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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妹 2018-05-28

 

CFIC导读:

5月24日下午,“国资大讲坛”第一讲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行,本期讲坛特邀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发展局、产权局原局长邓志雄作题为“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与高质量发展——四业并举时代的央企发展战略”的主题报告。


5月24日下午,“国资大讲坛”第一讲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行,本期讲坛特邀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发展局、产权局原局长邓志雄作题为“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与高质量发展——四业并举时代的央企发展战略”的主题报告。

“国资大讲坛”由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指导,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新华社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联合主办,宁波银行上海分行担任全程战略伙伴,毕马威中国支持。

参加本次讲坛的领导和嘉宾包括:中央企业外部专职董事、国务院国资委产权管理局局长、规划发展局原局长邓志雄,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品牌处副处长李奡,上海国盛集团副总裁、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副院长戴敏敏,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党委书记、董事长叶国标,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副总裁张凤明,宁波银行上海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徐雪松,毕马威中国审计合伙人杨洁等。此外,来自上海国资系统企业代表、在沪央企代表以及金融资本市场、专业机构的代表将近300人参加了本次活动。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秘书长罗新宇全程主持了本次讲坛。

十九大和今年两会胜利召开后,国资国企改革创新进入全面施工期,上海作为地方国资第一重镇,在地方国资国企改革进程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示范性。为更好的服务于全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在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的指导下,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联合举办“国资大讲坛”系列活动,旨在为当前全国国资国企改革传播正向效应,凝聚改革开放共识、展现新时代力量。

领导致辞: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副院长戴敏敏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副院长戴敏敏首先代表上海国盛集团、活动主办方之一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向参会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戴敏敏表示,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关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部署要求,在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的指导下,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和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的支持下,“国资大讲坛”第一讲正式开始。“国资大讲坛”系列活动将以新时代、新国企、新征程为宗旨,围绕新时代国资国企改革新趋势、国有经济使命与功能、国有企业创新模式等主题,努力打造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思想盛宴和理论高地,未来将会有更多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优秀企业家走进“国资大讲坛”。

戴敏敏介绍,国盛集团是上海市政府两家国资运营平台之一。近年来,国盛集团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运用市场化手段,优化国有资本结构布局,为上海加快推进五个中心建设,打响四大品牌做出贡献。在国有股权运营方面,率先探索发行可交换公司债以及上海国企ETF,着力提高国有上市公司股权的流动性。在战略新兴产业投资方面,在民用大飞机、航空发动机、集成电路、军民融合等领域已累计投资300亿元。在国有存量资产处置方面,完成了一系列国有产业集团的市场化重组,盘活资产超过百亿元。去年还发起设立目标规模500亿元的上海国企改革发展基金。

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由国盛集团和上海社科院2010年共同发起组建,是国内成立比较早的专注于国资监管、国资运营和国企改革政策研究的平台,已经逐步成为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国资智库。面对当前新的形势和要求,研究院不断拓展研究领域,提升专业研究水平,主动服务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这次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与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联手举办“国资大讲坛”,就是一次新的探索。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把“国资大讲坛”办好,办出品牌,办出影响力。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副总裁张凤明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副总裁张凤明表示,国有企业作为共和国的长子,中国建国以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当年的石油石化到两弹一星,到现在的高铁和大飞机,国有企业都发挥了领先雁和排头兵的作用。如今,在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关键领域,国有资本也一直承担重大职能。在新的形势下,国有企业有很多的转型和变化,国有企业的改革从管人管事管资产慢慢向管资本转变,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在不断推进,国有企业重新焕发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是国资领域知名的智库,有了很多研究成果,所以我们在过去几个月一起商谈发挥中国金融信息中心的平台优势,借助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的研究力量,共同打造一个舆论高地,也就是今天的“国资大讲坛”,是希望凝聚大家的智慧,共同为国企改革探索出新的方法。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作为新华社和上海市政府的战略合作项目,2014年成立以来,通过打造高端智库的交流平台,把品牌、渠道和各个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成为金融界、产业界、学术界汇聚思想、凝聚共识的平台。我们的大厦位于东方明珠东侧,被誉为“东方蓝宝石”,但她不仅仅是一幢楼,更是一个平台,一个开放、服务、分享、共赢的多功能、国际化平台,致力于打造一个服务上海、辐射长三角乃至享誉全国的财经新地标、金融大讲堂和卓越的文化新空间。

