅仅是必要不必要，紧迫不紧迫，还包括方向对头的事情能不能真正妥当落地。
房产税跟中国过去主打的流转税很不一样，不管业主是不是马上有收入，只要物业的市值上升，税就增加。这在操作上难度不小。真要实行，就真要好好当个事，涉及千家万户老百姓的税收变革，鲁莽不得。也别以为国外行得通的办法，国内就一定也行得通，必须找到适合国情的办法。
问：一般而言，大家会觉得改革开放是个逐渐降低体制成本的过程，何以近些年体制成本不降反生？
答：天下没有成本一直下降这回事。成本曲线，边际上降到一个点以后无可避免要掉头上升。企业如此，行业如此，地方如此，国家也如此，无一例外。所以，降下来的体制成本重新掉头上升，不意外。
出路何在？抽象讲，就是永远不能在一条成本线上做文章。要审时夺势，与时俱进地移动到新的成本线，不断将成本曲线向右下方推移。用日常语言说，就是体制创新、技术创新。《突围集》讲来讲去，就是讲创新才能突围。
问：从感知到的氛围而言，最近几年企业家也在讲商业成本之外的不确定性因素、不安全感，甚至超过了对商业成本上升的关注，如何解这个结？
答：不确定性——这是你的语言表达的——意味着驾驭经济、对付未来遭遇挑战，甚至过去的经验也推不出来未来一定是个什么样。其实，企业家——或者任何一个方面的事业家——的使命就是对付不确定性。
你讲的不安全感，有一个来源是转型社会的政商关系。水实在浑，不适应不行，但也有尝到甜头就上瘾、把权力搅买卖当正常生意做，越搅越大、越搅越深。等到反腐加力，拔出萝卜带出泥，一圈一圈地出事。这方面要给“安全感”，怕是谁也给不了，社会机体终究要净化，否则还不烂死？
究竟怎么对付，全世界的顶级商学院可能也教不了。只有复盘经验，从中吸取营养。王石的万科很早就高调宣称不行贿，是不是就没生意做了？也没有。不行贿拿不到好地，但拿到了差地也做成好楼盘，不也一样可以立足出头？当然，遇上野蛮生长的环境，想不低头也过不了关。是不是没得选？我看到的还是有人善选：譬如用脚投票，到风气较好的地方去发展。实在不成，也别把违心、违德、违法的事做得远远超过平均水平啊。至于把权力买卖当成“主业”经营，那哪一天灭了顶也别埋怨谁。
所以，事情要分开讨论。不要一说体制问题，就以为谁也没办法。经验说，总有例外。同样的体制环境，同样的“机会”，总也有人就是不入流，宁丢利益也保留清醒和距离；更多人对权力搅买卖，反正想沾光也沾不着。潮流一变，原来没机会的，就有了新机会。
新技术对于观念突破、体制突破
和利益格局突破，都有非凡功效
答：这跟我关注成本优势变化是一个逻辑的延伸。因为要么想办法让成本降下来，或者升的不那么快；要么另辟蹊径：给定较高的成本负担，如果能够生产附加价值更高的新产品，岂不开拓出新的竞争优势？
我最早在伦敦问，人工成本、办公楼租金等等，都是天价，那她们从事什么生产，才承担得起如此高昂的成本？产品升级啊，做汽车没有竞争力，专做发动机就好一点，后来做发动机的追兵也围上来了，那做航空发动机的就杀出了重围。
中国后起，遭遇成本挑战也顺延靠后。不过你起的越急、越成功，成本优势的挑战就越尖锐。问题是一样的。
其实，无论观念、组织还是体制，惰性都是普遍存在的。创新要突破，但方方面面的惯性可不容易突破。如果我们还有明显的成本优势的老本可吃，谁愿意费那个劲儿搞创新？
比如过去我们的商场可牛啦，企业产品要放进去，各式各样的费用令人咂舌。批评四起、骂声不断，但一个时期之内，谁也没办法。谢天谢地，来了一波电商大潮，人们跑到互联网上“剁手”，大商场租金就下来了。
另外一个例子是城市出租车服务，早该改一改、变一变了。但像任何体制一样，一旦形成，改起来可不容易。结果冒出来一个滴滴，局面很快冲开。期间一大功臣，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打车软件。
正是得到这些经验的提示，让我明白，新技术不仅仅是一个新的技术手段，它对于观念突破、体制突破和利益格局突破，都有非凡功效。
问：您提到了滴滴的例子，最近几年，随着技术进步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的扩展，一些人相信技术进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那技术进步能替代改革、打破垄断吗？
答：为什么新技术有过人之处，你就看案例，你看滴滴打车软件，就把交通部的整个管理体制搅了个稀里哗啦。但科技创新要在体质层面真正完成合法化，还有很长路要走。现在比较融洽的地方是深圳，机场下来，有“网约车”专用候车地点。其他几个大都市，还要求司机非“本地户籍、本地车牌”不可，动不动扣车罚款。我也写过拍案惊奇——市长书记都不一定有本市户口，开个滴滴车的，非要本地户籍，是何道理？这也说明，技术进步也离不开观念、体制创新的配合。
问：在培育中国经济的创新能力方面，政府、政策能扮演什么角色？比如之前有些地方政府设立创业基金，批评声音不少。
