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蔡元培与五四运动
作者简介：周川（1957—），男，江苏南通人，博士，苏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研究。
五四运动的爆发，自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而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的个人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蔡元培不但在两三年内通过改革形塑了一个全新的北大，为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奠定了基础，而且在五四运动从酝酿到爆发，再到高潮的整个进程中，始终与运动如影随行，对五四运动起到了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一、形塑运动发源地
蔡元培是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但几个月后就辞职了，他那时对北洋政府已经非常失望，辞职是不愿同流合污的表示。1916年9月初，正在法国留学的蔡元培接到北洋教育总长范源濂的专电，“敦请”他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可以想象蔡元培接电后心里的纠结：范的“敦请”毕竟是代表北洋政府的，四年前自己拂袖而去已经表明了态度，何况时下自己仍在发表言论批北洋治下的“社会之流毒”。不过，纠结归纠结，蔡元培还是接受了“敦请”并很快起程回国。11月上旬甫抵上海，蔡元培被两种不同的意见包围，一种是反对他进北大的，说北大是个大染缸，弄不好反而毁了自己的一世清誉；另一种是劝进的，“既然知道北大腐败，更应进去整顿”。据罗家伦回忆，孙中山是积极劝进的一位，孙力主蔡“应当去那个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如此才有利于“革命思想”向北方的“传播”。蔡元培最终“服从”后说，于1917年1月4日到北大上任。
那时的北大，流弊丛生，校长更是一个令人生畏的高危职业，此前的数任校长，没有一个是善始善终、全身而退的。蔡元培到任后不久给老友吴稚辉一信，解释了自己“允任”的理由：“觉北京大学虽声名狼藉，然改良之策，亦未尝不可一试，故允为担任。”看似轻描淡写，但他的内心恐怕没那么轻松，蔡元培后来说进北大时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感觉，可见，他对任职北大的风险有思想的准备，对前程的艰难也有预判，当然，他也是有“偏向虎山行”的勇气的。
蔡元培最痛心疾首的是北大的官僚化。他认为，官僚化是北大最致命的病因，也是北大其他腐败的根源，官僚化不除则北大永无宁日。蔡元培上任之后，一场与官僚化的交锋就此开场。1月9日，他在就职演讲中痛批校园里弥漫着的“做官发财思想”，针锋相对提出了对大学的新界定：“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提出这个新的大学定义，等于宣示了他的改革目标：要把这个“官僚养成所”改造成一所“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2月5日在答《大公报》记者问时，他再次强调，“认大学为科举进阶之变象”乃对大学“最大之误解”，并称，“现在首当矫正者即此弊，务使学生了解于大学乃研究学术之机关，进大学者乃为终其身于讲学事业。学生如此，教授亦如此”。官僚化是体制性的弊病，而且当时北大又病得很重，改革的难度和风险都很大，对此蔡元培真正豁出去了，他迎难而上四面出击，而且下的全是猛药。
首先是恩威并重，整顿校风。恩者，蔡元培从自己做起，一改历任校长以“特任”自居、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作风，平等对待师生员工。发起成立“进德会”，他作为普通一员入会；废止学生对校长的“呈文”陋规，改行体现平等的“公函”形式；他进出校门总要下车向校役脱帽、鞠躬，“打破了历任校长不理睬校役的惯例”。威者，严肃校规校纪，清退许多心不在焉、品学不端的学生，那段时期经蔡元培之手发布的“退学”“开除”“处分”布告相当密集，他还颁布了一系列新校规，如“禁止匿名揭帖”“绝不姑容学生对职员无礼”“从严整顿校风”，等等，一副下马威的架势。
