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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会不会重演上世纪日本泡沫经济?看了这篇你就明白了

新井一二三 明清书话 2020-01-01

编者按
永远改变了日本社会的泡沫经济,是1985年由纽约广场饭店的国际金融协议开始的。本来节约勤劳的日本民族,忽而全变成了投资家、投机家。这一点,与当前中国的经济状况十分相似。日本的泡沫经济只维持了五年左右,1990年就破裂。从最后决算来看,虽然有些人在炒买炒卖中发了大财,但也有不少人高利率借来的钱没来得及还清,结果破产或背上重债了。今天,明清书话节选了一本书中的内容,书的作者用亲身经历给大家讲述了泡沫经济时期的日本,同时更是生动地讲述了普通人民的遭遇。从文章中,你可以看到很多似曾相识的场景。希望看过之后,会对你有所启发。


作者:新井一二三  来源: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我这一代东京人》


我是一九六二年在东京出生的。比我大两岁的哥哥也在同一个地方出生。我小时候的家其实是整天都有很多人来来去去的寿司店后面。我懂事的时候,父母早已从寿司店搬出来,独立经营小家庭了。


我平生第一个记忆是1946年10月10日开幕的东京奥运会。虽然当时我才两岁半,但是全体社会极其兴奋的气氛还是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父母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挺手枪,用来发出竞赛开始的信号声,成了我和哥哥整个童年时代的头号宝物。东京奥运会是战后日本头一次举办的国际级节目,全国上下齐心祝贺的状况,跟三十多年后长野冬奥时多数人漠不关心的世情截然不一样。


为了迎接国外游客,东京、大阪两大城市之间开通了东海道新干线。在东京中心区,则完成了首都高速公路网第一工程。跟日本多数家庭一样,我家也为了观看奥运会直播而买了第一部电视机,乃黑白的乐声牌。


现在很多人都说:在奥运会以前和以后,东京的景观彻底改变了。关起门来开冷气,在塌塌米上铺化纤地毯,放西式家具,穿着牛仔裤看美国连续剧,或听英国摇滚乐,大家都觉得很先进、好酷,却甚少有人介意传统文化和街坊生活同时遭破坏。


战后日本人的生活目的是赶快富起来过跟美国人一样的日子,祖先留下的一切反而显得陈旧落后。之前严禁孩子们站着吃东西的父母,后来鼓励我们边走路边嚼口香糖甚至吞下汉堡包;因为整个社会认为学美国人就不会错。




经济高度成长的时代,差不多每个家庭的收入都直线提高;不是一部分人发财,而是大家一同富起来的。


失业率几乎等于零,大企业的终身雇佣制给上班族保证了一辈子的铁饭碗。能够毫无疑问地相信明天一定会更美好,社会风气相当好。我小时候父亲一个人开办的印刷厂,没几年工夫就雇请很多员工了。


以奥运会为标志的近代化,不仅改变了市井生活,而且对整座城市的基本理念带来了根本性的调整。比如说,为了赶上奥运会开幕而匆匆完成的首都高速公路网,主要建设在旧水路上的。东京的前身江户曾是能跟苏州、威尼斯相比的美丽水城,市内交通以水上航线为主,市民生活无论是交易还是娱乐都跟水路有很密切的关系。看江户时代的浮世绘,很多都画着水景。然而,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维新以后,铁路、公路运输代替了水路的重要性,在市内四通八达的运河被放弃不用了。


1968年,我上小学。日本的国民总产值到了世界第三名的水准,虽然社会上有种种矛盾,但是总体来说,大家对未来还很乐观。


在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东京来的一对大熊猫兰兰和康康。我跟一批同学们一起去上野动物园,隔着玻璃窗看了爱吃竹叶的中国大熊猫。当时它们在日本享有的名气非常大,大概仅次于推土机首相本人。全国每个玩具店都推销布做的大熊猫,服装店则出售大熊猫花样的衣服。




