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访谈】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国际比较与本土观照——谢作栩教授专访
编者按
作者简介
谢作栩(1950—)，男，福建仙游人，博士，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吴薇（1982—），女，福建厦门人，博士，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教育研究。
谢：滕大春、潘懋元先生等前辈较早看到了世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趋势，开始思索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该怎么走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还处于精英高等教育阶段。到199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才到10%左右。面对高等教育向大众化阶段迈进的大势所趋，那时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在学界中比较早地集中讨论了这个问题。当时我请王香丽翻译了马丁·特罗的《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这篇文章，大概有3万多字，之后在《外国高等教育资料》中全文刊登，为国内学者学习和研究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提供了便利；同时，我们学院也把马丁·特罗关于高等教育大众化这篇文章的原文寄给了教育部有关领导。
在更早之前，有一个舶来概念叫作“国际化”。“国际化”这个概念在提出来之后被一些人认为有西化的意味，认为我们把一些英美的东西不加批判地都接受下来。所以当时有人对引进“大众化”这个概念也存在疑虑和不同看法。我们对此做了解释：大众化只是规模的扩张。伴随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和学生的多样性，高等教育观念、管理体制、人才培养目标、人才规格、课程设置、教学形式、师生关系、质量标准等出现了相应变化，这并不存在西化问题。其实，教育部在1999年已经确定了高等教育要向大众化发展的规划，《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1999年）虽然未提“大众化”这个概念，但提出了“到2010年入学率将达到适龄青年的15%”的发展规划。所以我们学者也在努力做这方面的探索工作，来推进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研究与实践的发展。同时，我们也对美、英、日、韩等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进行了讨论，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是内生的自然演变，但是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我们既要看到发达国家是怎么走的，又要思考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过程中我们的一些管理体制是不是相应地主动做些改革。所以当时在潘懋元先生的指导下，我们师生合作撰写了《试论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这篇文章，认为在中国高等教育快要迈入大众阶段门槛的过渡时期，中国的高教体制已经自觉地在变革，以适应大众化的发展，而非滞后。
问：您的博士论文《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的研究》（2000年）是从哪几个方面入手探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的？当今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从大众化向普及化迈进的新阶段，现在回头看，你对当时的研究结论和观点有何看法，又有何新的思考和感悟？
谢：20世纪90年代初，潘懋元先生让黄福涛做了高等教育近代化方面的研究，黄福涛教授找出了欧洲高等教育近代和古代的本质差别在于课程内容引入了同时代的最新科技和生产知识。90年代中期，潘先生布置我做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探索。当时，我找不出那时候的高等教育和近代延续下来的高等教育在课程引入同时代的最新科技和生产知识方面有什么新的飞跃。后来和潘先生商量，探索高等教育的一个发展趋势——大众化。根据马丁·特罗关于高等教育大众化“量”与“质”十一个维度变化的思想，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道路，主要集中讨论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方向”，即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总体上，是“以学术为主导”还是“以社会需求为主导”？第二是“动力”，会有哪些新的力量参与高等教育？支撑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财力构成将产生什么变化？第三是“载体”，即人才培养的体制结构如何演变？第四是“形态”，即规模扩张的速度、波动振幅以及区域均衡等问题。