二是更新教师队伍，辞旧聘新。引进“积学而热心”的教授是蔡元培的重中之重。被蔡元培引进到北大的新教师，计有陈独秀、何炳松、刘师培、顾孟余、刘半农、朱家骅、吴梅、胡适、沈兼士、周作人、李大钊、徐悲鸿、梁漱溟、杨昌济、张相文、张申府等人。尽管蔡元培一再强调“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招聘教师只看学问不问新旧，不问政治派别，但从这份名单上可以看出，被他“网罗”进来的绝大多数显然是新派知识分子。尤其是陈独秀、胡适这两位新文化运动旗手的到来，对北大的改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相对于聘新，辞旧或许更难，蔡元培顶住各种压力辞退了好几位不称职的中外教授，清理了一批兼课的政府官员。师资队伍吐故纳新，使北大新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储备了充足的新型人力资源。
三是改革校制。一者，调整学科：“扩张”文理二科，“截止”工科，“独立”法科，“归并”商科。这一调整显然是沿袭了19世纪初洪堡柏林大学的模式，把大学改成专事文、理基础学科的“纯学术”机构。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一改革不无问题，但蔡元培这样做在彼时彼地还有一个“不得已之原因”，那就是在他看来，法、商二科乃北大腐败之渊薮：法科学生多“以升官为的”，商科学生多“以发财为的”，全无“学术上之兴会”，而这种“升官发财”陋习又极“易传染”给别科的学生。改革的利剑仍然是冲着官僚化去的（不过他对法、商二科开刀的计划，未能如愿实现）。二者，推动学术研究，设立文、理各科研究所，成立学术研究会，扶持各类学术刊物（如《北京大学月刊》《新青年》《新潮》《国故》《国民》），扶助各种学生社团（如新潮社、国民社等，这两个社团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先锋和骨干的作用）。再者，改革学校的治理结构，健全评议会和教授会制度，废门改系，等等。
这一系列涉及深层利益的体制性改革，阻力和压力之大可想而知。1917年4月，几个北大“被黜之人”内引外合“鼓动反抗”，他们的靠山以“校长还要不要当”相威胁，但蔡元培始终不为所动。陈独秀、胡适等人放言纵论时政，深为北洋当局忌恨，高层施压要北大“解聘”陈、“约制”胡，蔡元培拒不理睬，他说“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面对林琴南对北大“覆孔孟”“铲伦常”“废古书，行用土语”的指责，蔡元培以“仿世界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6]予以回应，据理反驳。蔡元培的勇气和担当，来自他的地位和威望，也来自他的个人品质，同样也来自他对高等教育规律的认知以及由此形成的坚定信念。蔡元培顶住各种压力和威胁，坚定不移地推行改革，不仅迅速地使北大旧貌换新颜，而且他本人也作出了不畏艰险、革故鼎新的示范，激励着北大师生的发展。
经过这一系列改革，北大在短短的两三年内脱胎换骨，由一个“官僚养成所”初步转变成为一个“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在这个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里，大师云集，玉树盈阶，质疑问难，弦歌不辍，各种新学说、新思潮喷薄而出争奇斗艳。“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改革后的北大，正呈现出蔡元培心目中的“大学”之“大”。这种“大”，不仅是大师之大，学问之大，更是精神之大，气象之大，它表现为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言行方式：不唯书不唯上，不迷信权威，敢于质疑批判；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勇于求异创新。