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农民觉得“中央很好，村干部坏”？（句句是心声）

抚小布的话

这是北京某高校社会学研究生渔樵耕读

对基层、农村问题的一篇调研报告，

写得是不是实在？

不知道您怎么看？

（土坯房改造后建起来的新房，2016-6）

在调研中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村民在谈及中央政府时，都从心底觉得“党中央好，习近平好”，对中央的各种惠农政策非常认可，对党、对中央政府极其拥护。但是在提及身边的基层干部时，却总是不满意：

提到“低保”，部分拿了低保的村民会说“他们村干部拿低保拿腻歪了，拿剩下的，就给我们了！”没得到低保的村民会说“低保都给了村干部的亲戚，我们？想都不要想。”

 但是事实上，据我在赣南几个村的调研，包括翻阅低保获评人的信息，以及拿低保名单上的名字向村民打听，获评人都是确实有生活困难的农户，“给村干部亲戚”这一现象我不敢保证绝对没有（不能保证村干部没有穷亲戚），但是低保确实给了最需要低保的困难群众。

至于“村干部拿低保拿腻歪了再给我们”这一现象，倒是完全没有发现，毕竟大多数村干部的家庭经济状况在农村中都属于中上等，完全不必为了200块一个月的低保去牺牲自己的名誉。

提到“土坯房改造”，有些得到政策扶助的村民说“其他地方都补三四万，我们每户才一万五！其他的钱？呵，不用说你也知道啊。”我后来去查了政府文件，原文是“新建房屋的：属于分散供养五保户、农村低保户、贫困残疾人家庭、重点优抚对象和革命烈士家庭的对象，每户补助2万元；属于其他贫困户的对象，每户补助1.5万元。”

也就是说，得到一万五补助的村民其实都得到了全款，并没有出现乡村干部插手截留补助资金的现象。其实当前国家大部分惠农政策，尤其是涉及到资金补助的政策，都采用直接打到农户“一卡通”户头的方式，大大减少了基层干部“伸手”的现象，提高了资金效率。

从这两件事上来说，村民的确冤枉了村干部。

“中央”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说都只是一个模糊遥远的存在，“村干部”才是真正为他们服务的对象，可为什么农民会形成这种“中央很好，村干部坏”的印象呢？这种“远亲近疏”的现象有何内在发生机制，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第

1

则

-THE FIRST-

看得见的“缺点”与看不见的“付出”

越是亲近的人，他们的缺点暴露的越是彻底；越是长久接触，缺点的放大效应就越把优点渐渐遮蔽。

现实生活中，基层干部和农民正面接触多，都是身边触手可及的乡里乡亲，在这样的情况下，村干部的缺点较易被村民看到。

而在执行一些涉农政策时，村干部又往往做不到既让上级满意，也让全村人都满意，甚至有时不得不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以推动政策执行。这时候那些利益受损的村民便成为“村干部坏”言论的发起人。

“中央”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挨家挨户去跟农民接触，只制定、发布涉农政策，而且近年来的中央涉农政策都是惠农政策，新农村建设、振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精准扶贫以及社会保障政策，“中央”的的确确非常关心“三农”问题，非常牵挂广大农民群众，农民对中央的爱戴是发自内心的。

但是不管什么政策，真正执行起来还是要靠基层干部，需要他们一项一项政策去分析、研究，转化成可行方案之后操作化落地，需要他们进村入户去跑去落实。在这个过程中，基层干部其实是付出了许多精力和劳动的，比如我所看到的村干部们为了完成精准扶贫中的“建档立卡”，连续一个多礼拜熬夜到两三点才能回家。但是村干部们的这些付出往往是不明显的，村民们看不到他们的付出，甚至看到村干部骑着摩托车上户去落实政策，还以为“当村干部就是好，天天骑个车子溜溜达达！还有钱拿。”

在这种长时间接触、近距离相处的过程中，基层干部的缺点被放大，付出却被无视，久而久之，一些不切实际的负面舆论就产生了。

第

2

则

-THE FIRST-

“好政策”不等于“好执行政策”

而这些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调解矛盾冲突、抚平村民情绪、配置利益格局的工作，都交给了村干部。但是人无完人，我们不能苛求村干部在执行每项政策的时候都能做到完美无缺，进而对村干部产生怨言，并通过村庄舆论将这些怨言散发出去。

“好政策”赢来的农民拥护和赞扬都给了政策制定部门，而“不好执行”的成本却由基层干部承担了。

第

3

则

-THE FIRST-

不要忽视历史记忆的力量

在这起事件中，农民表达不满时，启动了自己的历史记忆，并试图用这种负面评价的类比来制止拆房行为。

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村民们在面对一些在他们看来不合理的现象时，愿意将眼前的人与事类比到历史中的人、事，历史记忆使村民倾向于肯定自己的判断，而眼前的现象又更加强化了这一负面判断。

第

4

则

-THE FIRST-

“选择性观察”的放大效应

所以得知一些村干部因涉贪被查的消息，他们会口口相传，对这一个案津津乐道。而那些勤勤恳恳的干部，以及服务村庄事务的村干部，被村民有意无意中忽略。

结语

在讨论农民形成“中央很好，村干部坏”这一问题时，有一个大的背景，或曰结构性因素不能不谈，就是在取消农业税后，村干部与村民的互动交往，事实上越来越少，干群关系渐渐疏远。

在既不需要收农业税，村庄又没有实质性权力来约束村民时，除非有关联到该农户的事宜确须上门沟通，村干部与普通村民的交集渐渐减少。

互动减少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彼此不了解不熟知，这样的情况下，村民对一个人的评价就很容易受舆论左右，而非形成自己的独立客观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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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江西组工微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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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万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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