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变迁
作者简介
王建华，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原题《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缘起、变迁与省思》，刊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 20—27页。此处为文章部分摘要，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注明文章出处。
19世纪后半叶，在西方文明影响下，西式大学在中国逐渐建立，从而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大学具有鲜明的文化性格。
晚清：经学为本、忠君尊孔、学仕一体
鸦片战争后，一些晚清士大夫为寻求强国之道，开启了近代教育改革。诚如盛宣怀所言，“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自洋务运动始，西方文化就以“器物”之学的角色进入中国教育领域，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又进一步使西学在近代中国大学里合法化。伴随着晚清社会文化变迁，西学在中国大学的引进与深化成为大势所趋；在“中体西用”的潮流中，中学的强化与西学的深入并行不悖，中学的根基作用始终未发生动摇。晚清政府一方面积极倡导“以夷为师”、“师夷长技”，另一方面更加强调“无论京外大小学堂，于修身伦理一门视他学科更宜注意，为培植人才之始基”。晚清时期中国大学的建立表面上是西方大学制度的移植与确立，内在仍然是以中国文化为中心，文化性格鲜明。“经学为本”是晚清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首要特征。士大夫兴办西式学堂以“固本”为前提，即要求“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礼，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在“经学为本”的基础上，“忠君尊孔”是晚清中国大学的又一特色。1906年学部《奏陈教育宗旨折》指出：“无论大小学堂，宜以经学为必修之科目，作赞扬孔子之歌，以化末俗浇漓之习；春秋释菜及孔子诞日，必在学堂致祭作乐以表欢欣鼓舞之忱。”除此之外，“学仕一体”是晚清中国大学在文化上的又一特征。1898年孙家鼐呈《奏筹备京师大学堂大概情形折》，其中有两条建议皆是立足官吏教育而立言的。其一，奏折提议“凡学堂肄业学业优异者，请旨录用为官”，为入学者从学习者到朝廷官吏的身份转换提供了制度依据，京师大学堂俨然成为学生学优则仕的通道。其二，“进士举人出身之京官，拟立仕学院”。仕学院专为京城官员而设，又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官吏西学进修之所。晚清中国大学之所以呈现上述特征，很大程度上在于，晚清士人作为中国大学的创建者与中国文化的传承者，根本身份是封建统治的维护者而非现代教育的构建者。“他们的立足点，就绝大多数人而言，还是封建主义。他们并不想从根本上改变封建教育制度，只是较早地感受到世界资本主义潮流的不可抗拒，试图‘稍变成法’，引进西学高等教育制度的某些部分，以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这就决定了他们倡导的高等教育仍打上了深深地封建教育烙印。”
民国时期：有容乃大、厚德载物、天下为公
辛亥革命后，中国大学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民国的创立，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确立的起点”。民国时期，近代（西方）意义上的大学制度逐渐建立与完善，同时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机构及其精神也在悄然回归，出现了“一道不太耀眼但也无法完全漠视的‘风景线’。那便是：或借书院精神改造现代大学（如蔡元培、胡适），或尝试重建已经失落的书院（如章太炎、马一浮）”。纵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和社会变迁，中西文化由在相互对抗中此沉彼浮到在相互制衡中逐渐趋于融合。涂又光在《中国高等教育史论》中指出，“西方文化，经过宣传，成为诱发中国文化固有能量的外因，其功诚不可没。但比较起来，在辛亥革命中，西方文化的作用，中国文化的作用，哪个大？哪个是根本？当然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养成中国人文化心理中无比强烈的以道批儒的原动力，这是内因，在西方文化作为外因的影响下，酿成空前的新文化运动。没有中国文化以道批儒为内因，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是根本不可能的。”
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民国大学逐渐形成了理想的文化性格。首先，“有容乃大”的传统观念在民国大学中备受尊崇。植根于中国传统，蔡元培不拘一格、容纳异己之办学理念使北大集天下大师而兴。此举不仅开民国大学不拘一格宽以容人之古风，亦奠定了民国大学“有容乃大”文化性格之基。其后梅贻琦掌管清华，亦坚守此念。其次，“厚德载物”成为民国大学的真实写照，清华校训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此外，“天下为公”的士人精神在民国大学也表现突出。在张伯苓教育救国办学方针影响下，南开大学自建立便以振兴国家励志而极重实用之学，成为民国大学士人精神的典范。民国时期中国大学之所以呈现上述理想的文化性格，民国知识分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与中国大学的主导者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西方文明的启蒙下，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在民国不乏其人，各种反传统思潮与话语此起彼伏。然而，即便是“‘五四’运动的先驱们，哪一个不熟读儒家经典并谙熟孔子的学说？”这些卓有才能的传统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占居于中国大学的主导地位是民国大学文化性格理想构建的一个重要内因。“从国立大学校长的实际操作观察，早期成为国立大学校长的主要是传统的士子，如北大校长严复、蔡元培、蒋梦麟等。私立大学的校长大体也不例外。如南开的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和华光大学校长张寿镛等。这个现象说明，中国早期承担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职责的，还是传统的读书人。”