这样一种大气象，在精神上和思想上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胡适说，“五四运动不是偶然的”，它是“有两年半的新思潮新文艺做背景”的，而这“新思潮运动的意义，就是一种批评评判的态度和精神，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周策纵更是肯定了北大改革与五四运动的内在关系，他认为：“蔡元培在国立北京大学由1917年开始推行的各种改革，其在‘五四运动’发挥的重要性，不下于陈独秀之创办《新青年》。”其实，自陈独秀被蔡元培“网罗”进北大之后，《新青年》就成为北大的一部分。经过蔡元培改革的北大，正是因为有了大批新型知识分子，因为有了《新青年》《新潮》，所以如虎添翼，它在人才上、思想上、精神上、组织上都已经为五四运动做好了准备，它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实乃势所必然。
二、引发运动并为运动护航
1918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结束，可是在巴黎和会上，跻身战胜国行列的中国却在外交上一败涂地，中日不平等条约不但没有取缔，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反而转让给了日本。蔡元培与当时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一个大喜大悲的心理变化，他对北洋政府尤其是对操控北洋当局的“安福系”的不满，更与日俱增。
在国人声讨北洋政府的浪潮中，北大学生原定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到天安门举行大规模抗议，按照罗家伦（当年新潮社学生领袖）的说法，计划“由北大学生在天安门外率领一班群众暴动”。后来将行动提前到5月4日，则与蔡元培有直接的关系。据当时与蔡过从甚密的叶景莘（时任北京欧美同学会副总干事，蔡为总干事）回忆，国务总理于5月2日晚密电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在“山东权益”协议上签约，3日蔡元培从汪大燮处得知这一消息，“当晚九点左右，蔡先生召集北大学生代表去谈，其中有段锡朋、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诸先生”。另据许德珩（当年国民社学生领袖）回忆：“最初，这个消息是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告诉蔡先生的，蔡先生马上透露给我。”许回忆这是2日晚上的事，因为正好这天晚上《国民》杂志有个例行的社务会议，“讨论了卖国的北京政府准备在和约上签字的问题”。还有田炯锦（当年北大学生）回忆，５月３日下午，与田同住一室的狄君武回宿舍，说起“今天下午在一个会议上，蔡先生言巴黎和会的情势……”蔡元培向北大学生透露这个消息是5月2日还是3日？到底首先是透露给谁的？各人回忆细节略有差别，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正因为北大学生从蔡元培那里得到这个坏消息，遂于5月3日晚七点在法科大礼堂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其他在京高校也有代表参加），“会议决定次日（4日），各校齐集天安门举行游街大会，同时推举代表到各国公使馆陈述对于青岛之民意及其决心；通电各省一致奋起抗争”。可见，五四运动之所以为“五四运动”而不是“五七运动”或者其他什么运动，与蔡元培的通风报信有直接的关系。
3日晚上北大学生召开大会时，蔡元培在校，他对大会的决定应该知情。大会结束后，蔡元培“即召学生会干事狄福鼎等，嘱其转告同学，途中须严守秩序”。当时他“向狄表示，他对学生们很同情”。5月4日上午11时左右，就在北大学生即将出发之际，教育部派员随同几个军警官员到场，意欲劝阻学生的行动。当时蔡元培是否在场，各说不一，有说“到场劝止”的，也有说不在场的。在蔡元培本人的多次回忆中，均未提及当时自己是否在场，但他“不去阻止他们”而是默许了学生的行动，这是比较确定的。因为有部员和军警到场劝阻这个小插曲，事实上北大学生是最后到达天安门广场的。随后发生的一切，从天安门前的集会，到东交民巷使馆区的抗议，再到火烧曹汝霖的赵家楼、痛殴章宗祥，则是势在必发，也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了。
就在北大学生出发后不久，蔡元培接到教育总长傅增湘奉命打来的电话，“责令蔡校长召回学生，不准游行及干预政治”，并请他到部商讨对策。蔡元培的态度很明朗，回曰：“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制止。”亦不去教育部。4日那天，“蔡先生一日未离校，亦未进食”。