当时，该论文提出了四个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要以社会需求为主导方向，紧密联系经济生产；逐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样化高等教育体系；财力构成已从“国家政府包揽”走向“国家政府财政拨款为主，社会多方力量参与为辅”，必将再走向“社会力量为主，政府力量为辅”；此后十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适度扩张的“度”为“高等教育学生数的年增长率，控制在7%~13%，毛入学率的年平均增长率控制在3%~9%区间为宜”。这前两个研究结论是对国内外高等教育实践特征的刻画，那时没引起什么异议，但学界对第三个观点“社会力量为主，政府力量为辅”的异议较大，当时的我国政府年度财政性拨款占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六七成及以上，有学者认为非政府的社会财力难于成气候。对第四个研究结果，规模适度扩张的“度”的推算，当时，教育管理部门和学界均对世纪之交连续几年大学生数年递增百分之二十几感到过快了，影响质量，提出要降低增长速度。至于什么“度”是合适的？本人根据其他国家高等教育较长时期的发展态势和中国经济发展情况、人口变化、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历史数据，对适度的“度”进行推算，此推算的目的是力图去认识我国高等教育实践的内在特点，推断的结论是否经得起实践的检验，那时心里也没底。总之，当时对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这几个方面的探索是粗线条的初步讨论。
现在回过头来看，国内著名学者陈玉琨、马陆亭等数十年持续探讨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社会投入的构成演变，不仅将此研究推向精细化并影响政府决策，其研究结果表明在2005年之后，我国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投入逐步超过了政府财政性投入，而且占比越来越大。另外，我国学历教育的民办高校也从1999年的37所增长至2019年的756所，这也说明了我国参与高等教育办学的社会积极性高，力量扩张迅猛。至于高等教育规模适度扩张的“度”，现在回首，1999—2018年间，我国普通高校在校生数年平均增长为10.7%，同期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年平均增长8.3%，均落在前面所提的“适度区间”里。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涉及因素众多，平稳性发展是其自身特征所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可以去探索和认识，但揠苗助长只会徒增“折腾”，于事无补，不可为。
谈到“思考和感悟”，第一，2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令人欣喜。我在八九十年代就关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当时一直想着，中国的大学生数哪天能达到美国的一千四五百万，那该多好。自1999年教育部发出高等教育向大众化进军的号角以来，中国普通高校在校生数已从1999年的400多万上升至2018年的2 800多万，在规模上，已将高等教育大国美国远远甩到背后去，同期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从10.5%上升至48.1%，即将跨入普及阶段门槛。纵观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百年发展史，此速度空前未有。
第二，决策和管理日趋科学，高等教育发展基本平稳，未出现大起大落，令人欣慰。新中国高等教育曾经历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建了又关了880多所高校的“大起大落”惨痛教训。1999年，时任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博士等呼吁高等教育扩招以拉动经济，刺激了有关方面的冲动，当年高校扩招47%，次年再度扩招30%多，在校大学生数瞬间激增35%。连续几年大学生数高达百分之二十几的大幅度增长致使高校办学条件不堪重负，难以为继，引起教育部领导和教育学界的警觉。2001年秋教育部领导在虎门召开“2002年全国高等教育招生会议计划工作会议”上就提出了高等教育要在保质量的前提下稳步发展的指导意见，并布置厦大高教所和上海教科院背靠背分头开展“普通高校基本办学条件标准”的专题研究和指标的修订，在此基础上多次征求各方修改意见，于2004年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作为高校办学“合格评估”和“审核评估”的重要参考指标沿用至今，保障了高校规模的稳步增长。本人有幸参加了这一专题研究并列席那年招生会议，对教育决策者和管理者的明智和科学态度感触颇深，迄今难忘。