新中国成立头十七年：以党治校
新中国成立头十七年是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普遍左倾，中国传统文化逐渐式微。此一时期对中国文化冲击最大、影响最深的莫过于频繁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知识分子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在1957年反右斗争之后基本保持了沉默。中国大学不再是知识分子的自由阵地，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与政治压力下，被迫形成了一些极为特殊的“文化性格”。“以党治校”的办学特色延续了政教合一、以政统教的文化传统。其中有两个关键性的制度设计。一是全国统一的考试制度。1955年为了确保各个学校根据自己的学术地位对报考者有一个公平的招收机会，国家制定出了全国统一的考试制度。直至今日，全国性的“统一高考”仍是中国大学的特色。二是大学生毕业分配政策。1951年《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中规定：“高等学校毕业生之工作由政府分配”。这一制度强调个人对国家的绝对服从，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退出历史的舞台。此外，为实现“以党治校”，“思想革命”的重要性被凸现。“正如晚清的儒家学说的经典著作被当作唯一的知识类型来加以保存，并以此为依据来安排一系列定义狭隘的专门知识已达到国家机器的目的。在新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新的正统，领导着新的高教体制。”1952年教育部制定出台《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指示》对全国高校开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作了具体规定，正式将“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论”及“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三门课程确立为高等学校的必修课。直到今天，“两课”仍是中国大学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主阵地。
改革开放以来：从式微的、消极意义为主的、政府主导的向平衡的、积极的、学者主导的转型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伴随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中国开始受到全世界的瞩目，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独一无二的标志成为树立世界中国概念的出发点。1991年江泽民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发出“必须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的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以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号召。近三十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传统文化在中国大学教育与改革中被置于突出的地位，并不断制度化为各种改革措施与教育政策。1995年原国家教委高教司在52所高校进行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试点并规定，试点院校应该制定大学应读、应知、应看的名著、名曲、名画、名剧的目录，开设全校性的人文社会科学类的选修课和讲座。1998年教育部设立了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负责指导全国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研究和解决其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1998年经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等高校成立“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基地”。进入新世纪，在文化素质教育的基础上，国学热不断升温，传统文化在中国大学里逐渐复兴，一种新的中国大学文化性格正在形成。某种意义上，当前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已走到了时代转型的关键期，所谓“转型”即从新中国成立头十七年中国大学式微的、消极意义为主的以及政府主导的文化性格逐渐向一种平衡的、积极的、学者主导的文化性格转化。所谓“关键期”是指现代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这种理想的可能性趋势在理念上已经逐渐成熟，正在寻求制度的支持与实践的落实。但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到，由于行政化和官本位体制难以突破，甚至还有加剧的趋势，当前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消极意义仍然很浓，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在中国大学里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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