4日下午在烧楼、殴章之后，学生受到军警的弹压，有三十多个学生被捕。当晚，北大学生再次齐集大礼堂，商讨营救被捕学生，群情激奋，各种激进的提议都有。这时蔡元培来到会场，同来的还有他邀来的法律专家王宠惠（他们一直在商讨营救被捕学生的法律途径）。据陶希圣等人回忆，蔡进到会场后，“安静、祥和、从容”地对学生说：“现在不是你们学生的问题，是学校的问题，不只是学校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被捕同学，我去保出来，你们可以散会。”同时他也动情地说，“希望”学生“听我一句话……从明日起照常上课”。会后蔡元培径往警察局交涉，但他的努力没有效果，悻悻然无功而返。
5月5日是星期一，学生并没有按照蔡元培的“希望”去上课。这天上午，各校学生代表聚集北大，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发动了大罢课。下午，蔡元培召集北京高校校长到北大商讨营救对策，当即组成以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随后蔡率“校长团”先后去警察厅、教育部、国务院及总统府交涉。6日晚，在蔡元培一行人的强烈要求下，警察总监终于妥协，同意“有条件放人”（国耻日不准学生参加国民大会，各校学生次日起一律复课），蔡元培等当即予以承诺。当晚十点左右，蔡回到北大，召集学生领袖罗家伦、方豪等人说明交涉经过，劝说他们动员学生次日上课，并表示“可以用生命人格为担保”。
7日上午，被捕学生被各校用汽车接出，一起到了北大，蔡元培与北大师生齐集红楼门外，列队欢迎这些获释的学生，场面很沸腾。随后，蔡元培召集学生汇集到操场，先是安慰学生一番，接着又讲了一段意味颇深长的话：“……实则此次举动，我居间有无数的苦衷，所以不得不望诸君稍为原谅，自己受些委屈。”并嘱咐大家以后要“坚持冷静态度”。
蔡元培对4日学生行动的态度是比较复杂的。他向学生通风报信导致运动提前爆发，起到了促发的作用；4日学生上街以后他“不忍制止”且“一日未食”，说明他赞成学生的爱国举动，且为学生的安危担忧；当学生行动失控，特别是烧楼、殴章之后，“显然因为事情闹大而感到意外”。他自知作为校长负有责任，内心的矛盾肯定是有的，但总的来看，蔡元培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很鲜明，其言其行都表明了他对运动的支持，这已有诸多当事人的回忆以及相关的研究可以证实。
更重要的是，当得知有学生被捕之后，蔡元培毫不犹豫挺身而出为营救学生四处奔走和抗争。这从大处讲，缘于他对丧权辱国的痛恨，对北洋当局的不满。而从他的身份讲，则缘于他对校长职责的忠诚。在学生爱国运动和强权弹压之间，只要学生的安危受到威胁，校长几乎是出于本能地必须站在学生一边，充当学生的保护人，承担保护学生的责任。这是作为一校之长的职责之所在，也是校长的良心和道义之所在。5月4日至7日三天里，蔡元培对学生行动的“骚扰举动”可能有过疑虑，但他忠实地充当了学生保护人的角色，忠实地履行了为学生的行动护航、为学生的安全抗争的职责，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三、助推运动高潮
5月7日上午，被捕学生全部获释，北京各高校恢复上课，这场运动在北京似乎到此就可以告一段落了。如果7日上午果真就这样画上一个小小的句号，那么，这场运动的具体进程或许就会改变，意义也可能会打折扣，因为仅就4日的行动而言，它充其量也就是一场“学生的运动”，而且是一场没有达到目的的学生运动，还没有达到毛泽东所高度评价的那样，成为一场“彻底的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彻底的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的运动。 4日学生行动的目的有二，一是“外争主权”，二是“内惩国贼”，7日被捕学生虽然获释，但运动的这两个目的并没有达到。尽管北京学联从7日开始就在酝酿新的行动，京外各地的声讨浪潮也并未平息，但北大作为运动的发源地，北京作为全国运动的中心且又是北洋政府的所在地，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倘若北京的运动暂时停歇下来，对整个运动势必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恰恰就是在这个关节点上，蔡元培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举动——5月9日辞职并悄然离京出走，瞬间成为一个新的导火索，重新点燃了北大学生的激情，于是，北京的这场运动非但没有在7日告一段落，反而从9日开始有了一个新的开端，而且迅速扩及全国，不断掀起高潮，直至获得胜利。这个局面对于蔡元培本人来说，或许是他始料不及的，但历史就这样注定了他在这场伟大运动中无可替代的作用。