第三，抓住主要矛盾，与时俱进地开展高等教育普及阶段的研究。20年前，我没找到区别现代高等教育与近代高等教育的质的飞跃的分水岭。但是今天我隐隐约约感觉到了，目前的高等教育跟以前的高等教育有了一个质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以数字化的形式为载体来呈现课程，以及相应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或称“混合式学习”，国外学者称“blended learning”。比如：慕课（MOOC）、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SPOC，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或叫“私播课”、翻转课堂、虚拟课堂等。我感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现在高校教学过程中的两大要素，学习的内容及其载体形式产生突变，教学手段出现突变，引发了人才培养的理念、教学组织形式及场所等均产生了剧烈的变化，这个应该是现代高等教育与之前的高等教育的分水岭。从这个视角看，高等教育经历了从古代中国孔夫子、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以口头语言为知识载体的效率低下的个别化教学上升至近代夸美纽斯倡导的以学习统一印刷课本为载体的知识以及一定规模的分级编班上课，扩大了规模效益但放弃了个别化教学的因材施教优势，再上升至今天的以数字化为载体的知识和超大规模的网络化在线教学以及兼顾因材施教优势的线上和线下的个别辅导，走出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的发展道路。换个视角，从马丁·特罗关于高等教育大众化“量”与“质”十一个维度变化来看，互联网时代带来的“教学组织形式与师生关系”的剧变，是当前及今后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阶段所要面临的主要研究问题。我目前与信息工程专业的教师、学生管理干部、辅导员合作，联手挖掘大学生第二课堂活动大数据，推进粗放型的学生第二课堂活动逐步走向精准育人。自己参与工作的《“五维一体”网络育人新探索》一书被教育部思政司列入其组编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文库”，2019年出版了。
问：您早期对国外的大众化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您的研究视野主要聚焦在国内，开始建高等教育数据库，对不同民族、不同社会阶层背景的学生的高等教育获取差异进行了大量的数据调查，您当时是如何思考研究主题的转向的？
谢：我想我们学习比较教育本身就是要做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就是为我们自己的国家服务的。这始终是我的一个初衷。一个重要的机遇是，在2002年，我到美国联邦教育部“全国教育统计中心”接受了十多天的培训。在培训的过程中我发现美国教育界已经开始用在线数据分析系统来做研究，回国之后我就想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能不能也尽量创造这样的条件，让更多的学者能够基于数据和事实的基础做研究。所以在2003年我们就开始着手做这个工作，设计《大一学生调查问卷》，开展大学生背景和学习投入等方面的调查，收集了几十所高校一万多名学生样本。在经过第一轮的工作之后，2007年我们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同类别高校开展调查，与全国各个省、市学者联合起来调查了168所高校，总共收集了6万多的样本，最后得到4.7万左右的有效样本，覆盖面大，具有代表性。2017年，我曾经指导的刘自团博士联手全国同行，再次做90所高校近4万2017级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我也积极参与了。我们建的高教数据库是公益性质的，放到网络上供社会使用的。既有中文版也有英文版，中国和世界各国学者都可以看到，这始终是我们坚持的一个初心。因为现在研究者和管理者需要利用数据，我们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服务于社会大众，服务于学者，就是效益最大化。在线数据库建立之后，全国各地的学者和感兴趣者都可访问这个网站，而且国际上也有几十个国家的人访问过我们的在线高教数据库。
谈到研究主题从高等教育大众化转向少数民族大学生。我觉得，这两者是有联系的。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张，那谁的受教育机会多？我们最应该关注的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少的弱势群体是谁？他们的困难是什么？通过学费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研究型大学收费是五千左右，然而社会中下层家庭子女在公办高职的占比最高，却每年要缴七八千甚至一万多学费。当时我们也发表调查结果并指出，希望研究型大学与公办高职收费的倒挂现象能得到逐步调整。通过调查数据的分析，我和我的研究生从关注社会基础阶层的高等教育机会逐步深入至关注老少边远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机会。目前，我仍然参加本校少数民族预科班和少数民族内地班的家庭背景调查与学习收获、同伴激励等方面的课题研究。
问：通过您和您的研究生基于数据库做的研究，你们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究竟是加大了不同社会阶层、群体获取高等教育的差距还是缩小了差距，这一情况在后大众化时期是否有新变化，您是否有进一步的追踪研究？