宁波银行上海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徐雪松

宁波银行上海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徐雪松表示,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牵头联合举办“国资大讲坛”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宁波银行上海分行能够应邀成为本次活动的全程承办单位之一,感觉十分荣幸。

徐雪松介绍,宁波银行成立于1997年4月,成立21年来总资产超过万亿,员工数超过1.5万人。上海分行经过11年的发展,各项业务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目前在上海区域设立了16家支行,服务半径基本上覆盖了上海的全径,今后还将不断提升自我,努力提供更加周到的服务。在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上,宁波银行上海分行开发了一系列的产品和服务,致力于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效率低和成本高的问题。在个人消费金融领域,推出了“白领通A”、“白领通B”等系列产品,主要服务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资企业的员工,成为在细分市场的拳头产品,也是目前个人消费贷款领域最好的产品之一。

徐雪松表示,新时代的国资国企改革为国有经济孕育了无限的机遇,也必然促进和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宁波银行上海分行将借力参与“国资大讲坛”的契机,不断融入国资国企改革的潮流之中,助力科创企业,推进产融结合,为社会提供更多更优质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

国资大讲坛揭牌仪式:

国资大讲坛揭牌仪式(左起:宁波银行上海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徐雪松,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党委书记、董事长叶国标,中央企业外部专职董事、原国务院国资委产权管理局局长、规划发展局局长邓志雄,上海国盛集团副总裁、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副院长戴敏敏,毕马威中国审计合伙人杨洁。)

主旨演讲: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与高质量发展——四业并举时代的央企发展战略(邓志雄)

邓志雄简介:

中南大学冶金系有色冶炼专业毕业,中央党校第十期中青班学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深创投博士后流动站导师。1974年参加工作,1984年任车间主任,1990年任矿长兼党委书记,1997年出任上市公司董事长。曾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计划部副主任,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企事业改革司司长,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副司长,国务院国资委产权管理局局长、规划发展局局长。现任中国电信、中国铝业、保利集团专职外部董事。 

以下为讲座摘编:

一、四业并举的时代


中央企业“十三五”规划的背景是四业并举的新时代。什么叫四业并举?我们现在看这个图,按照科学发展观的系统观,万事万物可以大致分为四个系统:第一个是无机的物质系统,主要涵盖物质与能量这一个没有生命的系统。这个系统一头向大、一头向小,向小从分子到原子、中子、夸克,现在人类已经认识到夸克这样一个层次,向大到地球、星系、总星系,整个宇宙还在不断的扩大,所以这是无穷无尽的世界;第二个系统是有机的,生物生态的系统。生物大分子在能量的作用下逐渐形成了有生命的东西,这个有生命的世界也已经有30多亿年历史,而人类的历史则只有300万年左右;人类出现后逐渐发展出人类社会这样一个新的系统,首先是家庭,然后是部落、公社,然后是地区、国家,再后是双边组织、多边组织、跨国公司、无穷无尽的国际组织;人类社会在劳动和交易中产生了第四个系统,一个新的以符号和信息为主的系统,我们称之为科技文化系统。

伴随适应四大系统,人类相应开展了四种生产,产生了农业、工业、服务业和科技文化产业四个产业。农业是与有机的生物生态系统紧密关联的;工业主要是与物质能量系统紧密关联的;服务业是与人类社会紧密关联的;科技文化系统领域内发展出了科技文化产业。这些产业的发展一个比一个来势迅猛。现在看,很有必要将科技文化产业单列为第四产业大力发展。

对企业生产关系的制约力量有两个:一个是生产力,一个是市场。市场是必要条件,生产力是充分条件。一旦这两个条件变化了,企业就应将企业制度及时调整。比如说大家现在熟悉的企业制度一共五种:第一种独资企业,股东无限责任;第二种无限合伙,不适合用于工农业产业,但是非常适合用于信用中介服务;第三种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进入到了工业时代就需要股份制,没有股份制就没有大资本,就干不了大生产;它用有限责任把资本聚集起来,同时把债务责任推给社会。第四种有限责任公司,它改变股份公司认钱不认人的纯粹资合制度,压缩股东规模,增强了股东互动,章程中体现出更多人合因素,但依然债务责任敞口;第五种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制度在人本因素上来得比较彻底,LP负有限责任,GP负无限责任,成为了以有限责任融资机制和债务责任闭口的责任机制两相结合的企业制度。大家知道,建立不起好的容错机制就不能很好地创新。中长周期运作的有限合伙制度把责任机制、容错机制、激励机制全面结合起来,是最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因此随着时代进步,企业制度从独资企业走向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面向未来,在公司平台基础上的有限合伙企业发展将成为时代趋势。