蔡元培的辞职是向大总统和教育部提出的，原因如其辞呈所言：“近日本校全体学生又以爱国热诚，激而为骚扰之举动”，他作为校长“约束无方”，故“竭诚呈请辞职”。北大毕竟是北洋政府辖下的学校，蔡元培很清楚自己作为一校之长对4日行动负有的责任，因而是脱不了干系的。辞呈所言只是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而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当时，各方反蔡势力都蠢蠢欲动，不仅威胁到他本人，甚至威胁到北大及其学生。具体来看，一是当局将运动“加罪于北大之一校，北大一校之罪加于蔡校长一身”，因此“撤职查办北大校长”在当局几乎是一边倒的主张，而“解散北大”的动议也甚嚣尘上。二是安福系和曹、章之流更是磨刀霍霍欲行报复，他们以“烧宅”“殴身”为由起诉学生，当局也明令要“将已释学生送法庭惩办”，而外界传言曹、章欲以三百万金雇凶“焚毁北大校舍，暗杀北大校长，刺杀北大学生”，亦非空穴来风。三是因北大改革而失意的少数人也欲“乘隙而入”，里应外合，“动摇北大现状”。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蔡元培又拿出了他“政治生活中一贯的斗争策略”——辞职。蔡元培在与北洋当局的斗争中，“一面毅然斗争，一面准备在不可为之时作引退之计，难进易退是他行事的一大准则”。总之，对于来自各方的威胁和压力，蔡元培心知肚明，“蔡某不去，难犹未已”，与其被撤职查办，学校、学生以及他本人的安危受到威胁，不如自己辞职更主动，更能息事宁人，也更能表达出一种反抗的姿态。至于他是否预料到自己的辞职会引起学生更大规模的行动以致将运动推向高潮，恐怕未必。
蔡元培9日出京前，留下一则启事：“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我欲小休矣”，同时声明“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蔡元培前脚刚刚离开北京，这则启事紧接着就在北大学生中传开并被印成传单分发到外校，“挽蔡运动”由此爆发。与5月4日下午的行动相比，“挽蔡运动”的最初几天，学生是相当理性而克制的，也许是他们意识到4日行动的过火之处以及蔡元培等人为营救被捕学生所作的承诺，因此他们只是以“呈文”教育部的形式“陈情挽留校长”，派出的学生代表还提出了三条富有建设性的“挽蔡”建议。
但是，安福系本来就把蔡元培看作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蔡的辞职正中其下怀，因此对于学生的“挽蔡”诉求，当局不仅不明确表态，反而在9日发布了三道气势汹汹的命令，一令“查办”北大校长（这一条后在教育总长的要求下撤销），二令由警察厅将获释学生重新拘捕送交法庭“惩办”，三令“整饬学风”。显而易见的是，在那个敏感的时刻，下达这样的命令无异于火上浇油，于是“挽蔡”运动急剧升温，罢课罢教掀起高潮。直到14日晚，北洋当局才在各方压力之下发布一道命令，表示对蔡元培所辞“著毋庸议”，所持理由是“妥求善后”“校长职责”。此令明显没有挽蔡的诚意，其言下之意似乎是：五四谁惹的祸谁收拾，别想一走了之。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当局与这道命令同时发布的居然还有一道“挽曹挽章”令，对曹、章二人加以抚慰，并且对学生严词恫吓。如此倒行逆施、昏庸蛮悍，不仅再次激怒了师生，也激怒了广大民众。从15日起，运动迅速升级，从学生“总罢课”到北京各高校校长辞职、教育总长辞职；从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到工人罢工、商人罢市。运动迅速由教育界扩展到社会各界、各阶层，从北京扩展到上海、天津乃至全国，主题也从“挽蔡”再次上升到“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政治层面。
