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关注】精神信仰的心理功能
作者简介：彭彦琴（1973— ），女，江西九江人，博士，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教授，主要从事理论心理学及佛教心理学研究；孙琼（1994— ），女，江苏镇江人，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研究生，主要从事理论心理学及佛教心理学研究。
”在中华文明之下，人们受到传统文化儒释道思想的影响，发展出具有人文色彩的精神信仰。在此背景下的“精神信仰”是一种植根于儒佛道文化土壤，关注内在体验和精神成长，遵循理性价值原则，以个体的自我超越、人格整合为旨归的本土信仰范式。精神信仰的功能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可以调节情绪、提升安全感、获得归属与爱、约束自我、升华精神境界，实现心理状态调节与平衡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从某种程度上，会使人安于现状、动力缺失，引发非理性的态度及行为，产生制约个人和社会进步的负面影响。精神信仰与个体的认知、情感体验、行为的关系，环环相扣、不可分割，一同促使精神信仰发挥其功能，即精神信仰使个体的自我概念、自我同一性及自我调控得以发展，最终将三者有机整合，实现了人格完善、自我超越。
（一）精神信仰的积极功能
1.调节情绪
当今社会，面对日趋激烈的社会竞争、紧张的生活节奏，人们内心压力不断增加，精神能量急剧下降，焦虑、忧郁、失落、压抑等负性情绪随之而来。情绪的调节对处于此般状态的人们而言显得极为关键，而宗教自古以来就充当了平衡心理、净化情感的角色。有研究表明，宗教性越强的信徒，其生活满意度越高；我国学者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宗教信仰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起积极的调节作用。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具有较高宗教信仰的个体，其积极情感水平较高、消极情感较低。
在理性发达的现代社会中，信仰逐渐由纯粹宗教开始向精神信仰过渡，也就是说人们可能不是依托某一具体宗教安顿精神，而是通过更加个体化、心理学化的方式来完成。例如，时下最为盛行的各种禅修活动，尤其是正念禅修，包括慈心禅，这是一种区别纯粹宗教的心理操作技术，即从宗教中提炼出来为现代人的精神信仰服务。精神信仰促进个体调节情绪，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
一方面，个体可以在仪式、活动（如正念禅修、祷告等）中宣泄负性情绪，获得积极情绪。有研究表明，正念水平高的个体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正性情感、生活满意度和较低的负性情感。正念会影响个体调节情绪的策略，它强调对个体自身的感受、想法和评价的觉察，通过这种觉察，提高了注意和认知功能，并实现去自动化、减少负性思维和回避行为，因此改善了情绪调节困难的状况。而实现这一功能的关键在于，正念训练促进了情绪调节的脑区——左侧额叶的激活，这种增强的激活强度便与正性情绪增强相关。由此可见，正念能够调节个体的情绪，促进正性情感的产生。
作为传统佛教禅修方式的慈心禅，正受到心理学家的关注，系统的慈心禅训练可以培养积极情绪、缓解消极的情绪反应，而即时的慈心禅练习也可以作为一种情绪调节策略。慈心禅之“慈心”，是用包括慈、悲、喜、舍四种心理状态对自己、他人、所有众生乃至对待所有事件，以及各种负性情绪，即人生三大根本烦恼——贪嗔痴。2008年，Fredrickson等人进行了慈心禅干预研究，结果发现慈心禅训练可提升参与者日常生活中的积极情绪，积极情绪通过提升各种生理、心理、社会资源，间接地导致了生活满意度的提升和抑郁症状的下降。另一项EEG研究则对15名有抑郁史的被试分两组分别进行慈心禅或正念的训练，前后测对比显示两组均有积极情绪的提升（左侧前额叶激活）。