我们看两个表,第一个是全球市值前10强的企业近10年的变化。2007年世界市值前十的公司有2个是科技类公司,而2018年世界市值前十的公司有7个是科技类。所以科技类公司正在成为时代的引领者,科技文化就是未来产业的引领方向。我们再看一下北京市去年三季度的产业结构,2017年前三季度北京市GDP中,服务业占比高达82%,其中科技文化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已高达37%以上,是金融业的两倍,是工农业之和的两倍。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基本的结论,未来经济的增长点主要在第四产业。第四产业的增长以两种形式来表达,第一是科技文化产业自身的大发展,第二是科技文化产业对于一二三产的改造、优化、提高。

二、“十三五”央企发展战略

中央企业的“十三五”发展目标是一段既定的话: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以提高企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做好创新驱动、结构调整、开放合作、深化改革、提质增效、加强党建六篇大文章,做强做优做大中央企业,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我把这个目标叫做321目标,3就是三做,做强做优做大;2就是两力:(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1就是指一批具有两力的跨国公司。


根据321目标,对应的我们为中央企业概括了123发展战略——一体、两翼、三合:一体是要把企业主体的市场化改革调整提升做到位;两翼是搞好现代化创新+国际化经营;三合是做好公私混合、制服结合、产融结合。制服结合即制造业和服务业相结合,建筑业和运营业相结合,即把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结合起来。在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的结合上做文章,在金融产业和实体产业的融合上做文章,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结合上做文章。中央企业以规划为头,以结构调整为体,与地方结合、与民营结合形成扎实有力的双腿,然后加强科技、国际两翼,形成大雁展翅奋飞的阵势。

首先讲“一体”,企业主体的市场化改革调整工作包括五个大方面。

一、通过功能界定明确发展责任。我们把中央企业分三类:第一类是公益类;第二类是商业类中间的完全竞争类;第三类是商业类中间具有特殊功能的企业;二、通过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就是创新发展一批,巩固加强一批,重组整合一批,清理退出一批,全面“打造新央企”。

三、通过深化改革激发发展活力。核心内容就是要发展混合所有制。

四、通过提质增效提升发展水平。这是我国进入从“有”到“好”新时期以后,中央企业需要带头做好的一件工作,也是新常态下加快供给侧结构调整需要完成的硬任务。

五、通过加强党建提供发展保障。企业党建做得好,把住正确的发展方向,调动好群众的积极性,严格控制住各类风险,企业就能持续健康发展。

提质增效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走内涵型、精益型、质量效益型发展道路,打造网络型、平台型、服务型、品牌型、责任型企业,加快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由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由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品牌型企业要特别引起重视,“十三五”、“十四五”期间,品牌将成为最重要的企业资源。产能过剩的时代消费决定生产,而不是生产决定消费,消费者的选择决定企业的命运。这个时候“品牌为王”,未来我们在企业品牌建设上需要做更多的努力。

其次,讲一下“两翼”。

一是创新驱动发展,向生产力的深度进军。

创新包括三个方面: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三个创新同等重要,又各自包括很多不同的内涵。

科技创新。对中央企业来说科技创新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央企围墙内的自主创新;第二是央企和央企之间,央企和地方企业之间的协同创新;第三个是结合企业内外全球创客开展好双创。

管理创新。要搞好平台化、扁平化、信息化、全局全面全过程风控。平台化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选择,它强调中央企业要有能支撑好千家万户企业生产和千家万户家庭生活的网络平台能力。

商业模式创新。包括纵向整合、横向整合、制服一体、建营结合,还有PPP模式。PPP模式在中国发展很快,但还不成熟,需要加强风控。

在创新中,要高度关注创新资本的形成。创新是一个烧资本的过程,科研是一个烧费用的过程,先进企业的创新研发费用要达到10%左右。而国有企业资本不足,责任机制、容错机制、激励机制均难以满足全新的需要,因此必须采用新的企业制度和机制。

有限合伙企业采取8~10年的中长周期整体考核激励,强调GP的独立运作权利和相应的无限责任,给予GP强有力的利润分成,注重解决公开存在的制度、技术和管理短板问题来实现发展,是比独资企业和公司制企业更适应于创新需要的企业制度。

国资委近年来为推进创新成立了七个母基金,他们或者自身就是有限合伙制的,或者明确要求所投资企业是有限合伙,既为中央企业的创新准备了资本,又为央企创新提供了新的企业制度和机制。