一九七三年,我小学六年级时,中东战争爆发,石油震撼发生了。


记得有一天,卫生纸卷开始从超市商品架上消失,有风闻说是石油价格急升的缘故。大家半信半疑,但是没有了卫生纸卷怎么了得,于是每家主妇都争先恐后地去抢购,没半天就真的卖光了。


当时六十多岁的姥姥无所其事地说:没有了卫生纸卷就可以用新闻纸吧。但是,我们一代的东京小孩是从小用冲水马桶长大的,从来没有用硬硬的新闻纸来擦过屁股。很快,卫生纸卷重新出现,但是比从前贵得多了。第二年,日本经济创下了战后头一次的“零下成长”记录。从一九五六年起维持了十多年的高度经济成长到此结束了。


我家经济也到此直线上升,日后却是有起有落了。


还清楚地记得,最后临坠落前,有一段时间饭桌的情景特豪华起来,又不是过年过节还天天摆着烤鸡腿什么的,叫我预感到不祥了。


果然,初中二年级的一天,父亲的公司倒闭。听母亲说是买了太多太贵的印刷机。父亲则认为上了坏律师的当;他要我长大以后学法律,替他跟不公平的社会算个帐。父母卖掉所有设备,解雇全部员工,把住家客厅改造成办公室,开始经营小出版社了。幸亏,早几年经济还好的时候,买过一栋旧房子,虽然破旧但是有五间二厅,我们至少没有失去窝。




当年日本有个规则:经济越不好书卖得越好,何况父母卖的是算盘、簿记学、会计学等的习题集,找工作的人很多都要买的。他们年纪还轻,起死回生得相当快,但是那几年里,我平生第一次尝到了生活水准下降的滋味。来帮忙的姥姥发现,晚饭吃的咖哩汁不含肉;我们小孩子早已司空见惯,只要整个锅里有几片,就算是有肉的了,即使没分到自己的盘子上来也不会埋怨。


父母拼命工作,拼命存钱,四年以后重新办起印刷厂了。


我小学、初中都上了家附近的公立学校,高中则考进了国立名校:东京教育大学(现筑波大学)附属高中。同学们的父母亲几乎清一色是大学毕业生,其中不乏医生等社会地位很高的人士,叫我心中很委屈。


我父母都没上过大学,高中毕业就在社会上做事的。父亲在爷爷创办的寿司店当厨师,白天有空时还做皮鞋卖过;母亲则当美容师。父母亲告诉我:在废墟般的东京成长的一代,先得考虑如何吃饱穿暖,即使想读书也根本没有条件。但是,我上了国立名校就发现,其实跟他们同代的日本人当中也有不少人读过大学的。


说实在,当时只有小学毕业搞土木的田中角荣当首相而轰动全国,就是其他领导人全有大学文凭的缘故。看看在他前后掌权的佐藤荣作、大平正芳、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等政治家,没有一个是例外的。推土机首相的好日子没有维持很久,上台的两年后发生的金钱丑闻迫他辞职,我还没上高中之前的一九七六年,因贪污罪遭逮捕了。




一九七零年为了改进空气质量,闹区开始周日禁止车辆通行,银座大街泡沫经济时期的东京,到处是拆掉平房盖公寓的情景。


七十年代的日本有个流行语叫“一亿总中流”。中央政府每年施行的舆论调查中,被问“你家经济状态属于上层,中上,中中,中下,还是下层”,回答说中上、中中、或中下的比率,1958年有72%,到了1973年则超过了90%。


这十五年里,国民平均收入上升幅度为2.8倍,绝大多数日本人的生活确实改善了。同时,随着都市化的进展,从前很明显的白领/蓝领区别不再容易看得出来了:穿着西装系领带、开着私家车上班的公司职工,到了职场就换穿工作服而从事生产线劳动,没人觉得奇怪了。结果,很多其实属于蓝领—工人阶级的日本人,一相情愿地把自己划为“中层”;我们家也不是例外。父亲虽然中学毕业,但是白手起家做了小公司老板,虽然有起有落,从未穷到挨饿穿不暖的田地,自我感觉还不坏呢。谁敢说我们家属于下层?


