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帆 | 新专家治国论

新专家治国论

张雪帆

不久前，白宫新冠疫情应对工作组阿特拉斯医生关于疫情之下要多在节日群聚、看望祖父母的呼吁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也将技术专家该如何接受政治领导、配合行政官员及参与治理的问题又一次放大。在此意义上，Anders Esmark的The New Technocracy一书恰是新时代对于经典议题的总结与反思。

在行政管理中，官僚制可能是最核心，同时又最被诟病的理论。首先，官僚制往往被认为是最普遍的组织形式，但其理论建构却是依赖理想模型。由于不存在完全符合理想模型的真实案例，这导致支持和反对官僚制的学者所关注的要点往往不统一。其次，官僚制在韦伯时代曾被誉为最有效率，但当下官僚制低效的例子却屡见不鲜，甚至还可能出现越符合法理权威，行政越低效的情况。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一方面要避免教条主义的循环论证，强行无视低效官僚制组织的存在，使结论凌驾于证据之上；但另一方面，我们仍需继续韦伯未尽的课题，寻找现代组织中所蕴含的不同理性运作机制，从而以更缜密的类型化充实我们对行政管理的认知。

经典的专家治国论（Technocracy）是一个在美国提出却由法国著名思想家圣西门发扬光大的理论。其核心观点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国家运作的方方面面都越来越依赖于规划设计和工程管理。社会生活及政治行政都能像工程一样计划设计并更好地运行。这一观点虽然盛行一时，但也随着行政国家的建立完善逐渐没落。然而，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官僚制行政越来越吃力的今天，它又以新的内涵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

官僚制本质上遵循的是法规程序权威，通过将人转化为仅具有功能的职位，从而剥离个性并理性地组织起来。然而，问题是各层级官僚制的顶端却又都被放置着个性化的政治领导。这就产生一个悖论，当领导不理性而且不许官僚系统理性的时候，理性/有效率地遵循命令让自己成为不理性/没效率的官僚还是不是理性/最高效的？对于官僚制法理权威和程序理性在面对“疯王”时的困境，专家治国论则希望用事实和科学技术理性予以解决。而且由于当下行政环境的转变，也孕育了区别于理想官僚制的新政策范式。

首先从组织上，官僚制无法覆盖已然网络化的社会。由于关注点、流量、情报、资源都极大分散且非政府垄断，治理中所需要的要素极为多元。科学理性基于知识的组织可以跨系统开源对话，从而整合成有用的方案，而针对职务的官僚制组织难以实现或替代这种效果。

其次从风险控制上，官僚制理性难以控制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官僚制的本意是排除意外，但意外随着社会复杂化越来越成为必然。这时，行政韧性的实现就更需要以问题导向而非程序导向，尝试将风险吸纳成自己系统运作的一部分。

第三从绩效上，官僚制强调贯彻而非学习的绩效观难以适应知识型社会。现代价值观下的行政管理绩效更强调总结、提升，而非单纯按程序办事。这也是新专家治国论往往和问题导向、试点创新、群众经验等结合在一起的原因。

可以说与原版相比，新专家治国论更强调智识的作用以及其伴随的对行政管理组织逻辑、程序理性、和伦理的重塑。提升行政管理效能的分析单位从职权（如古典理论）、经济利益（如新公共管理）、合法性叙事（如新公共行政）等转移到了治理知识的整合。这其中关键在于激活、调动体制内外可用于治理的智识与技术，而不只是以技术官僚制模式将工程师放在领导岗位上却还按官僚制运行。但也正因此，反对专家主义傲慢也变得更为重要。否则，专家治国和民粹主义的死亡循环会更严重。这将是所有政体都需要面对的行政问题。

【作者信息】张雪帆，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公共行政评论》2021年第1期内封书评。

初审：侯文炼

审核：林川

审核发布：刘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