学生的运动升级以后，北洋当局的态度在表面上有所转变，表态要“留蔡”，同时也多次致电蔡元培本人表示“慰留”。然而，蔡元培对当局的诚意始终存疑，他离京后先到天津，再到上海，一路都处在观望之中，辞职的初衷未改。17日夜他到了上海，18日上午他与来访的蒋梦麟、黄炎培、沈恩孚等人面议良久，他们具体的商谈内容没有直接资料可证，但此后，蔡元培的态度显然有所松动，这可由他20日复北洋当局电报为证：“奉大总统指令慰留，不胜愧悚”，“政府果曲谅学生爱国愚诚，宽其既往”，那么“元培亦何敢不勉任维持，共图补救”。电文表明，蔡元培实际上是“有条件的”接受了当局的“慰留”，愿意回校“维持、补救”。数日后黄炎培、蒋梦麟致胡适信亦可作旁证：“回校复职事，孑公已允。此事若不另生枝节，大学可望回复原状。”
但世事难料，枝节还偏偏就是生出来了。蔡元培于5月21日到达杭州，很快就洞悉北洋当局“留他是假，去他是真”，故他于26日复电当局：“卧病故乡，未能北上。”这就意味着拒绝了当局的“慰留”。6月6日，北洋当局也终于失去了耐心，撕下了虚情“留蔡”的面具，发布大总统令宣布由“胡仁源署北京大学校长”。此令发出，师生的怒火再次喷发，社会各界的反应也愈加强烈，整个运动呈现出激烈的对抗状态。与此同时，各界劝蔡“回职”的函电也纷纷发到蔡元培手里，许多机构和团体先后派代表到杭州面陈“挽蔡”诚意。在运动不断升级、“挽蔡”呼声不断高涨的情况下，蔡元培出于激愤于15日撰《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向各界宣示拒绝复职的理由：“我绝对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因为那是“半官僚的性质”；“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因为“思想自由，是世界各国大学的通例”；“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因为“北京是个臭虫窠”。这份宣言由于言辞激烈，被其弟蔡元康压下未能发表，但从内容上看，《宣言》无异于一篇檄文，表明了蔡元培对北洋政府决绝的态度，似乎也表明了他不回北大的决心。
运动在高潮之中，实现了广大师生和社会各阶层、各团体、各派别的大联合，汇聚成强大的社会力量，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压力，尤其是津沪工商界的强力介入给北洋政府以“最严重的打击”，终使北洋政府败下阵来。6月10日，北洋当局不得不发布命令，宣布“批准”曹、章、陆辞职并改组政府；6月28日，中国代表奉命拒签“巴黎和约”。至此，五四运动“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目的已经达到，在政治上获得大胜。
但学生的运动并未就此结束，因为运动的另一个目的——“挽蔡”还没有实现。6月17日教育部曾发布训令，调胡仁源“到部办事”，意欲缓解；同日国务院、教育部分别致电蔡元培，曰“学潮已息，校事亟待主持……务希早日莅止，以副群望”云云，同时派部员前往杭州“面致忱悃”，表现出迎蔡回校的积极姿态。蔡元培对此很冷静，他很清楚，17日训令虽然“调胡到部办事”，但并未撤销6日的“任胡署校”令，故他于20日分别复电院、部，“敢求转请大总统俯赐解职，别任贤能”，辞意仍坚。一场“拒蔡”和“迎蔡”的较量重又展开：一方面是安福系频施小动作，煽动少数对北大不满的师生“迎胡拒蔡”；另一方面是广大师生和知识界呼吁“迎蔡拒胡”。直到7月9日，在广大师生的斗争和社会各界的声援之下，加之众多朋友于公于私的劝慰，蔡元培态度终于转变，他于9日复电教育总长，说“宁敢固执己见”，并允“谨当暂任维持，共图补救”。同时，蔡元培致电全国学生联合会等有关团体，表示尊重“诸君雅意”和“各方责望”，“不容坚持初志”，公开宣告了返校复职的决定。其后，尽管安福系仍负隅顽抗，收买少数师生上演“迎胡拒蔡”闹剧，并在媒体上对蔡元培和北大造谣诬蔑，但这一切都已经无济于事了。7月23日，蔡元培发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联合会书》，说明复职是“为教育前途起见，义不容辞”，同时嘱咐：“诸君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推寻本始，仍不能不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也”。7月30日，北洋当局正式发布大总统令，宣布胡仁源“调部任用，准免署职”。蔡元培回北大复职的最后一个障碍也排除了，至此五四运动的所有目的全部达到，终获全胜。