另一方面，精神信仰能促进个体心境平和，获得心灵的安宁。长期禅修训练的个体在诱发愤怒情绪之后呼吸和心率都变得更慢，血压更低，它能促进个体的适应功能。任俊对此功能的生理机制进行了研究，发现冥想使个体的脑α波指数显著升高，大脑趋于放松、清醒和平静。在这种蕴含精神信仰的心理操作训练后，个体能更为客观地认知外界刺激，减少了其情绪认知上原有的消极，同时也可能降低了原有的积极认知，使得情绪更平和。
2.提升安全感
信仰为个体提供了精神依托，他们坚信自己会得到崇拜的神灵的庇佑，也相信宗教会给自己带来心理能量。有学者对西方关于宗教与心理健康研究的现状进行梳理，86%的临床研究发现宗教信仰有助于减少焦虑和恐惧。Kay等回顾了相关的诸多实验，得出结论认为，宗教信仰可以成为个人内部和外部控制的灵活性、补偿性来源，以缓解与随机性和不确定的经历相关的焦虑。在某种程度上，宗教信仰可以消除个体恐惧与焦虑，从而孕育出更高的安全感。大量研究表明，宗教信仰者中较为多见的“宽恕”，能够增强个体自我效能感，促进积极的自我评价和稳定全面的归因，从而激发了超越自我的意识，增加了与神际会的情感体验，并获得了无限的能量。这些有助于减少个体产生恐惧、焦虑、愤怒、敌意、沮丧和无望感的可能性，从而提升个体的安全感。同样，代表精神信仰类型的正念禅修对于健康人群而言，具有改善身心症状、降低焦虑水平的作用。当个体聚焦于某种特定的体验时，其意识活动可脱离对特定事件起因和结果的沉浸、担忧式思考，这种自主诱发产生的舒适感会保持下去并加深意识放松状态。
另外，宗教应对方式也会影响信仰者的安全感。Gerber等对1 016名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大学生的调查发现，积极宗教应对和PTSD呈显著负相关；消极宗教应对和PTSD呈显著正相关。对于具有积极宗教应对的个体而言，宗教信仰可以为其提供关于创伤事件的理解，助其采取正向的认知方式，并降低恐惧与威胁感。石红伟以患有癌症的宗教信仰者为调查对象，对其宗教应对体验展开了质性研究。研究发现癌症患者通过宗教应对重新认识人生意义，降低了对死亡的恐惧感，积极配合接受临终关怀，也减轻了心理痛苦。可见，无论是在精神障碍还是躯体疾病方面，积极的宗教应对可以发挥功效，引导个体正面苦难、客观对待死亡，调整其焦虑、恐惧的心理状态。因此，在临床上也可通过强化个体的宗教信仰，缓解其情绪问题，促进恢复。
在积极的生死认知和应对方式下，个体减少了对苦难的焦虑和对死亡的恐惧，增强了自我效能感，以期待与乐观的态度生活，这些正是安全感提升的体现。
3.获得归属与爱
信仰是个体行为，但在本质上，这种个体行为也带有社会性。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宗教能够使社会的不同个人、群体凝聚，不只是形式上的聚集，更是个体在心理上认同并达到了社会整合。
有学者在心理学视域下对我国大学生信仰宗教的原因进行探究，认为宗教的团契性契合了大学生社会支持和归属感的心理需求。康廷虎和曹彦的一项研究印证了此观点，大学生基督教徒的宗教态度与主观幸福感关系密切，而社会支持在这两者间发挥中介作用。可见，信仰能够使个体获得较强的归属感与爱。
传统佛教慈心禅也能发展个体的社会性，培育慈心是为了个人内心的净化和利益他人。与慈心修习者接触的人们，能够感受到他们所散发出来的善意，并与其安稳、融洽地相处。慈心禅能够提升个体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提升其归属感，在自我接纳、人际互动等社会性方面有良好表现。
4.约束自我
基于社会控制的视角，精神信仰具有道德控制的功能，这类道德控制不同于世俗的道德控制，从心理学角度而言，前者更强调内在控制，即自律；而后者主要依靠外在约束力，即为他律，如公众舆论。精神信仰对个体的自我约束作用，主要体现在行善、去恶两大方面。