然而,在高中同学们面前,我的自尊心还是受了严重的创伤。母亲受的打击好像比我还厉害;陪我参加入学典礼后,她再也不肯来我学校了。主要不是人家有钱,而是文化根基之厚压倒了我们的。


比如说,我父母没有阅读的习惯,至多看报纸翻杂志而已,当然没什么藏书可说;同学们家倒有高达天花板的书架,装满的东西名著是家庭成员之间聊家常时候的话题。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区别?恐怕至少追溯到三代以前:人家的祖先不是武士就是富农,我祖先则是吃不到干饭的贫农。


日本所谓的名门中学,主要意味着升学成绩好,具体来说考上东京大学的人数多。同时,越是程度高、难考进的学校,越有标榜自由主义的趋势。学校当局对学生的管理相当松弛;没有制服,没什么校规,跟其他学校比较,自由得多了。


我们是高中生,但是所受到的待遇基本上跟大学生没有分别,一点不拘束地泡咖啡厅也去酒吧,尽情享受名门生的特权。同班男同学们,一来出身不错,二来书念得也不差,即使没考进东大也都上了好大学。




几年以后毕业找工作时,他们的职业选择颇为保守,除了继承家业做医生的少爷们以外,很多要么做了高级官僚,或者加入了三井、三菱、住友等大财阀旗下的银行、商社、制造业公司。女同学的选择当时还很有限;成绩最好的人都做了医生,其次则做了学者,任职于普通企业的人一般就很快碰到了“玻璃花板”,即使没有被迫辞职,也不能担任重要职务。


等到一九八五年,即我们多数人毕业本科后的第二年,男女雇佣平等法才施行,法律上保证两性就业机会该平等了。但是,法律归法律;现实为,直到今天,日本是女性社会地位在全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


一九八一年,我上了私立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我选择的第二外语是当年算冷门的汉语,结果两班同学共一百名里,竟然仅有我一个女学生。


九十年代以后,学汉语的日本人大幅度增加,除了英语以外,这些年最多人学的外语就是中国话了。但是,八十年代初,日中经济交流还不太紧密,刚建交时期的中国热稍退了之后,只有少数人在学汉语的。作为唯一的女学生,我在汉语课堂上无法避开老师的视线,非得努力学习不可了。


我选修汉语,主要出于对远处的向往。


在早大的入学申请书上填写“第二外语选择”时,在“德、法、西、俄、中”共五种语言当中,对我最有“异国魅力”的就是中文。小时侯,接触到外国文化的机会少之又少。哇,多么特别!进入了青春时期,别人大多热中于英美文化,我却始终被稍微不一般的地方所吸引。


当年,“汉文”还是日本高中生必修课之一;把古汉语用古日语念下来,很不好啃。但是,我们满喜欢听老师讲有关古代中国文人的种种插话,比方说,爱酒如命的大诗人李白晚上坐船要捕捉水面上的月亮而不幸溺死等。另外,“国语”课本收录的鲁迅作品《故乡》,对我们影响也相当大,几乎每一个同学都能背诵最后两行,登场人物闰土又亲切得犹如住在远处的老朋友。


对我来说,中国文化一方面并不陌生,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上的距离与社会体制之不同而觉得非常遥远。两个互相矛盾的因素加起来就造成了很强烈的“异国魅力”。


二十一岁的我对周遭现实感到疏远,宁愿被鲁迅、老舍、巴金等中国作家带到另一个世界去。独自坐在白天都昏黑的咖啡馆里头,一个词儿、一个词儿地查着词典看五四小说,我的心脏不由得扑通扑通跳起来。当初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忽而想通:这难道不是恋情?那年年底,我平生第一次在家以外的地方迎接新年,乃在上海宾馆顶楼的迪斯科。