答：这种实践当中的事就让他做，先做起来。我能做的工作，就是有机会多看看，看明白了点评一二，供读者批评参考。别指望我这样的能教实践者怎么去做，真没这个本事。创新过程中政府该干什么，企业该干什么，科学家和大学该干什么，经验里都有，好好看，认真品，写出来也许有点参考价值，也许有助于降低实践者的信息成本。至于让我划线，应该这么干、那么干，真的没有那份能耐。
就像80年代，没有一件先做起来的事，一开始就头头是道、非常理想的，还不是碰来碰去，如果能够总结经验教训，那就容易上路一些。不管哪件事，总要合乎规律才行得长久。别把我们经济学家惯得以为自己真能“给世界立法”，登高一呼，然后大家照做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那是致命的自负。
至于差不多每件事情都有不同意见，挺正常。我的观察，真正做事的那些事业家和企业家，不同意见和声音并挡不住他做事，但不同意见可以提醒他注意方方面面，兼听则明，把事情做得更好。
答：因为分析一个复杂的事件要有一些思维模块、一些惯用的东西，用包产到户、产权理论，无非是用概念讨论这个问题，用别的语言也可以讲。我的看法，产权界定从来不是一个瞬间的，“产权”跟过去教科书讲的“所有权”不是一个事，所有权一天就可以改过来；产权不一样，技术一变化，环境一变化，人民的预期一变化，是界定了再界定，是一个过程。比如，街上原来没有共享单车，谁也不清楚街道究竟是谁的，有了共享单车，单车多了、甚至多到把路都堵上了，那就要重新界定，到底行路权、骑车权、停车权，究竟怎么划界。
所以，产权界定就是这个道理，资源的价值没有发现之前没什么界定的问题，因为界定要成本，要有了问题才推动界定。中国改革，就是从过去很多认为不需要界定的地方走向发现需要界定。
按这个思路往下看，比如国立大学教授的发明和发现，究竟怎么算贡献？这里没有国家资源不行，没有教授个人的努力也不行。问题是，成果一出来，究竟如何界分，是难度蛮大的挑战。界定不清，很多科研努力、特别是向市场转化的努力，就可能供给不足。最近的经验还提示，界定不清，已经形成的成果不但转化不力，还可能争议四起、纠纷频出，甚至让发明人身陷罪罚，各方共输。
问：我隐约有个感觉——不知道对不对，最近几年虽然各方面也还在谈论改革，但不仅调子降下来了，讨论没那么深入了，甚至似乎很多人已经不怎么相信“改革”了，如何重新唤起人们对改革的信任？
答：经济学上讲边际递减，“改革”也不能免。不知道你注意过没有，“改革”这个词，有行动时是个动词，没行动那就是个名词。回到中国现实，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作为纲领或大政方针一直存在，说明深得人心。但是改革也不是年年月月天天都有行动的，实际上很多时候，并没有推出改革的行动，而是在准备、酝酿、试探、或只是做局部实验。这里有一个关键，是改革跟革命不一样，改革是又要过日子，又要做系统性变革。过日子叠加体制机制变革，就不可能那样顺畅。特别是容易改的改得差不多之后，深层改革之难，是题中应有之义。另外，中国经济体量今非昔比，改革力度如何与今天经济体量相匹配，值得关注和研究。
问：过去大家比较认同“后发优势论”，随着近几年一些新情况的出现，“后发劣势”的谈论越来越多，您认为中国当前是否处在了“后发优势”向“后发劣势”转变的轨道上？
答：早年杨小凯讲过这个问题。我的理解，小凯不是不知道有后发优势，但他认为由于享受到后发优势，就容易回避关键领域的改革，以至于形成后发劣势。经验上也显示，中国发挥后发优势获得高速增长，会让很多人觉得成就如此巨大，干嘛还要改啊。很多人甚至认为输出“中国模式”的时候到了。
仔细看，到今天我们在原创方面的贡献还不够多。大多数成就，还是跟跑的成就。从原子弹、高铁、互联网到电商、社交、共享打车，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但论到原创——最初的想法和核心技术——还是人家先发，我们跟随，在跟随中发挥应用性、组合性创新。
所以讲回来，后发优势要充分利用，但不要忽略在取得后发优势的同时，可能还掩盖着后发劣势的危险，更不要轻易激活后发劣势。
答：城市由密度来定义，这个观念不容易普及。现在一讨论城市就是大中小，在我看来，缺一个维度：在多大面积的地方上有多少人。没有密度概念，很多问题扯不清楚，像三百万人就可以修地铁，那是“四万亿”投资时的一个派生物。当时着急放项目，够三百万人的城市就可修地铁，而不问三百万人占多大地方。密度不够，同样三百万人，地铁修一个赔一个。最近叫停包头地铁，不是不够人数，而是不够密度。我们的城市区划，本来就连城带乡，过去还有个郊区概念，现在所谓“城乡一体化”，弄得完全没法与世界一般城市对标。像重庆，几十个区县，几万平方公里，是一个城市吗？