谢：我和我的研究生主要做了2007级、2017级大学生背景和学习生涯的全国性的抽样问卷调查，也做了一些省份高校的毕业生的调查。我指导学生做了关于不同背景的学生入学机会的研究，比如我和陈小伟就写了《3种资本对不同民族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影响的差异分析》，里面写到我国少数民族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主要受其家庭所拥有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制约。我和谭敏也对我国不同社会阶层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少数民族在校大学生的数量有了较大发展，少数民族学生与汉族学生进入普通高校学习机会的绝对数量在增长。尤其是高校特设少数民族预科班、内地班之后，高校，包括研究型大学，其少数民族学生占比基本达到甚至超过全国少数民族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另外，从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差异来看，民族聚居省区与全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绝对差距虽然有所拉大，但其相对差距却有逐步缩小的趋势。从区域来看，民族自治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还十分薄弱，但其发展速度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我和我的研究生最初是利用数据探讨大学生家庭背景对学习的影响分析，后来逐步探讨不同群体背景的学生进入高校之后的学习生涯以及毕业后的发展。我看到的是，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促进了社会各阶层青年“趋中流动”。也就是说，处于社会基础阶层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以后，他们是流动到中间阶层去；社会优势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之后也基本流动到中间阶层，他们的初次就业的工资是处于社会收入的中档，这已经有很多数据可说明。当然我这里说的初次就业的“趋中流动”，是排除了私有企业主的子女，因为私有企业主子女大学毕业后有可能顶岗上位做企业主，那就直接跳跃到上层去了。但私有企业主毕竟是极少数，其子女不进大学也可照常接班。所以我的基本看法是高等教育本身具有促进社会阶层趋中流动的功能。大学毕业生就业过程中会有其他的牵引力，这种力甚至可能是与高等教育不同向的。比如，各个学生的家庭背景的力在起另外一个反作用，也就是说他们自身家庭的社会资本也在起作用，这其他的作用力可能会对学生进入社会之后职业晋升的快慢等造成影响。也许高等教育在毕业生就业之后的发展仍然持续发挥作用，但是同时也有学生的家庭因素开始起作用。
现在有的人说“寒门难再出贵子”，教育固化了社会阶层。最近也有一些人指出中国个别拔尖大学，近年来工农子弟是越来越少了。我认为这些研究是基于极个别高校短期出现的特殊情况。我们不能因为一两所高校短期出现的情况，就说中国高等教育起了固化阶层的作用，我从来就不赞同这个看法。我们要以长远的、发展的眼光来看。总的来讲，据我们的两次全国性大学生背景抽样调查，以及麦可思提供给我们的近十年700多所高校100多万毕业生的就业数据来看，近十几年来，我国高校每年接收来自社会基础阶层家庭子女占高校总学生数的六七成。成千上万的工农子弟进大学学习，他们毕业后基本上向上流入社会中层的工作岗位，并获得中层的薪金报酬。所以我个人坚持高等教育具有促进社会阶层良性流动的功能的观点。这个观点连带我国700多所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薪酬调查数据，我写入去年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出版的《中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质量报告（2013—2018）》的第一章。
问：那么您认为当前我们能从哪些方面来为一些较为弱势的群体在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提供保障呢？
谢：现在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和分析报告比较丰富。我最近也在做相关方面的探讨。比如针对少数民族学生，首先是要加强师生互动，让本科导师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专门的辅导。其次是加强同伴合作，提倡少数民族学生与汉族学生混合住宿。因为一些少数民族学生在入学时与汉族学生的成绩存在一定的差距，可以让一些成绩较好的汉族学生与成绩相对较弱的少数民族学生合住来帮助他们。这个做法是根据我们从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同伴激励的效能是，同宿舍的舍友，成绩好的学生容易把弱的学生带上来，而且好的学生不容易被成绩较差的学生拉下去。因为好的学生自制力比较强，不容易受到影响，成绩较差的学生一般自制力比较弱，容易受别人影响。第三，加强少数民族学生的课外集体活动和学习，增强他们对学校的归属感。目前我们对少数民族学生学习问题的调查显示，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自卑感比较强，要关注他们，进行正面引导，增强他们的自信心。最后，还要通过多种方式来增强他们的学习动机。根据我们的调查显示，少数民族学生根据兴趣和能力来选择专业的比例是低于全体学生的平均水平的，学校应该给予他们转专业的充分机会，激发这些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增强他们的学习动力。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找到最需要支持的群体。刚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时，我们讨论的是整个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问题，与汉族学生的入学机会对比，少数民族学生更需要扶持。