我是后来申请去中国的公费留学,第一年在北京外语学院汉语进修班,第二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上课;每次放假都背上背包跑去神州各地:从沿海到四川、云南、东北、内蒙、新疆、青海、西藏、海南岛,越远的地方越值得去。我对中国的理解主要来自当年天南地北的自由旅行,对中文的掌握则来自旅途上跟各地老百姓的交谈中,真得感谢中国教育部每月二百七十块人民币的奖学金了。


一离开家乡就不大想回去,多想看世界,恐怕是很多人年轻时候的经验。


永远改变了日本社会的泡沫经济,是1985年由纽约广场饭店的国际金融协议开始的。




之前,1美元换240日元,广场协议之后,则换120日元了。日元的购买力一夜之间翻了一番,很多人赶紧跑到国外去抢买名牌皮包,回到国内炒股炒地了。本来节约勤劳的日本民族,忽而全变成了投资家、投机家。我偶尔从国外回东京探亲,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大家异口同声地谈着股票、外汇、房价、银行、利率等。股票和地价都越炒越热,东京旧市区的土地总价格竟等同于全美国了。


在新宿等闹区,几乎每个行人都穿着名牌服装、名牌鞋子,花大笔钱喝最高级的红酒、白兰地到酩酊大醉,然后不怕车费多贵都一定打的回郊区的住家去。那几年的日本,简直开着没完没了的嘉年华,或者说是天天过年晚晚过节的全民性疯狂。


经济过热的副作用很快就明显了。本来一点不值钱的小块土地,在短短几年内升了几倍,竟值几百万美元了;这么一来,传统的长子单独继承制行不通了,因为小弟弟小妹妹都要分到一杯羹。我爷爷、奶奶留下的寿司店,成了父亲兄弟姐妹八个人互相打官司争夺的对象;姥姥留下的小公寓也成了母亲三姐妹互相打官司争夺的对象。


官司总有一天要打完,但是骨肉之间的感情,闹了彻底别扭以后,再也没有办法修复的。于是,我结束十余年的海外生活回国时,父母双方亲戚之间的来往差不多都断绝了。可悲的是,我家并不是例外,很多东京人的家庭在八十年代末的几年里解体的。同时,传统习俗也在那几年内消失了。


泡沫经济只维持了五年左右,1990年就破裂。看最后决算,虽然有些人在炒买炒卖中发了大财,但也有不少人高利率借来的钱没来得及还清,结果破产或背上重债了。




此间媒体把九十年代称做“失落的十年”。在广大世界,一九八九年冷战结束,开始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及价值观念的大调整;然而,当时的日本人还在泡沫中集体跳着疯狂舞:第二年,泡沫破裂以后则茫然若失好几年,没有及时去对应在外面发生的重大变化。结果,国民经济长期停留在低迷状态。


九十年代末,一些评论家开始用“第二次战败”一词;美国、中国等国家的经济很活跃,相对而言,日本的国际地位下降得厉害,有必要重新复兴了。几乎同时普及的“全球化”一词实际上意味着“美国化”,让日本人更加感到失意。各大企业进行裁员,一些银行差不多倒闭而被国有化,客观情况非常严重。但是,很多人还忘不了八十年代的陶醉感,只要自己的银行户口里还有点储蓄,不想认真去考虑国家财政面临的危机多么大。


而我对泡沫时期的社会风气非常反感。


前些时,我参加了高中毕业二十五周年的校友会,甚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感。上层阶级出身,名牌大学毕业,任职于第一流公司的同学们,几乎无例外地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悲观。


有一个人,东京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后加入了大银行,在当时看来是保证高收入的稳定选择。谁料到,十多年以后,一些大银行消灭,一些互相合并,一些竟被外资收买。他很尴尬地报告近况说“我已经在第三家银行做事了”,但是在座的人听了那家银行的名字都很陌生,让人家更加尴尬。


他是很典型的例子。在其他公司工作的朋友们,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对自己的职业最满意的似乎是东大法律系毕业后任职于大藏省(现财务省)的一个同学。最保守的选择,获利最多:这是低成长社会的悲哀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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