大量研究表明，信仰与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人们对超越自身和社会的神圣力量的信仰和感知，使其在人际信任、合作沟通、帮助分享、慈善捐赠和志愿服务等亲社会行为上有所表现。以佛教为例，“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智度论》）主张慈悲，引导个体行善修习。段彩虹分析了佛教慈善的现代意义与现代问题，因果业报理念有助于实现慈善的诚信，信仰与修持目标有助于实现慈善行为的持久性，物质救济与心灵救济的统一有助于实现慈善的彻底性。可见，在注重个人心灵层面的修习和了悟基础上，人们也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公益慈善活动，践行慈悲利他的佛教理念。
另一方面，精神信仰也有助于矫治个体的不良行为，即“去恶”。李音祚提出佛教修行中的“六度”几乎涵盖了心理及行为矫治的所有现象，针对人性中六个方面的弱点进行改善：“布施度”对治贪吝；“持戒度”对治行为不轨；“忍辱度”对治瞋恨；“精进度”对治懈怠；“禅定度”对治散乱；“智慧度”对治愚痴状态。正念禅修——精神信仰的典型代表之一，在“去恶”方面也具有强大的作用。例如，正念禅修对矫正成瘾行为具有积极的作用，对于成瘾者而言，这种方式是较安全的，且容易接受的。可以看出，正念禅修对个体的行为控制存在一定影响。
精神信仰倡导“善”的价值，在行为规范上要求止恶扬善的行为养成，并因此成为个体自我约束的重要推动力。
5.升华精神境界
精神信仰不仅能够使个体自觉约束行为，促进善行，抑制罪恶，同时也能净化自我，完善人格，升华个人精神境界。
宗教关注人的意义，尤其是作为宗教信仰概念外延拓展的“精神性”，更是强调对生命终极归宿、自我超越的思考。有西方学者将其归于一种人格特质，它属于那些有超越性、神圣性追求的人，这种超越和追求促使了个体向更完善的自我发展。我国学者郭斯萍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土思考，提出了精神性是个体成长的源动力，他认为精神性统合包含了自我内部的统一和谐，也包括自我与社会、与自然的接触与联系，同时也体现了个体成长的积极主动性。
在精神信仰的典型代表——儒道两家思想精华中，“天人合一”对于天和，“贵和尚中”对于人和，“道法自然”对于心和有重要的智慧启迪和现代价值；同时，儒道心理和谐思想对不和谐心理能够一一破除：“反求诸己”的反省之道、“道通为一”的化解之道、“为道日损”的修持之道。可以说，儒道思想对个体心理的和谐发展、精神层次提升具有重要意义。郑剑虹与黄希庭对儒家的自强人格及其培养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仁爱人格、弘毅人格和革新人格是儒家自强人格的主要内容，其终极目标是养成健全人格，既具有个人取向，也存在社会取向。儒家思想影响之下，必会对个体的精神境界有所改变。另外，曾红等也将中国儒佛道思想在个体修养方面的最高追求进行了归纳，形成各流派的理想人格范型，如仁、智、勇是儒家所追寻的人格表现；道家则以“至人、真人、神人”、顺应自然为准则；而佛家追求超尘绝俗、平静安宁的心理状态。
“心学”是中华文化思想史上的精神瑰宝，它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影响绝不容小觑。心学所蕴含的思想强调内心的体验功夫，构建人我一体、物我一体的人文精神价值信仰，其所揭示的种种精义，是人们寻求德性发展、追寻生命真谛的理论源泉，更是解决当代精神困境之最具时代启发性的精神资源。近十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人们在享受着物质丰富的同时，也开始追求精神上的自我丰足，逐渐掀起了一股“王阳明热”“心学热”。无论是政府官方举办“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还是企业将阳明心学引入自身企业文化，抑或是书店关于王阳明的图书量大幅增加，都表明心学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贵精神财富正与现代化的精神紧密契合。