四、延续运动成果
蔡元培因胃疾在家乡小休之后，于9月中旬抵京，其时恰逢北大新学年开学。虽说过了一个暑假，学生的激情差不多可以平静下来了，但五四运动却不一样，对于这样一场规模宏大、席卷全国的运动，学生是以完胜者的姿态回到校园的，运动的余热尚未消退，趾高气扬的心态也在所难免。如何让学生收心，把学生的心思收到学问上来，这是蔡元培返校后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在9月20日的开学典礼上，蔡元培高度赞扬学生的“爱国热诚”，赞扬学生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自治的能力”和“自动的精神”，但他的重点则在强调“大学是研究学理的机关”，并围绕这个重点大谈“研究的兴趣”“纯碎学理的文理科”“服务社会的习惯”等问题。这番话在平日或许是老生常谈，但在斯时斯地，却有一层特别的含义，有鲜明的针对性。
从倾向性看，蔡元培对学生运动的看法其实是比较负面的，尤其反对罢课。他常说：“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但五四运动于他或许是一个例外，5月4日的学生行动可能是他在校长生涯中唯一一次“不去阻止他们”的经历。可是在五四运动一周年后，各方都比较心平气和了，蔡元培在回顾五四时的一番公开讲话，仍能反映他对运动之“损失”的深深遗憾，“人人都知道罢工、罢市损失很大，但是罢课的损失还要大”，他甚至说这场运动“实在是损失的分量突过功效”，故他告诫学生以后“无论何等问题，决不再用自杀的罢课政策”。在他看来，罢课不啻“自杀”，它杀掉的是“学问”，是“学术上的效能”，并会导致“虚荣心”，这样的损失是没法计算的，也是没法弥补的。
尽管有这样的倾向性，但五四运动之于蔡元培真是一个例外。他充分肯定五四运动是一场特殊的爱国运动，肯定学生的“爱国热诚”和“空前的奋斗精神”，也肯定运动取得的巨大社会“功效”。事实上，五四运动对蔡元培本人的影响也很大，运动前后他在观念和言行的许多方面也有不小的变化。如果说，五四之前的蔡元培是以“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为口号，表面上对新旧不偏不倚而实则维新的话，那么五四之后的蔡元培则非常旗帜鲜明地站在新的一方，并与旧势力摊牌了。如1919年3月，蔡元培在答林琴南对北大“尽废古文，专用白话”的诘难时，费了很多篇幅，举了许多实例，详证北大并没有“尽废”和“专用”，对古文和白话的优劣却并未表态，而到了运动之后的11月，他在公开演讲中则历数白话文的种种好处，并断言白话文将来“一定占优胜”，态度转变很分明。1920年4月，蔡元培作《洪水与猛兽》一文，把“洪水”比作新思潮，把“猛兽”比作军阀政客，“对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导法，让他自由发展，定是有利无害的”。如此鲜明的言论，他在五四之前也是不多见的。五四运动也鼓舞了蔡元培，因此，他在五四之后没有停下对北大改革的步伐，而是借助五四运动的东风，或者深化已有的改革，或者发起新的改革，使得五四运动的成果在北大的改革中得以延续。
一是继续完善“教授治校”制度。鉴于运动期间因其辞职而引起的动荡，蔡元培切身感受到将全部校务系于校长一人的危害，他复职后多次强调：“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当年11月，他主持制定《国立北京大学内部组织试行章程》，提高教授在学校管理中的权重，进一步突出“教授治校”。1923年6月，蔡元培向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提议：由八校教授会公推一个董事会，“负经营八校之全责”，而各校校长则“先由各本校教授会公推，再由董事聘请，不复受政府任命，以保独立之尊严，而免受政治之影响”。这个提议的核心，是由公推的董事会代替政府来行使管理大学之“全责”。用心不可谓不良苦，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的这个提议胎死腹中，不足为怪。