二是开放带动发展,向生产力广度进军。

当前我国正在进一步扩大开放。落实国家重大战略规划,增强海外资源保障能力,推动国际化经营转型升级,提升国际化经营风险防控水平,充分发挥中央企业走出去的骨干和主力军作用,创新国际化经营模式,提升国际化经营质量和效益。

我们以前的模式是千家万户分别走出去单打独斗相互竞争求发展,未来应是什么样的呢?应是央企地企携手,协同建设一带一路,共同打造平台求发展。

要注重打造四类平台:第一类是建立优势产业平台。中国现在什么东西是有优势的?三高七路。三高是高铁、特高压和高端信息化,七路是公路、铁路、水路、空路、管路、电路和通讯线路。高端信息化以5G和北斗为代表,还有超算和物联网都是属于高端信息化的东西,用这些东西结合七路建设能力打造成优势产业平台,积极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第二类是高效产能平台,就是我们产能过剩但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性价比不错的领域,要结合相关国家的需要加快走出去,既解决我们产能过剩的问题也解决了别人的需求不足问题;第三类是打造产业园区,我们还要到很多更落后的国家进行国际化经营,那里单个企业去风险很大,打造一个园区,把中国的生产能力集成起来,是化解风险的重要方法;第四个是产融结合平台,就是把我们的招商局、华润、中粮、中化、五矿等企业,进一步打造成区域性的跨国平台。

最后,讲一下“三合”。

第一合是公私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 = 公有制 + 非公有制 + 混合所有制。两端只有两点,中间有无数个点,生产力的变化要求企业有各种不同的组织形式,因此以中间所有的点分别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样经济发展可以更快。从这个角度理解,发展混合所有制具有广阔的空间,发展混合所有制是我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行形式。

第二合是产融结合。产融结合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在资本形成阶段、资本运营阶段和资本流转阶段都要做好产融结合。产融结合的概念,不是金融做产业,不是产业做金融,而是要把金融服务于实体产业的发展,通过用好三种制度、三个市场来融通三类资本。

国有企业改革早期实行过“拨改贷”,从1979年做到1997年。国家资本供给中断了,借的钱形成了负债,没有形成资本,违背了将本求利的经济规律,企业不能良性循环,结果就出现了大面积亏损。所以最初的改革是向银行要钱,但是走银行这条路没有把企业搞好。

上世纪末中央抓了两件事,一个是抓大放小,一个是三年脱困。抓大放小的战略性调整,整个国有经济的结构得到了优化,同时让民间企业获得了发展的空间。另一个是三年脱困,那时候说三年脱困几乎没有人相信,但是三年做到了,因为有三个强大的政策,当时叫三个杀手锏。第一是软贷款,对于20%,30%的好企业给软贷款,就是可以不还利息的贷款;第二是兼并重组上市,一个大国有企业兼并一个大国有企业之后发给你一个上市的票。上市问谁要钱?问股市要钱,吸收民间资本。所以这个是蓝色的腿,IPO管道。改制上市是全世界通行的混合方式,但是只是单腿式的混合,更多的不能上市的企业靠什么解决问题呢?债转股。把银行借给的钱变成资产管理公司对你的股本,这样解决了更多企业的问题,同时管理加强了。

集团公司承接国有资本,通过IPO引进公众资本,通过PE引进机构资本,这样就引入了三个资本。但是这三个资本的受体是三个不同的制度,只有国有企业才能拿到国有资本,只有上市公司才能拿到公众资本,只有有限合伙企业才能更多地拿到PE资本。因此未来我们要在三个市场用三个制度去对接三种资本,这就是产融结合,也可以叫做资本运作。当然,建立财务公司,用好各种金融工具,强化企业资金管理,也是产融结合应该做好的工作。

第三是制服结合或建营结合。这是企业发展中的纵向整合发展方式。通过前后产业的结合来形成新的优势,化解老的问题。ppp就是典型的建营结合模式。资金不足的政府为早日提供新的公共基础设施,以未来一定时限内的基础设施经营权等为代价,引入建设企业带资开展建设。这对建设企业提出了建设和运营基础设施的资金和能力要求。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这种市场需求会越来越大。与此同时,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也会颠覆性的改变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格局,使制造业与服务业日益紧密地融合到一起。为此,中央企业既要抓住制服结合的机遇,也要防范好自身被颠覆式创新所击倒的风险。

注:未经本人审阅

文字:张宏妹

摄影:金伟良

本文来源:陆家嘴金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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