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燕(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自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以来，心理学明确进入社会治理的方阵中。但是，如何全面有效地发挥心理学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却一直在不断地探索着。目前心理健康服务已发挥重要作用，而社会心理服务的功能却任重道远。 一、 心理建设在社会治理中的使命与功能 心理建设具有两个层面的作用：一是肩负着为国家建设服务的使命，二是具备了为个体发展服务的功能，二者缺一不可。在国家建设层面上的目标是实现国泰民安，国家为人民的美好生活而努力；在个体发展层面上的目标是促进身心健康，这是国家繁荣的重要基础。 （一）心理建设对国家建设的作用 孙中山最初提出心理建设的思想，是为国家建设服务的，其思想阐述源自《建国方略》，体现出最初设计者将心理建设放置于国家高端建构层面，而非仅仅是现代西方所提出的心理助力。十八大报告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国家的五大建设中，特别突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心理建设镶嵌于社会建设之中。目前，由于中国的现实状态不能全面理解心理建设的高端特征，进而丧失了社会心理服务的本体功能。由对国家稳定与繁荣服务的社会心理范式，转落于为个体身心健康服务的医疗范式。 心理建设是维护国家稳定与昌盛的民心建设，其目标是国泰民安，服务对象的范围是全民，而非局限于心理疾患者。心理建设是共产党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永远不变的价值原则。从心理建设的服务层次上，从上位准确的工作设计，一直延伸到末端的基层实践操作，基层社区组织成为党直接联结民众的社会心理服务纽带。 （二）心理建设对个体发展的功能 自1879年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起，就肩负着三种功能：一是塑造优秀者，助其追求卓越、发挥潜能；二是帮助正常人，促其完善自我、幸福生活；三是治愈受创者，使其减轻病患、平稳心态。从学科完整功能出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惠及全民的。但是，能够准确对接于社会治理的国家服务功能被衰减，心理健康成为心理学阵营中的主力军，又由于人们理解的偏狭性降低了社会心理服务的本质特征，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缩小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又进而缩小为心理疾病防治体系，心理功能被狭制于个体服务的第三功能上，主方向的偏差严重影响了心理学科在社会治理中作用的有效发挥。 综上，从心理学的使命与功能来讲，目前并未全面地启动心理学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心理学被民间理解所绑架，无法提升至其科学的本质。 二、重大非常规事件的灾难管理要更关注社会衍生效应 灾难常常不是孤立事件，当今世界灾难的特征表现为复合型灾难的发生率高于单一型灾难。原生灾难所引发的后续连锁反应，构成了复合灾难的社会涟漪效应。 （一）原生灾难所引发的社会衍生事件会导致社会失稳 近年来的灾难事件往往演变成为具有多重性质的复合型事件，原生灾难会引发后续的衍生事件和次生灾害。2005年美国，遭遇卡特里娜飓风重创，由于当地政府应对失策，导致灾区社会秩序完全破坏，群际间（白人与黑人）价值冲突激化，天灾演变为人祸，也属于社会衍生事件。2011年，日本地震海啸所引发的核泄漏，属于次生灾害。以往灾难。告诉我们，倘若错过灾难管理的最佳控制时机或者管理失误，任何一件事情或一个自然灾难都可能成为诱因引发下一个连锁性反应，酿成次生灾害或衍生事件。对复合型灾难的应对难度明显高于单一灾难，让民众无法承受“雪上加霜”的伤害，使应急管理机构难以招架“应接不暇”的冲击。复合灾难越来越多地指向于群体与社会特征，且后续事件的社会特征越凸显，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就越严重，影响越深远。因此，有效应对复合型灾难中的社会衍生事件是关键环节。 （二）灾难所引发的群体社会性应激反应会引发社会动乱 灾后民众的心理反应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人类在突发的巨大威胁下本能表现出的身心反应，包括唤醒性的生理、情绪反应及僵化的认知行为反应等，这些反应受到进化影响、以生物本能为基础，因此称为生物性应激反应；另一类则是人类作为社会成员在突发事件后表现出的社会性心理和行为反应（如助人行为或求助行为、亲社会行为或反社会行为、积极生活或消沉颓废等），这些反应受到后天影响、以社会文化为基础，因此称为社会性应激反应。生物性应激反应因其突显性及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而更易受到人们的关注，而社会性应激反应则因其相对内隐且复杂的特点而被人们所忽略。但是，群体的社会性应激反应的作用更为广泛且深远，对于后续心理行为的变化趋势更具预测力。然而，事实表明具有群体特征的社会应激反应若未能有效处理将会引发民众的负性衍生行为，如价值衰落、国家信任、官民冲突、反社会行为、集群倾向等，其强大的社会后效性会直接威胁到国家稳定与民生问题。西方社会在疫情暴发初期民众不是储备食品而是枪支就说明了这一问题。因此，社会性应激反应被政府应急管理与社会维稳工作所重视。 （三）灾难应对体现出社会治理的价值文化理念 新冠肺炎疫情以凶猛势头波及全球，不同国家对灾难的应对方式也各不相同，其应对策略的差异源自不同国家存在的不同社会文化背景。首先，从个体层面上，灾难来临时，中国人囤积生活用品（粮食等）；日本人囤积卫生用品（卫生纸等）；美国人囤积安全用品（枪支子弹）。这一差异显现出不同文化的安全情结，也是各国民众最担心的事情，它可预测出不同国家社会衍生事件的表达方式。例如，美国民众最担心灾难所带来的社会动乱和入室抢劫，所以枪支弹药成为他们的防卫方式。