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圆桌请来播客《鼓腹而游》的主播Nelly作为主持人，大观学者、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刘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许纪霖的播客》主播许纪霖，大观学者、《东腔西调》主播何必，作为嘉宾参与本次的讨论。
这三位嘉宾都是学术界的表达者，他们也都曾经是播客的嘉宾，客串参与过很多节目，慢慢也成为了播客节目中更积极的表达者。本次圆桌从传播、语言与社会心理等学术角度，探讨听觉内容的发展历程，以及这个需求是如何在这个时代再次兴起的。播客就像是一道满是素菜的沙拉
“在收听播客、参与播客以及制作播客的过程当中，各位对中文播客的现状有怎么样的观察。在参与播客的过程当中，又有怎么样的个人感受？”——这是主持人Nelly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圆桌主持人 Nelly
刘擎首先分享了自己的播客收听经历。他介绍说自己收听NPR已经有差不多40年的历史，也很早开始听国内播客。“这些年轻人给我带来很大冲击，因为自己可以连续听1个小时、50分钟的节目”。参加《奇葩说》之后为人熟知的刘擎后来作为嘉宾参加了《随机波动》的一期录制，这次的录制与播出也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刘擎在圆桌现场提出了一个问题“影像是有声音的，为什么没有影像的声音——播客，反而拥有了更独特的东西？”他对此作出的回答是：
“我们背后的一个底层假设是错的，认为多就是好，越沉浸越是好。但实际上不是的。即使我们吃东西，也不一定荤素搭配就是好，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吃一个满是素菜的沙拉。去掉影像的声音具有单独集中的特点。”
许纪霖认为，过去人是一种“文字的动物”，文字是主要的信息传播、接受、处理的媒介。而文字需要通过大脑加工转化成声音、图像——这很累。所以如今在这个节奏飞快的时代，人们逐渐抛弃了需要力气加工的媒介，转向了视觉与听觉。甚至现在人们观看视觉媒体都会很累，被图像吸引就有可能会来不及处理声音。声音成为了更被偏爱的媒介，因此播客恰逢其时地产生了。
何必对播客的理解是以他多年媒体从业经历的视角表现的。何必从硕士开始接触互联网媒体开始，经历过图文短视频的崛起，也经历过中文播客的成长。在何必的观察中，中文播客的用户群体与短视频用户很不一样，而媒介的接受行为本身也与个人的经历、知识体系与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因此他认为播客不能仅仅被视为一种与图文、短视频相似的纯粹大众的媒体。
何必分享了一个小故事印证这一观察：
“2021年，公司的小伙伴说可不可以做几期节目介绍UBI全民基本收入。在当时的判断里这不是一个大家会关心的话题，但还是做了起来。六期之后经历了一波听众的增长，有很多人都在关心这个议题。而这类议题是没有出现在其它图文或视频平台上的”。
也因此何必认为“中文播客的确是一个有待发掘并且非常不一样的媒体领域”，“……中文播客可能并不需要像之前视频或者图文媒体那样需要去随波逐流；相反创作者去做自己感兴趣的，坚定自己想传达的东西会更为重要。”
面对新媒介，创作播客时的严肃与松弛
主持人Nelly是一位机构媒体的文化记者，同时也是播客主播，她从个人经历出发向三位嘉宾提出了第二个问题——“播客的这种媒介和其他的媒介相比，它到底有什么不同？从一个播客的创作者或者参与者的角度来说，我们通过媒介在做公共表达的时候，它是不是给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
在刘擎看来，播客并不是通常人们理解的那样可以平行去听，比如在开车时听高质量播客，反而是危险的。对于视觉媒体来说，观众的视觉不是完全交付出去，而是有余光、也可以主动避开；对于听觉媒体来说，听众是被动的，没办法避开声音，戴上耳机的那一刻“听众实际上是把自己交付出去，听觉会被节目占满，没有其它的选择”。
数据来自JustPod「2022中文播客新观察」
因此听众既是主动选择了一期播客带上耳机来听，又会高度关注把自己交付出去的听觉媒体。这其实也给播客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做播客如果想做得好，不是大家随便聊一聊就可以，听众把耳朵交付出去，如果有一分钟觉得不满意，随时可以停止”。圆桌嘉宾 刘擎
播客与视觉媒体的另一个区别是“反思性”，刘擎认为播客特别适合精神的、智识的和情感的深度体验，播客是“经得起想、经得起回味的”。刘擎认为播客是视觉盛宴之后的升级，它可能本来就不会覆盖到很多的人群。刘擎在此引用了《NPR播客入门指南》的一句话：
“播客不是‘广播’，而是‘窄播’，是积极地、有针对性地播。收听播客的体验是听众主动寻找到的。因此，播客不需要满足所有人。事实上，如果一档播客试图满足所有人，那么它就在无形中疏远了那些主动找上门来的听众。”