至于北京，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挤到北京来，背后的力量机制值得细察。全世界单一制国家——不是联邦制的——首都差不多都是头号城市。巴黎、伦敦、东京，莫斯科、墨西哥城，都是所在国首位度最大的城市。德国也许例外，那是因为“二战”把柏林给切分了。两德统一后，柏林重建热火朝天，应该用不了太久就会是欧洲中心都市。
为什么多数国家首都都是最大城市？我猜到的道理，首都既然是政治中心，也就同时是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心。现代国家，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越来越强。谁不来，谁就沾不上光。我看这些年要不是中央明令禁止，别说县政府要来北京设办事处，乡镇都愿意来。企业也一样，你以为不是央企就不愿意来？要来得多了去。精英积聚，“diduan人口”还能不来？有活干、有收入啊。
要承认大都市有扶贫功能。那是送上门来的扶贫，如果推出去，完成精准扶贫的难度会提高。北京周围大片地区比较穷，但凡挤到北京来，干点啥也比老家强。
当然，中国今天国际地位提升，国事国务活动对首都提出新要求。这也是现实问题。北京的当务之急，是先把首都核心区做达标。其实，在核心区里没多少农民工。像金融街周围堵车，哪里是民工弄堵的？恐怕还是大机关、大央企、大部门，并不承担首都核心职能，却在核心区里占据过多资源。从这方面去清，见效快。
本文作者：刘玉海
本文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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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都市有了不得的扶贫功能
文 | 周其仁
天下所有城市，在集聚所谓高端精英的同时，也一定吸引“低端产业人口”。个中道理，我在《城乡中国》里做过讨论。基本原理，是人口集聚势必带来分工深化，从而产生在密度不足地方所不可能出现的收入机会。举一个例，捡饮料瓶这门活路，对体力、文化和技能都没有很高要求，城乡很多人包括体格还行的老人家，都做得来。但在人口很少的乡村或小地方，一天捡不到几只饮料罐，就谈不到养家糊口。唯独到了大都市，也是捡饮料瓶，搞得好可以发家致富。
当然，老人家拾荒、年轻民工做无需技能的活路，的确不够理想。问题是现实约束，总还有许多人，既不可能靠高技术谋生，也做不到靠社会保障老有所养。这是“低端产业”虽不中听、却十分“中用”的原因。其实何止捡饮料瓶这一项，推而广之，举凡门卫、搬运、送货、保洁、家政、洗脚、收破烂、修理以及其他林林总总，一个城市能容得下的活路，多到不容易相信。我们不妨思考，倘若没有大都市，同样有能力干这些活的人口，能不能如此创收？这是说，都市有了不得的扶贫功能。
最突出的挑战，是在北京城迅速膨胀的同时，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国事国务活动空前频繁。实际上，北京的首都职能与其一般城市的管理职能，发生了严重冲突。一座北京城，两头不满意。个人之见，对首都核心区而言，外来人口、更不消说所谓“低端产业人口”，并不构成实质妨碍。因为在观察上，并没有多少外来务工人员挤在承担国事国务活动的首都核心区。在这个范围里，占据着大量空间、却并不承担首都核心功能的衙门和大公司，才是症结所在。对症下药实施搬迁，确保首都区真正用于国务国事活动，应该大有可为。
至于首都区以外的北京城，方方面面也要改善、更新和升级。不过也不必一切高大上，道理就在于北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心。需求集聚，分工深化，势必提供别处难以比拟的收入机会。应该把集聚在京城自食其力、提供各种服务谋生的人口，看作是送进城门里来的扶贫，为什么要一推了之呢？2020年全国扶贫“一个不能少”，本来就是一项艰巨任务。在当下这个节点，倘若一批城市跟着北京搞开了清退、腾退农民工，出现一批新的致贫人口，他们又来不及列入精准扶贫的名册之中，那可如何是好？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权利发育和守信习惯的培养。京郊工业大院和城内沿街商业，多少年前是政府鼓励提倡的。发生新问题固然要面对、要解决，但请一定顾及前因后果，因为对老百姓来说，不论这一届还是上一届，都是共产党政府，也只有一个共产党政府，不可以新官不理旧账。
本文作者：周其仁
本文来源：《上海企业》2018年02期、村庄与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