其次，从国家层面上，各国抗击疫情的举措各不相同，充分反映了国家治理的文化价值取向。国际流行病学研究发现，疾病流行率与国家价值观有关，疫情流行率越高的地区，国家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水平越高。但是，没有关注国家集体主义价值观对于抗击疫情流行的积极作用。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国与美国等多数西方国家的应对模式不同，这是不同国家文化价值观的体现。中国作为集体主义为主导的国家，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应对的解释与建构是整体化、公共化、统一化的，将其界定为公共卫生事件，对所有个体负责。而个人主义盛行的西方国家大多将其定义为局部化、个人化，民众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中国抗击疫情的国家担当与民众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一致性，充分体现了国家治理与民众价值观的耦合效应，当政府应对与民众价值观一致时，会万众一心，战胜危机；反之，可能会出现社会衍生事件。 鉴于上述特征，灾难所引发的社会涟漪效应是社会治理不可忽视的环节，它关系到灾难应对的成效与社会稳定的保障。 三、灾难应急管理更要关注非稳态人群的心理疏导 非常规突发事件所产生的影响并非仅限于灾区，它会影响三类人群：直接影响受灾群体，间接影响潜在受灾群体（救援人员、记者、基层公务员等），灾区之外的外围民众（未伤及人群）。灾后触及到的社会群体与区域越广泛，引发社会事件的可能性会越大。把握灾后非稳态人群的心理动态规律是社会管理的焦点工作。 在外围民众中爆发的负性衍生事件可分为两类：一类事件源于外围民众对受灾区民众遭遇产生的同情，继而反映为同病相怜或同仇敌忾的情绪，出现声援性集群行为；另一类事件是外围民众在应对非常规事件时表现出的恐慌性应对行为，其本质是众多个体产生了相似的应激倾向。这两类社会衍生事件的潜在参与者统称为非稳态人群，两类民众行为的形成机理和心理变化轨迹各不相同。 （一）非稳态意见人群的声援性集群行为 对于某些事件的当事人，其社会身份或心理遭遇会激发相关外围民众的社会认同，使之形成非稳态人群，继而引发声援性集群行为。依据社会认同理论，外围民众通过民族、地域、宗教、社会阶层等指标将受灾者知觉为内群体成员，从而参与集群性声援行动。特别持有相同意见群体更易形成非稳态意见人群。 （二）非稳态应激人群的恐慌性僵化行为 灾难显性与潜在的破坏性会激发外围民众的生存威胁感，使其产生风险降临自身的非理性预期，从而表现出恐慌性应对行为。威胁僵化理论认为，威胁情境的感知会对个体造成两方面的影响：非自动化加工受损和自控力下降。导致出现抢购等大规模的恐慌性应对行为。因其以应激性反应为主，故称为非稳态应激人群。 因此，甄别外围民众的非稳态人群的指标特征，可作为引发负性衍生事件的早期预警信号，这些对于未来应急管理中防止由原生事件引发衍生事件具有重要的防范和预警作用。 四、后灾难时代社会治理所面临的新挑战 历次疫情过后都会带来世界变革，后灾难时代的到来让社会治理更加任重道远。 （一）后灾难时代的社会经济滞后效应 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可能让人们由对生命问题的关注转移到对生存问题的关注。灾难的滞后效应逐渐显现出来，首当其冲的是经济建设与社会稳定，全球经济下滑、失业率上升、贫困人口增加等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凸显出来，各国经济的连坐关系让社会涟漪效应不断扩张。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记者会上表示：疫情让世界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健康危机，同时也带来了一场经济危机和人道危机，其规模和复杂性是国家层面的措施所无法应对的，世界必须果断采取协调一致的创新行动。这一主张充分体现了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的灾难应对优势。以集体主义作为核心价值观的中国与后灾难时代价值理念产生了文化的契合性，人类要去重新思考后灾难时代的地球如何共同应对新的更持久性的人类问题。后灾难时代将会出现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国在新的时代变革中如何把握新的机遇，需要提前做出深度思考与战略研究。 （二）后灾难时代的社会心理服务新格局 这次疫情将会改变世界的格局。全球性的经济下滑、环境污染、社会动荡不可避免，人类要有心理准备，迎接挑战。心理学在新世界中将如何发挥积极作用，是我们每一位心理学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这次疫情凸显了民众对心理知识的需求与认同，各种心理服务成为国家行为，从一线的病人与医护人员的心理防护，到后方隔离状态下的民众心理调适，心理学也成为社区基层干部与居民有效沟通的润滑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在后灾难时代，将出现从个体心理服务转向于民众群体心理引导的重心转变，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心理挑战，需要心理学各方阵营团结协力，攻克难关。 自十九大党中央提出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之后，使得心理学开始明确进入社会治理的方阵中。灾难的涟漪效应是当今所面临的人类灾难的新特点，它凸显了对社会心理学知识的需求，这也是国际灾难心理学的发展趋势。当心理学为健康中国的服务作用已经被充分肯定后，心理学为国家稳定昌盛的社会心理服务的时代将会出现在后灾难时代。随着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全面建设、新格局的显现，心理学各种功能将会充分展现于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中，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在后灾难时代将会整合资源发挥其完整功效。