每位听众会为自己定制属于自己的收听方式，最后与其他听众形成一种精神上的共同体，也因此打散了“大众文化”，形成了“分众文化”。播客会放大个体的颗粒度与差异性。许纪霖介绍说自己做播客一没有商业目的，二没有启蒙的高大上的理想，仅仅是为了自己可以体验一种新的生活、新的活法。他分别以表达者的角色，与听众的角色分享了自己对于播客媒介的看法。作为表达者的许纪霖每次在录视频都会紧张想回避，但录制播客不会有负担，很轻松。他对此作出的解释是：“面对镜头但没有听众在场的时候会很不自在；在镜头前需要注重自己的外在形象，这份注重有时会超越自己的表达，而录制播客没有这份担忧”。作为听众的许纪霖发现播客存在两个好处：“听播客可以填满很多‘垃圾时间’，在机械性重复做某件事的时候没办法看视频，却可以听播客；播客相较于视频媒体又具有隐蔽性，旁人可以观察到屏幕开关以及展示的内容，却无法旁听耳机里发出的声音”。许纪霖认为播客的这些独特优势使得播客未来至少可以与视频等媒体形式并驾齐驱，为听众开辟另外一个空间。何必从一个播客主播的创作角度谈了谈自己更为独特的看法。主播不同于嘉宾，会接触到更多幕后的工作，对于知识类播客而言，主播与幕后要做的是“翻译的工作”。一方面是嘉宾在表达的过程中，主播需要适时地在语言上做翻译；第二是在制作过程中，选择选题本身也是一种翻译，通过确定选题，播客创作者可以表达想表达的东西，这一过程一定需要嘉宾来表达。何必更愿意将知识类播客当做某种桥梁，这种桥梁是一种翻译，也是一种传达，能够将学界的东西翻译过来，传达出来。通过播客，学术界跟大众不再是隔离与对立的状态。来自学术界的声音出现在播客中也可以满足听众的收听需求。因此在今天的时代里，“翻译”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过程。圆桌进行到这里，Nelly分享了一位听众的话：“喜欢听播客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在播客中，几个人即使观点、兴趣、共情能力基本不同，也可以在一个平面空间中达成理解或不理解的同时保持对对方自由表达的尊重。而生活中太缺少这样子的时刻了”。或许在播客中，公共说理非常重要，但是修辞学其实在我们的教育中并没有受到重视。我们的社会当中也一直没能出现一个好的说理方式的共识。基于这个前提，Nelly提出了本次圆桌的最后一个问题——“播客的崛起有没有可能成为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公共说理的契机？如何看待播客对故事讲述和观念传达的意义？”刘擎认为播客这个形式有潜力实现社会对公共说理的重新认识。因为播客是邀请制，即使是现场直播，主播与嘉宾也会有基本的礼仪与做一期节目的共识。在听众的角度来说，收听播客与视觉相比，听觉有时间性、有语境，这些是无法被单独截取的。播客会满足当下听众“希望能找到——志同道合、情趣相投、谈得上话、即使吵架也会很有意思的人”的需求，播客有潜力形成一种新的对话方式，在这个对话方式中，理性虽然不会那么必要，但却是尊重的、生产性的，可以促进彼此理解，促进彼此的改变。播客有潜力形成一种小的分众生态，虽然现在还没有成型，但是是值得期待的。许纪霖认为播客节目中，“对话型”的播客的流量与声量都要大过“独白型”的播客。因为在这样的节目中听众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而真理不是只有一种声音的。对话型的播客所形成的众声喧哗，恰恰形成了更接近真理的存在。而今天在技术上，播客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何必对于这个问题表达了既有信心又观望的态度。有信心是在知识类播客的实践角度中，学者、老师、表达者是可以通过播客实现更好的表达的；观望是因为在听众的角度，播客蓬勃发展的三年是中国历史上比较特殊的三年，如今时代变了，更多听众与其在寻求道理，可能还是更希望去寻求某种心灵和情感上的慰藉。说理可能不再那么重要和被期待了。主持人Nelly最后说了一段话作为本场圆桌，同时也是本篇回顾的结尾：“如果我们可以称播客的兴起是一种文化现象的话，可能是因为它提醒了我们语言强大的力量。在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当中，语言是唯一的表达的手段，播客是在非常深刻地提醒我们这一点。但是呢，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曾经说过一句话：「要表达完整的经验，通过语言是永远存在不足的，与此同时语言对于经验始终是过剩的」。我觉得无论我们作为播客的制作者、参与者还是收听者，我们可能都需要将语言的强大和语言的局限性要牢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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