之后我们进一步发现，在少数民族群体中也存在着差异，城市户籍的少数民族其实还好，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入学机会是较少的。我当时有一个国家级课题，我的博士生杨倩就专门到云南去，对哈尼族、彝族、白族、傣族、纳西族等不同民族的学生进行调查，写了《城乡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机会差异研究——基于云南省五个少数民族的实证调查》这篇文章。其中就提到云南省地貌复杂，云南少数民族居住地形立体分布，居住在平坝、河谷、半山区的不同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城乡少数民族之间获取各类资源的机会存在着很大差异性。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去找出最贫困、最需要帮助的一些群体。这么多年来国家对于少数民族的支持很多，比如普通高考降分录取，高校也开设了少数民族预科班、少数民族内地班，目前来说更需要关注扶持这些少数民族预科班和内地班的学生。我们现在还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我国高等教育快进入普及化阶段了，未来有更多的弱势群体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到底现在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哪个群体？实际上少数民族的教育和帮扶也逐步精细化了，在这方面我们一个新的观念就是要精准育人。所以我们现在与本校的职能部门联手收集了2017级至2019级的本科生的背景、心理健康状态、第一课堂、第二课堂、一卡通等方面的数据，并对接起来，为推进精准育人做好基础工作。希望以后能和更多的研究者合作，如果多所高校一起来做的话，这些数据脱敏后也可以向社会开放。
问：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从大众化向普及化迈进的新阶段，在新的过渡阶段您如何看待高等教育“质”与“量”的关系？
谢：我认为应该是两手都要硬，两手都要抓，当然质比量更重要。因为我们的大学生数量现在是全世界最多的，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刚接近百分之五十，美国等发达国家都已经达到百分之八九十了。我们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所以在量上肯定还是要继续稳步前行的。当然要在坚持质的提升和体系改革的前提下，稳步地发展量，而不是说以前发展量，现在就提升质。要继续稳步发展我们的数量，使我们的高等教育更健康地发展，现在就要进行结构性调整与改革，改善高校的基本办学条件，以及完善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同时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提升教学效果，为我国高等教育顺利进入普及阶段铺平发展道路。
教育部在近两三年来发布了很多有关提升质量、打造金课、淘汰水课、破“五唯”等方面的文件，可见教育部对质量的足够重视。但高校办学的基本条件建设仍跟不上规模扩张的脚步。从教师资源来看，近20年，中国小学生师比从1998年的24∶1下降至2018年的16.97∶1；同期，初中从17.56∶1下降至13.1∶1，高中从14.6∶1下降至13.1∶1，而高校生师比却从11.6∶1攀升至17.74∶1。同样规模的大学比中小学所需要的教师可以更少吗？此问题值得思考和研究。
近年，我也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政策规划所(UNESCOIIEP)组织的“高等教育内部质量保障优秀原则和创新实践项目”（Exploring Good and Innovative Options in In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in Higher Education）。领头的是邬大光老师，我们的研究成果也在巴黎出版了，拿了一个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总之，质量可以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一直在路上，它是没有封顶的，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更要考虑质量问题。谈到质与量的关系，我觉得是两条腿不可偏废。要想让高等教育的质量提高，就不能够只关注少数“国家精英”教育，更不能忽视绝大多数的面向社会行业的应用型技术人员以及普通公民教育的问题。
问：当前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您也一直在进行有关高等教育大数据挖掘方面的工作，您能否介绍一下大数据是如何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发挥作用的，您又是如何看待新时代的高等教育研究的？
谢：总的来说，我感到研究无止境，研究要落地，为中国高等教育服务。现在我们真正处于信息化时代、大数据时代，我们要利用这些技术来作为我们深入研究问题的工具，使我们的研究工作能够持续前行。如果没有工具的辅助，有时候我们的研究是很难深入下去的，一旦利用这些新工具可能会发现一个新的天地。当前，我们有了更好的工具，就积极去做、去探索、去运用。现在我们有一个为公众服务的高等教育数据库网站（http://xmchd.xmu.edu.cn/），是跟麦可思合作建的，每年都会做在线调查，并对公众无偿开放使用。再比如说，原来的第二课堂活动，缺乏数据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讨论。现在我们已经可以通过自己开发的App收集学生活动的信息，像学生借阅图书信息、文体活动信息、学生的消费数据、GPA成绩、学生创新创业等第二课堂活动的信息，等等。我们会在后台对那些非结构化的数据进行处理转变成结构化数据，然后再对接各类数据库，以增强数据的可挖掘性。现在这些工作已逐步开展了，研究者、教学管理者、思政教师和辅导员等均可利用这些数据做研究，同时改进自己的业务工作。