不难发现，精神信仰有助于引导个体进行自我探寻、自我超越，使个体的认知、情感体验和行为层面达到和谐统一，从而实现人格的整合与稳定发展。精神信仰的这五种积极功能存在递进关系，与马斯洛所提出的需要层次论有着密切关系。笔者认为，精神信仰功能的产生是个体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体现。首先，情绪调节作用、安全感的提升都是“安全需要”实现后的表现，个体寻求保护、安全感、可预测性，信仰能够给予的便是这样的安宁。其次，马斯洛认为人类需求的第三个层次是归属与爱，包括对根的寻求、对家和家庭的需要、对联系和亲密的需要，而信仰恰能给个体带来社会归属感、群体认同感以及收获关爱与帮助，是归属与爱需求的实现。再者，信仰有效地使个体“自律”，个体在行为约束中自我成长，其善行也赢得了他人的欣赏与尊敬，“尊重”需求得以满足。最后，精神信仰能够促使个体追求潜能的开发、促进对自身的认识和整合，达到自我实现。精神信仰能够满足人类的普遍需求，当渴望与要求实现时，个体也获得了成长，成长的过程便是人格丰富和完善的过程。而这正是对精神信仰并非迷信的最好印证，迷信主要是相信鬼神、卜筮，祈求能使自己或亲人避祸得福，与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相关，属于低层次的需求。
精神信仰的积极功能——调节情绪、提升安全感、获得归属与爱、自我约束和升华精神境界，都体现着个体对心理状态的调节与平衡。总而言之，充分发挥精神信仰的精神慰藉、行为规范功能，是促进个体身心健康、社会和谐发展的一大动力。
（二）精神信仰的消极功能
1.使人安于现状，动力缺失
精神信仰能够对个体产生精神慰藉、心理调适的作用，但由于人们对自身、对所处环境的认识和思考，赋予其不同的意义，它却也可能使人安于现状、消沉颓废，在困难前出现动力不足的状况。在基督教中，上帝安排着人们的命运，而人类是无法操控和改变自己的人生的。佛教徒也将自己的命运归于佛祖的定度，顺其自然才是该有的行为，有研究发现，信仰佛教的藏区居民出现了“重精神、轻物质；重来世、轻现实；重理想、轻实践；重命运、轻奋斗的心理结构”。我国民间信仰也强调“命定”“前世”，容易使人迷信自己的命运。在“宿命观”的驱使下，个体在挫折来临时，选择逃避现实；遭遇失败时，更多地归因于他人，如上帝、佛祖并没有显灵，无法正确地认识自我。另一方面，对神灵的绝对崇拜，必然会导致个体对本身的否定，逐渐丧失了自身的独特性。在某种程度上，如若个体无法理性地信仰，积极主动性会明显降低，能动性和控制力也会有所削弱。长此以往，个体的心理发展便会受到一定阻碍。
2.引发非理性态度及行为
信仰上的虔诚，能使人们自觉约束行为举止，具有其积极性，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有可能产生“玄秘主义”。它是以神秘观念灌输、遐思、禅定、祈祷、哲思等为诱发原因，引起特殊情感、观念、思维、体验等神秘经验，会带来情绪上的排他性，存在迷信倾向，具有一定的危害性：于社会而言，会出现宗教战争、异端仇视；对于个体则产生情绪思想及行为偏激，少数会精神异常，甚至精神分裂。
总之，精神信仰的功能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可以调适个体心理状态，升华精神境界；另一方面却会产生制约个人和社会进步的负面影响。因此，人们需要理性看待精神信仰的功能，努力克服其固有的消极面，将正面功能最大化，使其更好地为人类所把握。另外，从心理学的角度对精神信仰展开深入的研究，探索其功能发生的过程和内部机制，对进一步挖掘促进个体心理健康的因素是大有裨益的。
原刊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年第3期，此处为精彩摘录。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注明文章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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