二是继续加强学生自治。蔡元培充分赞扬学生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自治能力”、“自动精神”及其“自信”，因此在五四之后，他愈加注重学生的自治，11月他支持学生会通过了《北京大学学生会章程》，认可学生会有更大的自治权力。同时，他以更大的力度鼓励和扶持学生的各种社团，如对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等，蔡元培都尽最大努力予以包容和扶持。他对学生会创办的平民夜校倾力犹多，原因也与五四运动直接有关，这场运动由最初的学生运动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民众运动，蔡元培看到了民众的力量，也认识到民众教育的重要性。他倾力扶持平民夜校，实乃既把它当作学生自治的重要组织，又当作教育和唤醒民众的重要途径。
三是推行男女同校。五四运动中的一大新事，是女校的女生冲破层层阻拦加入到运动的行列中来，并且起到不小的作用，同时她们在运动中也经受了锻炼，提高了男女平等的意识。运动期间有甘肃女生邓春兰致信蔡元培，请求北大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遗憾的是那时他已辞职出京，并未见到这封信。蔡元培返校复职后，明确表态：“倘有程度相合之女生，尽可招考，如程度及格，亦可录取。”在他的力推之下，1920年先后有邓春兰、王兰等女生进入北大预科和本科，男女同校模式就此开启。
五、结语
五四运动从时间进程上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从5月4日爆发到7日被捕学生获释，是第一阶段；从9日“挽蔡运动”发生到6月底政治目标实现，是第二阶段；此后到7月底蔡元培宣告返校复职，是第三阶段。从这三个阶段及其前因后果上可以看出，蔡元培与五四运动的整个过程都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他在运动的整个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蔡元培的这种作用，学界已有多种论述，有说他是五四运动的“先导”，也有说他实际是五四运动的主要“促发者”，还有说他是五四运动的“同情者”，而运动的亲历者许德珩则认为：“蔡先生不仅仅是精神上的指导者，简直就是实际上的行动者。”这些论述从不同的角度描绘了蔡元培在运动中的角色，说明了蔡元培对于运动的重要性。
事实上，蔡元培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是多重的，他在运动中的角色也是复合的。蔡元培既是运动的奠基者和筑路者，也是运动的引发者和护航者，又是运动的助推者、行动者，在一定意义上还可以说是运动的终结者，也是运动成果在北大的延续者。作为奠基者和筑路者，他对北大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革，为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精神上奠基、筑路，使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作为引发者和护航者，他向学生通风报信从而将运动定格在了5月4日，他挺身而出营救被捕学生，为运动起到了护航的作用；作为助推者和行动者，他的辞职将运动推向高潮，相当于投身实际的行动；作为一定意义上的终结者，他的返校复职终使运动画上了句号，然后他又借运动的东风在北大深化各项改革，在北大延续了运动的成果。当然，蔡元培在五四运动中这种无可替代的作用，有一些是他有明确主观意图主动而为的，如对学生通风报信、保释学生、辞职等，还有一些则不是他主动有意而为，而是由于他的所为在客观上引起的后果，如他辞职助推运动到高潮。但无论如何，无论其作用是出于主观的意图还是客观的效果，是主动为之还是预料之外，可以确定地说，蔡元培在五四运动全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关键的人物，他对五四运动的作用和贡献是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
本文原刊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年第2期，如有其他媒体或机构转载，请注明文章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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