我憧憬利用更好的工具开展探索，目前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找出学生学习行为的规律，以此不断改进师生的教与学活动。去年我们与软件学院教师合作成立“高等教育大数据研究所”，获得福建省发改委的指导和资助，着手对学生课堂的体态语言初步探索。现在这个技术比较成熟了，学生在课堂中展示出什么样的姿势，系统就会自动捕捉并把图形记录下来，比如说你保持坐姿端正多长时间，或者睡觉的姿势多长时间。目前在收集这些数据，当数据收集到足够大的量以后，我们就可以去判断学生保持哪种姿势是在认真听课。但认真听课之后成绩就会好吗？这还不好说。现阶段我们尚处于收集这种体态语言并把它转成一种符号的阶段，在这之后还要和学生的成绩挂钩，所以这个工作还很漫长。目前，这个工作面临伦理学上的困惑，一旦学生得知自己的学习过程一直有人在观看和跟踪，这是否会影响其学习？所以，这项探索，应该先征求被观察者的同意再开展，或是先停下来。
同时，我们也开始关注利用信息技术，进行高考咨询的尝试。鉴于多年的调查，新生选择专业，其兴趣和能力适应性的解释力仅为25%~36%，受家长或其他无关学习的因素的影响甚大。新生进校后，想转专业的学生甚多。学习动力不足，一直困扰着师生。我认为培养学生涉及三个系统，第一个是动力系统，第二个是操作系统，第三个是评价系统。如果动力系统的问题没解决，你光是解决操作系统，不断地要求教师改进教学手段，学生改进学习方法，一般来说还是很难提高学习收获的，事倍功半。所以，首先要解决动力系统才能够做到事半功倍，就是说如果学生喜爱所学专业，乐意学，自己有学习动力了，操作系统再改进一下就好了。如果学生本身讨厌这个专业，不想学，教师教得再好，也未必有多大效果。现在根据这些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一个可做的探索是，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来更好地为高考生选择自己兴趣和能力适应的专业服务。去年开始参与软件学院的师生“双创”团队，将制作“高考志愿咨询网站”作为一个大学生创新创业第二课堂活动项目。
现在有关大数据的技术，慢慢也在向智能化发展，最终该走向AI。在评价系统上，我们课题组也做了教学评价微信小程序，可直接将评价结果反馈给教师和学生并存档。以后这种评价的结果反馈逐步智能化，例如，通过程序设计做一个因子和主成分分析，自动算出这个教学群体中每位教师的评价结果，并告知教师他被评的十几个方面，在哪一个方面改善一下，他的教学就会得到学生更多肯定，他的进步就更快了。这个已经带有智能化的味道了。
问：谢老师，您多年来累积了丰富的教学和研究经验，并且能够一直与时俱进，把握高等教育研究的前沿问题，您能否给年轻的研究者传授一些经验呢？
谢：第一，就是不保守，学习上要脸皮厚，不怕别人笑。我是文科生，但是我现在挺喜欢学习大数据相关的知识。编程我也开始学了，比如说用循环语句来变换数据库的数据排列，以及各种数据库的对接，等等。还有一些好用的统计软件和知识，如STATA、AMOS、HLM。其次，我在学习过程中，经常是急用先学，采用跳跃性和补偿性相结合的办法，这是时间仓促，不得已而为之的投机取巧。我个人历来就是想做什么事情就直接去学相关的知识，并不一定是循序渐进的，因为时间不允许。第三，大学能人多，我想做什么，需要什么知识、技术，不懂就去请教他人。我可以问学生，也可以问其他老师。比如，利用爬虫抓取网络上的信息，我请教过软件学院三年级本科生，能者为师。第四，在百度上提问，也可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目前，国内高等教育大数据的挖掘还处于初始阶段，但已开始走向智能化。现在做高等教育智能化的探索，一是要有教育理论素养，应该说我们学习教育学出身的在这一方面已有基础了。二是数据分析工具的掌握，那么就需要我们去学习。第三就是编程，即计算机语言的学习。可能一个人很难做到跨这么多的领域，但是你至少要了解这些方面，了解它们的工作原理是什么，这样才能便于与其他学科人员沟通和合作。多元的知识结构也许更有利于发现教育研究领域中新的探索空间。从这一方面去考虑，年轻人更需要掌握跨学科的知识。未来那些操作性的技术和知识会越来越简单化，比如我们数据库网站建的“在线数据分析系统”，其实在操作上已经很简单了，与自动售货机一样，你点一点鼠标，就能自动跑出想要的东西。你所要考虑的是你需要选择什么类型的数据以及这些数据是否适合用以表达你对某些教育现象的认知和思想。当然，数据呈现出来的教育现象特征，有时会颠覆和突破人们的常识和已有的认识，促进人们构建新的知识图谱。所以，跨学科的意识和知识，反过来又会不断增强学人的素养和功力。
问：非常感谢您能够接受我们的专访，通过您详尽的分享，我们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有了更深的体会，也对大数据时代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有了新的认识。
谢：谢谢，我也很荣幸能够借此机会和大家分享我的看法。也祝《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越办越好！
本文刊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年第1期，此处省略参考文献。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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